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文忆周培智先生

01/04/18

作者/来源:口述历史缮文:王聿均 淡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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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培智 南大文学院教授兼商学院院长

周培智先生(一九○二~一九八一),字宁捨,安徽合肥人,生于民国前十年,即清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八日(阳曆二月八日)。幼而颖悟,勤习五经及古诗文词,奠定深厚之国学基础。民国十四年,考入清华大学,国文科获一百分满分之优等成绩,为前所未有者,极得王国维之赏识,尝称讚其文以敦厚见长,宜习史学,乃入历史学系,未入国学研究院。在校四年,从梁启超、陈寅恪诸大师游,并从萧一山习清史,乃能治古代史与近世史之义法于一炉,考据与解释并重,于中国史前历史,致力尤深。而对中外之历史思想,咸有深切之体会,因于爬梳史料之外,亦旁及历史哲学之鑽研。其同班同学张贵永(致远)、朱延丰诸人,皆一时俊彦,互相砥砺切磋,故能相得益彰。

周先生于民国十八年自清华大学卒业后,即返桑梓服务。初为安徽省教育厅长程天放所延揽,前往安庆担任教育厅编审之职,并参加安徽省公费留学考试,以优异成绩名列前茅。继任合肥教育局长,对地方教育,建树良多。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偕夫人刘德娴女士赴英留学,自伦敦往苏格兰首府爱丁堡(Edinburgh),入爱丁堡大学历史学系,一年后获硕士学位。先生对西史发生广泛之兴趣者自此始,于英国名史学家崔弗菻(G. M. Trevelyan)、柯林吾(R. G. Collingwood)、迈尔(Myres J. N. L.)诸氏之学说,尤为心折。遂从事英国史与欧洲中古史之研究。嗣后先生改习经济学,仍在爱丁堡大学攻读,并获得博士学位(哲学博士)。夫人亦在同校商科卒业。

周先生兼学历史与经济,识见日广,视野日阔,史学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交互为用,理念与实证因得适度之调和。故其治史不仅重分析,而尤重会通,旨在明瞭史实之相互关係,以见彼此交光互影的统一性。先生对亚丹斯密(Adam Smith)英国正宗学派(Orthodox School)之经济学,李斯特(F. List)国家主义学派之经济学,与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新古典学派(New Classical School)之经济学,皆有极深的了解。

抗战军兴,周先生以国难当前,理应以一己所学,报效国家,回馈社会,恪尽国民之职责,乃毅然偕夫人自英首途返国。民国二十七年舟抵香港,中央大学罗家伦校长电邀,历经旅途之困难险阻,间关赴渝,是年十一月任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授一年级中国通史及西洋通史课程。因卜居于柏溪分校,地近嘉陵江滨,依山面水,景色绝佳,诚战时之世外桃源也。先生授课,往往别出心裁,尤重历史横切面之剖析与专题之阐述,于中国史中之北京猿人,西洋史中之罗马帝国,讲授尤详。夫人则于民国二十九年入组织部工作,深获部长朱家骅之器重。

民国三十年七月,周先生辞中大教职,旋应复旦大学代理校长吴南轩之聘,担任复大文学院史地学系教授,往来柏溪与北碚夏坝之间,历时一载。嗣后先生一度从政,冀直接有裨抗战。三十二年十一月,任外交部专员兼科长职,仅数阅月,即以马超俊(星樵)之推荐,任立法院编译处简派专员,以迄抗战胜利。先生在编译处颇多贡献,甚得立法院长孙科之赏识。

抗战胜利,复员回皖,安徽大学校长陶因聘其为安大文学院教授,自民国三十五年五月至三十六年七月,为期一年。旋应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聘,于三十七年八月,北赴天津,就任南开历史学系教授。翌年(民国三十八年)一月十五日,共军佔领天津,惟南开仍弦歌不辍,维持至六月学期考试终了。先生素持民主自由思想,极不愿留住共区,乃藉南开大学代为申请赴港接眷之便,乘机逃出,与夫人团聚。时国府播迁广州,先生立即由港赴穗,向教育部报到。由教育部批准其为「遴选教授」暨「特约编纂」。复于三十八年七月,准先生以南开大学教授名义,至英国各大学讲学,先生遂二度赴英。

民国四十二年来台,任台湾省立工学院(后改为成功大学)经济学教授,係应院长秦大钧之约。卜居台南,历时四载。四十六年一月,应新加坡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主席陈六使暨执行委员张天泽之聘,南赴星洲,担任南大文学院教授兼商学院院长,暨该校行政委员会委员,分别在历史学系及经济学系授课,对南大初基之奠定,水准之提高,皆有所贡献。民国五十三年,任淡江文理学院(后改制为淡江大学)教授,筹设历史学系,对聘请讲席,安排课程,无不悉心规画。五十五年夏,淡江历史学系正式成立,先生兼系主任,授中国通史、史学方法、西洋中古史等课程,聘请姚秀彦、逯耀东、傅乐成诸人为教授,分别授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课程,阵容相当坚强。淡江历史学系之基础,由是奠定。五十八年十二月,先生辞系主任职,专任政治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迄六十五年退休为止。

周先生退休之后,卜居于台北近郊花园新城,地在群山环抱之中,朝曦暮霭,风景佳绝,先生寄兴自然,辄感怡然自得之乐。而每日仍手不释卷,对中、外史学名着,寖淫既久,已达豁然贯通之境,如能札记成书,当可媲美前贤。惜乎先生过于谨慎,不肯率而操觚,终未克完成新着。民国六十九年,先生罹肺癌重症,缠绵病褟者经年,由夫人送往台北荣民总医院医治,然以病势日增,药石罔效,至民国七十年六月八日,与世长辞,享寿八十岁。

先生赋性恬澹,不求闻达。教学之外,惟以读书自娱。所涉猎史学、哲学、文学、政法及经济之书,何止万卷,惟先生从不自矜博学,故虽学富五车,而鲜为人知。益以平生惜墨如金,尝引《颜氏家训》「上车不落则着作,腹中何如则秘书」之语,以为好虚声浮名者戒,故着作甚少。仅有民国四十四年台北大中国图书公司出版之《经济学要义》一书,与民国六十二年史学出版社出版之《历史学历史思想与史学研究法述要》两种。《经济学要义》一书,约二十万言,共计十六篇,举凡经济学研究之对象、现代经济社会之特质、效用和边际效用、代生产方式之特徵、供需定律、价格制度、土地劳力与资本、工业组织、货币价值、银行功能、国际贸易,租税与国民所得等问题,皆包罗在内。初看似为经济学入门之书,然深入浅出,提要钩玄,实为先生智慧之结晶。此书之特色有二:一为借助于史学方法,以史学义理来解释经济学。故每一问题,均须追溯其历史发展之线索,俾明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先生尝谓:「分析研究,以见其精。综合研究,以观其全。夫经济学为一有机体的结构,重以时空间的不同,人类心理之隐显各异,一种行为之结果,果复生因,因果循环,万变不已。」此以史学之观念,视经济学为「体用兼备的科学」及「良知的哲学」。先生论称:「经济学原理原则,无不导源于哲学理论。前此之经济学家,无不先从哲学入手。今日之经济学者,无不先行研求哲理,以植研究之根基。诚以经济学为科学与哲学之综合体。」此种理论,受英国正宗学派经济学之影响甚深,与重用轻体,但求急功之学说,迥异其趣。

《历史学历史思想与史学研究法述要》,係两篇文章,合为一书,另附〈国有长君〉、〈内圣小王〉、〈格物致知〉、〈玄之又玄〉四篇短文,共约十馀万字,为先生唯一之史学着作。此为一鸟瞰式之论述,言简意赅,寄託独深。採撷中外史家之议论,融会贯通,而自成一家言。曾约农讚其「贯通经史,博览中西,且具伟识」。梁寒操称其「能观天下之变而得其会通」。萧一山更以其文「不仅可以阐明历史之功用,指导人生正当之归宿,且能『发聋振聩』」。咸予以极高之评价。周先生立论悉以人文为本,他认为人类贵乎役物,而不为物所役。然而现代人仅能向外观,而不能自省,故虽能登陆月球,而无以免去冷战与热战,实为最大之悲剧。而促进人类之自省者,惟有历史思想。历史学係人文学之重镇,纵通以观世变,横通以求史之本体。盖自其变者言之,大化流行,不捨昼夜,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留,无一刹之续存。自其不变者而言之,则历史本体,永恆存在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各物各事,彼此皆产生相互连带之关係,不能分割。先生对史学的见解,可谓入木三分,在在发人深思。所以他的这本史论,并非史学方法的阐述,而是历史哲学观念的创造。

周先生辞世已五载,其遗着流传不广,深恐日久凐没不彰,故特撮要略加介绍,以表对这位史学前辈的崇敬。

(*周培智教授为首任系主任)

(本文转载自《中国历史学会会讯》,民国七十五年五月十日,第二十期。承王聿均老师慨然应允转载,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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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