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戰後馬來亞地區閩南人與華文教育之發展

26/11/06

戰後馬來亞地區閩南人與華文教育之發展

作者: 古鴻廷 曹淑瑤 日期: 未祥 来源: http://www.dseas.ncnu.edu.tw/—

母語的保存與發展,與母語教育有密切關係,而母語教育又與其存在的客觀環境有密切關係。移民海外的華人,承繼華族的傳統,重視子女的教育,為數眾多的華族移民及其後裔,在馬來亞地區先後設立許多華文中、小學,教育其子女,華校創立之初,經費泰半自籌,1920以降,英殖民地政府為管制華校,制訂許多法令條例,監控華校之運作,同時設立政府津貼制度,企圖「利誘」華校依據其藍圖而發展。

二次大戰後馬來土著民族主義的興起,對華文教育的生存與發展有相當程度的打擊,但為維護母語教育體系之完整,馬來亞地區華人於1956年創立了「南洋大學」,新馬分治後,由巫人主政之馬來(西)亞政府卻根據1956年之「拉薩報告書」及1960年之「達立報告書」,先後制訂「1957年教育法令」及「1961年教育法令」,迫使大部份華文中學校接受政府的條件成為「國民型中學」,不願改制則成為「獨立中學」,政府不再津貼,位於新加坡的南洋大學,則在受英文教育的政治領袖的主導下於1980年關閉。馬來亞地區華文教育人士為因應政府對華文教育之壓制,先後成立了「馬來(西)亞華校教師公會總會」(教總)及「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董總)繼續推動華文教育,位於柔佛新山的寬柔中學更於1957年表示不願接受政府津貼,成為第一間華文獨中學。華校董教總除強調華文為馬來(西)亞的民族語言,是馬來(西)亞人民日常生活最廣泛應用的語文外,並領導各華人團體力爭加列華文為官方語言,並在馬來(西)亞籌辦華文高等教育機構。在馬來 (西) 亞華文教育的發展過程中,不論是南洋大學的創立、董教總的成立、獨立大學的籌辦,華文獨立中學的復興運動,以及新紀元學院的設立,閩南人身為馬來 (西) 亞華族重要族群,在華教發展過程中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本文擬就半世紀以來,閩南人士在華文教育上的貢獻作一探討。

一、背景

移民海外的華人,1 承繼華族的傳統,對子女的教育甚為重視,2 為數眾多的華族移民及其後裔,在海外先後設立許多華文中、小學,教育其子女,馬來亞地區華人自不例外。在一次大戰以前,居住在馬來亞地區的華人,多半依其方言群之歸屬而設立方言學校。3-來自漳泉的閩南人身為馬來亞地區華人群體中最大支系, 4 也是最早移居此地的華族之一,許多人經商有成, 5 對於子弟的教育,自然不遺餘力,馬來亞地區最早的華文學校--萃英書院--即是由閩商陳金鐘於1854年創辦的。6 清末中國推動教育改革,閩南人也紛紛仿效在馬來亞各地開辦新式學堂,例如1904年檳城的中華商務局閩商林克全(福建海澄人)、柯孟淇(福建同安人)創辦中華學堂,1906年檳城的海澄新垵邱氏龍山堂集資創辦邱氏新江學校,1907年吉隆坡開辦的尊孔學校、坤成女校、商務學校,宜保開辦的育才學校、彭亨的育華學堂,1908年檳城書報社的閩商陳新政、吳世榮發起創辦鐘靈學校以及閩僑集資創辦的福建女子學校等等。7 1920年以降,英殖民地政府為管制華校,制訂許多法令條例以監控華校之運作,同時設立政府津貼制度,企圖「利誘」華校依據其藍圖而發展,只是當時華社經濟甚好,願意接受政府津貼的華校極少。

1930年代的經濟大恐慌,對以輸出橡膠、錫等原料的英屬馬來亞產生巨大的衝擊,為減少殖民地的勞力供應市場的壓力,殖民地政府對華人移入的人數加以限制,位於新加坡之海峽殖民地議會明白表示其所訂之外僑管制條例,旨在授權行政機關控制移民之品質,及禁止「不受歡迎的人士」進入馬來亞地區。8這項限制移民的措施,事實上是以華人為主要對象,迅速減少華人移入英屬馬來亞的數量,間接地也就減少華校學生的入學人數。

經濟大恐慌對於馬來亞華人社會的金融、航運及一般民生也產生直接的影響,9 因為橡膠和錫礦是馬來亞華人重要的生計來源。在1928年,華人經營全馬總面積3分之1的橡膠園,從事橡膠種植的華人多達18萬人,橡膠價格暴跌,造成許多華商財務困難或破產;同樣地,1930年錫價大跌,也造成許多華人礦場相繼關閉,華人礦工人數由1929年的十萬人減少到1933年的三萬四千人,每日工資也由1929年的85至90分減少到1931年的30至40分。10 1931年新加坡華商破產的案件就有250家,馬來聯邦有百分之55的破產者是華僑。11 著名福建幫領袖陳嘉庚的公司於經濟大恐慌中因膠價大跌,面臨財務困難而於1934年2月關閉。12 華人社會普遍不景氣,使得向來依賴華商的經濟支持,並向華社籌募經費的華校經營愈加困難。為解決經濟上的窘境,不少華文學校因而接受殖民地政府附有條件的資助,但殖民地政府在金文泰總督統治時期 (1930至1934年) ,取消了此項津貼,致令許多華文學校無法發展,甚至被迫關閉。13 限制僑民的出入,也使得華人子女無法恣意返回中國就學,對更高階段華文教育的需求逐漸出現,1931年鐘靈中學首先創設高中班級。14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旋即佔領馬來亞地區,改新加坡為昭南島,對華僑實施所謂 「檢證」 ,殺害「有反日意識」的人士,15 在日軍大力掃除、鎮壓下,幾乎所有華文學校全告關閉。16 少數隨後被日軍強迫繼續上課的華文學校,教師與學生之人數皆寥寥無幾。17 在日軍佔領馬來亞的3年8個月中,許多不願進入由日軍嚴格管制的學校而又想繼續學業的,泰半在田園林野日軍勢力不易到達的地方,由私人雇請教師作私塾式的進修。18

二、戰後初期馬來亞地區的華文教育

二次大戰以前,馬來亞地區絕大多部份的華文學校都只提供小學階段的教育,即或有提供中等教育的學校,也以「初中」為主。大戰結束後,各地華文中、小學校紛紛復校,此外,由於戰爭期間各方言群的一再合作,19 戰後華人之族群色彩逐漸淡薄,為方便籌辦較大型的學校,有些地方出現數間小型學校合成一間較大型的學校。20 同時,馬來亞華文學校的數目急速增加,至1946年,馬來亞地區有華文學校1千多間,學生總數達16萬8千多人。21

大戰剛結束時,在大英帝國支配下的馬來亞殖民地政府,曾表示對華文教育的支持,強調在馬來亞地區的各族群應學習其本身的母語及體驗其自己的豐富文化遺產。22 1946年殖民地政府提學司23 芝士曼(H. R. Cheeseman)提出《教育政策白皮書》,其要點為:(一)免費的小學教育,以母語(巫、華、印、英)為教學媒介;(二)所有學校將教授英文;(三)男女教育,機會均等;(四)後期小學將包括以英文為媒介而兼授母語,或以母語為媒介而兼授英文。24 在主客觀情勢都相當有利的情形下,馬來亞地區的華文教育不但恢復生機,更是發展迅速,25 戰前以小學為主的華文教育,逐漸發展中學教育。不但戰前創立的中學全都復校,許多新的華文中學也紛紛出現,1957年馬來亞獨立時,境內已有60間華文中學,26 而新加坡也有23間華文中學,27 1961年新、馬地區共約有150間華文中學。28 但自1949年中共政權建立後,以往華僑子弟返回祖國就學之門因英殖民地政府之剿共政策而關閉,同時,中國大陸一向為馬來亞之中小學師資主要來源,英殖民地政府為防共而拒絕簽發入境證,造成馬來亞地區華文中小學師資的嚴重短缺。29 為使海外華人教育有一完整的體系,東南亞華族,尤其馬來亞地區的華人社會,期盼在華族人數眾多的新馬地區設立一間華文高等學府,二次大戰結束時,曾有新加坡僑胞倡議由華僑自辦大學以滿足華僑社區之需要。1950年9月9日,原籍福建同安的陳六使30 以「福建會館」主席身份,在為會館旗下之華文學校籌款會上提議創立一所華文大學,陳表示,「二十餘年前,吾人出洋,思想為賺錢,賺錢入手,榮歸祖國,建家立業,可謂得意,今日見解已不同,自二次大戰後,吾人已認識馬來亞無異吾人故鄉,既有此新見解,自當為吾人馬來亞之子孫計,以南洋群島吾僑之眾,中學生之多,非從速辦一大學於中心地點之新加坡不可,願各位賢達共促成之。」31 但當時陳之提議似未獲響應。

1953年1月,陳六使再於福建會館的執監委員聯席會議中提出開辦華文大學的建議,32 此次陳的建議獲得新馬華人社會的熱烈反應。33 南洋大學創立之初,籌備委員會發表宣言,揭示創校之主要目的為:(一)為本地區華文中學畢業生提供深造之機會;(二)為華文中學培育師資;(三)為本地造就專門人才;以及(四)適應人口增加之需要。34 由於此時之英殖民地政府,不論在新加坡或馬來亞聯合邦,都已採取英、巫兩種語文為高等教育教學媒介的政策,對擬以華文為教學媒介的大學,自不願其設立,因而對它的立案加予相當的阻撓。在南洋大學籌建之初,時任馬華公會總會長陳禎祿對南洋大學之創立曾給予關鍵性的支持。陳禎祿為祖籍福建漳州的土生馬來亞華人,出身英文教育,雖不諳華語,也不支持華語文加列為官方語文,但卻支持華族子弟有受母語教育的權利,35 並且「為了民族文化的千秋大業」,極力支持在馬來亞地區設立華文大學,於1953年1月30日與當時的馬來亞大學校長 ( Vice-chancellor) 薛尼爵士( Sir Sidney Caine)在電台上做公開辯論。36 三年後,南洋大學始以「南洋大學公司」名義,以私人公司性質,完成社團註冊的手續。37 1956年3月開學時只有文、理兩學院,文學院設中國語言文學、現代語言文學、史地、政治經濟及教育5系,理學院設數學、物理、化學及生物等4學系,翌年,增設商學院,設工商管理及會計銀行兩系。38 南洋大學自創校後,聘請臺灣各大學之學者專家前往任教,許多國內知名教授曾先後前往任教。39

由於殖民地政府之高等教育政策,以培養殖民地之領導人為目的,對以華文為教學媒介的南洋大學,相當敵視,1957年初,以白理斯葛( S. L. Prescott) 為首的五位外籍教授組成調查團,以秘密調查取得資料後,發表「南洋大學評議會報告書」,對南洋大學之組織、行政、課程、教職員之任用,學生之生活、考試方式,都有改進之建議。40 此時,南洋大學雖有大學之名,但卻無大學之法定地位,雖於1956年在公司法下註冊,但殖民地政府並不承認其為一教育機關,也不給予經費上的補助。41 1959年新加坡之「人民行動黨」執政,通過「南洋大學法」(Nanyang University Ordinance),正式承認南洋大學為新加坡教育制度下之高等教育機構,仍不承認南洋大學授予的學位。42 1962年7月,南洋大學依照「南洋大學法」改組理事會,由新加坡政府提名3人,其他12州各推選1人,大學教務會議及畢業生同學會各推派兩人,組成首屆理事會,並選舉陳六使為理事主席。43

1955年獲得自治地位的新加坡政府,以及1957年獨立的馬來亞聯合邦政府皆未承認南洋大學授予的學位。可能是由於新加坡政府及聯合邦政府對南洋大學繼續採取漠視或敵視的態度,導致南洋大學學生一再與新加坡政府及馬來(西)亞聯合邦政府發生衝突,不少學生因而被捕。南洋大學學生會一再指責政府當局不經司法程序拘捕學生,壓制學術自由,企圖消滅華文教育及華族的民族主義意識;政府則譴責南大學生從事共產黨活動,鼓吹華族沙文主義,破壞馬來亞地區的族群和諧。44 在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聯合邦前一年的9月22日,新加坡政府宣布剝奪南大理事主席陳六使的公民權,迫陳辭職。45 此後新加坡政府對南洋大學的控制日趨嚴密,華文在作為教學媒介的原始規劃逐漸模糊,英文的重要性則日漸明顯,46 自1975年起英文取代華文成為南大的主要教學媒介,47 最後導致南大於1980年的關閉。48

當馬來亞地區的華人社會正在努力籌建南洋大學之際,國際政治局勢也在急速變化中,為恢復其殖民統治,戰後之大英帝國,企圖加緊對殖民地之政治控制,一再調整其統治策略,一方面強調大英帝國對殖民地之主權,另一方面亦對新興的馬來土著政治勢力作相當的讓步。英殖民地政府在其政治與經濟利益考量下,將海峽殖民地中的新加坡單獨劃出成一行政單位,海峽殖民地的另兩成員--馬六甲與檳榔嶼--則與原來的馬來聯邦及馬來屬邦合成另一行政單位,組成「馬來亞聯邦」(Malayan Union)。49 但這個構想卻在馬來土著民族主義的強力抨擊下,轉變成馬來亞聯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50 隨即馬共叛亂,英殖民地政府於1948年宣佈進入緊急狀態,為防止左傾分子利用華校宣傳共產主義,殖民地政府乃對華文學校嚴加管制,當時有212家華文學校遭關閉。51 1951年該委員會綜合「巴恩報告書」52 及「方吳報告書」53 提出主要依據「巴恩報告書」的教育報告書,強調教育應打破民族間的隔膜,其最理想之辦法,就是通過一種共同語文,因此政府不再補助新設立之方言學校,亦停止方言中學之津貼。54

依據中央教育諮詢委員會的報告書,馬來亞聯合邦制定「1952年教育法令」,確定以英文及馬來文為教育媒介語的原則,將華文及淡米爾文(印度族群之母語)列為第三種語文,也就是將華文學校及淡米爾文學校,排除於政府教育制度之外。55 為反對新政府的不平等待遇以及維護華文教育在馬來亞地區的生存權,華校教師公會首先於1946年底發動拒絕參加以英文出題的教師資格考試。56就在華校面臨極大危機之際,不少華文教育者挺身而出,祖籍福建晉江,出生於馬六甲的沈慕羽57 於1950年12月5日以馬六甲教師公會主席致函吉隆坡華校教師會,倡議組織全馬華校教師總會。1951年初,沈慕羽趁平民學校學生前往吉隆坡旅行之便,親向林連玉陳說「團結全國華校教師力量之重要性。」58 林連玉原籍福建永春,畢業於廈門集美師範,27歲時南來馬來亞。59 當「巴恩報告書」於1951年中發表時,林連玉已是吉隆坡教師公會主席,他以該會主席身份召開全馬華校教師會代表大會,直接促成「馬來(西)亞聯合邦華校教師會總會」於同年12月25日的誕生,林雖拒絕擔任主席而只任理事,卻是教總最積極的一位代表。60 教總成立之後,即擔負起謀求華校教師福利,「發揚中華文化,特別是爭取華文教育以至華裔國民在馬來(西)亞平等地位的重任」。61 教總第三屆大會,吉隆坡被選為主席輪位區,林連玉以吉隆坡教師會主席身份出任教總主席,「提出列華文為官方語文」的主張。62 林擔任教總主席這職位長達8年,直到1961年12月正式辭卸主席職位為止,這段時期被稱為「大馬華文教育史上的『林連玉時代』。」

三、馬來亞獨立後的華文教育

在馬來亞爭取自治至獨立的過程中,一個包括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所組成的政治聯盟,一直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63 在聯盟與英國政府的多番談判與交涉之後,再加上1950年代初期,聯盟在馬來亞的地方選舉當中皆深獲民眾的支持,英國殖民政府惟有逐步退出馬來亞的統治,並答應在1955年舉行第一次的立法議會選舉。64 在競選過程中,代表三大種族的聯盟受到由拿督翁(Datuk Onn Jaafar)所領導的國家黨(Party Negara)的嚴厲挑戰。拿督翁利用種族情感為博取馬來人的同情與支持,便以華人為其攻擊目標,指責華人不肯盡忠馬來亞,同時也指出巫統在公民權上的放寬,實有出賣馬來人之嫌。聯盟為能取得各方的支持和贏得該年的大選,因此,便由馬華公會會長陳禎祿出面邀請東姑拉曼及伊斯邁等四巫統領袖與董總、教總、馬華公會代表林連玉、沈慕羽等16人於其馬六甲之住處,對於殖民政府以英文為馬來亞共通語言政策作廣泛性之討論。65 雙方在該次的會談中,達成妥協方案,教總領袖答應於該年1月至7月的競選期間,不提華文必須列為官方語言之要求,而聯盟則答應在其競選宣言中宣稱,將檢討「1952年教育法令」,同時向華文教育領袖保證聯盟獲勝後,不會採取消滅任何一族的語言、學校或文化的政策,而且也將允許華校擁有其自然發展的機會。66

然而,此項選前的協議卻未因為聯盟的勝選而落實,67 新成立的聯盟政府,成立了一個以教育部長阿都拉薩(Abdul Razak)為首,包括5位馬華公會代表在內的15人委員會,審查現行的教育政策,同時負責提出改革或修正的建議。6個月之後,該委員會提出一份報告書,即通稱的《拉薩報告書》。68 1956年底,聯盟政府根據《拉薩報告書》,擬成了教育法令草案,並於1957年3月7日,經過立法程序,成為新的教育法令,通稱為「1957年教育法令」。根據1957年的教育法令規定,政府所舉辦的公共考試將只用官方語文來進行,因此若華文學校全面接受津貼而改為國民型中學的學校時,所有參加公共考試的學生都必須以官方語文作答。69 1958年9月,在教總主席林連玉主導下,在怡保召開了全馬華文教育大會,大會通過決議,「如政府堅持以官方語文為考試媒介,則應請政府即刻列華文為官方語文。」70

由於《拉薩報告書》有關馬來亞地區之語文政策的建議,是自治期間制定的過渡性文件,1959年,馬來亞聯合邦政府委派一個以當時教育部長拉曼達立(Rahman Talib)為主席的「教育政策檢討委員會」,從事檢討1957年教育政策實施情況及提供將來所應採取之方向的建議。1960年8月,委員會公佈檢討結果,提出通稱的《達立報告書》。報告書建議以兩種官方語文(馬來文和英文)為教學媒介。71 1961年國會通過以《達立報告書》所建議之政策,制訂新教育法令,該法令強調「馬來亞必須發展一個以國語為主要教學媒介的教育制度」。法令中更明白規定,馬來亞只有兩種中學,即「全津貼中學」和「獨立中學」兩種。72 法令要求過去接受部份津貼的華文學校,如要繼續接受政府的津貼,就必須成為「全津貼學校」,改制為以英語為教學媒介的國民型中學,教授華文的時間將大幅縮短,同時教育部將不再舉辦華文考試,73 並自1977年起,這種以英文教學的「全津貼中學」將再進一步改為以國語為教學媒介語的國民中學。74 不改制的中學,政府將不再補助,成為自籌經費的私立學校,亦即「獨立中學」。75 當華文中學面臨改制的情況下,新山寬柔中學董事會在閩籍的黃慶雲及葉金福76 支持下決定自1958年起,為「維護中華文化及馬來亞華校董事部之權益與優秀傳統之組織,」自動改為非津貼學校,黃慶雲且被選為建校委員會主任,77 寬柔中學成為馬來亞地區。

---

分类题材: 亚洲模式_asiamd, 南洋华社_nychinese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