今天

告別亨廷頓

31/12/08

作者: 劉擎

亨廷頓認為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政治秩序遠比政體形式(民主還是威權)更為重要。這激發和啟迪了當時的“新權威主義”思潮。

聖誕前夜,塞繆爾‧亨廷頓在瑪撒葡萄園的別墅中與世長辭,享年81歲。對學者同行來說,他的一生近乎完滿,幾乎稱得上是傳奇──終其一生,他致力于熱愛和擅長的學術,成就卓著,如今可以無所抱憾地安息。

亨廷頓1927年在紐約出生,父親是通俗雜志的出版商,母親是短篇小說作家。最毋庸置疑、也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天資聰慧:16歲考入耶魯大學,兩年半之後以優異成績提前畢業。在美國陸軍短期服役之後,到芝加哥大學攻讀政治學碩士,隨後進入哈佛大學攻讀博士。1951年,亨廷頓獲得了哈佛大學博士學位,當時他還不到24歲。而從1950年開始,他已經開始在哈佛大學政治系任教,直到2007年榮休。在給哈佛大學校長的退休申請信中,亨廷頓表達了自己對教學生涯的鐘愛:“難以想象,對我來說還有什麼樣的生涯能比在這里教學更有價值或更令人愉快的了,尤其是對本科生的教學。”

在半個多世紀的學術生涯中,亨廷頓的主要研究領域是美國政治,比較政治學和政治發展理論。代表作至少有5本:《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1968年)、《難以抉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1976年)、《第三波:20世紀晚期的民主化》(1991年)、《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年)以及《我們是誰?美國國家認同的挑戰》(2004年)。他是被引用最廣泛的作家之一,因此也引起過無數爭議,也時常受到誤解。

亨廷頓研究的核心問題是文化與政治的關系。他最早于1993年提出所謂的“文明衝突論”,認為在後冷戰時代,世界政治的主導範式不再是意識形態的斗爭,而將被(主要以宗教來界定的)文明之間的衝突所代替。“9‧11事件”發生之後,“文明衝突論”受到全球性的關注,被看作是某種“先知的預言”。但是,亨廷頓本人並不承認“9‧11事件”應驗了他的理論。回答《紐約時報》記者採訪時,他說:“這不是文明的衝突,而是文明與野蠻的衝突。”當被問及是否寧願相信福山的歷史終結論──“西方文明將傳布到全世界”?他斷然答道:“我當然寧願相信如此,但這不會發生。”實際上,亨廷頓並不像某些中國學者所誤讀的那樣,是一個“普世價值”的鼓吹者。他在國際政治中的立場,是堅持文明(宗教)間的差異不可消除,因而主張要拋棄普世主義,在保持文化多樣性的前提下展開“文明對話”來尋求共同性。

但是,在美國國內的政治問題上,亨廷頓持有相當不同的立場。在《我們是誰?》一書中,他闡述了美國文化的核心是英國新教徒的價值觀念,這種文化包括職業道德規範和個人主義、英國的語言、法律制度、社會制度和習俗。而目前大量的外來移民正在導致美國文化的分裂,對國家認同構成了嚴峻的挑戰。他反對激進文化多元主義,堅持美國需要維系一個明確的文化傳統,否則會陷入“國將不國”的境地。

在我看來,亨廷頓在學術上具有經典意義的貢獻,也許並不是他晚年最著名的“文明衝突論”,而是他早年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在此,亨廷頓對政治發展提出了一種獨特的見解,認為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政治秩序遠比政體形式(民主還是威權)更為重要。這本書在1980年代末在中國翻譯出版,激發和啟迪了當時的“新權威主義”思潮。但是,如果深入閱讀亨廷頓的文本,會發現他並非主張一切維持穩定和秩序的政治手段都是可取的,而是主張要建設一種有效的制度化方案,來確立和維護政治權威,否則將導致兩種負面的後果──“腐敗”和“參與爆炸”。今天重讀亨廷頓的著作,仍然對我們不無啟示。

作者為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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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