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威权主义为何是当下中国所必需?

01/12/05

作者: 范海辛 日期: 1-12-2005 来源: http://www.chinavalue.net/
Article/Archive/2005/12/26/17079.html

(本文为对话体,甲问乙答)

甲:当下中国,民主少、威权多,因而导致百病丛生。阁下不为生民争民主,反而要当局进一步加强威权,岂非火上浇油、助纣为虐?

乙:不错,诚如君所言,当下中国因不行民主而致百病丛生。但解决之道却非即行民主。

当下中国在大的方面、总体方面而言,确是民主太少,但在有些方面,又是民主太多、 太滥导致当断不断、当行不行。譬如在统治集团内部,由于多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使得凡涉及这些集团利益的任何改革都无法践行。我主张的威权主义即是对此而言。

甲:原来你要的威权是针对统治集团内部的寡头民主而言,这一点我很赞成。不过我们知道,威权历来都是双刃剑,搞得好是铁腕治国,效率奇高,搞得不好,便如斯大林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那么你主张的威权主要是用来解决什么问题?对此你又有何总体设想呢?

乙:我认为,中国需要威权并非是哪一个人的狼子野心或奇思妙想,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即威权体制的践行含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特性。至于威权体制的任务——所要解决的任务,我以为主要是两个方面:

1, 政治方面以威权推进民主改革,反贪抑奸(商);

2, 经济方面以威权实现大跃进。

甲:概括一下,实际上你应回答四个问题:

1, 威权主义的必然性;

2, 如何防止威权主义的负面作用;

3, 以威权推进民主改革;

4, 以威权实现大跃进。

乙:同意你的概括,但在回答顺序上,将把如何防止威权主义的负面作用押后。实际上,除了这四个问题外,还有两个问题,

1, 什么是威权主义?

2, 如何实现威权主义?

因此,本文的提纲为:

(一) 对威权主义的定义;

(二) 威权体制的必要性;

(三) 以威权促民主;

(四) 以威权促经济;

(五) 如何实现威权体制?

(六) 防止威权的负面作用。

(七) 结束语

(一) 对威权主义的定义

甲:那么请先从对威权主义的定义开始。

乙:威权主义与权威主义应该是同一含义,但威权主义主要是指一种政治体制,权威主义则是一种政治学说。这种区别恐怕只有在中文里有,如果翻译成英文,不知译家如何区别。威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体制,它是介于专制政体与宪政民主政体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孙中山对在中国实现民主制度,构思出了一套渐进方案——军政、训政、宪政。建国初期我们还嘲笑过孙中山,认为他的这套民主渐进方案不如共产党的人民民主来得彻底,是中国资产阶级软弱的表现。只是后来才知道,民主不是那么好玩的。现在看来,还是孙中山的渐进民主方案具有可行性。我们当下的党国体制、由军委主席实际掌权的体制,似可归为军政;而知识分子向往的民主自由,又可归为宪政。问题是由军政而至宪政,必须有一个过渡阶段,如果缺少这个过渡阶段,极有可能重蹈俄罗斯转轨期间的动荡。这个过渡阶段,就是孙中山的训政,也即我所言的威权主义体制。

甲:能否对威权体制作一详细介绍?最好能举例说明。

乙:威权体制既然作为军政与宪政之间的过渡,必然具有二者的特点。与军政时期相比,训政时期宪政民主的雏形已然出现——反对党在法律上已经合法,公民的宪法权利大部分可以实现。但在训政时期,军政阶段的威权依然存在,虽然名义上一党专政已经废除,但事实上仍是一党独大,一党执政。由于执政党设立的种种法律限制,反对党一时难以长大。虽然反对党可以在一些县、区竞选成功,但绝无力量挑战执政党在中央和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统治权。其典型实例是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政体。俄罗斯的普京,也被一些政治学家视为威权体制的新实例。

(二) 威权体制的必要性

甲:能否进一步从理论上说明威权主义过渡的必要性?

乙:可以。美国加州大学的Perry教授提出的政府与社会博弈的理论,似可作为说明:
Perry教授认为,政府与社会博弈,存在四种状况——

第一种状况是强政府对强社会,这是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状况。

第二种是弱政府对弱社会,这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大部分欠发达国家的现状。

第三种是强政府对弱社会,这是俄罗斯、中国等国的目前状况。

第四种是弱政府对强社会,这种状况比较少见。波兰团结工会期间可算一例。当年,共产党的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军政府势力较弱,而社会力量除了团结工会外,还有波兰势力更强大的天主教会。当团结工会与教会联合起来后,就形成了弱政府对强社会的格局。

Perry教授的理论,国内介绍的不多,只有上述寥寥数语。我个人理解,在上述四种状况下的博弈,除了第一种情况下强政府对强社会的博弈能致双赢外,其余三种博弈的结局不是双输便是零和。

甲:何以见得?

乙:“博弈论”是现代数学的一个分支,内中有“纳什均衡”一说。这是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纳什先生提出来的(有一部获奖的好莱坞电影《美丽的心灵》便是介绍纳什的)。其意是说,博弈双方只有在“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的势力均衡的状况下,才能导致双方的双赢和利益最大化。如果没有均衡,而是实力悬殊的博弈,则此种博弈往往会导致双方失去理性,使博弈发生异化。而异化的博弈、双方在低理性水平上的博弈,是很难达到双赢的。

甲:能否举例说明?

乙: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宗法社会,就是缺乏纳什均衡的强政府对弱社会的博弈,即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对一盘散沙的小农社会。这种状况下的博弈,总是弱社会的节节败退,退到无法再退时,弱社会便来个“绝地反击”——揭竿而起,天下大乱,社会生产力一下子又倒退多少年。对此,秦晖先生有言: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主要矛盾,不是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而是官府与民众的矛盾(即政府与社会的矛盾),信哉斯言。我认为,这也是中国社会两千年治乱循环周而复始毫无长进的根本原因。

专治英国史的钱乘旦先生对资本主义何以首先在英国诞生,也有与此大同小异的观点。他认为,这是由于英国当时的王权与贵族在势力上恰好达到均衡的缘故。为何法国未能先诞生出资本主义?因为法国王权强大,诸侯软弱,导致法国产生了中央集权的政府,从而抑制了民间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德国呢?按理说德国首先爆发了宗教革命,资本主义更有理由首先诞生于此。但是德国王权软弱,遂致诸侯势力坐大,一个神圣罗马帝国分裂成许多个封建邦国,无法形成全国的统一市场,故也不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首先产生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与德国相似。这些都说明了均衡之于博弈的重要。

故为使中国从传统的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向现代的强政府、强社会的格局演变,威权体制就是必不可少的。俄罗斯在叶利钦时期所犯的一个重要错误就是,在强势的公民社会尚未形成之际,先去削弱中央政府,结果形成了弱政府对弱社会的博弈。这必然招致国家的混乱与社会的动荡。普京之所以得人心,关键在于他恢复了中央政府的集权,结束了由于政府软弱涣散导致的混乱。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威权体制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甲:你把威权主义的定义与其必然性这两个问题一起做了解答,言之有理,很好。但是既然要加强社会功能,那么在中国当务之急就应先行民主。譬如说放松对民间结社的管制,允许反对党的合法存在,而不是什么加强威权。以体现你所说的博弈均衡。

乙:你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均衡如何建立的问题。为何要建立均衡?为的是要使博弈双方在理性的基础上博弈。抽去理性的均衡是无意义的均衡。中国与俄罗斯这样的传统社会由于文化的原因,历史上民众的理性就一直不如西方。由于民众理性化程度不高,民主化带来的往往不是理性的公民社会,而是黒社会。这一点,已为俄罗斯转型的历史所证明。因此,训政阶段的威权就是必须的,必须、也只能以威权来促进民众的理性。

甲:威权本身就含有非理性的味道,以非理性的手段来促进理性,这好像有些自相矛盾。

乙:理性主义如何对待非理性主义?或说我们如何对待傻子与疯子?难道你去向这些人讲理吗?在这种情况下,基于理性的强制就是必须的。

说到理性,这里就不能不谈文化的问题。非常不幸,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体系并不是如马克思或《联共布党史教程》所宣称的那样,可以不顾文化的土壤、仅仅是由经济这一个因素决定的,从根本上来说,这种体系只能从西方的文化土壤中产生。即,既使在十六世纪的中国明朝,其人均GDP达到或超过英国的水平,也肯定不会首先诞生如马克思所定义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文化土壤是理性主义加个人主义,而东方专制主义的文化土壤是经验主义加集体主义。要使资本主义这颗大树能在东方扎根,非要进行强制性的文化转型不可。所谓文化转型,就是要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转为“基本西化”。

甲:插问一句,你的“基本西化”与“全盘西化”有何区别?

乙:实际无区别。只是“全盘西化”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因为你不可能建设出一个没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社会。

甲:我注意到你的这一段宏论中实际上牵涉到两个重要问题:

1, 理性主义能否以非理性主义的手段对待非理性主义?

2, 资本主义是否如你所言是一种特质而非一种具有普遍、必然性的体系?

从这两个问题引申,又可以演变成如下的两个问题:

1, 为何文化转型需要威权体制?

2, “全盘西化”或“基本西化”的必要性。

乙:谢谢你的概括。在这里,为了节约篇幅,我想重点解释文化转型与威权体制的关系,而关于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必然还是偶然的问题,由于所涉理论较多,这里无法展开。对此,如果你有兴趣,建议你看看顾准的相关文章,我的观点部分来源于顾准。

所有的概念都是对立统一的。没有黒就没有白,没有非理性主义也就没有理性主义。理性主义要使自己成为一种实用的理论,就必须允许自己的体内存有对立面的因素。理性主义如果不使用非理性的暴力强制手段,而是惧怕自相矛盾使自己与对立面绝缘,就无法战胜种种反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譬如,你靠说理就无法制伏疯子、傻子与骗子。但理性主义在使用这些非理性的手段时,与非理性主义不同,是受着种种条件制约的,这些条件统称合理性,即我们常说的有理、有利、有节。

因此,理性主义可以用非理性的手段来反对非理性主义,否则理性主义就不是完整的,但在使用这种非理性手段时,绝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文化转型过程中,威权为何是必须的?这是因为文化本身的原因。什么是文化?文化是我们对外界事物的态度,所以,文化就是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因而文化转型是非常痛苦的(故有“洗脑”一说)。既然文化转型非常痛苦,而不转型又非常危险,所以威权就成为必要手段。文化转型过程中威权体制的作用,实际就是资本主义理性借助政治强制力来矫正封建宗法理性的过程。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光绪皇帝的维新过程。如果光绪没有足够的威权,仅靠说理是完全无法说服满清的王公贵族的。如果光绪有足够的威权支持,能够压制统治集团内部的反抗,其改革成果不用怀疑,至少能够达到日本明治维新的水平。在这个过程中,统治集团内部的反改革派会经历一个先苦后甜的过程。先苦,是文化观念被强制转型带来的,后甜则是改革致民富国强带来的。

邓小平自70年代末的改革,也是借助其个人克里斯玛型的威权,否则他的改革将很难启动。这一点,从战后日本、韩国及台湾的政经改革的进程中,都可找到经验的支持。当然,改革之所以离不开威权,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改革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这一点,不用细说,你也会明白。

甲:你在论证中使用了“文化决定论”,这个论点在90年代曾遭中国思想界的普遍批判哦。

乙:这个我知道。但中国思想界的幼稚于此也可见一斑。我劝阁下不必迷信中国思想界的权威和专家。在他们看来,政府总是这也不对、那也不行。应该说这些学者的批评大多有道理,但是他们自身也如政府一样,其理性是不成熟的。

在美国或欧洲,妇女学者研究妇女问题,黑人学者研究黑人问题,华人学者研究汉学,那么白人男性学者研究什么呢?everything。 这在公众眼里十分正常。如果华人学者研究与中国无关的哲学或社会学,往往会使公众觉得诧异。这就如同中国公众对第三世界学者的态度一样,总是觉得他们的权威不如西方白人男性学者。这虽然是一种偏见,但由于这种偏见是建立在概然性基础上的,因此总有一定的道理。 现在言归正传。关于“文化决定论”,我曾有专门研究,为此还写过为“文化决定论”辩护的文章(《文化决定论是错误的吗?》)。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决定论”,而“决定论”又涉及波普尔哲学,为此又写了相应文章(《决定论是错误的吗?》与《波普尔哲学批判》)。 有人认为,不仅文化决定论不对,经济决定论也不对,因为所有的决定论都是错误的。我不赞成这种观点。决定论的对立面是非决定论,又称选择论。这种观点打着反形而上学的旗帜,实际是以唯心主义反对机械唯物主义。非决定论认为,除了自然界存在着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外,人类社会由于人的自由意志的作用,因此不存在规律,也不存在着如决定论者主张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果关系。譬如,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就是虚构的,因为人类社会既会选择前进、也会选择倒退。据说,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被波普尔从根本上给摧毁的。

甲:说人类社会的运动、变化无规律,这个观点我也不同意。你能对规律下个定义吗?

乙:规律是决定论存在的基础,没有规律就没有形形色色的决定论。什么是规律?规律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因果关系——凡有条件A,即有结果B。只是这里的条件A往往是诸因素的集合。自然界中,水至摄氏一百度会沸腾,这就是被条件决定的结果,也被我们认为是规律。过去我们认为决定水沸腾的条件仅有温度,后来这个条件中又加入了大气压力。现在我们知道引力场也是条件A的组成部分,因为水在失重条件下,其物理特性会发生变化。那么决定水沸腾的条件是否就这三个因素?这是目前我们无法肯定的,也许决定水沸腾的条件A是个无穷集合。但不能因为我们无法穷尽这个无穷集合,就断言规律的不存在。

人类社会无疑较水的沸腾更复杂,因此决定结果B的条件A集合包含的因素就更多,非但如此,结果与条件之间往往还有复杂的互动关系。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因果关系与规律的存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也是一个规律在起作用的领域。只是因为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有差异,因而各自规律的运动、表现方式不同。譬如,在规律表现的刚性程度上,自然界的刚性程度往往较社会为高,这或许是因为我们的自由意志在起作用。所谓的自由意志,实际是被各种规律限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人类的发展、能力的提高,只是使这个有限的范围稍稍扩大而已。 在这里,我们既要反对波普尔的唯心主义的非决定论,又不能陷入形而上学的机械决定论的泥坑。我所主张的决定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决定论。 譬如说社会发展,现在国内流行的是经济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统治集团一般都信奉经济决定论,往往认为,经济水平上去了,当下社会的种种弊病便会自然得到解决。民间反对派则认为,现在问题这么多,全是因为制度不民主,一旦制度民主了,这些问题便统统会迎刃而解。这两种决定论都含有很大的片面性。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一般可以分为三个功能层面——器物、制度、观念,或说是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层面。在这三个层面中,作为基础的当然是经济层面,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但这并不表示马克思主义就是经济决定论。经济增长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条件与手段,但经济增长本身并不会自动地用这些条件与手段来解决社会发展的问题,否则还要政治与文化这两个功能层面何用?经验证明,经济增长并不自然地导致社会发展,有时反而会引发社会的动乱,这就是经济决定论的偏颇。 更重要的是经济、政治、文化三者在实际运动中,总是呈现出一种复杂的辩证互动形态,即相互间的互为因果。要问这三者中何者最关键,往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譬如在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条件下,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道路总是走不通,何也?盖因当时情况下,政治制度的变革已成为关键。

甲:既然如此,那么当下民间反对派提出的制度决定论又为何是错误的?

乙: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现在的情况与49年之前不同,现在的问题是前进中产生的问题,而49年前的问题是停滞不前产生的问题。故现时不宜用大规模的制度革命来解决问题,而只能用渐进改良的方法。

其次,因为政治制度是生长于文化土壤上的,没有相应的文化土壤的支撑,往往会出现“桔逾淮则枳”的结局。我们可以比较印度、香港与新加坡三地的社会发展状况。这三地的政治制度都是从英国移植而来,但所得结果却大相径庭。这就说明,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作用要大于制度的作用。因为香港与新加坡两地同属儒家文化圈,且儒家文化理性代表了农耕文明的最高阶段,故易于与代表工业文明理性的英国政治制度衔接。而印度的文化属于奴隶制的种姓文化,与英国的工业文明的理性落差太大,故在冷战时期,印度精英们作了比中国更糟的制度选择——经济上的集中(受苏联与英国工党影响)、政治上的民主,导致其发展远远落后于同期的中国。 更有趣的是菲律宾。二战结束时,菲律宾曾是东亚最富的国家。由于二战前菲律宾曾是美国的殖民地,故其政治制度在独立后仍循美国的一套。但美国的民主竞选在菲律宾却变成了3G——Guns私人武装、Gold金钱、Goons刺客。为何会出现这种怪现象?就是因为文化土壤的不同。菲律宾的文化与美国不同,菲的文化是西班牙天主教文化与热带原住民的原始巫术文化的混合。而热带原始巫术文化是比印度的种姓文化更落后的一种文化,以这种文化来支撑产生于工业文明的竞选制度,其后果可想而知。

甲:看来,经济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确如你所言,是有片面性的。但这是否意味只有文化决定论才是正确的?

乙:文化决定论之所以正确,是有许多具体条件限制的。你不能撇开这些具体条件。譬如在49年之前的旧中国,由于制度的阻碍,文化的作用就相应下降。因此在那个时候,推翻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就成为当务之急。如果你不顾当时的实际情况,以文化决定论来阻碍中共革命,那你实际上就在阻碍社会发展。这也是胡适与鲁迅当年“改造国民性”屡屡受挫的根本原因。

但是,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水平、政治制度能为社会稳定提供一定保障,而过时的文化观念却仍然占据统治地位时,文化变革就成为当务之急。只有在这种具体条件下,文化决定论才是正确的。 为了叙述方便,请允许我在此转抄拙文《文化决定论是错误的吗?》中的部分段落: 为进一步论证“文化决定论”的正确性,在此向诸位读者推荐一本书——《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该书由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庭顿与劳伦斯 哈里森二位主编(新华出版社,2002年2月)。 自20 世纪以来,国穷国富的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与政治家的关心,最初有人种学与地理因素的解释,但在后来直到50-60年代以前,植根于马科斯韦伯的理性主义学说上的“文化决定论”逐渐占了上风。到了50-60年代,列宁主义的外因论——发源于拉丁美洲的“依附论”学说兴起,文化因素的解释被认为有种族歧视而沉默;持有“依附论”的人认为,穷国之所以穷,是因为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剥削与压迫。但是随着东亚经济的兴起与苏联的解体,马科斯韦伯的理性主义学说与“文化决定论”遂得以复兴。在此背景下,1999年4月23日-25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美国艺术科学学会举行的“文化价值观与人类进步研讨会”召开,劳伦斯哈里森(哈佛大学国际与地区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是该次会议的主要组织者。该次会议实际上有两个主要议题(1)文化的重要(决定)作用,(2)如何改变文化对发展的阻碍。本书即是参加该次研讨会诸学者发言的总汇,其中当然也选了一些不同意见。 “决定论”在西方学者中没有好名声,因此赞同韦伯观点的学者都用重要作用代替了“决定”一词,但文化恰好是各穷国木桶上那最短的一块木板,因此文化的决定作用的说法还是在本书中频频出现。在亨庭顿为本书所写的前言中,他说到,“关于文化在人世间的地位,最明智的说法或许就是丹尼尔帕特里克 莫伊尼汉的两句话:‘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见本书《前言》P.3)。 乔治敦大学的副教授斯特斯 林赛(Stace Lindsay)则在他的文章开篇处直言:“一个国家能否繁荣,文化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素,因为文化影响到个人对风险、报偿和社会的看法。”(见该书P.407) 最为精彩的是,喀麦隆一学者丹尼尔 埃通加-曼格尔(Daniel Etounga-Manguelle)所言,“文化为体制之母”(见该书P.119)。

甲:由此看来,我国学界对“文化决定论”的批判的确是落伍了。但为何文革失败了,而你的“文化决定论”就能行得通呢?

乙:这里有两个区别——(1)文革主张的文化方向与我主张的文化方向不同; (2)文化转型的承担者不同。

(1)中国的文化观念实际上是农耕文明形成的。这种文化观念既羡慕工业文明的坚船利炮,又不愿意从文化与制度层面上彻底转型。因此将刘少奇的务实的现代管理理念斥为修正主义与资本主义。毛主张的文化实际是反动的农业共产主义,其典型理念是“五七”道路、延安模式。而我所主张的文化是产生于西方工业文明的民主自由。

(2)承担文化转型的重任被推到了大众的头上,文革的任务是使“六亿神州尽舜尧”,其每一个臣民都要通过触及灵魂的“斗私批修”来成为有着共产主义觉悟的新人。而我主张的文化转型的承担者应是统治集团。

甲:原来你是要当下的统治集团首先接受西化理念,这不是与虎谋皮吗?

乙:所谓文化转型其实就是基本西化,但这并非与虎谋皮。

不错,以我的这一套理论要说服整个统治集团接受西化的理念的确有与虎谋皮之嫌,许多人都持有与你相同的看法。但有两点理由支持着我,使我认为存在着统治集团接受西化理念的可能性。

理由之一:

一党专政的理念来自列宁主义,而这种专制主义思想又是从东方文化中产生的,与产生于新教土壤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无关。由此形成了当下统治集团的价值观。但当计划经济体制被废除后,与之相适应的一党专政的价值观也应随之改变,否则就会侵蚀整个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这种状况与清末的状况相同——落后的价值观与统治集团想永续掌权的根本利益发生了冲突。

价值观是由相应的生产生活实践形成的思想文化观念,其作用为指导实践以维护利益。但当价值观落后于时势并与利益发生冲突时,其指导实践、维护利益的功能也就随之丧失。

美国的强大不仅在于船坚炮利,还在于制度,更在于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中国要强大,靠萨达姆式的专制或一党专政都不行,惟有改弦更张,行民主自由制度。但要保证该制度的可行,又要使整个民族改变文化观念。而整个民族观念的改变则必须先自统治集团开始,由统治集团的“先知先觉”,导致制度的渐次变更。制度的变更使民众得益,民众才会拥护这样的制度并改变旧观念、形成新观念以支撑这样的新制度。

掌权是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之所在——究竟是为了某种价值而失去统治地位,还是为了统治地位而放弃某种价值?这是中国当下统治集团面临的生死抉择。满清统治集团如能及时变法,说不定其王室后裔如现在的英国、荷兰一样。因此,我得出结论,统治集团为维护其根本利益——永续掌权,是有可能作出痛苦的理性选择的。

理由之二:

我朝统治集团的文化基因虽然主要来源于传统文化与列宁主义,但也有些许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由于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与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影响,统治集团内部理性的、健康的力量一定会从目前非主流的边缘地位上升。

这两点理由不仅说明统治集团理性与良知有可能上升,同时也说明了中国普京出现的必然性。因为真理总是首先由少数人发现并掌握,然后才可能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甲:你的两点理由中,第一条理由有点道理,说服力也较强,因为毕竟利益的作用要大于价值观。为了某种价值观或道义而牺牲根本利益的理想主义者,一般都是这些集团内的上了年纪的保守势力,你别看这些人现在叫得欢,到了生死抉择的关键时期,还是那些较年轻的现实主义者占上风。但是你的理由之二好像缺乏说服力,你以为那些大佬们还真的相信马克思主义吗?就是那些年老的理想主义者所遵循的理想,也不是马列主义,而是一党专制主义。

乙:马列主义在西风东渐的过程中,既有升华也有降解。对于其降解方面,学者金观涛有精彩的论述。但马列主义理论中所含的理性主义精神的确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有升华、有发展。我在好几篇文章中都谈到了毛泽东由经验主义向理性主义转变的事例。晚年的毛虽然犯了将理性主义推向极端的错误,但仍将许多真知灼见留给了后人,其中他说得最精辟的一段话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句“最高指示”出台的背景是针对林彪的“政权决定论”的。林彪——实际上不仅林彪,还包括统治集团内绝大多数成员,都相信“政权决定论”——认为,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所谓的革命家们已不同程度地异化为为权而生、为权而死的权迷、权棍。针对这股错误思潮,毛以他几十年的革命经验,语重心长地告诫其同僚——不是政权决定一切,而是文化决定一切!如果事实真如林彪所言,是政权决定一切,那又怎么解释共产党由无权变为有权?

国共两党当年势力消长的惊心动魄的变化,正如黑格尔所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蒋介石800万军队因为合理性的流失,故土崩瓦解,毛的军队因为有了充分的合理性——符合人民意愿、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要求,最后夺得天下,从延安窑洞中的逻辑演绎变为现实。

因此,我劝你不要只见现实而不见合理性,只见当前主流舆论的喧嚣而忽视作为潜意识存于统治集团内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合理性因素的影响与作用,说不定这些影响与作用会变为冰山的水下部分。

正是基于上述两点理由,我对统治集团的改邪归正充满信心。

甲:你对第二点理由的解释有道理。不过据我观察,这个统治集团目前正沾沾自喜于已有的成绩,要他们在目前的状况下改邪归正恐怕很难。非到出了大问题,这个统治集团的理性是不会苏醒的。

乙:这一点你说得有道理。其实这是经验主义者的通病——只见实然,不见未然与应然;只相信眼前,不相信未来;凡事都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头不回。每次改弦更张都是在闯了大祸、吃了大亏后才被迫施行。

甲:总结一下,我们俩从Perry教授的理论谈起,谈到现在你其实只回答了一个问题——威权主义的必要性。在这个问题中,又分成了下面几个小问题:

1,从Perry教授的博弈论开始,你根据中国强政府与弱社会的格局,证明强政府与威权体制的必要性。

2,在上述论证过程中由于引进了“纳什均衡”,因而涉及了理性与理性主义的问题。

3,从理性主义对待非理性主义的角度,再次论证了威权体制的必要性。

4,这就又引出了“文化决定论”的拦路虎。

5,从“文化决定论”又到文化转型,论证了中国普京出现的必然性,这里又包含了两个问题

(1) 文化转型与文革的两点区别;

(2)对文化转型能够成功的两点理由。

乙:看来我的论证有些纷乱,今后找机会整理一下。目的是使关心这类问题的人能易于理解并接受我的观点。

甲:你的这些观点比较新颖、独特,我还要花点时间慢慢消化。

下面我想听你介绍如何以威权来促进民主的问题。

(三)以威权促民主

乙:首先打算谈谈民主改革的必要性。论证这个问题,有两条途径,一是从人性、人权说起,一是从马克思主义说起。前一条途径,宏篇巨论可谓汗牛充栋,我的论说不会有什么新意。因此,在这里,我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来论证。

甲:既然说到了马列主义,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当下统治集团内的保守势力正是以马列主义为武器来反对民主改革的,他们认为马列主义理论就是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你的马列主义却力主民主改革,这是怎么回事?

乙:首先你要注意,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不是一回事。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基督教新教文化的产物,列宁主义则是东方东正教文化的产物。从社会发展阶段而言,新教文化催生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而东正教则与封建农奴制互为因果。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理性化程度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属于典型的理性主义,而列宁主义虽然也有理性主义的成份,但主要是非理性主义的唯意志论。

甲:这个区分有道理。我注意到,马列主义理论内部一向有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矛盾,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多于革命性而列宁主义正好相反?

乙:也可以这么说。接下来,我们言归正传。

阶级斗争,生产资料公有,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按需分配,这些都不是马克思的原创。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上其他学派或主义不同的是,首次揭示了一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客观规律。因此马克思反对在工业化刚刚起步阶段就要消灭资本主义的所谓“革命”。当然马克思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导致其学说中有一些重大错误。譬如,将资本主义早期出现的周期性的过剩型经济危机误以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合它所发展出来的生产力所致。

甲:补充一点,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一个重要错误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言,未能预见到随着科技的发展,知识分子在劳动人民中的比例上升,以及由此形成的“中产阶级”成为代替产业工人的社会中坚。

乙:你说的很对。马克思的误判与缺乏预见,这都是历史局限造成的,我们不必因此而苛求他。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历史局限性错误为列宁主义所充分发展,列宁认为,他那个时代与马克思所处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过时了。这个新时代,列宁称之为“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由布尔什维克建立的苏联及在二战后出现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是在列宁主义理论的框架内创立的。这个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像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一样的独立的历史阶段,之所以这样断言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有其自己的经济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公有制加上计划经济。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构与其意识形态。 如果计划经济的经济基础能够持续地创造出比市场体制更有效率的经济成果来,那么这样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无疑是和谐的,也可以说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经历了70多年的实践之后,最后被证明行不通,于是整个列宁主义垮塌了。国际共运经过70多年的实践发现,不但苏联解体了,就是号称红旗不倒的中国,由于全面施行了市场体制,那里的共产主义试验实际也失败了。 但是在经济方面改弦更张的中国却不肯随之在上层建筑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这就使过时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发生了全面对抗。这也是生产力越增长、社会矛盾不是相应缓解而是越发尖锐的根本原因。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顽强地在起作用,或说,我们这个时代仍然是马克思揭示了其基本规律的资本主义时代。既然如此,那么我们所建设的,实际仍是资本主义;既然我们建设的是资本主义,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有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这个上层建筑不可能是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通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自由政体。只有在这个政体之下,我们才能将生产力发展到实现共产主义的水平。

甲:你将市场体制归为资本主义,这似乎缺乏说服力。因为市场体制早在原始共产主义解体之后就出现了。可见,市场体制既非姓资也非姓社,它本身是中性的。

乙:将市场说成是中性的,这本身是邓小平的一个善意的诡辩。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用了相当篇幅来证明,商品交换是如何必然地导致资本主义的(韦伯的博士论文更是把古罗马时期的市场交换定义为资本主义)。如果要否定马克思的这一结论,邓小平应该写一本像《资本论》那样规模与水平的专著。

市场交换的确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出现了,但是作为一种体制,却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才最终形成的。所谓体制,那当然包含一系列的法律和政治制度。然而在前工业文明时期,市场交换既缺乏相应的保障支持体系,也未能上升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交往方式。作为资本主义的核心交往方式,它不是像计划经济那样被人发明出来的,而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并一直在私有制社会的各个阶段逐步发育着。一旦去除了对这种交往方式的种种限制,它就必然会产生出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 说到对资本主义的定义,我在这里要纠正以下几点误识:

2, “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贪婪。”作为《资本论》的作者马克思,似乎也有此偏见。应该说,这是错误的。

在私有制社会里,如果说贪婪,那么奴隶主、封建邦主、教皇、将军、国王、神父,有哪一个不贪婪?为了300%的利润不惜上断头台的,不仅有商人,还会有形形色色的各种人(当然也包括无产阶级)。说贪婪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不完全的,因为资本主义作为有别与奴隶制与封建制的私有制,其贪婪是一种具有合理性规制的、可持续的贪婪。即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二元的(这正是引起其矛盾及最后崩溃的原因)——贪婪与理性。这一观点是马克斯 韦伯所首先阐发的。应该说,韦伯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分析既符合马克思主义,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2, “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面。”错。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与运动存在于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之前。马克思本人一直对当时的社会主义政党和他们领导的运动怀有偏见,认为社会主义是有教养阶级的运动,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改良运动。因此,在我们现今称社会主义的地方,他总是以共产主义名之,直到1883年他老人家过世,恩格斯才以科学社会主义来指称共产主义低级阶段。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正确指出,即使在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并完成了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之后,我们所建设的社会主义仍然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社会。为何这样说呢?因为这个时期的国家暴力仍要维护资产阶级法权——商品货币与八级工资制等。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看出,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独立的历史阶段,它只是广义资本主义的一部分。

3, “资本主义等于邪恶。”错。实际上存在着发展形态不同的两种资本主义—— 好的成熟的资本主义与坏的、未成熟的资本主义或说欧美化的资本主义与拉美化的资本主义。真正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实际在伦理上是中性的。市场不是中性的,资本主义才是中性的。 资本主义有一个发生发展的历史,其合理性对贪婪的规制也不是一步到位的。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决定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含有必然性。因此在其早期阶段,由于理性不足,往往表现出相当的非理性与残酷性。马克思、列宁见到的资本主义大多是这种资本主义。但是,由于作为资本主义本质之一的理性的作用,在资本的运动中,那些带有残酷性的资本以及形形色色缺乏合理性的资本(暴力性、垄断性、投机性、欺诈性、寄生性及缺乏责任性等)必然会被淘汰。因此导致资本主义逐渐变好。

甲:插问一句,你说资本在运动中有向善的趋势,这我可是头回听说。能否举例细说之?

乙:理性是什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民众的认同。18世纪的民众认为富人的奢侈是合理的,21世纪民众认为富人的奢侈不合理。于是,就像污染环境、压榨雇员的企业股票被股民厌恶一样,具有奢侈形象的企业首先是产品销售受阻,其次是股票融资受阻。这就是资本因为不理性而被市场淘汰的原因。附带说一句,理性的作用实际就是文化的作用,经济决定着文化(穷有穷的理性,富有富的理性。大众富到一定程度,才会厌恶富人的奢侈),文化又反过来决定着经济。

4, “社会主义是一个独立的历史发展阶段。”错。社会主义只是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体制下实行的一种政策或路径选择。

当今的社会主义广泛地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像英、法、德等欧洲大国,其国内政策不仅是社会主义的,而且在中国这些穷国的老百姓看来,简直就是共产主义的了,因为其公民享受着从摇篮到坟墓的优越社会福利。在这方面,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由于长期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公民福利比英法德三国更好。在西方国家中,以美国的社会主义水平为最低。但是许多在文革后移居美国的中国大陆移民,对美国社会感触最深的是——这个社会是在搞资本主义,而政府却在搞社会主义。美国政府中那些与老百姓有关的职能部门,似乎天然地有劫富济贫的倾向。这些现象说明,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才能成功地施行社会主义政策。但是,这种社会主义将不可避免地要受资本主义基本运动规律的影响与制约。文革前,中国人搞的社会主义基本不受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影响,但这种贫穷的、低水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城市剥夺农村的基础上的,既便如此,这种社会主义还是不可持续的。

我们目前在中国建设的无疑是资本主义(无论在广义还是狭义上都是),但建设资本主义有不同的政策(路径)选择,一种是自由主义的,一种是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即是当下中国所普遍施行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社会主义政策的资本主义应该如吴敬琏所定义——市场体制加公正。

按中国的传统及民意而言,中国应走节制资本的社会主义道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并非一定要坚持公有制、计划体制,而是始终将社会公正置于首位。公正高于效率的含义实际就是大多数人的利益高于少数人的利益,这才是社会主义的真谛。没有社会公正,即使生产资料全部国有,一小撮“人民公仆”整天任意欺压人民,这只能是法西斯社会主义——坏的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

甲:再插一句,说社会主义的真谛在于公正,这我同意。但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同于少数人利益高于大多数人的利益恐怕有欠妥当。譬如,我国中西部某地,国家级贫困县,基本没有工业。现在有东部民营企业老板,欲将一些有污染的项目移过来。县里几套班子要拿主意——欢迎还是反对?根据效率优先的原则,那肯定应欢迎。如果公正优先,那只能反对。当地的官员认为,贫穷是最大的污染。要摆脱贫穷,不付出代价怎么行?最后,好几个污染项目在当地落了户。在这个过程中,效率优先并没有导致少数人的利益高于多数人的利益,而是东部私营老板和当地人的双赢。

乙:效率与公平发生矛盾时,在一定阶段,使效率优先于公平是合理的。但当效率与公正发生矛盾时,牺牲公正在任何阶段都不能容忍。要注意公正与公平的不同。现在一说效率优先,很多人就忘记了优先于什么。

再回到你说的污染项目上来。上了污染项目虽然使地方财政有了税收、部分农民有了工资,但政府所得税收能否在治理污染后有剩余?农民所得工资够不够治职业病的开销?污染一吨水能带来3元钱的收益,但治理一吨被污染的水要花可能50元。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得益的是几个私营老板,难道这不是在效率优先于公正情况下发生的少数人利益高于多数人利益的典型?你说的双赢不存在,其结果恐怕连零和都算不上。因为即使把那几个私营老板的赢利全部用来恢复被污染的环境还不够。当地人所得的收入,不过是饮鸩止渴。

我们这里不是讨论落后地区如何发展的,而是讨论在资本主义这个大框架下究竟应选择何种发展政策或路径的。资本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无可避免的宿命,幻想跳过或用法令取消,犹如以用手拔自己的头发之法来跳离地球一样可笑。我们所能做的是选择社会主义的政策,即始终将最广大人民利益——社会公正——置于首位。这就是我所主张的好的资本主义。

甲:这或许就是你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决定论——大的方向被历史的宿命所决定,具
体的发展路径由各自选择。

乙:正是如此。

纠正了上述四种误识后,再来讨论民主自由的必然性就容易多了。

首先我们要明白当下中国所处的历史时代。中国人办事喜欢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在这三元因素中,天时是首位的。不辨天时,不知自己所处的历史时代,有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是最大的危险。如果我们仍处于列宁主义时代,即资本主义将不久于人世、目前的繁荣只是回光返照,那么我们坚持目前的党国体制就是正确的,市场只是权宜之计。一俟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危机总爆发,我们将立即恢复计划经济,并对外输出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在全球消灭资本主义。同时,国内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民主改革将永无启动之必要。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仍处于马克思主义时代、即马克思揭示了其基本规律的资本主义时代,那么我们的统治集团只能老老实实地搞资本主义,施行党的较低纲领、走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补课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民主政治改革就必须及时启动。

之所以必须如此,不仅仅因为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基础无法与计划经济时期的上层建筑协调、二者之间必然发生对抗、从而破坏社会的发展与稳定,还因为民主本身的功能。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民主,其本身具有两种功能——工具功能和价值指导功能。民主的价值指导具有应然性,但这种应然性一般是指出一个方向。如果不注意达到方向的条件,将应然性混同于实然性,往往会造成很大危害。而民主的工具作用一般都是实然的,因为它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现实的问题出发,合适就用、不合适就不用。因此副作用较小。

譬如,令当今朝野头痛的“三农”问题。导致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人口超生——有限的土地无法容纳众多的人口。其次生原因则是国家体制对农民的歧视。工人可以建立工会,而农民不能建立农会,这在道理上首先说不通。农民之所以成为中国当今最大的弱势群体,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组织。给农民有限的民主权利,允许农民建立各级农会,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但可相应减轻“三农”之痛。

甲:让农民组织起来会不会引发“农民起义”?

乙:党国体制下的中国,农会里肯定有党的组织,这一点与当下的工会一样。不一样的是,农会党组织成员也是农民,不吃“皇粮”。农民起义是农民与统治者的非理性博弈,党组织领导下的农会,有可能使这种博弈摒弃非理性而纳入理性轨道。相反,不建农会,农民起义的可能性会更大,解决的成本更高。

舍弃民主的办法,剩下的只有行政的办法。而行政的办法就是靠政府、靠财政的多予少取,这个办法当然不能少,但全靠此法无疑成本太高。放手让农民建各级农会,显然是一个成本低、效率高的办法,其本质即是给农民松绑,使其组织起来与其他利益集团实现均衡博弈。

在允许农民建农会的同时,还应允许、鼓励商人建立真正独立的商会。温州商会运行得很成功,各地应以此为楷模建立独立的商会。这样的商会内部当然不能没有党的领导,但应像农会一样,党组织成员必须是个体户或私营业主本身,而且其活动不能使用政府财政资金。总之,新建立的商会不能走“工商联”的官办老路。

建立商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大力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为城市下岗、失业工人开辟创业、就业的门路。在这个过程中,贷款问题是个制约发展的瓶颈。如果没有组织起来的商会,单靠私营业主或个体户一家一户与银行打交道,实践证明此路不通。但如果能由以众多中大型民企为后盾的商会出面来与银行建立银企合作关系,就有可能打破这一瓶颈。

在建立农会与商会的同时,还应恢复工会的相对独立性,使所有的工商企业都必须依法强制性地建立工会,否则就对雇主施行倾家荡产式的罚款。当前之所以要特别强调工会的独立性,就是为了较大幅度地提高工人工资。为此应修改现行工会法,使工人能在与资方的谈判中,能在设置纠察线、不许老板另行雇工的条件下实行罢工。

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出口与消费“三驾马车”的拉动,但自90年代实行市场体制以来,消费增长一直落后于投资与出口,导致“内需不振”。诺大一个有着13亿人口市场的中国,竟然不能以内需为主来发展经济,而是不得不在国际市场上与中小穷国抢饭吃,说来实在令人汗颜。

经济学家都明白,要使中国经济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必须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发动机。而这一状况之所以一直未能出现,与民主的缺失有关。我们知道,在市场条件下,劳动力也是商品。作为劳动力这一商品的主人,按理应与买方(雇主)一样拥有讨价还价的权利。但是由于中国劳动力多,政府又怕工人闹事影响稳定,故一直限制工人的民主权利。这样就使工资的价格长期以来一直低于其价值。所谓工资的价值应为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即工资应含工人维持生存、繁育后代与自身发展的费用。但当下中国,工资一般仅含维持生存的成本,在高房价、高价医疗、与高价教育的夹击下,想靠工资讨老婆,成家立业简直是异想天开,遑论全面发展了。管经济的官员一直哀叹“内需不振”,却从来不想弄明白其原因。为什么“内需不振?说白了就是老百姓太穷,为什么穷?难道因为他们太懒吗?

因为放任资本自由剥削而致工人贫穷进而导致周期性的过剩型经济危机曾是马克思与列宁那个时代资本主义挥之不去的梦魇。马克思认为这是由于生产的社会化与占有的私人化之间的矛盾所造成。实际的原因没那么复杂,就是因为老板心太黑,对工人的剥削太狠。在政府支持工会向雇主进行合理斗争之后,这个被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无法解决的危机终于在20世纪下半叶消失了。现在回想起来,道理其实不复杂——工人工资的提高导致内需旺盛,另一方面,工人工资的提高使他们能有钱为子女享受高等教育投资,从而提高后代劳动力的素质、进而提高生产效率。在这个过程中,民主不过是使工人在与雇主的博弈中有了合法的力量,使博弈达致理性的均衡,只有这种强强博弈才能导致工人与雇主的双赢。所以我们说,民主是市场条件下不可或缺的工具,没有民主就没有理性,没有理性就没有双赢;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公正,没有公正就没有效率。

甲:你提出的允许工人自建工会、强迫老板提高工资的主张,我想任何一位工薪阶层人士都会从心底拥护。但我有这样两点担心,一是全国各行各业普遍加薪会否导致通涨?第二是为了加薪引发的全国性罢工潮会否破坏稳定?

乙:关于通涨问题可以放到“以威权促经济”一节讨论。你的担心对于政府而言是一个两难选择——维持现状将导致“内需不振”及由于这两年大规模投资生成的生产能力放空所引发的新一轮更大规模的过剩型经济危机,而改变现状会引发可能的通涨与随劳资纠纷而来的社会动荡。

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相对于后者,前者——过剩型的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损害更大。而温和通涨与可控的、因劳资纠纷引发的动荡,是相对可以忍受的。关于稳定,这里需要纠正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即静态稳定。政府不计成本追求静态稳定是既不可能也无必要。我们所要的稳定是动态稳定,不是万马齐谙、一潭死水的静态稳定。一个朝气蓬勃、正处于上升时期的中国,怎么可能没有各式各样的人民内部矛盾呢?有矛盾、有动荡是正常的,相反,没有矛盾、没有动荡反而是不正常的。对于人民内部矛盾,正确的办法是积极地去解决,而非消极地掩盖、压制矛盾。捂和压的办法只能是按下葫芦浮起瓢——静态稳定实际上是危机四伏的假稳定。

在威权训政阶段,劳资之间的矛盾必然处于强政府的受控、有序状态下。所谓有序就是,允许工会在法律范围内以罢工争取权利。但不允许滥用罢工手段。如果劳资纠纷出现资方合法利益受损、工资成本上升过快的趋势,威权政府必会依法行政,出面制止工会的无理、非法要求,维持劳资双方的博弈均衡。

除了上述的经济方面的组织外,为加强社会机能的发育,政府还应大力鼓励民间义工和环保类组织的建立,以动员更多的公民投身社会事务的管理。

甲:总结一下,你的以威权促民主,不过是发挥民主的工具作用,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但我看你的这些主张,任何政府都能实行,为何一定要放到威权体制下才能实行?

乙:你的这一说法明显不对。譬如建立农会、工会的要求,至少在现行体制下就不被允许。这些主张的实行,必然会使某些既得利益集团、阶层的利益受损。如果没有威权独裁体制的铁腕,一是不可能实行,二是实行中遇到利益受损方的抵制与捣乱破坏,无法贯彻实行到底。譬如建立农会,现在的县乡两级官僚士绅集团的权利肯定会因此受限制。如果在现行体制下,由于是寡头式的民主集中制,面对地方诸侯势力的反对,中央对此往往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而在个人独裁的威权体制下,中央就能摆脱寡头民主的羁绊,使中央与农民联手,粉碎中层官僚与地方豪绅的神圣同盟。

在以威权促进民主的进程中,还要纠正一种被哈耶克反复批判的“建构理性”。我虽然是一个理性主义的倡导者,但我也认为这种以追求确定性为特征的理性有很大的片面性。一说到建农会、商会和工会,不少官方人士就担心民众会否正确使用民主权利。他们对民众的担心来源于一种要求确定性的“建构理性”——凡事都由政府越俎代庖,仿佛不如此民众连吃饭都不会。这种“建构理性”来源于工程师理性。众所周知,我们的官员绝大多数由工程师出身。工程师面对的是无自主意识的死物,因此凡事如无事先的周密规划,施行起来必会乱作一团。但社会与工程师处理的对象不同,仍以工程师理性来处理社会事物最好的结果是事倍功半,通常的结果是南辕北辙、匪夷所思。这是因为社会与自然界不同,首先,人具有自主意识,其次,由人组成的社会形成了一个巨系统。在这个巨系统中,个人的理性往往是非常有限的,根本无以应对千变万化、千差万别的复杂情况。但并不是说社会因为比自然界复杂而无规律,只是这种规律在确定性上与自然界的规律不同。由社会运动规律表现出来的理性被哈耶克称为“演进的理性”,即这种理性与我们个人通过归纳与演绎得到的建构理性不同,它是千百万人在千百年的互动博弈中慢慢形成并通过归纳得到的。

面对由民众为主体构成的社会,究竟是相信民众——一定程度上就是相信“演进的理性”,还是相信自己——有着确定性的“建构的理性”,这也可以说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与历史唯心主义者的分野。毛泽东在其革命生涯中,经常在这个问题上与其同僚发生分歧。毛泽东从其一贯的奴隶史观出发,在无具体方案具体措施保障的不确定状况下,往往好走群众路线。而刘少奇、周恩来等则往往对此持怀疑、动摇的态度。但事实总是证明毛泽东群众路线的正确。毛的群众路线为什么总能正确呢?按毛的实践出真知的原则,群众与基层干部在实践的一线,他们最能发现问题(判别问题的真伪)并解决问题。按哈耶克的理论,民众的理性实际就是“演进的理性”。

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要我们从此摒弃“建构理性”,而是希望我们能秉持中庸之道,在“建构理性”与“演进理性”间达致平衡。

此外,在面对施行有限民主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时,我们不能光想到可能出现的副作用,还应想到不确定性带来的意外收获。根据韩国与台湾威权训政阶段有限民主的推进经验,诸利益集团间的均衡博弈,往往会极大改善市场的生态,使社会的诚信度提升。有人认为社会诚信的提升与民主无关,只与GDP的增长有关,有人认为民主与诚信有关。不管双方争论的结果如何,韩国与台湾的经验值得借鉴。总之,民主在工具作用的层面上就是如同专制一样的工具,它既非政权合法性的源泉,也非洪水猛兽,全看我们如何应用。

甲:我在前面曾问过你,既然要加强社会功能,为何不先开报禁、党禁,使我们这个一向传统的弱社会转为强社会?现在我明白了,你的主张似乎有费边主义的倾向——先易后难、循序渐进。

乙:的确如此。因为开放报禁、党禁,这是宪政阶段的任务。当下的中国如果一下子迈出这一步,城市里率先成长起来的是黒社会,乡下则是宗族社会。威权政府的任务之一,就是以强权铲除黑社会与宗族社会的土壤,不能让民主成为他们的保护伞。

甲:有人认为中产阶级是中国实行民主的条件,你对此怎么看?

乙:中产阶级的产生既是民主制度的结果,又是它的原因。但肯定不是民主制度实行的唯一直接原因。单强调中产阶级为民主的必要条件可能会导致一种反动的无为主义——既然中国这么穷,没有什么中产阶级,那当然只有穷人多忍耐,等到经济发达了,中产阶级自然会形成,只有那时,才能谈民主——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有害的。我们现在不积极推进“工具民主”(我对训政条件下有限民主的称呼,也算是一个创造),而是听任政府与奸商勾结自由剥削,也许中产阶级还未壮大,整个社会已陷入了穷人造反、富人镇压的两级震荡之中。正是为避免这一状况的出现,威权体制的铁腕独裁才是挽狂澜于既倒的必要手段。

甲:“以威权促民主”这一章,你所要阐述的内容看来基本完成。但这里我要补充问一个问题,你在前面论证民主的必要性时,仅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时代论来分析,似乎说服力不足。因为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框架下,统治集团内部已经形成了一套所谓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如果不对此进行批判,仅从资本主义统治的必然性上着手,恐怕难以服人。

乙:这是一个大题目,限于篇幅,这里仅能择其要点,简略叙述。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设想中,共产主义的暴力革命仅是短时期的战争,因此他们未曾想到要创立与资产阶级不同的无产阶级民主。同时因为他们二人是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转变而来,因此对当时工人阶级内部的中世纪秘密帮会的专制传统非常憎恶。“第一国际”的前身是“正义者同盟”与“四季社”,在马克思的坚持下,这两个组织的头头同意废除“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体服从领袖”的封建宗法制,改行在自愿基础上的少数服从多数的一般民主制。在思想领袖与组织领袖的关系上,也应马克思的要求,废除“政教一体”的体制,实行思想领袖与组织领袖的“政教分离”原则。19世纪70年代爆发的“巴黎公社”起义,起主导作用的是布朗基,而布朗基主义正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所竭力批判的一股错误思潮(“布朗基主义……是按密谋学派的精神培养出来的,是由这个学派所要求的严格纪律团结在一起的,他们认为少数坚决和组织严密的分子在顺利的条件下不仅能够夺得政权,而且能够用极果断坚决的措施来保持政权,直到把人民群众吸引到革命方面,并使他们聚集在少数领袖的周围。这首先要求把全部权力最严格地专制地集中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引自《马恩全集》22卷《法兰西内战导言》,1965年人民出版社,第226页)

马克思的政党是革命者志同道合的政治组织,不是封建帮会,因此马克思不能容忍政党内部实行布朗基主义的集中制。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下的欧洲各国的工人政党普遍实行民主制,以这种组织原则建立的政党只适宜议会道路和街头群众运动,完全不适宜东方专制主义统治下长期的残酷的暴力革命。

由于列宁提出了与马克思不同的政治路线,于是他也相应地提出了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的组织路线,这条路线就是以集中制取代了马克思的民主制,实际就是布朗基主义的复活。1902年,俄国社会主义民主工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分裂为多数派与少数派后,通过了列宁的建党路线。多数派的俄文译音——布尔什维克,少数派——孟什维克。1905年,列宁又将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改为“民主集中制”。

不管列宁的政治路线如何,他的组织路线无疑是成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了类似于军队的群众性组织,这个组织既可以有军队的功能,又可以有会党、国家与政府的功能。更为神奇的是,虽然它是作为一种工具被创造出来的,但在它的实际运行中,它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异化,成为一种具有独立价值与独立目的的事物。因此它在任何方面都不输于霍布斯的“利维坦”。

1917年后在俄国发生的红色恐怖不仅使西欧的文明世界为之震惊,就是在国际共运中也引发了广泛的批评。德国社民党领袖李卜克内西与罗莎 卢森堡作为第二国际的左派,也看不惯列宁在国内滥杀无辜,对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与所谓的民主集中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列宁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回应了左派战友的批评。列宁认为存在着由人民、阶级、政党与领袖这样四个层级组成的革命金字塔,而且断言这是“常识”。左派由于不懂这个“常识”,因此不能理解革命金字塔的合理性,所以犯了“幼稚病”。但是列宁并未解释在他看来是“常识”的合理性——为什么工人阶级只能由一个先锋队的政党来领导,而不能由两个政党来竞争先锋队的位置?为什么“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能保证决策的正确性?这些在东正教文化圈中被认为是“常识”的东西,在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新教文化圈中被认为是需要论证和解释的。

列宁的组织原则里虽然也有民主,但这种所谓“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实际上只取了民主工具作用中很小一部分,其核心还是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如果说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的话,集中制就是多数服从少数。列宁将这两个完全对立的制度强行捏在一起,实行起来往往是集中吞噬民主。

为什么这种集中吞噬民主的组织原则被列宁与其战友视为理所当然的“常识”呢?因为在这个“常识”中暗含着这样的革命“公理”——掌握了革命真理的领袖与觉悟水平很低的普通民众在权利上是不同的。因为领袖们掌握了真理,所以无需授权,自动地代表了觉悟低的“群氓”们的“根本利益”,由此获得了强迫力。在这里,无需授权而自动获得的权力令人毛骨悚然。为什么这些人会这么理直气壮地行事呢?这就是韦伯所揭示的东方宗教文化中的“意图伦理”在起作用了。这些革命领袖们认为(其他革命者也如此认为)我这样做是为了你好、为了使你和你的后代获得解放,因此我无需你的授权就可以代表你。因此,在这个革命的金字塔内部,权力与义务、权利与责任发生了背离——权力越大,权利越多,责任和义务越少,而底层的低觉悟者(中国的农民),便只有责任和义务,其权利被金字塔的上层“代表”了。

从“意图伦理”的逻辑和绝对主义的观念出发,革命领袖便只对自己的“良心”、“意图”负责,不对事实、后果负责,因此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自然反对对权力的任何监督与制衡。他们认为,自己掌握的真理是绝对正确的,因此自己的意图是绝对的善,不能受到任何阻碍。任何对领袖权力的监督与制衡,都是对其掌握的真理的怀疑和对其崇高意图的亵渎。同时,在与其他领袖的博弈中,意图成为了有用的工具——或以自己意图的无 私和真诚来要求更大的权力,或以对其他寡头意图的廉价恭维来获取谅解与支持。

如果共产主义革命是在全球生产力高度发达(人均GDP已达百万美元)、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只为极少数的豪富的资本家所拥护、占人口99%以上的居民都是赤贫状的普罗大众这种状况下爆发,那么这场革命便是帕累拖改进,整个革命进程从爆发到胜利不会用很长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占全世界人口99%以上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即使暂时将自己的权利都交于革命领袖们也无大碍(就像十字路口的行人与车辆将自己的行路权自动交于交通警察一样),因为这场短暂的革命胜利之后,所有的军队、监狱、货币、商品都会消失,地球上的所有居民(包括反对过这场革命的极少数资本家)都会过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幸福生活。但是,在这种状况没有出现之前,在整个社会仍如此贫瘠的现实状态下,普通民众凭什么在未经自己同意的条件下就可以被他人莫名其妙地代表?

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最根本的是权利与义务概念的缺失。权利与义务的概念正是启蒙运动所欲“启”之“蒙”,是现代理性之基础。既然现在的统治集团反反复复地强调“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现在仅仅是其“初级阶段”,国家暴力在很大程度上用来维护“资产阶级法权”,那么,只要求人民奉献、缺乏权利与义务对等的这种意识形态,即使不是骗人的鬼话,也是一种善意的神话——建立在神秘主义的“意图伦理”基础上的所谓的阶级、先锋队、领袖的神话。一个国家的统治集团如果不积极地去构筑一套与实然的“资产阶级法权”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来整合民族文化与民众思想,而是希望靠这种已经破产的、充斥着神话的蒙昧主义的东西来忽悠老百姓,其结果可想而知。

甲: 你的这一揭发批判等于是揭了某某党的老底。看来,保守势力如果要走回头路,再靠布尔什维克这一套是靠不住了。

(四)以威权促经济

乙: 关于经济这一部分,我首先要声明,我并未受过经济学的专业训练,只是一个票友。之所以要发表这些观点,是为了抛砖引玉,同时也想让世人知道,有这样一种发展中国经济的观点,如果其不可行,请反对者说明原因。

甲: 你的以威权促经济大跃进的提法很新鲜。大跃进,无论对当今的左派还是右派而言,都是臭不可闻,何以你这样的理性主义者会对疯狂的大跃进情有独钟?

乙: 条件不具备时搞大跃进是发疯,条件具备了,却因种种误识而不搞,也是非理性。而且当下的中国,不是因为好大喜功、追求政绩要去搞大跃进,实在是因为人口压力造成的迫不得已。50年代,因为错批一人而多生几亿,现在到了还债期。据众多专家测算,中国的自然资源,最理想的承载人口是5-6亿,现在则是翻番。当下众多的社会问题——三农问题、环保问题、东西部差距问题,细究下来,都与超生有关。

甲: 打断一下,东西部差距问题怎么和超生有关?

乙: 西部生态脆弱,如果将西部现在的人口减少一半或更多,西部较东部虽然交通闭塞、条件艰苦,但人均享有的自然资源多,工商从业人员工资高,东西部间就不叫差距,而是差别——在东部生活有东部的好处,在西部有西部的优惠与乐趣。

甲: 说得有理,请继续。

乙: 专家估计,人口高峰会在2030年到来,届时中国人口可达17亿,大约需要100年才会回落至5-6亿。更成问题的是,远在人口高峰到来之前十几年,中国就会进入老龄社会(指60岁以上人口占总数的10%以上)。如果没有大跃进,按现在的速率发展,很有可能因人口危机而使中国崩溃。

甲: 你设想,中国会循怎样的途径崩溃?

乙: 因财力不够,无法实现全面小康。所谓的全面小康,最多不过是2-3亿城市人口加上东部地区的部分农村的2-3亿人口、总共5-6亿人的部分小康。还有6-7亿的农村人口则被划出政府的责任范围之外,成为“化外之民”,任其自生自灭。这部分“化外之民”犹如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黑人,必然会反抗。为维持稳定,最后只能造以色列那样的隔离墙。如果嫌隔离墙有碍观瞻、友邦惊诧,还可采取高科技的办法,在每个“化外之民”的头皮下植入电脑芯片,由卫星的GPS对每个乡下人的行踪定位,一旦受控对象进入其不该进入的区域,监控电脑便会报警,使巡逻的军警及时赶到对其或是逮捕或是驱赶。由此导致维持稳定的成本增加。这就进一步加重税收、减少教育投入。如此的一增一减,将不可免地使经济与社会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我们的统治集团,会禀承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机会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思路,循阻力最小的路径前行——柿子拣软的捏——大跃进有风险,就放慢步伐;放慢步伐后矛盾增多,实行“会哭的孩子吃奶多”、遇到矛盾绕道走的原则。这样一方面造成各个利益集团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非理性不均衡博弈,一方面使矛盾、问题不得解决,日益积压。最后,也许一根草就会压垮中国这个骆驼。

甲: 你预测的崩溃前景虽然荒诞,但并非不可能。只是我不明白,是否除大跃进外就别无他法了呢?

乙: 是否还有更好的办法,我既不敢肯定也不敢否定。但是为什么许多人对大跃进这么反感呢?是否因为58年毛泽东的大跃进失败造成严重后果,因此产生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非理性心态呢?其实我所主张的大跃进不过是在现在的发展速度上再稍微快一些而已,譬如,使GDP增长率从现在的8-9%升为10-15%。这样的速度并非不可能,因为韩国与日本当年也曾有过类似的记录,所不同的是,我所主张的大跃进期望这样两位数的增长率能维持10-20年,而且我有信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能够通过20年的高增长,化解人口危机带来的挑战。

甲: 我不怀疑你的良善动机,接下来我们看看在细节上,你的大跃进可能引发的问题。

经济高速增长,其无可避免的负产物即是通涨。温和的通涨尚可对付,引发恶性通涨怎么办?中国的银行大家都知道,坏账率奇高(据说位居世界前列,远高于印度)。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保证温和的通涨不会因为一件小事、甚至是恶意的流言而引发民众的挤兑提款?通涨往往被认为是政府对民众的恶意劫掠,不知你如何避嫌?

乙: 你的问题我分两步回答,首先回答在温和通涨下,如何避免通涨对穷人和一般民众的掠夺。第二步,如何防止恶性通涨。

先谈第一个问题: 温和通涨情况下,有工薪收入的,通过工资的增加,一般都能抵消通涨带来的损害。对于靠退休金、抚恤金生活的老弱孤寡,政府只要及时增加退休金和抚恤金,一般也能应对。因为,温和通涨只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副产品,随着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往往在弥补退休金与抚恤金的增发后,还会有盈余。 如此说来,温和通涨好像是货币符号的变化——支出涨1.3倍,收入涨1.3倍——实际什么也没发生?不是的。在通涨情况下,不是所有价格都等比率上涨,而是有的多涨、有的少涨。因此通涨在某种情况下会成为政府对社会财富的又一次分配机会。 我们说,第一次分配讲效率——大家在市场上凭本事赚钱,“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第二次分配讲公平——政府通过税收来劫富济贫;第三次分配讲奉献——政府通过慈善福利事业募集资金扶危济困。通涨是第四次分配机会,政府完全可以利用这次机会来弥补前三次分配的不完善之处。因此,温和可控的通涨,不一定是副产品,也可以是正产品,是政府利用货币手段调控社会的工具。 下面谈第二个问题——如何防止恶性通涨? 我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下,中国既要防通涨,也要防通缩,但主要应防通缩。说到这里,就不能不谈中国的货币本位。大清王朝,我们是白银本位,白银直接作为通货流通。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是黄金本位,35-38美元无条件兑换一盎司黄金,故那个时期美元在中国又被称为美金。随着美元与黄金脱钩,现在世界各国货币都实行国家信用本位。 我朝在改革开放之前,货币实行的是商品本位,政府手里掌握12元的物资,发行壹圆人民币。改革开放之后,显然不是商品本位了,但现在人民币是何本位,因无人研究,谁都无法说清。由此,问题就产生了——过去大批不是商品的资源,如土地、矿山、知识产权等,现在都作为商品进入流通,占用了相当数量的货币。央行如果在发行货币时未将这一变化考虑进去,势必会造成通缩。我认为97年至02年的通缩即是由此形成。02年之后由于房地产热引发煤电油运紧张,多年不见的通涨又被人当作“狼来了”一样喊了起来。好像通涨才是最大的危险,而长期存在的通缩倒成了稳定的代名词。 通涨与通缩都有危害,但对于中国这样的新生经济体而言,通缩的危害更大。这就如同过瘦与肥胖都会危害健康一样,但对于儿童来说,过瘦的危害甚于肥胖。中国通缩的具体表现为(1)竞争领域的物价不动或走低;(2)工资水平长期不动并在GDP中的比例稳步下降;(3)内需不振。 由于货币理论不明,导致改革以来央行货币发行纯粹靠经验——经济过热就少发,过冷就多发。问题在于对冷热的判断。中国人均GDP1000美元,GDP年增长率5%为过冷,而这样的增长率对格林斯潘的美国来说就是过热。煤电油运的紧张是经济过热,减少货币供应会缓解其状况,但说到底,资源的紧张并非由货币直接造成。减少货币供应虽然缓解了煤电油运的紧张,但也减弱了市场增加煤电油运供应的能力。 资源瓶颈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制约,但解决这一制约与货币合理供应有关。如果减少货币供应,使通货紧缩,那么解决这一制约的冲动也会相对减弱。如果货币供应充裕,引发煤电油运价格上涨,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将有更多商人愿意投资这一领域,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目前制约市场解决煤电油运瓶颈的阻碍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货币供应,其次是国家垄断。 解决煤电油运的瓶颈无非是开源节流两个方面,但这两个方面都需要较充裕的货币供应。先说“节流”。要使节能、节约资源成为可能,首先需要有较热的经济背景。通缩的情况下,先倒霉的总是煤电油运等基础部门。在煤炭卖不掉的情况下,节能器具、节能新技术就没有市场,所谓“节流”也无从谈起。而在经济较热、过热的情况下,能源价格飙升,各种节能、节水、节约土地的器具、技术与措施才会有市场或有被采用的可能。 在“开源”方面,就更需要充裕的货币供应。因为,对煤电油运的投资,一般都有数额大、周期长的特点。中国企业,普遍自有资金不足,融资手段有限。如果银行惜贷,“开源”就是一句空话。而且在银行惜贷的情况下,所有的资金都被引向能短平快带来收益的地方,这就使银行外的资金具有更大的投机性。其结果就是,银行外的有限资金往往成为民间高利贷的主体,当下,这些高利贷的年利率一般稳定在20-30%之间。企业一般只有在短期“调头寸”时,才会以天为计息单位借贷。有谁会去借高利贷来上这种煤电油运的项目?

甲: 你说的因银行惜贷导致高利贷活跃的情况我很感兴趣,因为以前很少听人说起。我想,这也许是中国风险投资无法建立的原因。

乙: 风险投资与煤电油运的投资相同,都是理性资本主义的投资,与高利贷、股票这种投机性的非理性资本主义不一样。非理性的资本主义,或说是坏的资本主义,一般有投机性、垄断性、寄生性的特点。其存在与生长,需要通缩的环境。

甲: 这倒是一个有趣的新观点,能说说为什么吗?

乙: 通缩的情况下,“现金为王”(Cash is the King),“为王”的含意就是利用奇货可居的不对等地位进行掠夺,这也是我前面抨击的“非均衡博弈”。也只有在奇货可居的情况下,现金形态的资本才会孳生出投机性、垄断性和寄生性。

甲: 那为什么在通涨的情况下,手中握有某种奇货可居的资产(石油、地块、某种技术或专利)的资本不会孳生投机性、垄断性和寄生性呢?

乙: 我们知道,资本可分为两种形态,一为现金资本,一为资产资本。资产资本大多是实物,也可以是某种权利、技术等非实物。现金资本的特点是流动性好、赢利性差;而资产资本是流动性差、赢利性好。但二者的最大差别是规定性数量的多寡不同。现金资本是货币,货币是一般等价物,是一种符号,因此具有抽象性。它只有量的规定性,没有质的规定性(至少在一种货币体系内)。而资产资本因为具有“实业”的形态,故其规定性远大于现金资本。譬如石油资本,其规定性就有技术的、地域的和周期性的等。并不是说因为有了这些规定性石油资本就不会孳生投机性、垄断性和寄生性这些非理性的特性,而是说与规定性少的现金资本比较,它相对不太容易孳生这些不好的东西。还是以石油资本为例,在货币供应充裕甚至过量的情况下,钱不值钱,某老板掌握大量油井,自然容易形成垄断性和寄生性。但有人发明了煤制油技术,这个油井老板的垄断地位便会动摇。因为实业资本存在着技术的规定性,因此技术在与资本的博弈中就有很大的话语权,只要得到资金的支持,技术的规定性甚至能克服地域和周期形成的制约。但是面对较少规定性的现金资本,技术就无发言权。

我们这里不是专门讨论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孰优孰劣的,而是比较温和通涨与温和通缩的优劣。如果没有正确的货币理论,仅凭经验、凭经济的冷热来决定货币的发行量,往往会导致温和的通缩。

甲: 是不是因为政治上的求稳怕乱呢?

乙: 这是很大的一个因素,但不限于此。凭经验、凭冷热决定货币发行量也是一个因素。与美国经济相比,中国经济应该相对热一些,但是热多少为正常呢,应该有相应的理论,不能仅凭经验拍脑袋。譬如对于正处于身体发育中的16、17岁的青少年来说,摄氏37.0-37.5℃都是正常的,但对成年人或未进入青春发育期的儿童来说,这样的体温就不正常,属于低热。同理,10-15%的增长率对于美国肯定是过热,但对于中国就不一定。可是眼下的主流舆论都认为这是过热,理由呢?就是煤电油运瓶颈凸现。

我认为,有瓶颈的制约是正常,感受不到这个瓶颈的制约则是经济过冷。面对煤电油运的瓶颈制约,我们应该迎难而上,不能知难而退——减少货币供应,降低发展速度。因为,相对于先发国家、甚至相对于亚洲四小龙而言,中国的崛起已没有他们当时的较宽松环境了。英国当年崛起,遇到人口压力,可以对外殖民。你看看当今四大洲、五大洋,有多少不列颠后裔?今天如果将这些人都塞回英伦三岛,约翰牛能有好日子过吗?还不是动辄即遇煤电油运的瓶颈?亚洲四小龙在高速发展时,欧美市场对之基本不设限,哪像今日中国,动辄以“反倾销”伺候。我们今天的崛起,可说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前面有市场与资源的双重国际夹击,身后有13-17亿人口全面小康的压力。在这样险恶条件下的发展,哪有轻松与从容可言?不理会客观存在的险恶环境,只想求稳怕乱,那就会以西方的标准来决定中国经济的冷热状态,使本来应该在温和通涨状态下运行的经济跌入温和通缩状态、使增长率本来可以在12-15%的高位被迫跌入6-7%。

甲: 在经济问题上,我渐渐被你说服了。政府一遇经济发热,就赶忙踩刹车、关银行的龙头。这种做法实际是“柿子拣软的捏”,或正如你所说的,面对国际上市场与资源的双重夹击,只好打压农民要求小康的愿望——反正打压他们不会遇到反弹。但是,说不定这真是中国人的宿命呢?经济会否在温和通涨状态下运行时因政府不关银行的龙头,引发恶性通涨?

乙: 不否认这种可能性,但出现的概率比较小。为什么?就是因为货币本位的转型。在我国货币本位从陈云时期的产品-商品本位转向国家信用本位时,大量过去不被认为是商品的资源——土地、矿山、知识产权、特许权等进入流通,但货币并未因此而多发,这就是政府屁股底下生出一座金山来的原因,同时,我相信这也是人民币含金量上升、世界各国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严重低估的原因。

货币的本质是财富,货币不过是可流通财富的符号。央行发行货币是根据市场需要量来确定,但市场的需要量该如何确定却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稳健派认为温和通缩是市场的需要量,跃进派则认为温和通涨是市场实际需要量。但防止恶性通涨有两条底线,首先是政局稳定,因为现在的货币本位是国家信用,如果因为民主或不民主而使政局动荡,将不可避免地危及众人对人民币的信心。其次,你这个社会可流通的财富的总量就是货币发行量的上限。只要你发行的货币总量低于财富总量,恶性通涨就不会出现,即使由于一时失误出现,也易于纠正。

甲: 那么现在人民币50多年来累计发行总量是多少、社会可流通的财富总量又是多少?二者的比例是否恰当?

乙: 我没有找到官方的数字,但从网上一篇文章(《贱卖中国》,作者“草庵居士”可能是旅居美国的经济学票友)中得知,解放初期是8万亿,现在是20多万亿,而社会财富总量则是200-300万亿。我认为,解放初期的8万亿这个数字不可靠,因为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助的经济项目不过几百亿元人民币,央行怎么会发行8万亿的货币呢?现在20多万亿的数字比较可靠,而财富总量估计还是偏低。据估计,正常的货币保有量应该是100万亿左右,也就是说实际少发了约70万亿,是已有量的3倍多。这也是为什么壹圆人民币在国内的实际购买力与壹美元在美国的实际购买力接近的原因。为什么美国人要压我们的人民币升值呢?就是因为你货币少发,币值被严重低估。其被低估值与少发量应等同。如果使现在的人民币发行量从30万亿升到100万亿,实际就是人民币对美元升值333%,即从原来的8.25比1升为2.48比1。这样的汇率接近两国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也是美国人暗中希望的人民币升值目标。

甲: 如果我们不主动多发货币而是在美国人的压力下于10年内逐步使人民币汇率升到1比2.48,这两种做法的利弊如何?

乙: 人民币不升值,就是把我们的血汗钱送人。中国人含辛茹苦省吃俭用帮助美国人克服通涨。逐步升值不过是逐步减少送人的钱。但升值又会使出口产品价格上升。多发人民币既可拉动国内大跃进,又可改善国内经济状况,减少经济对外贸的依赖。

甲: 经你这么一分析,我大致弄清了币值低估、国内血汗工厂与国内官僚买办财富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了。国内的官僚买办是如何占有民工的血汗钱的呢?看来是借了币值低估的光。没有币值低估,中国人的产品就无法换到美元,只有换到美元——哪怕为此每赚一美元就要送掉2美元——他们才能从国际资本手中分到一杯羹。

乙: 虽然价值的分配路径是如此,但我不同意你的推论。你的这一推论中“意图伦理”的气味太重,好像有人早知如此而故意为之似的。实际情况是币值的低估是随着中国人的财富逐步增加而逐步产生的,而且在劳力密集、技术附加值低的情况下,我们当时只有以血汗来换钱这一条路。现在币值低估的情况明显了,我们应该适时转换策略,由外贸拉动转向内需拉动,但不能因此把当初倚重外贸积蓄资本的做法说成是官僚买办勾结国际资本剥削民工血汗。我认为,讨论问题最忌伦理拷问与诛心之术。

甲: 这个问题我不与你争论。通过你的分析我得出结论,进入市场经济的中国不易通涨只易通缩。不过我不明白,货币少发这么重大的问题怎么没听到专业经济学家的意见?难道真如有人说的,中国大陆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人?但既便如此,为何这五个合格的经济学家中就没有一个看出这个问题,反而由你这个外行发现了此问题?

乙: 我还不十分肯定货币少发是否是个真问题,也不清楚经济学家对此的意见。但对于造成我国在货币发行问题上易通缩而不易通涨的原因,我认为我们的眼光还要更开阔些,应在更大的范围内来寻找。

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由于供给能力不强、体制内又是吃大锅饭,故容易通涨。但在市场条件下,特别是中国目前的特定条件下,由于下列原因,易于产生通缩:

1, 大量超生人口导致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抑制了工资水平的增长;

2, 制度不合理导致基尼系数偏高,使大量财富聚于少数精英,工农大众所得份额偏少。富人消费有限,大部分人(主要是农民)因贫穷导致内需不振。按联合国人均日消费低于1美元为绝对贫困的标准,我国九亿农村人口收入尚达不到日均1美元的标准,遑论消费!

3, 社保体系不完善,致使城市居民面对医疗、失业、养老及子女教育支出预期加大而不敢消费;

4, 房价走高使城市居民将其收入大头投入储蓄或还按揭,其他方面的消费被迫压缩;

5, 人民币已从计划时代的一国通货变为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通货。例如,香港一地前几年就有700亿人民币流通,俄罗斯有多少?东南亚又有多少?央行怕是心中无数。这些流到境外的货币并未在发行时被扣,因而加剧了国内的通缩;

6, 中华民族历来有量入为出的传统,在摒弃了计划经济体制“吃大锅饭”的弊端后,这一传统得以恢复。因此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仅仅因为这一传统,中国也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这是一种容易导致通缩而不易通涨的文化传统;

7, 中国有一个贪官阶层,这些人一不打工二不作买卖,只是将款存于银行或放高利贷。通涨会使其资产缩水,通缩会使其增值。在央行对货币政策的选择上,这个阶层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8, 弱智保守的统治集团总是将通涨等同于动乱、将通缩等同于稳定。因此仅从维持稳定、维护既得利益的角度而言,统治集团也会选择通缩而不会选择通涨;

9, 这几年大量投资形成的生产力都将在未来几年进入产出期,如果货币发行依然取现在的保守政策,即使在垄断的煤电油运领域全面涨价的情况下,恐怕都无法阻止物价总水平的下跌。

甲: 通缩还是通涨的问题,我们这些经济学外行很难一下子搞清。不过关于防止恶性通涨的问题,我认为你的论述有说服力,就是不知道那些力防通涨的经济学家们会如何反驳你。还有,我认为你提出的计划经济易通涨、市场经济易通缩的观点对我很有启发。我朝的几次通涨不都是在“吃大锅饭”体制下发生的吗?看看欧美国家在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好像也是通缩多于通涨。特别是上世纪20-30年代的经济危机,有些经济学家就认为那是通缩惹的祸。后来实行的凯恩斯主义,实际还不是多发货币解的围?

乙: 在金本位的情况下,不可能发生通涨,只会发生通缩。通涨只会在纸币(法币)本位的情况下发生。你观察到的现象可能于货币本位的变化发展有关,而与初级阶段、中级阶段这些政治阶段无关。

我们在这一章专门讨论大跃进的问题,要辨清大跃进是否可行的问题,首先就不能回避货币问题,因为货币乃经济发展的汽油。从我朝建立以来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货币发行是控制经济进速快慢的油门。但如果从马克思的生产力三要素来看,又没有货币的这种关键作用,不知你对此有何意见?

甲: 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三要素是指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和劳动力。货币则是财产私有社会的产物。你是想找出二者之间的联系吧?既然如此,,还是听你谈,说错了也不要紧,这本来就是探讨,不是布道。

乙: 我很怀疑货币在现代经济中的这种汽油的角色。你到中国各地去考察,到处都要上项目,所缺的就是钱。如果撇开钱,当地的项目除了劳动对象和部分劳动力外,在生产力三要素中,他们还缺劳动工具和专业技术(掌握特殊技术、知识和技能的劳动力)。他们需要钱就是为了购买这些设备、材料和聘用这些专业人员。但是生产这些设备、材料的商家和掌握这些技能的专业人员又何尝不想被购买、被聘用?货币不过是在资产阶级法权制度下分配生产力三要素的手段。它之所以能充当这一手段,在于它的本质就是生产力的三要素中的劳动力。

甲: 你的这一推论挺有趣,七推八推,推到最后,货币竟然等于劳动力。

乙: 我说货币的本质是财富,你不觉奇怪,财富难道不是被劳动力生产出来的吗?人类社会迄今所拥有的财富难道不是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的结合或说是劳动力的物化吗?因此,我认为,货币的本位可以定义为人力资源。这并非是我的发明,而是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的发明。张五常的这一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倒是不谋而合,因为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三要素中,劳动力是最活跃、最重要的要素。美元为何坚挺,就是因为全世界最优秀的精英大部分被其网罗。

甲: 美元之所以能成为强势货币,主要不是应为精英多,而是因为美国富裕、强大。

乙: 她为什么富裕、强大?还不是人创造出来的?当然,美国资源丰富也是她富强的原因,但非主要原因。你看日本和瑞士,虽然资源贫乏,但因为人才多,其货币不是一样被人看好吗?

甲: 原来你怀疑货币的作用是因为我们这里的官员在发展经济时都是见钱不见人,不知道钱的本质实际就是掌握技能的人。

乙: 的确如此。换一个视角来看货币,我们就会发现许多问题。从一国的范围来看,如果不考虑货币,经济发展的限制就在于生产力三要素之间的平衡。你这个项目能不能上,要看这三要素是否充裕、允许。三缺二、三缺一都不行。但是当下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有很多好的项目,生产力的三要素都具备,就是缺钱,结果不能上。

甲: 如果是这样,那就是通缩。

乙: 判断通缩有许多标准,但官员与学界就是没有用生产力三要素来衡量的,我认为这不正常。

再来看经济危机。危机期间,工人失业,生产能力放空、闲置。从生产力三要素来看是不合理的,实际就是通缩。这并不是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是什么不得了的大问题,因此很容易就被解决了。以此反观当下的中国经济,这一缺钱的问题仍深深地困扰着我们。官学两界都认为“人往哪里去,钱从何处来”似乎是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实际上这个问题的产生就是因为自己的私心与愚蠢——对通涨的非理性担忧。

甲: 从三要素的视角看,煤电油运的紧张,不正是说明大跃进的不可行吗?

乙: 我认为,正是通缩削弱了我们解决煤电油运问题的能力。而且正是见物不见人的经济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缩的结局。

甲: 此话如何理解?

乙: 如果因为资源、地理条件等自然因素的制约而放弃现代化的努力和要求,那是最愚蠢、最没出息的。放眼全球,资源贫乏的往往出富国,如瑞士与日本,而资源丰富的反而多穷国,如非洲的大部分国家。这说明,生产力三要素中,最重要的并不是劳动对象(自然资源),而是人。有了掌握了科技知识的人力资源,人可以改变劳动对象,使之符合自己的需要。同时也说明,一国的禀赋并非一成不变,它会随着人力资源的改变而改变。

因为资源的限制而无所作为、安贫乐道,这不是尊重客观规律,而是懒汉、懦夫哲学。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既要尊重客观规律,又不能被客观条件所束缚,而应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改造自然,使自然成为人类全面发展的朋友。 具体到中国煤电油运的问题上,首先要纠正的一点是,中国人均占有的各类资源在世界上并非最为恶劣,而是位居中等,有些资源还是相对较为富裕的,如煤炭资源。现在的煤炭紧张,正是铁路垄断和长期通缩造成煤价过低、对煤矿安全、技术方面的投资不足所致。 如果资金充裕,在克服煤电油运瓶颈的束缚上,现在就值得大规模投资的项目有:1,煤变油项目。2,东、南海大规模油气资源勘探、开采项目。3,海底可燃冰的应用与开发项目。4,大力开发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其中包括新疆与内蒙的风电场与光伏电站及东海与台湾海峡的大型海上风电场等项目)。5,深海大洋底部的金属核的工业规模采集项目。6,植物油代燃油项目(通过南水北调和菌肥技术使中西部地区的荒地开垦种植植物油料,并经过加氢工艺使之成为柴油、汽油的替代品。如遇粮食危机,此土地可迅速由油料种植改为粮田)。7,…… 上述的每一个项目的实施,在缓解煤电油运的制约时,都不可避免地提升其价格,这逼使中国人在使用较为昂贵的资源时要发展出世界一流的节约技术。这一结果实际是中国以丰富的人力资源补偿天然资源不足的努力。这一努力肯定会获得成功,因为并不存在人力资源无法替代自然资源的客观规律。人力资源不会创造物质,但能利用某种丰富的自然资源替代稀缺的资源。有人曾经认为,只有金属才能成为坚固、廉价的结构材料,但现在人类已经发明用更坚固、更廉价的有机高分子材料替代金属的科技。马尔萨斯牧师曾经预言地球的资源不足以养活更多的人口,然而自马尔萨斯以来,地球人口不知翻了几番,人均拥有的食物不减反增。这都说明人力资源是比自然资源更宝贵的资源。要凸现人力资源的作用,就必须有较为充裕的货币供应,使现金为王的环境变为科技为王。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煤电油运的瓶颈才不足以阻挡中国现代化的步伐。我相信,中国人一定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不输于日本的人均现代化水平。 关于防止恶性通涨的讨论,到此可告一段落。下面谈谈这场大跃进的必然性。

甲: 如果大跃进不会引发恶性通涨、并且有利于克服煤电油运的瓶颈制约,我想,大部分人都会欢迎,就不必要再讨论她的必然性了吧?

乙: 站在穷人、老百姓的立场上,大跃进只要不会对他们造成损害,他们当然会欢迎,因为他们对自己目前的现状不满意,渴望通过大跃进尽快脱贫致富奔小康。但是对于处于豪富状态的统治集团而言,你不但要化解他们对由此可能产生的问题的担忧,还要使他们相信,不如此的可怕后果。因为搞不搞大跃进毕竟是他们说了算。

甲: 还是你考虑得全面,愿洗耳恭听。

乙: 对于大跃进的必要性的论证,我打算从世界范围的文化理性比较和马斯洛的需求论以及中心-边缘格局这三个方面入手。

先从世界范围的文化理性比较来看。当今发达世界的第一梯队可以说是以新教为首的基督教文明,西欧北美澳大利亚都是新教为主的国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这些天主教国家基本上是尾随其后,但天主教文化的次生地——拉丁美洲则不在此列。第二梯队则是东亚儒教文化圈内的日本与亚洲四小龙。谁是接下来的第三梯队呢?有人认为是东正教文化圈的俄罗斯和东欧,也有人认为是天主教文化圈的拉丁美洲。中国按人均GDP来看,当然是在上述二者之后,但按发展速度来说,有可能超出东欧与拉丁美洲。如果从文化理性的角度而言,中国似有可能以大跃进的速度成为第三梯队。 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儒家文化。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主要是冷战格局中美国的大力扶持。但是,冷战中美国不也扶持菲律宾吗?再说香港与新加坡的经济成功也与美国关系不大。目前众多学者基本认同四小龙的成功在于儒家文化,因为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与印尼,其富人多为华人(华裔)。这方面的原因,只要你比较一下华人在勤劳、宽容与重视教育等方面与当地土著和穆斯林的差别,就能大致明白。 稍逊于中国的有印度,还有动荡不安的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圈,最落后的则是黒非洲地区。

甲: 从勤劳、宽容、重视教育这三方面来说,印度人和华人应该说是难分伯仲,你不能因为目前两国在GDP上的差距而看轻了印度。我认为,不远的将来,印度很可能超过中国,关键在于他们选择的经济发展道路对能源依赖程度和环境的破坏程度比我们低,因此后劲比我们足。

乙: 不否认你说的这种可能,但依我的文化理性的理论,我认为,印度文化因为在理性上落后于儒家文化,所以印度人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上超过中国的可能性不大。

韦伯将世界上的主要宗教做了秩序如下的排列——新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中国的儒家、道教和印度的佛教和印度教。我认为,这一排列基本上反映了各种宗教文化在理性上的梯度差别,当然,不是严格依此秩序。 韦伯关于理性因宗教不同而有差距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形成互补。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的上层建筑是其经济基础的产物,因此,畜力磨与蒸气磨产生的文化理性自然有了高下之别。资本主义只能首先产生于新教文化不是偶然的,是因为新教是所有宗教中理性最强的。为什么英国人将他们的政治制度移植于香港、新加坡和印度而所得结果大相径庭?就是因为移入地的宗教文化理性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印度文化是奴隶制的产物,与英国工业文明的政治制度间的落差太大,而同为华人的香港和新加坡属儒家文化圈,而儒教是前工业文明中发展到顶点的佃农制农耕文明的产物(清康乾时期人均GDP高于工业革命刚起步的英国),因此理性落差最小,制度移植、对接容易成功。 既然你看好印度,不妨将古希腊、古中华与古印度的哲学作一比较。北京大学一个哲学教授认为,不是所有的古文化都会发展出自己的哲学,譬如古埃及就没有产生哲学。只有古希腊、古中华和古印度这三种古文化产生了三种不同的哲学。比较这三种哲学,他认为古希腊哲学以说理见长,古印度以说教见长,而古中华,处于理性主义的希腊哲学和神秘主义的印度哲学之间,半是说理、半是说教。这一分析,我认为很精辟。印度之所以落后于中国,就在于理性的落后,在于神秘主义文化的盛行。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可以说已经进入世俗化阶段(《史记 货殖列传》描绘汉朝时期的中国,“天下熙熙,皆为利趋,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而现代的印度人尚处于宗教的神圣化阶段,宗教活动占去了老百姓的许多精力与时间,老百姓逐利的动机远弱于世俗化的中国人。没有世俗化,这也许是伊斯兰文化圈长期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 从文化决定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黒非洲是最可悲的,因为这个大陆在西方殖民者将他们拖入全球化之前,尚未发展出自己的哲学和摆脱了原始巫术的宗教来,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缺乏(文明)文化的大陆。

甲: 照你说,从文化理性的角度来看,中国似有可能以大跃进的速度成为继日本与四小龙的第三梯队,不知其理由何在?

乙: 韦伯认为,在世界的主要九种宗教中,只有新教与儒教是主张入世的,其余都是出世的(脱离红尘、脱离世俗功名)。但是这种出世哲学仅仅使中国没有陷入比伊斯兰与印度更落后的境地,并没有保证中国会超出天主教与东正教文化圈而自然而然地成为第三梯队。因为新教与儒教在入世观上是有区别的,其区别在于,新教以积极的态度宰割世界,儒教以消极的态度适应世界。当这种消极的适应被积极的宰割多次打败后,中国人自认为选择了马列主义的科学理性(西方宰割理性的一种),但这种理性并未使自己在与西方的竞争中获胜,相反倒是传统儒家理性与西方主流理性的对接,使四小龙先于其文化母体获得了成功。这种成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内在的文化理性上的原因的。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中国抗战胜利后的另一种走势——“若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未打内战或是在内战中最后获胜,美国人会不去扶持蒋介石而去扶持自己昔日的敌人小日本吗?二战后美国最大的对手是苏联,中苏接壤几千公里,蒋介石治下的中国无疑是美国对付苏联、遏制苏联的最好盟友。如果美国人一心扶持中国对抗苏联,那么他们犯得着在扶持中国的同时再去扶持小日本吗?中国在二战后始终站在美国人一边,政治上实行专制权威主义,经济上奉行自由主义,再加上大量美援,在这种制度与国际条件下想不富都难。”(摘自拙作《小日本的猖狂与蒋介石的过错》)

甲: 照你的说法,中国曾经与第二梯队失之交臂,而作为儒教文化次生地的四小龙后来抓住了这个机会,因此说明中国具有成为超过天主教与东正教文化圈的第三梯队的潜能。

乙: 是这样。

甲: 这是你从文化理性的比较上所作的论证。那么马斯洛的理论又怎么与中国的大跃进有关呢?

乙: 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 1908-1970),美国心理学家。他提出,人的需求可分为不同层次(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低层次的需求满足后会产生高层次的需求,低层次的需求满足之前对高层次的需求不感兴趣。而且其当令需求具有刚性,不可被打压。根据他的这一理论,我认为中国人的温饱、小康目标,可分为“吃、穿、用、住、行”这五个层次,其中“吃、穿”两个层次就是温饱,“用”——狭义指家用电器(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脑、手机等),广义指城市生活。“住”和“行”则分别指人均一室的成套住房和私家车。

目前中国的城市居民基本已解决了“用”的问题,需求指向住房和轿车,农村居民大部分越过了温饱线,需求指向“用”的问题,希望能像城市居民一样,解决上下水、燃气、环卫、医疗、教育、通讯、交通等问题,实际是城市化或新农村的问题。所谓的全面小康,就是“用住行”三个层面的需求满足。这也是近年来房地产热、城市化热的根本原因。面对这一需求,当局面临两难选择——或者是满足这一需求,从而引发大跃进、温和通涨;或者是打压这一需求,收紧银根、釜底抽薪。现在看来,政府选择了打压。但是,由于这一需求的刚性,这样的打压必定会引起反弹。“陆肆”事件,一定程度上是当年城市居民对于“用”的需求受到“彩电票”、“冰箱票”以及官倒、腐败等因素的打压、挤压所致。 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这五个层面。我提出的物质需求方面的“吃穿用住行”的五个层面实际包含了生理、安全、社交这几个比较基本的需求。面对政府的打压,当城市居民因高房价而被迫两代三代同居一室、乡下人因贫困无钱就医时,民众的苦难就会自动指向官员的腐败与富人的贪婪。这就是打压引起的反弹。对于这种反弹,你用“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是无法安抚的。

甲: 你将“陆肆”的远因归为老百姓的彩电冰箱需求未及时得到满足,这种说法我是第一次听说,能否再解说得详细些?

乙: 一般学者在分析“陆肆”的远因时,往往只到1988年物价闯关失败引发通涨为止,未将民众的怨气积累与需求受挫联系。当时引发民怨的直接原因是官倒与腐败,而官倒所“倒”的物品之一就是彩电与冰箱。正是因为这些紧俏商品被那些官宦子弟所控制,使平民百姓得多花钱才能买到,这难道不是对呈刚性的当令需求的一种打压?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当前因惧怕经济过热而对房地产业的打压,实际是对人民当令需求的打压,有可能引发类似“陆肆”的反弹。

甲: 说到当前对房地产业的打压,有一点不明白,现在政府对房地产业采取的措施,不也正是为了打压高房价、从而满足人民的购房需求吗?

乙: 在对房地产业、或房地产热的打压上,政府的主观意图是多元的——既有打击高房价、使平民百姓买得起房意图,也有对房地产热引发煤电油运紧张、带动通涨的顾虑,更有对房价虚高的泡沫破裂、最后造成银行坏账的担心等多元因素。但由于未能辨清大跃进与温和通涨的必要性以及这一轮房产热背后人民的合理的刚性需求,因而在具体应对措施上有偏差。政府具体的应对措施被人称为“组合拳”,主要是抽紧银根、减少土地供应和严控建筑规划容积率这三方面。其中抽紧银根是对房地产热的釜底抽薪,它既打击了买方、又重创了卖方;其余两项则是对卖方的攻击。由于对房产买卖双方的多管齐下,房地产热开始消退,但与此同时,老百姓买房难的问题依然未获解决。分析原因,我们就不难发现,一是政府控制卖方,导致上市供应新房减少;成本提高、致使房价难以下降。二是严控房贷,使买房者首付增加、月供上升。虽然由于房贷从紧、销售困难而使房价略有下降,但下降幅度有限,对于解决中低收入者买房、租房的困难无异杯水车薪。

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对此颇有微辞,他认为,政府真心要使房价降下来,满足人民买房、租房的需求,就应该加大房屋供应量,而不是减少供应量。 现在的“组合拳”不分青红皂白,左右开弓,既打击开发商,又打击老百姓。看来政府并非真心要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主要还是为了防止经济过热、确保经济安全。但是他们不知对人民需求打压的结果是什么。 这就是我用马斯洛理论对大跃进必要性的论证。

甲: 那么中心—边缘格局又是什么呢?

乙: 中心-边缘格局,是借用依附论的一个术语。依附论是拉美左派学者创立的一种现代化理论,与韦伯的侧重内因的现代化理论不同,这些左派学者认为穷国之所以穷是因为位居中心地位的富国对位居边缘的穷国的剥削所造成。因此穷国为摆脱边缘化的穷困地位,应隔绝全球化的诱惑,拒绝富国的剥削,不与中心交往,走南-南合作与自力更生的道路。依附论的观点实际属于列宁主义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所走的就是依附论所主张的道路。南美一些国家受依附论的影响,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十几年实践下来,穷困依旧,而同期的东亚四小龙由于坚持全球化的道路,却由边缘挤进了中心地位。

依附论的理论不对,但它对世界格局的描述却有可取之处。中心-边缘的格局中,富国位于中心,穷国环伺周围。其特点是,环伺边缘的穷国离不开位居中心的富国,希望以自己廉价的人力与自然资源换取富国的资金、技术与管理经验,而中心的富国却可以在众多穷国中挑挑拣拣,压价杀价。所谓的等价交换因富国与穷国各自拥有的资源稀缺程度不同,因此在市场上获得了不对等的叫价权利。何新先生为中国要出口数千万套西装才能换回一架波音飞机的事愤愤不平,但是数万套或数千套西装就可换回的飞机,不知何新敢不敢乘?还有,你如果觉得这种西装换飞机的交易不平等,完全可以拒绝。这种中心-边缘格局的另一个特点是,穷国之间虽然鸡犬之声相闻,却可以老死不相往来,因为相互之间具有同质性,不具互补性,你有的我也有,你缺的我也缺。在向中心国家出口劳力资源上,穷国之间实际是竞争关系。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一是全球实现共产主义,消灭商品与货币;二是像日本或四小龙那样,使自己从边缘挤向中心。对中国而言,只有第二种选择现实可行。这也是中国应该大跃进的原因之一。在这种中心-边缘的世界格局下,为了不被其他民族剥削,你只有快点成长壮大,剥削别人,使自己更加壮大到能逐步改变这种不是被剥削就是剥削别人的制度的程度。

甲: 你借中心-边缘这一形象语言来说明大跃进的必要性很有道理。不过我不明白,为何发展中国家不能联合起来逐步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博弈秩序?

乙: 我们可以稍微离题一下讨论这个问题。南-南合作就是穷国为改变这一不合理秩序所作的努力,但是20多年搞下来,成效不显著。石油涨价,对产油国有利,对石油进口国不利,而且石油进口国中不都是富国。但是所有穷国中最大的资源还是廉价的人力资源。要所有穷国为人力资源合理要价联合起来向富国叫板,就如同马克思所呼吁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样不切实际。

以上是对大跃进必要性的论证,接下来是对其可行性的论证。 世界上并不是每个民族都需要大跃进的,你相信吗?

甲: 愿闻其详。

乙: 首先,发达国家就不愿意。因为大跃进意味着舒适、悠闲的生活被中止,人人都将因经济的加速而辛劳忙碌,这对于“吃穿用住行”需求基本满足的西方人而言又是何苦呢?依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物质化的需求基本集中在生理、安全和社交三个层面,也就是我概括的“吃穿用住行”这五个层面。在物质方面的要求被满足后,人的需求更多将转向精神与相互关系方面,这方面当然需要相应的物质基础,但为此而要牺牲舒适与悠闲却是不值得的。譬如山间度假别墅,是许多西方白领的向往,但如果要为此艰苦奋斗十几年,可能不少人都会知难而退。

其次,撒哈拉以南的大部分黑非洲国家也不需要,因为那里从文化形态上而言,还处于原始巫术文化阶段(前文化时期——文字与规范宗教形成之前),民众的首要任务是解决温饱,制止杀戮与战争。 中东的伊斯兰阿拉伯地区(除了少数产油国)也不需要,因为他们基本上还未进入世俗化阶段。欧洲在现代化之前有一个启蒙运动,这个运动就是使人们从中世纪的神圣化阶段进入近现代的世俗化阶段,使社会的主流理性从神本理性转为人本理性,即让每个成年人明白,自己活着不是为了上帝、神、国家、革命事业等他物,而是为了自己。很可惜,中东大部分地区的人民并不是为自己活着,而是为了某个崇高、神圣的东西活着。因此,圣战依然是人生大事,随时愿为人弹者大有人在。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为成为现代化第三梯队而与中国人竞争的东欧与南美地区,那里的人民的富裕程度大都超过中国,但愿为发财而拼命的决心与干劲显然不如中国人。 以上这些是对大跃进可行性的论证之一——民众观念的世俗化与愿为大跃进拼命的决心与干劲。

甲: 从世俗化来说,中国人好像天生就是一个世俗、功利的民族。“天下熙熙皆为利趋,天下攘攘皆为利往”,2000多年前司马迁写《史记》时,中国人就是这德行。

乙: 但是在这之后也有长期的“义利之辨”,特别是文革时期,神圣化的情结曾达于顶峰。改革开放是中国人继五四运动后的第二场“启蒙运动”。

如果说“实践标准”的大讨论是这场大跃进的“启蒙运动”的话,那么随后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为这场蓄势已久的大跃进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是大跃进可行性的第二点证明。58年的大跃进为何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起码的物质条件。而今,中国已到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即将进入重化工阶段。重化工阶段的特点是投入高、产出也高。其本身就具有大跃进的特点。英法德美日各国,在重化工阶段基本上都经历了本国经济的大跃进阶段。因此,以工业重化工为己任的大跃进并不是搞不搞的问题,而是何时搞、怎么搞的问题。一句话,大跃进是工业化的必由之路。

甲: 你以重化工来论证大跃进的可行性很有说服力。实际上煤电油运的紧张也是由于产业发展进入重化工阶段所致。而对煤电油运的投资,正是重化工内容的组成部分。

乙: 产业进入重化工阶段与需求进入“用住行”层面的同步并非巧合,因为要满足城市化建设的需求,必然是道路桥梁房地产的大发展。如果因为惧怕资源约束和环境污染而想绕过重化工这个阶段,就必然要对民众“用住行”需求进行打压,其后果很可能是比“陆肆”更严重的一场危机。

关于大跃进可行性的另一个重要根据,是留美学人黄亚生先生所批评的中国对外资的依赖症。黄先生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国际管理系的副教授,对中国经济,常有惊世骇俗而又实事求是的批评。他认为中国过于依赖外资是因为抑制了民资。从各国外商直接投资FDI比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比率来看,较大的经济体都在百分之几的数量级上(90年代,美国0.062,加拿大0.083,巴西0.05,韩国0.011台湾0.028),而2003年的中国,上限是0.58,下限是0.29,与新加坡、荷兰和爱尔兰等小国处于同一个水平。他认为,在这方面,韩国做得最好,对外资的依赖最低。 国人对大跃进是否可行的最大担忧来自资金。既然韩国人可以不依赖外资,而是用自己明天的钱来建设今天的现代化,中国人为何不可学韩国人的榜样?当然,韩国肯定经历了较高的通涨,这从他们的币值上可以看出,而且韩国一定程度上因此而遭金融袭击,但是他们不是最终取得了令世人羡慕的成果吗?况且,由于我们因经济体制转型而得到一笔额外的资金,而且20多年进来了5000-6000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因此,至少在资金上,大跃进是可行的。 以上三个方面是对大跃进可行性的论证(1在干劲和决心上与其他民族的比较,2重化工,3外资依赖症),接下来讨论如何大跃进的问题。 在讨论此问题前,首先要纠正一个理念。一说大跃进,国人易产生搞运动的想法。须知此大跃进非58年的大跃进。首先,这场跃进不是政府发动的,而是市场自发产生的。政府的角色只是由过去高喊“宏观调控”的消防队员变成了积极规划、引导的教练员和裁判员。其次,市场条件下的大跃进,政府必须学会以市场的机制、手段来管理市场,不能越俎代庖地替代市场,即政府只能当教练和裁判,不能充当运动员直接上场。大跃进不仅是市场的事,还是整个社会的事。政府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既不能在市场上越位,也不能在社会管理上缺位。对于市场机制失灵的领域,政府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甲: 你这个理念纠正很重要。在计划体制下,政府不存在越位与缺位的问题,但在进入市场体制之后,由于缺乏经验和私心杂念,统治集团在这个问题上屡遭诟病。但我对你提出的政府在市场上充当教练员的观点不能同意,这与当运动员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吗?

乙: 这正是东亚经济不同于西方之处,也是以威权促经济之必须。对此的解答,可以放在下一步进行。接下来介绍我对如何搞大跃进的一些具体意见。

我估计,政府与民间在这场大跃进中可动用的资金大约有70万亿元。如何用、怎么用,事先应该有一个很好的策划,这个策划应该有最广泛的民意支持,同时能得到国际国内各方面专家不同意见的充分论证。

甲: 我本来以为你的大跃进不过是泛泛而论,想不到你连具体的钱数都有了。不知这70万个亿是多少年里面可以动用的,如果是20年,那么平均每年有3.5万亿,这差不多有现在每年GDP的三分之一。真有这笔资金可以动用,中国人想不富都难。

乙: 这里你误解了。我说的70 万亿元并非是个确定的数字,因为未经专家的论证。这个数字怎么来的?我是根据我的货币-财富理论、取我国总财富量为100万亿得出的。因为实际货币总发行量约30万亿元,尚有70万亿可流通的财富未被计入货币发行量,这就是70万亿元的来历。如果经论证,真有这么多钱可用于大跃进,怎么用也是个大问题。是分5-10年还是10-20年动用?如果分10年用,每年在原有的消费、投资基础上可增加7万亿元,这么多货币投入,GDP增长率会是多少?通涨还能保持在5%的水平上么?煤电油运的瓶颈能通过吗?因此一年可增用多少,应根据GDP增长率10-15%,通涨率5%,煤电油运承受量来设限。开始几年可少些,往后逐年增多。

甲: 那你看,这笔钱该怎么用?

乙: 这笔钱我认为首先应该用来建立覆盖全国人民的社保体系,将我国九亿农民也纳入养老、医疗与失业的保障体系。譬如养老,使每个60岁以上的农村居民每月可享受平均200元的养老金(东中西部地区根据各地物价确定养老金额)。如果九亿农民中有一亿60岁以上的老人,国家每年向每个养老帐户平均注入2400元,总数是2400亿元。

再说医疗保险。根据农村居民个人、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别负担的原则,中央与地方财政负担90%的大头,以每个农民每年平均200元的标准,财政一年应向农民个人帐户注资180元,九亿农民为1620亿元。加上养老,两项合计为4020亿元,如果再加上失业保险,一年有5000亿元,则农民的状况将大为改善。 如果九亿农民的三项社保基金总额为10万亿元,其中至少有8万亿元应投向煤电油运、燃气、环卫、上下水和电信等天然与行政垄断行业,一来能使社保基金保值升值,二来可弥补这些行业的投资不足,三来可使垄断产生的效益惠泽大众。

甲: 体制外的农民平白无故得到社保基金,肯定会引发城里人的诸多不满。他们的主要意见是,农民有土地,凭什么国家还要另外掏钱?当然,其潜台词是,农民不像工人,他们没有为国家作贡献,因此不该享受国家福利。我朝历来有国家干部、国家工人(相对于地方财政供养的干部和地方财政投资所建企业的工人而言)的称谓,从来没有国家农民一说。这样一来,岂非圆了国家农民之梦?

乙: 中国人小肚鸡肠的非理性由此可见一斑。农民和城里人是什么关系?是兄弟姐妹关系,为何农民得了好处城里人就难过?认为农民有了土地就足以提供养老、医疗的钱,那是自欺欺人。现在农产品价格一路走低,就是不走低,靠一块薄地也无法提供养老与医疗的钱。认为农民对国家没贡献为什么是潜台词?就是不好意思说出口。公平地说,农民的贡献与工人一样。农民是什么?农民是老黄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我朝建立50多年,一直是农村哺育城市、农业哺育工业,现在到了城市与工业反哺农村、农业与农民的时候了。没有国家农民一说,反映了国家不承认农民国民地位的不合理现实。国家注入农民社保帐户的钱,实际是农民自己创造出来的,不是剥削城里人的。没有国家把农民创造的钱还给农民,解决三农问题就始终是一句空话。

现在如果一年为九亿农民提供5000亿元社保金,摊到每个农民身上实际是很少的,今后随着国力的增强,农民的社保标准还应大幅提高。但农民社保标准之所以低于城市,一方面是财力限制,另一方面是因为农民有土地保障。 在为农民建立年5000亿元的社保基金的同时,还应为四亿城市居民建立略高于农民的社保体系,估计约为5000亿元,两项相加,总数为一万亿元。我国消费市场每年增加一万亿元的需求,将会改变目前的内需不振的状况。 上述这些只是设想,因此其中涉及的数字顶多是个参考,因为这些数字是否可行还要受GDP增长和通涨率的限制。将来如真能给农民人人建立社保帐户,其帐户上的钱可能会高于或低于我设想的数字。

甲: 现在很多人热衷于争论民主的问题,我认为,有这个精力,还是来争论该不该给农民社保的问题要好。

乙: 最好这两个问题都争论,而且参与的人越多越好。

甲: 我个人认为,如果给农民建社保而不影响经济运行,应该说赞成的人会很多,这就是经济学上常说的帕累托改进。

第一笔钱用来给农民建社保金,使农民成为大跃进的第一受益人,那么第二笔钱砸向何方?

乙: 农村义务教育。使国家与地方财政承担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经费的大头。但是与此同时,教育要改革,使目前为考高中的初中教育适当减少外语和数理化内容,增加农民进城务工或在农村务农的技艺教育。如果条件允许,还应在中西部贫困地区,为就读的儿童与青少年免费提供午餐和一袋牛奶,改变贫困地区儿童与青少年因营养不良而致的身材矮小与智力低下的问题。

甲: 因贫穷而致农村孩子身材矮小、智力受损的问题已非义务教育问题,而是人道救济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中西部地区还不同程度地存在。贫困地区的官员经常说,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实际是说的不做,做的不说。孩子还是苦,教育还是穷。近期《南方周末》载,穷困地区的代课教师每月只有几十元工资的,这些地区的儿童能有足够的蛋白质支撑脑和身体的正常发育吗?

贫困地区儿童特别是女童的辍学率较高,如果学校能为每天来念书的孩子免费提供一包豆奶,恐怕也会吸引不少家长将孩子送回学校。我估计实行“学生奶”计划的钱可能只有“神六”的几分之一,但是这些钱是否投下去,可能关系到数百万或数千万孩子的大脑的正常发育。

乙: 赞同你的“学生奶”计划。即使大跃进不搞,也不能因为穷而使贫困地区孩子的发育受影响。实际上,为农民建社保、农村义务教育免费是在还欠帐。统治集团不能因为担心自己银行的存款受通涨的影响而拒还欠帐。

对教育的投资当然不止农村义务教育,还包括过去长期被忽视的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经济发展,教育先行,这是先发国家的普遍经验。不要因一时的大学生就业难而动摇。政府与社会对教育的投资可能要达数千亿甚至上万亿元,但这是必须的投资,这不仅是对未来的投资,也是对人民币币值的支撑,因为,说到底,人民币是以人才为本位的。

甲: 在向社保与教育领域砸钱之后,还应把钱砸向何方?

乙: 除了煤电油运这些领域之外,有限的资金应用于为国人造饭碗。造饭碗这一概念是由经济学家钟朋荣先生系统提出来的,对此我很赞同。算是狗尾续貂吧,我提出了“三造”——造城、造地、造林。所谓造城,实际就是我前面说的满足城市居民改善住房的需求、满足农村居民城市化的需求。因为这是非满足不可的需求,否则将会引发大的政治与社会的动荡。而满足这一需求也会加速工业的重化工化,从而拉动经济的大跃进。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城市化是提高就业率的重要环节。按一二三产业来划分,第三产业吸纳的就业人数最多,而第三产业与城市化密切相关。我国第三产业落后,一定程度上与城市化低于工业化有关。 在我国城市化的问题上,一直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官方的,主张限制大城市人口,鼓励发展中小城镇;另一种意见则是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圈发展战略。 限制农民进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城市发展观实际是计划经济的余韵。公民应有迁徙的自由,而有些城市贵族老爷恨不得修以色列那样的隔离墙来阻止素质不高的农民进城。农民为何喜欢背井离乡跑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而不愿意在家乡附近的中小城市落脚呢?说穿了就是因为大城市谋生容易。经济学家发现,大城市人均创造的GDP总是高于中小城市,这是因为,大城市的生产要素集合度高,而城市基础设施的人均投资反而低于中小城市。譬如20万人口的城市要建一座水厂,2000万人口的城市并不需要按比率建100座水厂,也许只要20座水厂便足亦。另外,大城市因为人口多,还会生出许多中小城市没有的行当。譬如,我要开一家左撇子用品商店,这样的商店只有在北京上海这样规模的城市才有机会生存。

先发国家的经验证明,工业化的初、中级阶段,脱离土地的农民首先涌向易于谋生的大城市,而此时的中小城市人口增长比不上大城市。只有到工业化的后期,中小城市的人口增长才会超过大城市。优先发展中小城市的战略,不过是后工业化阶段的任务。

甲: 作为一个中国人,同时作为一个城里人,在对待农民进城的问题上,我的心态是矛盾的。作为中国人,我知道,农民进城是现代化的方向,也是三农问题的最后出路。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9亿农民,那是谈不上现代化的。但农民进城如果放任自流,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肯定是人满为患。如果不是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化的“一国两制”,很难保证中国的大城市不出现如巴西里约和印度新德里那样的贫民窟。既要解决农民进城、又要不出现贫民窟,不知你有何良策?

乙: 此良策只有在大跃进的格局下,才能获得两全其美的解决,即一方面发展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大区型城市圈、城市带,譬如长三角城市圈、珠三角城市圈、环渤海城市带等,另一方面各城市要善待民工。譬如对进入上海打工的农民,只要获得稳定的劳动岗位(进城打工满一年或满三年),城市就为其提供廉租房,使其夫妻子女能长期生活在上海,不要在每年春节前后出现“民工潮”。其子女的义务教育,也与上海市民相同。使这些民工与外来的大学生、硕士、博士及外国人一样,只要你在上海工作、纳税,那你就是新上海人。

甲: 这样一来全国各地的农民岂不要千方百计地往上海挤?这样挤下来,上海能提供多少廉租房?

乙: 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必须在上海获得稳定的劳动岗位。其次就是要在上海外环或郊环外大量建民工廉租房。这种廉租房就是上海70-80年代造的那种工房,基本都是一室或一室半户,每户朝南,有晒台、独用的厨卫设备,一般是六层楼,无电梯。这就是上海的新型贫民窟,小区有绿化,附近学校、医院、商店、公交等配套设施齐全。其唯一的缺点就是离市中心较远。住在这里的居民只能靠轨道交通解决上下班的问题。

上海在住房和子女教育这两方面的优越条件,必然会吸引大批民工前来。这样,城市就不可避免地膨胀,使上海与长三角内临近的城市连成一片。最后,不是黄浦江而是长江成为上海大区这座超级城市的内河。那时,这个城市因自己善待民工而使其人口达致6000万,在空间上,北至苏北的扬州南通、南达浙北的宁波绍兴都属上海大区。整个城市靠轨道交通构成2小时都市圈,即在这个大区的任何一地乘轨道交通,可在2个小时内到达市中心。如果中国的其他城市圈也学上海的样子,那么这种巨型城市将会如抽水机一样,把中国农村中的青壮年都吸至自己的腹中。只有在这时,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条件才会成熟。 因此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并非如当下精英们所设想的那样,是东中西联动、城乡齐头并进,而是以东部大城市为发动机和领头雁,通过吸引中西部农民率先发展,然后由于财富和产业的向中西部的溢出,使上海逐步带动安徽、江西这些地区次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

甲: 与当局避免上海这样的城市膨胀相反,你却极力主张上海走超级城市的道路,并且由于轨道交通技术的发展,使你建立超级城市的设想成为可能,这是挺有意思的。但是我担心,城市哪有这么多岗位提供给新涌进城的农民?

乙: 上海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外商投资的首选之地。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如果是个英国商人,打算把你在英国的工厂迁到中国来,这样可以降低成本。但是,你决不会对中国的市场无动于衷,肯定还想伺机进入中国市场。那么这个生产基地应选在中国的哪里呢?当然是选在上海最佳。为什么?一来出口方便;二来上海位居中国海岸线的中部,犹如人身上的肚脐,可得地利之便;三来,这里基础配套设施齐全;四来这里劳动力素质优于南美、与东欧相当,但工资却较低。

以上四点是对外商说的。对于国内厂商而言,上海的地利人和也是难以抵挡的诱惑。当由长三角城市群形成的上海大区因其优越的条件而成为制造业基地时,大量聚积的人口又催生了更多的服务业岗位。如果长三角内的这些城市未能因轨道交通而联为一体的话,有些服务岗位是不会产生的。空间的紧密联系意味着各项生产要素(人财物)的密集,密集本身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又会产生新的劳动岗位需求。人财物在时空上的密集所产生的财富效应,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诗时代所无法想象的。这就是我所主张的“造城运动”。可以想象,这样的“造城运动”如果在长三角铺开,单是轨道交通、廉租房的投资就相当惊人,更不要说满足原城市居民改善住房的需求了。因此,“造城运动”只有在大跃进的格局下才有可能,也只有大规模的“造城运动”才会形成事实上的大跃进。这样的大跃进在满足人民刚性的有效需求的同时,也带动了中国经济稳步迈入重化工阶段。

甲: 我明白了你的超级城市能够成功的秘密了——一是人财物在空间上的密集,二是轨道交通使这种密集成为可能。长三角城市圈内各城市由松散走向紧密后,会极大提升城市创造财富的能级。这是你“三造”中的第一“造”,其余两“造”呢?

乙: 关于造地与造林,这里不打算展开,只谈些要点。钟朋荣是出于为国人造“饭碗”而提出造地规划的。造地主要是造耕地,而耕地是我国的紧缺资源。造地主要内容包含三个方面:1,沿海滩涂围垦。2,中低产田改造与恢复各类荒弃非农用地为耕地。3,大规模在黄土高远垦荒造田。

江苏东部的黄海滩涂是由过去黄河在此入海形成的,现在退潮时露出水面的土地有5000平方公里,合750万亩。如以每亩一万元的成本围垦,3-5年后能成为路、田、林、电、渠成网格状的粮田,每亩价格可升至约5万元。 黄土高原垦荒造田必须与南水北调工程联动。黄土高原光照积热与土壤资源丰富,就是缺水与土壤贫瘠。如能修成水平梯田并扬水灌溉,并辅以菌肥技术,有可能成为我国的新的产粮基地。

甲: 我国改革开放碰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钱从哪里来,人往何处去?”你认为我国由于货币本位转型,使政府屁股底下生出约70万亿元的金山来,初步解决了“钱从那里来”的问题;“人往何处去”的难题你用“三造”来解决,这个思路不错。但是在解决过程中如果不符合市场规律,最后还是会转化成金融危机的。譬如,你的“三造”中,“造城”的问题不大,因为一是城市基础或公共设施,另一是房地产开发;问题较大的是“造地”。东部黄海滩涂围海造地,问题较小,只要能围出地来,成本升到2万元/亩,江苏也能解决。但中西部的黄土高原大规模垦荒造田,问题较多。一是技术可行性,二是经济可行性。

黄土高原的形成有两说,一为“风成说”,一为“水成说”。现在多数专家倾向于“风成说”,即认为黄土来源于沙漠中的粉尘。这就导致黄土表层疏松,易受自然界的水、风侵蚀而流散,因而不宜农耕、特别是大规模农耕。水平梯田的方式虽然能避免水土流失,但该地春季多风,由于地表裸露,这些新开垦的农田会否成为沙尘暴的新源头?其次,将斜坡改成水平梯田,会有大量生土被翻至地面。要使这些生土变为可长庄稼的熟土,要多少年? 最大的问题是经济可行性。首先是南水北调后的提灌,其次是斜坡改水平梯田,第三是为防春季风蚀的防风林,第四是土壤熟化,第五是梯田机耕路。这五个方面的投入形成的成本,能否通过农田的产出收回?黄海之滨气候温暖湿润,如果单凭土地自身产出来收回围垦成本,估计要100多年。中西部地区气候不如江苏,产出更低,相反其上述五方面的投入可能会比黄海滩涂更高。这样的一高一低,会使黄土高原的造田投入,无法通过市场途径收回。资金变实物,实物无法变回资金,就是坏账,坏账的量一大,金融就不稳定。金融不稳定,你的大跃进也就无法持续。

乙: 先谈开垦后的春季风蚀问题。黄土高原沟壑纵横,风力对地表土的侵蚀作用低于地势平坦的平原地区。因此,首先可以肯定,这里不会因垦荒而变为沙尘暴的新源头。其次,春季风蚀对北方农田的影响普遍存在,尤其是东北黑土地带。如果土壤墒情好,可相应减轻风蚀危害。

甲: 提醒一下,黄土高原地区春水贵如油,即使有南水北调的支持,但春季无论对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来说都是一年中的枯水期。因此防止春季风蚀的措施是不落实的。

乙: 春季风蚀只是黄土高原垦荒工程的微暇,不会因此出现赫鲁晓夫当年在哈萨克垦荒造成的生态灾难。而且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喷洒一种高分子材料,形成薄薄的一层地膜,既能减少土壤水份蒸发,又能有效防止风蚀。总之,从技术上看,黄土高远的垦荒不存在难点,关键是经济上的可行性。

黄土高原的垦荒在经济上也不存在困难,为何这样说呢?如果黄海滩涂围垦每亩成本一万元,黄土高原造田的成本是每亩2万元,而且由于粮食产出低,要2亩才抵江苏的一亩,故其成本是4万元一亩。现在某工程项目要在东部某地征地2000亩,在土地成本支付上,除了要支付所征土地上的农民安置费用外,还需向政府缴纳每亩4万元的复垦费。政府拿了这笔钱组织农民到黄土高原去垦荒造田,岂非两全其美? 因此造地所需投资可由国家批准的股份公司通过发行股票筹集,然后每建成达标的一亩地由国家以收取的复垦费向该造地股份公司购买,国家再通过招标,将买来的合格达标的粮田交给中标的企业集约经营。

甲: 你这是以市场机制来解决土地问题,可谓一箭双雕——既为农民造了饭碗,又解决了建设用地的短缺。但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动用那70万亿元了。

乙: 不对,实际上还是要用这笔钱的,只是不全由政府来用。首先,政府放松银根,市场才会对土地产生更多的需求;其次,政府为鼓励各市场主体参与造地,要使用财政资金通过设立奖励基金、贴息等方法进行启动。如果各地都建立大大小小的造地公司,开垦复垦各类宜耕、宜牧、宜林的荒山荒地,岂不是既能吸纳更多的农民,又能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吗?在这些大小造地公司的经营过程中,大的公司可通过股市融资,一部分中小公司便要依赖银行贷款。这就是70万亿这笔钱不全由政府来用的原因。

接下来的“造林”就略去不谈了。总之,为了大跃进、实现全面小康,你还可以提出四造、五造(造水、造油——沿海海水淡化,西北向俄罗斯贝加尔湖买水,黄渤海取海冰化淡水;煤变油,种植物油变燃油……)。但凡这些“造”,都需要大把花钱。只有“钱从哪里来”解决了,“人向何处去”才能被解决。但要使钱与人的问题能持续解决,在讨论了将钱砸向何方的问题后,接下来就应弄明白,这些钱怎么花、由谁花的问题。 我们这里谈设想、提建议,用的是建构理性、逻辑理性,因此往往会不假思索地走上国家主义、政府包办的道路。在如何花、由谁花这笔钱的问题上也会自然而然地用政府的手代替市场和民众的手——建国有企业,由官员来花这笔钱。我认为,这是一个陷阱。

甲: 现在有不少人相信何新的国家主义,认为当前的弊病,都是由于主政者听信了自由主义学者的谗言。他们的理想是有一个青天大老爷、一个救世主,设想出一通妙计,然后借助威权铁腕除暴安良、富民强国。你既主张威权,又设想了大跃进的种种妙计,怎么不是与何新大同小异的国家主义呢?又为什么不用效率更高的、由政府直接充当运动员的方法,而是非要去靠那些不太确定的私人的、市场的方法呢?

乙: 我是一个哲学上的理性主义者、政治上的社民主义者。而社民主义位于左边的国家主义与右边的自由主义之间。从右边看上去,你会觉得我左;从左边看上去,你会觉得我右。对于国家主义,我这里不作全面的评判,我只是认为,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是不经济的,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陷阱。

我们可以造地公司为例来理解这个问题。通过一番论证,政府决定启动造地工程,于是建立了国家、省、县的各级官营公司。为了确保官营公司的赢利,各级政府为利益驱动,必定垄断各类荒地的开垦权,使复垦费一涨再涨。即使中央政府体恤下民、限定复垦费价格,也必定无用。因此,在市场好的情况下,必然是垦荒成本虚高(谷贵伤民);而在市场需求不好时,又是垦荒进度下降(谷贱伤农)。使政府通过造地解决农民饭碗、化解建设用地紧张的初衷不能很好实现。如果打破官营垄断,使各类市场主体均能获得垦荒权,虽然其售价、成本会随市场波动,但由于竞争的存在,必然会夯实成本。同时,由于竞争的存在,各种新技术也更易被采用。这就是我认为国家主义的做法不经济的原因。

甲: 我对此的理解是,能够以市场配置资源的地方,政府不宜越俎代庖。即使最聪明、最廉洁的政府也不会比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更高、更经济。这是因为,政府官员的头脑不能代替千千万万民众的头脑。因此,是否相信市场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是毛泽东提出的是否相信群众的问题。

乙: 你概括得很对。但是为何会如此?为何精英(官员)的头脑会不及普通民众的头脑?我们不能停留在政治正确的层面,还应深一层挖掘。我认为这里有一个对确定性偏好的问题。为何官员们总是喜欢用看得见的手代替看不见的手?这是因为官员们觉得放手让市场、民众去干,往往心里不踏实,觉得缺少确定性。这种对确定性的偏好来源于俗称的工程师理性——一种由自然科学发展出来的理性主义。我不否认国家主义有理性主义的成分,但其所秉持的是一种原初的、原始的理性主义,是一种被人们称为精明而不高明、聪明而不英明的理性主义。

为什么不能用对待自然界的确定性来要求市场、社会这类事物呢?因为这类事物的运行规律、特点不同于自然界。譬如一个居民的购买行为,往往带有一定的随机性、偶然性。当然,自然界事物的运动也有不确定性,但社会事物与之相比的不同点在于人有主观意志、主观能动性,或说自适应性、自调整性。譬如,在工程师设计的一个抽水灌溉系统中,每一个环节必须十分确定,因为即使少拧了一个螺丝,系统都无法自行运转起来。但对于市场、社会,就没有必要这样巨细无遗地管头管脚,因为市场中的主体——人,懂得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官员们设计的方法,有的适用,有的不适用,而且往往是不适用的居多。为何官员的良好动机会、缜密的方案会导致这种不适用的居多的匪夷所思的后果?这是因为市场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复杂性。面对这类微小、琐碎的信息,究竟是由千百万实践者去采集并作出判断好呢,还是由少数高文凭、高智商的官员们事先闭门造车好呢? 毛泽东思想中有一条定理——“实践出真知”。为何毛总喜欢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呢?就是因为群众是实践者。我们常说“人算不如天算”,什么是“天算”?“天算”实际就是亿万老百姓的计算。何新的国家主义为何不可行?就是因为他的主张用一个天才的头脑来代替亿万个普通头脑。 国家主义为何说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陷阱呢?除了上面所说的对于确定性的偏好之外,还在于其对公有制的偏好。由谁来用这笔钱?按国家主义和一般老百姓的观点,当然由政府来花最公平,如果把这些钱交给千千万万个私营老板和个体户去用,那还不都被他们吃喝嫖赌挥霍一空?

甲: 不错,我也认为这笔钱不能交给私营老板用。

乙: 不交给私营老板,那就是给国营老板用。

甲: 我们可以设计一套民主制度来监督这些国营老板。

乙: 要知道对经理人的监管是成本很高的。譬如,某国企老总要申请出国考察,作为监管人,你怎么知道他的这次出国是应该还是不应该?还有,这个国企老总也可能对监管人进行收买,是不是要叠床架屋地设立监管监管人的机构呢?

甲: 按你的看法,该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

乙: 还是应以市场来配置这些资源。具体说来就是以银行放贷的商业办法来使用这笔钱。资金多,放贷条件可以松一些,但担保手段、抵押物仍必须落实,其次对坏账追究的法律和行政制度必须严格执行。如果是国家和地方各级财政通过设立国企的方法来花这笔钱,效率低的弊病是无法避免的。既然我们选择了市场体制,就无必要在退回到计划体制去。对于市场体制中的不完善,应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来解决。对此,我们可以实例来探讨之。

某老板以自己价值30万元的房产向银行贷得300万元。对于其余270万元部分,该老板以自己夫妻二人的无限责任以及其余5个年龄在30-50岁之间的居民的无限责任为担保。是时,政府为鼓励居民创业,规定年龄在30-50 之间的居民可无抵押凭个人无限责任向银行最多贷款或担保30万元。到期,该老板无法还清本息,除了其房产被银行拍卖外,夫妻二人与五个担保人还需承担无限的终身的还款责任,不能以个人破产来豁免还款责任,还款期间,不能高消费,否则经举报查实,则刑法伺候。此外,还实行负债子还的原则。 对于1000万元以上的贷款,各银行为防坏账,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采取种种措施预防。有的是向贷款户派出财物人员监管贷款的每一笔使用,有的是暗中收买贷款户的雇员进行监督。市场经济的实质是群众经济,只要调动起每一个人的权利与责任感,就能达到低成本、高效率的成果。 把这种责任落实到私人的办法与我们常用的将巨大的权利交于国企老总的办法相比,其优劣立马可以判断。国企的办法实际是无人负责,那些老总们总好以“党性”作担保,再不行则以头上的“乌纱帽”为担保。但企业办砸了、贷款花光了,老总个人的存款却大幅增加。此时的“乌纱帽”担保不过是国家用几百万、上千万元的贷款赎买来的。因此,把贷款主要投向负无限责任的私人不过是一种比较有效、比较经济的办法。

甲: 看来,如果有严密的个人诚信制度、身份证制度,还是责任落实到人的办法比无人负责的国企更好。在这当中,你提到,个人无需财产抵押可获银行贷款或担保30万元的办法,我认为挺有创意。在发动群众创业的过程中,缺乏原始资本一直是个大的制约。你的这一办法,能化解这个难题,所起的作用与西方的风险投资有些相似。只是不知此法会否影响到金融稳定?

乙: 这个问题好解决,可以先在小范围试验,然后再决定是否推广。发展经济与一般工作都会碰到的一个问题是点和面的问题,即究竟是抓大放小,还是抓小放大?韩国的经验是抓大放小。朴正熙的军政府时代,美国人不许他们搞国营企业,他们就发明了倾全国财力扶持一些私人企业的做法。经验证明,此法管用。那些资产负债率达百分之几万、几十万的被扶持的私企,譬如三星、大宇与现代等财团,对韩国的经济起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日本在50-60年代,政府也是走的扶持三菱、三井等大财团的道路。此法在新加坡也被袭用,所不同的是新加坡扶持的是“淡马锡”这样的国企。作为异数的只有香港和台湾。

港英政府当然不会搞什么抓大放小或抓小放大,他们对市场历来是无为而治,自己只管当好裁判。台湾经济中,未出现政府刻意扶持的“航母”企业,倒是大量的“草根”企业成为市场中坚。虽然如此,台湾经济的发展速度及质量并不输于韩国。 我认为,中国经济要在发展速度与质量上赶上并超过日本和四小龙,就要抓大与抓小并举、点与面齐上,但是应以面上的推进为主,以发展“草根”企业为主。只有对那些不是靠垄断、而是像微软那样凭自己的真本事成长起来的大企业,才给予信贷的优惠。

甲: 按常理,我们总是以点带面、抓大放小,而你却反其道行之,能谈谈你的理由吗?

乙: 我的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并不是以面带点,实际上还是以点带面。即先在一定范围内试点,完善之后再向面上推广。你说我对抓大放小反其道行之,倒有些对。当然最好是大小并举,但在条件限制的情况下,我认为抓小放大优于抓大放小。因为大企业能力强于中小企业,只要提供平等的环境,何必再刻意去抓?当然,抓大放小对于政府和银行来说有成本低、效率高的优点。但我们对这个效率要有全面的认识。从韩国的大财团战略与台湾的“草根”企业战略的对比中可以看出,韩国人的发展速度虽然快,但基础不扎实,结果在97金融风暴中遭重创,损失惨重。而台湾的战略在速度上不差,但在基础上比韩国更扎实。

既然如此,抓小放大就是比抓大放小更优的选择。这样选择的原因不仅在于能提供更扎实的效果,还在于这些众多的中小企业中会自然成长出微软类的大企业。即使这些接受超额贷款的中小企业中大部分都失败了,但只要有一家能成为世界级的企业,我们还是得大于失。况且,大部分中小企业失败的可能性要远低于少数大企业失败的可能性。 为什么人们总是喜欢抓大放小?我认为这里面还是工程师理性中对确定性的偏好在作怪。大企业数量有限、信息量有限,因而使策划者能获得相当的确定性;而面多量广的中小企业的变化发展则缺乏这样的确定性,容易使策划者对不确定性产生恐慌。如果缺乏对不确定性成功把握的经验,人们便容易屈服于避免恐慌的本能,形成非理性的对确定性偏好的心理。 高明的战略家与庸才间的区别在于,高明者拥有更多的经验理性。人是从经验习得理性的,而这些理性并非凭逻辑推理和演绎就能获得的。我们常说“人算不如天算”,所谓“天算”就是经验理性。充分的经验理性能使我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时产生更多的信心,从而把握更多的机会,取得更大的效益。 不确定性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时时面对的现实,回避不确定性就是回避机会、回避效益。对此,我们不妨看看毛泽东是如何面对不确定性的。我发现,在毛泽东思想中,要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性一类的说教比比皆是,难道这仅仅是说教吗?实际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是他处理不确定性的经验总结。我们个人的经验和理性总是有限的,而亿万群众的经验与理性往往是无限的。虽然我们不知道面对某个问题群众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解决,但根据已往的经验,我们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办法总比困难多,关键在于要善于发现群众创造的新方法、新经验。这就是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也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思想财富。

甲: 为了说明你的抓小放大的理由,你搬出了经验理性来应对不确定性,并且又联系到了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的确使我眼界大开。你说的有道理,惧怕不确定性容易错失良机。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也是一种经验理性,如果万事都要等有了确定性才动手,那会错失许多良机。不过,面对不确定的东西拍板,总要有些注意事项吧?

乙: 这里说的不确定当然不是完全不确定,而是大框架确定、事物变化的最好与最坏范围确定、完成任务的主要手段确定,不确定的只是细节。譬如邓小平当年发动的改革开放,首先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框架,即无论改革怎么改,这四项基本原则不能突破,其次改革的领导权仍在党中央的手中。但农村怎么改、城市怎么改,这些不算小的问题在改革之初确实是不确定的。由于有了党的领导这个大框架的确定,因此就使这些具体问题的摸索能始终处于受控、有序的状态,而不是漫无目标,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或者说这种不确定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产生的不确定,如果不下水,不确定始终是不确定,只有下水,不确定才会变为确定。或者说这是“试错法”,通过犯些小错来克服不确定,找到正确可行之路。

甲: 我们是从大规模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而涉及不确定性这个问题的,现在回到这个具体问题上来,不知你如何克服其中的不确定性问题。

乙: 在我国经济还没有发展到主要靠科研来推动的阶段,银行无疑是经济的发动机。为使银行放出的贷款能带来更好的效益,加强信贷管理无疑至关重要。如果2000万元贷款的利息能供养一个信贷员,就不要以4000万元的贷款来配备一个信贷员。信贷员的工作不是电脑所能代替,在行将到来的大跃进中,信贷员的作用如同50年代的支部书记。因此银行在增发贷款的同时,应多配一些信贷员,以此来克服众多的不确定性。银行作为服务业,应该是人员密集的行业,多设一些饭碗,并无何不妥。在经济大跃进中,银行只要能管好贷款,自身即使不赢利也是对人民的最大贡献。但在银行惜贷的今天,我仍经常看到、听到,数亿元的贷款只由一个信贷员管理。对借贷人情况的了解、对项目可行性的研判、对大量必要信息的搜集以及对贷款发放后用途的监控,实际非一人所能胜任。如果对一笔亿元贷款分两组信贷员来监管,其坏账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说到这里,再总结一下,我的大跃进主张是,应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使大量的资金通过商业的途径主要流向民企和个人,由亿万民众而非官员成为使用资金并实现大跃进的主角。

甲: 以威权促经济这一节讨论得差不多了,我从一开始对大跃进反感到现在被你的大跃进方案感动。我认为,只要不会引发金融危机,你的大跃进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帕累拖改进,哪位当政者如果因为胆小而不敢施行,那无疑是历史上最大的傻瓜。只是有一点不明白,既然中国当前具备大跃进的全部条件,那为何一定要以威权体制来实现之?为何现行的寡头专制体制就不行?

乙: 有两点原因。其一,虽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帕累拖改进,但因有温和通涨的存在,少数食利者的银行存款会受损。虽然这些人只占人口的极少数,而且在新的大跃进中他们会凭借权力在做大的蛋糕上多切一份来补偿损失,但这些人固有的“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非理性吝啬会使其反对大跃进。现在的寡头中,不可能没有这些人的代表。不摆脱这些利益集团的羁绊,大跃进根本无法启动。

其二,大跃进过程中,手中握有权力的利益集团不可能不与民争利。虽然不能彻底遏制这些利益集团,但威权体制无疑能较寡头体制更有可能减少利益集团对大跃进的破坏与干扰。一句话,面对70万亿元资产的再分配,没有足够的威权是要出乱子的。

(五)如何实现威权体制?

(本节略)

(六)防止威权的负面作用

甲: 威权体制的负面作用不可低估,不知你有何良策?

乙: 威权体制可以说是孤家寡人,在21世纪的语境中,威权体制如果不能带来史无前例的帕累拖改进,我相信它是没有任何合理性的。其次,威权领袖是被执政党、人民和军队这三股力量推上台的,他的权力,如韩国的朴正熙一样,也是在执政党、议会和军队的三重监视下行使的,并且只能用于反贪抑奸、推进民主和启动大跃进方面。如果他要背信弃义,那他就是在毫无合理性的情况下,以孤家寡人之力与这三方进行博弈。其个人命运只能在名利双收与身败名裂之间选择。

对威权负面作用的防止,应在威权体制建立之初的制宪会议上就作为重大议题被考虑进去。在训政阶段的宪法中,设有对威权领袖的弹劾条款。此外,还会设立宪法法院,以平衡行政与立法机构间的博弈,以三权分立、制衡的机制,来防止威权的负面作用。 经历了毛泽东的个人独裁与寡头的专制后所进入的开明威权体制,恰似否定之否定,威权领袖在某些方面可能与毛的独裁相似,但已不可能重蹈毛的覆辙,因为他既不可能获得如毛一样的威望,民众也不会如毛时代那样愚忠。他不过是民众选中的工具,民众应该有足够的智慧来防止工具的负作用。

(七)结束语

当下的中国,正处于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现期,说得直白些就是,正处于十字路口——向左是欧美化,向右是拉美化。因此当下的中国只有或者在人口压力下崩溃、或者背水一战大跃进的选择,不可能有从容的中间道路。而威权体制,是保证我们在背水一战中冲过险滩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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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