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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林语堂研究

25/03/18

作者/来源:陈漱渝 《中华读书报》(2017年07月05日 1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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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誉参半的双语大师:我与林语堂研究

除了对林语堂与鲁迅进行了比较研究,我对林语堂研究的另一微薄贡献,是在国内首次披露了一批林语堂与南洋大学冲突的史料。1955年4月,被南洋大学执委会聘为校长的林语堂宣布辞职,领取了一大笔遣散费。林语堂一方斥责执委会一方背信弃义,是被共产党操纵利用;另一方则认为林语堂是“小丑扮青衣”,是吮吸华侨血的“臭虫”。林语堂与南大执委会之间的这场冲突,是一场双输的冲突:南大执委会输了巨资,林语堂输了名声。事后林语堂把南大执委会解聘他的原因归结为共产党幕后的煽动,完全是一种不尊重事实的说法。

  我无意于研究林语堂。他虽然以“幽默大师”闻名于世,但读起他的文章,我觉得反不如梁实秋的散文幽默。林语堂是语言文字学家,他编撰的《当代汉英词典》是一部权威性的工具书,可惜我天生愚钝,对这门学问全无兴趣。林语堂之所以闻名海内外,因为他“脚踏中西文化”,是中国现代珍稀的双语作家。他出版的英文论著约40种,其中仅《生活的艺术》一书就在美国出了四十多版,还有英、德、法、意、丹麦、瑞典、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的版本,畅销三四十年而不衰。遗憾的是我不懂英文,因而难于分享他的成就。

  然而我还是关注了林语堂,因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他是个绕不开的存在。我是以鲁迅研究为职业的人,仅在《鲁迅日记》中林语堂就出现了127次。研究鲁迅,怎能不研究他的同时代人呢?更何况林语堂还是一个独立的存在,除了跟鲁迅的恩恩怨怨,他本人值得研究的地方还有很多。

  我开始研究林语堂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原因是我应邀到台湾举办了一次以《幽默杂谈》为题的讲演。邀请者是已故台湾空中大学教授沈谦。沈先生是研究修辞学的学者,能言善侃,号称台湾的“名嘴”。台湾空中大学相当于大陆的广播电视大学,相当多的学员是在职人员,利用业余时间深造,所以讲座安排在晚上进行。

  那次我讲的是:“幽默”是英文humour(诙摹)的音译,源于拉丁文,含义为体液。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幽默的含义才逐渐由医学领域向社会领域和艺术领域转移,成为一个喜剧美学的概念。1924年5月,林语堂率先将“幽默”的概念引进到中国。接着,我重点介绍了幽默最基本的功能——引笑机制,以及制造幽默的常用技巧。在讲演中,我还粗略谈及了幽默跟机智、滑稽和讽刺的异同。会场的气氛是活跃的,但讲完也有两位听众有不同反应。一位是中年公务员。他天真地说:“您从北京来,我还以为您是来说相声呢!”原来他把幽默跟搞笑完全混为一谈了,所以有些失望。还有一位是大学青年教师,他神情凝重地问:“陈先生,台湾正在竞选‘立法委员’,听说下个月就要投票了,此刻气氛相当紧张,您看我们台湾老百姓能幽默得起来吗?”我一时语塞。这个问题,促使我对幽默的社会功能产生了进一步思考。

  从台湾回北京后,我写了一篇《“相得”与“疏离”——林语堂与鲁迅的交往史实及其文化思考》,除了梳理他们交往的过程之外,还论述了他们在“幽默”问题上的分歧。林语堂认为:幽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幽默常包括一切使人发笑的文字;而狭义的幽默则区别于浅薄的滑稽和辛辣的冷嘲。因为幽默固然能收到谐谑的效果,但对所谑的对象却充满了同情悲悯。所以林语堂指出,幽默的真谛在于“悲天悯人”。对于作为一种语言风格和文字表现手法的幽默,鲁迅从来未持否定的态度。他还亲自翻译过日本鹤见佑辅的文章《说幽默》。鲁迅跟林语堂在幽默问题上的主要分歧在于:一、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是否适合于大力提倡幽默?二、幽默与履行社会批评使命的讽刺是否互不相容?三、对幽默的社会功能与艺术功能如何估计才恰如其分。

  林语堂的读者都知道,创办《语丝》初期,林语堂在跟北洋军阀斗争的过程中意气风发。他《祝土匪》,《说文妖》,《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因此跟鲁迅一样被列入了通缉的黑名单。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后,林语堂由办《论语》到办《人间世》,从臭虫跳蚤、吸烟打牌、饮酒中风、抽水马桶,乃至男子精虫、女子月经……统统都成了他幽默的题材。一时间,似乎天下无不谈“幽默”和“性灵”。林语堂本人也由“讽刺的幽默”转变为“闲适的幽默”,由“斗士”转变为“名士”“隐士”。

  然而,在一个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炸弹凌空、饿殍遍地的时代,在一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时代,林语堂提倡“性灵”,强调“自我”,想当“隐士”,是完全做不到的。在国共两党的生死搏斗中,林语堂无法始终保持超然的立场。他选边站队的结果,是在40年代一头栽向了国民党蒋介石一边。这在他漂泊海外三十年和晚年回台湾定居十年期间表现得十分明显。

  2013年,台北阳明山林语堂故居整理出了一批林语堂书信,包括林语堂致蒋介石、宋美龄信函,使我对林语堂的政治态度有了进一步认识。从这批信函中得知,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林语堂就选择了拥蒋反共的立场。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宣传取得了成功,而国民党则败在宣传,所以他愿意写文章介绍蒋介石“防共之苦衷”。1945年11月26日,林语堂致宋美龄信,说有一位兰德尔·古尔德先生在《剖析林语堂》一文中攻击他“每一个道德细胞都已败坏”,所以他恳求蒋介石给他题写“文章报国”四个字,如能遂愿,死而无憾。1966年,在海外漂泊了三十年的林语堂回台湾定居。蒋介石不仅为他在阳明山麓建造了一栋漂亮的别墅,而且有意请他出山,担任考试院副院长。七十多岁的林语堂认为他处于在野地位,更能为蒋介石尽力,而“一旦居职,反失效力”。“以道辅政”,就是林语堂晚年给自己的定位。

  除了对林语堂与鲁迅进行了比较研究,我对林语堂研究的另一微薄贡献,是在国内首次披露了一批林语堂与南洋大学冲突的史料。2008年4月,我应邀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文学院访学,接触了一些当地人,发现林语堂在新马地区的口碑并不好。我在新加坡国立图书馆还读到一本小说,书名叫《“美是大”阿Q正传》,就是用主人公“美是大”影射林语堂。小说作者“吐虹”之所以给林语堂取了一个“美是大”的绰号,就是因为林语堂在新加坡到处演讲,颂扬了美国的文明、女人、脱衣舞……林语堂还当场质问听众:“美国的女孩子多数在结婚以前便有了孩子,这里有没有?美国的娘儿们袒胸露肩,下半身赤裸,上身几乎全部暴露,敢公然在街上跑,这里谁有胆量?她们敢公然和不认识的男人调情,这里谁敢这样做?”

  不过,林语堂之所以在新加坡被人诟病,并不是因为这类言论,根本原因是发生于1955年的“南洋大学事件”。那一年4月,被南洋大学执委会聘为校长的林语堂宣布辞职,领取了一大笔遣散费。林语堂一方斥责执委会一方背信弃义,是被共产党操纵利用;另一方则认为林语堂是“小丑扮青衣”,是吮吸华侨血的“臭虫”。时隔半个多世纪,这场纠纷的是非如何才能断定呢?

  有幸的是,我在新加坡国立图书馆查到了林语堂跟南洋大学执委会负责人陈六使、连瀛洲的一批通信。这批私人函件是林语堂主动公布的,刊登于1955年3月21日的《星洲日报》,总题为《林语堂与连瀛洲备忘录》,由于历经半个多世纪,原报早已漫漶破损,我看到的是缩微胶卷。

  这一事件的主人公之一陈六使是南洋大学的创办人。为了保存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重点培养新马地区的华裔高中毕业生,他捐献了167万美金作为南大开办基金。连瀛洲也是新加坡的一位侨商领袖,1953年年底作为陈六使的代表,自费到美国纽约动员林语堂出任南洋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当时南洋大学急需聘请一位有一定国际影响而又能为英国殖民当局接受的校长,曾经想请胡适或梅贻琦出山,均未获允,于是林语堂就成为了他们当时力争的人选。为此,南大执委会不仅为林语堂提供了极其优厚的待遇,而且在书信中承诺“校长负大学行政全责”,“校董不得干涉大学行政”。孰料林语堂1954年10月上任之后,竟要根据他心目当中西方第一流大学的水准,一口气就要把南洋大学办成“亚洲东南第一学府”。这自然会牵涉到办学经费问题。南洋大学的办学启动费都是南洋华侨的血汗钱,不仅来自少数侨商的捐助,而且新加坡的小贩、三轮车夫、割胶工人乃至舞女都举办了义卖、义演、献薪等活动,每一分钱上都浸透了华侨的血汗。经费原本支绌且又勤俭节约的执委会,焉能对这种好大喜功的做法坐视不管?

  1955年2月17日至同年4月6日,林语堂跟南大执委会进行了五十天剑拔弩张的谈判,以南洋大学执委会给林语堂一方支付了十多万美金的遣散费宣告结束。按照当时的标准,林语堂在新加坡短时间的薪酬,相当于当时中国高校教师86年的总收入。所以,林语堂与南大执委会之间的这场冲突,是一场双输的冲突:南大执委会输了巨资,林语堂输了名声。事后林语堂把南大执委会解聘他的原因归结为共产党幕后的煽动,完全是一种不尊重事实的说法。从新加坡访学归来后,我写了一篇《折戟狮城——林语堂与南洋大学》的长文,刊登在《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4期;又将这批原始信函刊登在《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作为我给林语堂研究提供的一点新史料。

  2016年5月,经友人安排,我到福建漳州平和县林语堂纪念馆举办了一次讲座,题为《林语堂其人及其文化思想》,讲稿后来刊登在《中华读书报·国际文化》专栏。我的讲演是普及性的,卑之无甚高论,但借这次难得的机会,我切身感受了林语堂故乡的地理和人文景观。

  根据林语堂的《八十自叙》,他出生在福建南部沿海山区的龙溪县板仔村。当年的龙溪,就含有如今的平和县。板仔村四周皆山,极目遥望,但见绵亘,无论晴雨,皆掩映于山雾之间。林语堂说,这些层峦叠嶂的青山形成了他健全的观念和简朴的思想。板仔的水同样让林语堂魂牵梦萦,因为板仔村亦称为东湖:“虽有急流激湍,但浅而不深,不能行船,有之,即仅浅底小舟而已。船夫及其女儿,在航行此急流之时,必须跳入水中,裸露至腿际,真个是将小舟扛于肩上。”这种生动的民俗画卷,如今已经见不到了。

  1907年,林语堂12岁,林语堂的故乡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修建了一座新教堂。这应该是林语堂第一次跟西方文明接触。同样遗憾的是,这座教堂在上世纪70年代已被拆除,人们已无法体验儿时林语堂从教堂屋顶滑下来的情景。目前,只留下了林语堂父亲在河边荒地上修盖的五间小平房,作为林语堂故居供人参观。故居内悬挂着林语堂不同时期的照片,摆放着木制餐桌、照明灯等老物件,把观众带回到这位幽默大师流连眷恋的青少年时代,与故居相连的还有铭新小学一间十来平米的教室。林语堂六岁至十岁在这里上学。家长每周给他一个铜板,当时可以买一碗面吃,也可以买一个芝麻饼及四块糖果。我举办讲座的林语堂文学馆,就在林语堂故居旁边。文学馆门外有一株大树,树下有一个当年的石桌。讲演之前,我特意坐在石桌边品茶,让思绪穿越到那悠远的年代。

  这次平和之行的最大收获,是结识了两位当地作家:一位是林语堂文学馆馆长黄荣才,另一位是平和县作协秘书长林丽红。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一些饶有趣味的史料。比如,林语堂在《八十自叙》中说,他跟板仔村的一个女孩赖柏英十分相爱,小时候常在一起捉鱼虾。林语堂上圣约翰大学之后返乡,乡亲们都认为他们是理想的一对。但未能遂愿,林语堂到了北平,赖柏英就嫁了本地一位商人。1963年,林语堂出版了一部自传体的英文小说,书名就叫《赖柏英》(JuniperLoa)。

  然而,黄荣才和林丽红告诉我,经过调查,赖柏英生于1913年,而林语堂生于1895年;也就是说,林语堂要比赖柏英大十八岁。林语堂大学毕业时,赖柏英刚三岁,两人怎么可能会产生恋情呢?故乡人又怎么可能认为他们两人般配呢?再说,赖柏英于1932年(一说1931年)结婚,丈夫蔡文明在中学任职,也不是什么商人。据他们推断,林语堂的初恋对象应该是赖柏英的姐姐赖桂英。她跟林语堂年龄接近,而且丈夫林英杰的确经商。不过。令人费解的是,如果初恋真的刻骨铭心,那怎么会连恋人的名字都记错呢?由于这一段恋情跟林语堂的创作直接相关,进一步考证也许并不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

当我撰写这篇回忆文章的时候,离开平和这个南国的柚子之乡已经整整一年了。以我目前的年龄,此生应该会跟林语堂研究告别了吧。但有幸的是,我跟林语堂故乡人的友情是割不断的。我们在智能手机上建了一个朋友圈,这个“群”的名字就叫“语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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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