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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应全面深入累积社会资本

16/06/07

新加坡应全面深入累积社会资本——访杜维明教授

作者: 未祥

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主任、当代新儒家学者杜维明教授最近前来新加坡参加第七届国际思维研讨会时,接受本报(联合早报) 记者的采访,做了一段访谈。

杜教授受访时,针对我国政府刚刚宣布的国民教育计划、价值观念和创意思维之间的关系,以及吴作栋总理提出要把新加坡建设成为

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国家的政治理念等课题,发表了精辟的见解。

以下是访谈的内容:

  张从兴:新加坡政府最近提出了国民教育计划,其基本策略是希望通过加强国民的历史意识来增进国家认同感,以及通过灌输核心价值观来确保新加坡的长治久安。对于这一套国民教育计划的提出,您的看法是什么?

  杜维明:儒家传统谈到政府的角色时,首先强调的是要能够维持人民的生理,就是要有足够的人口,这叫做“庶之”;人多了,然后就要“富之”,“富之”以后就要“教之”。

  “富之”就好像是文化精英主义,其目标是要把“士君子”所代表的理念,通过各种渠道,最好就是春风化雨的教化途径,带到广大的民间社会。如果从现代来理解的话,政府就是“士君子”。因此,政府不可能完全是在政治、经济的领域来活动,它对于文化,对于累积社会资源各方面的问题,都应该谈。所以,我在第七届国际思维研讨会开幕式后的茶会上和吴作栋总理见面时,就特别突出这样的一个观点,即新加坡虽然累积了很多经济资本,但是对于社会资本的累积并没有比较全面地、深入地去做。

  所谓社会资本,一定要通过沟通理性来发展,就是要让社会上各种不同的族群、宗教、语言乃至社会的各个不同阶层、民间社会的各种不同的组合,通过对话,通过讨论,通过面谈,来进行多元多样的沟通。沟通本身是一个双赢政治,不是单向的零和游戏。沟通得越频繁,越能够形成共识,讨论的课题也越多元多样,社会资本就会越厚。此外,也能通过这一渠道来培养文化能力。文化能力多半和人文学有关系,譬如说人文学里面主要的文史哲,再加上宗教学。历史是人的共同记忆;文学是人内在的感情通过最精致的象征符号所体现的文化资源;哲学就是对人的自我了解、自我反思再进行反思、进行研究;宗教是人的终极关怀。

重视精神价值的培养

  这一些人文学的价值,是对人的自我反思、自我认识最贴切的一些学问。文化能力的发展,一定要靠人文学和通识教育或通才教育来完成。换句话说,一个社会如果要发展,要提高它的动力或者是丰富它的文化资源,就不能不重视精神价值的培养。你不一定要是教徒,不一定要是某个宗教群体的成员,但是你对各种宗教的价值,以及体现这些宗教价值的大师大德,譬如基督教、回教、佛教世界的代表人物,你要有很自然的虔敬之感,这样才能够使这个社会突破非常狭隘的物质主义、现实主义、功利主义。你要有很高的人生理想,跟这些在世界各地创造伟大文明的大师大德能够有一种内在的精神联系。

  换句话说,教育不纯粹是知性教育,一定要有德性教育的成分在内。在这个前提下,就要以一个比较宽广的角度来了解国民教育,而且希望不是从上到下,人民要有自发性,这就能够促使新加坡出现一个参与的民主社会。因此,我觉得国民教育当然是健康的,希望能够做成。

  张:如果说,假以时日,比如10到15年内,国民教育能够看到成效的话,你认为吴作栋总理要求把新加坡建成优雅社会的理想是否会实现?

  杜:文化建设或者人文精神的建构、重建或发展,不能从工具理性论成败,不能从手段目的,也不能从现实效用来看。15年,从一个人的发展来说,是相当长的时间,但在文化建设上面,15年还是很短的,因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成为优雅社会的展望

  可是,这种工作却非做不可,而且一定要有大量的投资。你不做,它的后果是很值得忧虑的,因为下一代人可能会由于缺乏这些资源而面对很多未可预期的恶性后果;你做了,也很难用一种现实功能的座标系统的方式来衡断它的成败。但是,这是一个承诺,也就是一个民族或一个文化发展到某种水平而必须进行的投资。

  至于新加坡是不是加上10年或15年的时间,就会变成一个比较优雅的社会,就要看新加坡的竞争,海外的竞争,以及各种各样的内因和外因。因为外因的关系,新加坡必须提高竞争力,这样一来,它内部的张力就会更大。换言之,即使是储备了很多文化资源,新加坡人并不是感觉到能够优雅,而是感觉到更紧张了。可是,如果新加坡人没有这些资源的话,在应付这个复杂的竞争局面时,竞争力可能会更差。

  张:国民教育除了强调认同的方面,还要求培养创意思维。新加坡最近还主办了第七届国际思维研讨会,您也是主题发言人之一。对于这个研讨会本身,以及对新加坡要发展创意思维的策略,您有什么建议和看法?

  杜:虽然这是第七届国际思维研讨会,但我是第一次参加。不过,这个研讨会的创办人,像大卫·伯肯斯(David Perkins)和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都是我的同事,但彼此不是很熟。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新的经验。

  国际思维研讨会这次在新加坡召开,它的范围特别大,由教育部出面邀请了900位校长,许多老师,还有20多位主题发言人,使我开拓了很多视野,也接触了很多很有趣的课题,我觉得是有受益之感。但是,我有一个很直觉的感受,那就是创意思维不能从工具理性的方式出发,把它配置成一种好像心理学上所讲的技能。

创造需要文化资源

  创造性本身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必要的因素,而且是很复杂的因素。据我了解,一个真正有创意的人,从人文学的角度来看,他所累积的文化资源、精神资源越厚,他能够发挥创意的可能性就越大,层次就越高。假如毫无文化资源,又无精神资源可言,却想方设法地要有创意,希望藉此来提高在企业管理的方面的效率,而不惜用各种不同的花招来获得很多现实的利益。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什么创意,而是一种广告宣传上的伎俩。

  试问,即使你的竞争力因此增强了,其手段对于整个社会,也就是国民教育计划所要建设的健全社会,以及人们生活的质量,人生的理想,价值的取向,是有利有弊?是福是祸?这个还可以探讨。

  此外,从吴作栋总理在开幕式上的主题演讲内容可以看出,他是借助召开这次大会的机会,对新加坡的教育政策、领导风格做了一番新的、极有创意性的解释。这个对我讲起来特别有意义,最有意义的就是吴总理在讲话中鼓励新加坡所有的人都要进行创意思考,要求新加坡人成为积极的参与者,而不是消极的接受者。这个风格如果能够发展,就可以把新加坡很多没有充分发挥的潜力,特别是在文化意义上的潜能给挖掘出来。也就是说,新加坡将来要发展它的价值体系,它的多元多样以及它的精神资源。精神资源要从薄变厚,价值源头要从少变多。因此,我认为吴总理所提出的是一种很有自信,很有前瞻性,而且可以为大家所接受的一种非常有创意性的观点。

  可是,要具体落实却非常困难。因为,在具体落实过程中,不能再靠政府给各种不同的指令性的东西来达到目的,这是自相矛盾的,而是要让社会上各种不同的力量,特别是年轻人,给予他们拓展价值的空间。所以,我认为自由是创意能不能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前提。所谓可以发展创意而无自由,我觉得是非常自相矛盾的。

  张:你这个看法,大概是针对爱德华勃诺博士(Dr Edward deBono)提出的看法而作出的吧?他曾经表示,在年轻人学习建设性思维方式的过程中,自由或不自由根本不起作用。

  杜:对。我认为,假如是完全从现实功能的角度出发,用创意思维来提高效率,而价值取向乃至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都是预先设定而不能够进行讨论,不能够进行批判,不能够进行重新定义的话,这个社会即使有很大的效率,但它是不是有深刻人文内涵的创意,我想大有问题。

  我无法接受爱德华勃诺的基本前提,即自由不自由与创意无关,而且认为如果没有价值观念作为指导,那么他所谓的创意思维技巧在实际进行的过程中间,可能会造成很多未可预期的不良后果。举个例子来说,不健康的黑社会、压榨性非常大的功能组织、完全是为了非常狭隘的商业目的而组成的社群等,都可以用这个创意思维的方法来提高他们的效率。创意思维一定要以道德理念、文化价值作为依据。如果你不进行反思,那这是什么样的创意性?只不过是把人变成一个很能够提高效率的机器人而已。换句话说,就是以只求效率,不择手段的方式来为竞争而竞争。

充分发挥价值和潜力

  在60年代,一些反对西方社会的年轻人提过一个很有创意性的“老鼠竞赛”比喻。在这个比喻中,他们把当时西方社会上的盲目竞争形容成是一场老鼠和老鼠之间的竞赛,并指出即使你能够在老鼠竞赛中取得胜利,你还是老鼠。我们要改变的就是老鼠竞赛规则中的那些反人性,不合理的东西,使得我们不是老鼠,而是真正能够充分地发挥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潜力的人。

  假如这个社会要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到底你所了解的人是一个工具性的人呢?还是所谓“君子不器”,就是人是目的,如康德所说的在最终目的的理想王国里,每一个人都是独立人格?新加坡假如能够培养很多独立人格,而且他们的行为又是有责任感,而且大得不得了,那确实是可以变成“富而好礼”的真正的优雅社会。假如新加坡培养出的是一批完全唯利是图,完全从狭隘的功利主义角度考虑问题,只懂得加强竞争性,而没有体现任何其他价值的人,那新加坡即使再发展,对内而言不是一个体现人性光辉的社会,对外而言却是一个侵略性很强的社会,而且会成为人人引以自危的反面教材。

  张:您对新加坡有一定的认识。吴总理最近在国会提出要把新加坡建设成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而且特别提出不要把新加坡建成一个只为精英分子服务的社会。您对吴总理的这个提法有何感想?是否觉得有新鲜感?

  杜:我在80年代开始和新加坡接触,至今已经15年,不敢说对新加坡有透彻的了解,但总算还是有些认识。吴总理在国会里的这个讲话,我觉得确实有新意,很受到鼓舞,也有一种很强烈的意愿和期待,希望新加坡成为一个真正能够体现儒家人文精神的现代民主社会。

人民必须有参与感

  在民主社会里,人民参与感必须强,而参与就不完全是属于狭隘的精英主义,也就不可能为一小部分精英分子服务。但是,参与常常和人的价值的充分体现有冲突,有很多所谓的民主社会是庸俗的,就是向下看齐,而不是向上。民主社会常常给人一种感觉,即只能够满足社会的最低要求,譬如说法制,而不能够充分体现人的价值,像孔子所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样的一种政治理念要能够具体落实,能够充分展现它的内涵,当然是一个非常艰巨的文化大业。对内,要真正让一个很成熟的市民社会公共空间出现,意思就是说,要有一批公共知识分子从学术、从政府、从媒体、从企业、从宗教、从社会运动等各个领域来参与社会、参与政治,同时也要允许他们进行横向的沟通,使社会多元多样。因为多元多样,社会一定会有张力,甚至有冲突,但是这个张力冲突是良性的,没有必要要让它消解,而是让它使社会更能够发挥动力。

  另外,从社会的长远发展来看,这也会使得大家不仅有归属感,而且是在共同塑造一种既有群体性,又有批判性的自我意识。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它一定要进行敦邻,特别是跟马来西亚一定要维持互惠和谐的关系,而不是抗衡冲突的关系。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予人”,不能够表现傲慢,也不能够表现对国际关系的微妙的无知。不仅要“己所不欲,勿施予人”,而且要积极推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通过各种不同方式来帮助那些比新加坡发展得缓慢的邻居,使得整个亚细安能够共同发展。

  这个政治理念要有比较宽广的视野,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到地域到国际社群乃至全人类都要包括在内,所以它所讨论的问题不能够是很狭隘的以新加坡国家利益为唯一依据的观点,要有更高的视野。所以,我觉得它是很健康的。

  张:您和马来西亚的一些领导人有私交,尤其是跟副首相安华更是交情匪浅。可否请您谈谈一下对新马两国文化建设的看法?

  杜:我觉得马来西亚目前走的是一条和中东回教国家,特别是以伊朗为代表的回教原教旨主义不同的回教文明建设道路。

选择文明对话方式

  据我了解,马来西亚选择的是通过文明对话的方式,建立一个虽然是以回教文明为中心,但也能够和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如佛教、基督教、印度教、儒家传统、道教传统和平共存、互相激荡、互相提携的多元文化社会。这是一个突出文明对话,而不是强调文明冲突的新的回教文明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是马来西亚政府的文化策略,也已经成为他们的知识界所共同接受的文化事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马来西亚已经成立了一个全球文明对话研究中心,今年9月就要在吉隆坡召开一个全球文明对话国际研讨会。此外,马来亚大学也成立了一个东亚系,侧重研究儒家文化,希望能够通过学术研究来带动马来族和华族共同为塑造马来西亚未来的文化作出贡献。

  马来西亚目前所做的这些文化工作,在很多地方和新加坡在80年代要做的工作可以配套。但是,我觉得马来西亚的精神资源是相当的厚,这和回教传统有密切关系。他们的领袖,除了技术官僚这个层面以外,还有很多可以以身作则地来体现和发展精神价值,很值得借镜。在知识界方面,他们也不乏素养深厚、博大精深的学者,例如奥斯曼巴卡和詹达斯·穆斯达法两位,都是望重士林的学术重镇。

  我觉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可以互补和健康互动,如果能够这样,当然是亚细安之福,也是亚太区之福,而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至于最近我所看到的冲突,我觉得只是新马关系上短期性的失调。经济竞争,甚至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竞争,可以是良性互动,而不是恶性循环。事实上,新马两国在很多层面上是唇亡齿寒的共生关系,实在没有必要玩一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零和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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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