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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大学校史 第十三章 王赓武报告书

10/03/18

作者/来源:余山农

第十三章 王赓武报告书

一 序说
(一)关闭南大计划书
(二)关闭南大的三个步骤

二 王赓武与李光耀的关系
(一)王赓武维护李光耀消灭华人方言政策
(二)王赓武和李光耀亲英反华立场与宣言
(三)王赓武和李光耀的民主自由观念相同
(四)王赓武赞同李光耀迫害反对者
(五)王赓武为李光耀辩护否定普世价值
(六)王赓武赞成李光耀囚禁反对者
(七)王赓武盛赞李光耀家庭是中国人的榜样

三 报告书的主要建议
(一)关于语文的建议
1、南大学生应该精通国语和英语
2、南大须让所有源流学生入学
3、设立语言中心
(二)关于新学制的建议
(三)关于师资的建议
(四)关于文学院的建议
1、关闭现语系
2、关闭教育系
3、中文系改名
4、政治系改名
(五)关于理学院的建议

四 评议
(一)对报告书的整体批评
(二)报告书旨在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
(三)新学制破坏南大完整的学制体系
(四)关于入学资格的规定
(五)停办现语系、教育系和化工系的建议
(六)关于中国语言文学系易名的问题

五 辩解与质疑
(一)报告书与星加坡
1、报告书与李光耀无关
2、报告书被政治化
3、他们没有完全实施报告书的建议
4、王赓武慌忙为李光耀辩解

(二)报告书与马来西亚
1、我不是新加坡人
2、报告书是为马来西亚的南大写的

(三)报告书与学制
1、报告书没有讨论到学制
2、谈到课程不可不谈学制
3、是谁建议南大改制
4、四年制比三年制程度低

(四)报告书的目标
1、报告书目标是为南大好
2、南大办不好才被关闭

(五)报告书与教学语言
1、报告书无意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
2、受华文教育者无知而有野心
3、南大是单一语文大学

六 结说


一 序说

李光耀为了关闭南洋大学,先后炮制了四份报告书:《白里斯葛报告书》、《魏雅聆报告书》、《王赓武报告书》、《丹顿报告书》。这在世界教育史上空前绝后。

这四份报告书,各有不同的任务。李光耀是这四份报告书的总设计师,而负责撰写报告书的四个人,白里斯葛、魏雅聆、王赓武、丹顿,则是李光耀的傀儡。他们全都为李光耀的政治目的服务。

(一)关闭南大计划书

《王赓武报告书》、《魏雅聆报告书》、《白里斯葛报告书》是三个分阶段工程计划书,是同一条生产线上的三个产品,互相连接,绝非各自独立经营。撰写报告书的人都非常清楚,他们都必须遵照李光耀的意旨,为了同一个目标,即关闭南洋大学。

这三份报告书分别在三个阶段,一波接着一波,向最后目标攻击。

《白里斯葛报告书》全面否定南洋大学的存在价值。

《魏雅聆报告书》全盘接受《白里斯葛报告书》的恶毒意图,并以此为基础,定下具体的改造方针。

《王赓武报告书》则在《白里斯葛报告书》和《魏雅聆报告书》的基础上,定下关闭南洋大学的具体步骤。

这三份报告书不可能各自独立撰写,因为李光耀是总设计师,一切都需听他吩咐。写些什么,当然得听他的,不必写的,也就当然不需要写。

三份报告书之中,王赓武报告书的破坏力最大。

南大好比是一座房子。《白里斯葛报告书》和《魏雅聆报告书》的破坏大致相同,虽然各个部分都遭受或大或小的破坏,但这座房子还在。《王赓武报告书》的破坏在于连根拔起,就是把整间房子拆掉重建。建筑师不是王赓武,是李光耀。王赓武只是把李光耀心中的图样勾画出来,让李光耀按图施工。

白里斯葛、魏雅聆、王赓武三人在被拆穿其意图之后,都心知肚明,默不作声,只想让时间冲淡,静静混过去。

白里斯葛和魏雅聆比较幸运,没人当面质询,也就真的静静混过去了,唯有王赓武最不幸,想噤若寒蝉、守口如瓶都有困难,因为他当了香港大学校长,必须接受学生质询,不能不为自己辩解,可是他有口难言,不能背叛李光耀,直说真相,因而无论怎么说都不对劲,苍白无力,乃至于语无伦次,状甚可悲,令人感叹。

王赓武写报告书时,行年三十四岁。这在大学教育界乃是乳臭未干的稚龄。他对大学教育一知半解,夜郎自大,对南洋大学的课程妄加评议。南大的课程都是比他更有学识和经验的教授拟定的,并经过一再修订,以求切于实际。

李光耀出于恶毒的政治意图,指派一个乳臭未干的王赓武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王赓武既无自知之明,又为权力与名利所诱惑,因而帮助李光耀逼害南洋大学,泥足深陷,至死不知反省,把自己变成历史的悲剧人物。

王赓武报告书便是为了李光耀关闭南大的意图而写的。报告书的诸多建议之中,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改变南大的学制,一个是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这是李光耀逐步蚕食并关闭南大的计划。

(二)关闭南大的三个步骤

李光耀在关闭南大这项工程中,选用两个得力卒子:一个是教育部长王邦文,一个是帮助写报告书的王赓武。王邦文负责传话,把李光耀的意旨告诉王赓武,王赓武则按照李光耀的意旨写计划书,三方密切合作,缺一不可。王邦文是王赓武的老同学,李光耀是王赓武的老朋友。

南洋大学创办时,英国还是世界强国,中国则贫穷衰弱。李光耀、魏雅聆、王赓武基本的共同观念是:

其一,英国先进,中国落后。

其二,英文先进,中文落后。

其三,英文教育先进,中文教育落后。

其四,马来亚大学先进,南洋大学落后。

殖民地政府只承认英国制大学学位,对美国制大学学位一概不承认,就是哈佛大学的学位也不承认。李光耀与殖民地政府的态度完全一致。在李光耀眼中,只有英国制大学才是最先进的。

马来亚大学是英国人办的英文大学,所以先进,南洋大学是中国人办的中文大学,所以落后。南洋大学采用美国制,所以不受承认。南洋大学既然落后,就必须改革,以马来亚大学为模范来改革。

在李光耀炮制的四份报告书之中,《王赓武报告书》最为关键,为害最大。在王赓武报告书之前的《白里斯葛报告书》和《魏雅聆报告书》分别从不同的方向攻击南大。其中一项便是课程。

《白里斯葛报告书》第五章5.3和5.4两节中,对南大的课程有如下批评:

于查阅南洋大学的课程后,评议会获得一个结论,就是:南大的课程仍需大大改良。现有课程的缺点之一,便是太过繁重。……

现有课程的另一个缺点便是:课程中有许多科目是不应该被列入的,而对获得良好训练不可缺少的一些科目反而未被列入。

大学课程并无标准,绝无两间大学的同一个学系,例如历史系或地理系,课程完全一样。就现在大学课程设计来说,这样的批评只是故意挑毛病,并无多大意义,但李光耀所需要的正是对南大这样故意找茬。

《魏雅聆报告书》第五章第廿五节中,对南大的课程有如下批评:

南洋大学的课程,显示了缺乏有系统的计划。各有关课程之间的联系不够,且课程的编排,似乎颇受个人经验和偏爱的影响。若干课程的开设,并没有参考一般的先决条件或同一领域内的其他学科,且时常调整以适应意想不到的师资情况。另一个不能使人满意的特点,便是分派学科给不曾对该门功课受过特别训练的教师去担任,因而加重有关教师的困难,从而使学生受到严重的不利。这些缺点,无疑地有些是由于南大急速发展以及不安定的师资状况的结果。要消除这些缺点,应该从实行我们的建议,即由能干的各系主任去编排固定的课程做起。我们要强调需要一个好好计划的课程,课程编妥之后,跟着要把它实行,以便保证所开设的学科能保持相当的固定性。

南洋大学各个系的课程都是由经验丰富的系主任设计的,而且时有修订,即不完美,也切合实际,无需小题大做,大惊小怪。天下绝没有哪一家大学的哪一个学系的课程是完美的。

王赓武写报告书时,对大学教育一知半解,却自以为专家,对南大各方面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夜郎自大。这一点,他跟李光耀完全一致。他敢于如此嚣张,并不是因为他学识与经验丰富,而是因为他背后有李光耀,狐假虎威,仗势欺人。

大学课程本就没有标准,不同的人所设计的课程必定不同。王赓武检讨南大课程,只不过是李光耀打击南大的另一个借口。白里斯葛和魏雅聆的批评都是故意找茬,王赓武也一样。

无论哪一家大学哪一个学系的课程都可以找茬。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光耀在炮制《魏雅聆报告书》之后,组织另一个委员会向南大大举进攻。这个委员会叫“南洋大学课程审查委员会”,主席便是王赓武。委员会成员如下:

王震武教授:马来亚大学历史系主任(主席)
许少治先生:新加坡工艺学院讲师
林和合先生: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局长
刘孔贵教授:南洋大学商学院代院长、会计系教授兼系主任卢曜先生:新加坡教育部总视学官
汤寿柏教授:马来亚大学物理系主任
王叔民教授:新加坡大学客座教授
秘书许统义:南洋大学图书馆代主任

正如前两份报告书一样,委员会中最重要的是主席,其他成员都是花瓶。主席王赓武的意见便是最后的意见,而他的背后是李光耀。

王赓武在报告书中,对南大大肆批判,凡是南大原有的,一律不可取,必须以马来亚大学为模范,加以改革。王赓武并不在乎办大学应该如何,他只在乎李光耀的意旨为何。

一九六一年,李光耀强行改革华文中学,依照三个步骤关闭全部星加坡华文中学。这三个步骤是:改制、改语、兼并。

第一步,改制,把华文中学的学制改成跟英文中学的一样。

第二步,改语,把华文中学的教学语言改为英文。

第三步,兼并,把华文中学改为英文中学。

改制、改语、兼并,这是李光耀关闭华文中学的三个步骤。王赓武报告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布置这三个步骤关闭南洋大学。

王赓武报告书中的核心建议便是改变南洋大学的学制,然后把南洋大学的教学语言逐步改为英语,最后,水到渠成,把南洋大学改为英文大学,并加以关闭。

改制、改语、兼并,是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的三个步骤,都写在王赓武报告书中。虽然不是清楚列明,但都暗藏其中,只要细心看,便可以清楚看出来。

二 王赓武与李光耀的关系

李光耀为了关闭南洋大学,先后炮制了四份报告书:《白里斯葛报告书》、《魏雅聆报告书》、《王赓武报告书》、《丹顿报告书》。这四份报告书,各有不同的任务。负责撰写报告书的四个人,白里斯葛、魏雅聆、王赓武、丹顿,都只是李光耀的卒子,完全为李光耀的政治目的服务。

这四份报告书之中,《王赓武报告书》最为关键,为害最大。李光耀十分信任王赓武,因为两人并非一般的朋友,而是有异乎寻常的密切关系。王赓武对李光耀十分忠心,一生投靠李光耀。因此,要了解《王赓武报告书》,必须先了解两人的关系。只要了解两人的关系,报告书中的疑问都可以得到解答。

王赓武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现代知识界政客。他一生为李光耀服务,虽不在李光耀身边,却能随传随到。李光耀需要他的时候,他就现身,属于古代幕府师爷一类臣子。

王赓武虽然一直都在大学里工作,但他最大的兴趣是政治,而不是学术。可是他又没有勇气参加竞选,这就注定他只能一边在大学里讨生活,一边为官僚政客服务。

一九六八年,他参与创办马来西亚民政运动党(Malaysian People’s Movement Party),简称民政党。虽为创党人之一,却始终没有上场竞选。这个党的名称跟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十分近似。Movement 和Action在这里的意思也基本一样。

一九六三年,星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后,李光耀派候选人到马来亚半岛参加竞选,目的是取代马华公会。结果,李光耀失败了。

一九六八年,王赓武参与创办民政党,目的也是取代马华公会。从这一点或也可以看出他和李光耀的关系。

王赓武跟李光耀一样受英文教育,完全排斥中国人的道德与文化。尽管他目睹李光耀的种种暴行,却仍然站在李光耀一边,帮助李光耀逼害南洋大学和华文教育。即使是在李光耀死后,他仍然为李光耀辩护,忠心始终如一。这在南洋大学和华文教育看来,是罪恶,但在李光耀看来,却是美德。

虽然他对政治的兴趣甚浓,但从政的生活波动较大,大学生活则较安逸,因而选择留在大学里,另外当大官僚的师爷。他一生服务的大官政客便是李光耀。他对李光耀最大的贡献便是帮助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并进而消灭星加坡的华文教育。

这之后,他对李光耀的另一项贡献是帮助李光耀推动南洋大学复名运动。这次运动功败垂成,但也算成功了一半(详见《从南洋大学图书馆到王赓武图书馆》,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关心南大历史的人都看得出来,《王赓武报告书》是遵照李光耀的意旨写的,从后来事件的演变也可以清楚看出来,只是没有这方面的记录。

王赓武为了保持自己的“清名”,一直都否认这份报告书和李光耀有关系。他甚至于说,他写这份报告书是为南大好,一副善者摸样。可是,由于做贼心虚,一时被问心急,回答难免荒腔走调,甚或自打嘴巴,令人鄙视。

在评论王赓武报告书的相关问题之前,须先了解他和李光耀的关系。了解了王赓武和李光耀的关系,就可以了解王赓武、报告书、李光耀三者之间的关系。

王赓武在报告书发布后,遭受各方强烈抨击。他始终不敢透露半点他和李光耀的关系。

一直到李光耀去世后,王赓武接受香港记者访问时,才于无意间说出两人的关系来(见2015年4月16日,香港《苹果日报》的报道《王赓武:香港不需要李光耀》)。从王赓武回忆他和李光耀的关系看来,他们之间并非一般的朋友关系(以下参看山人《王赓武终于回答报告书的关键问题》,刊于新加坡文献馆)。报道中说:

王赓武说他年轻时就认识李光耀,「我年纪差不了他多少,今年年底85岁。我1930年生,他1923年生。当时候我们都认识,在马来西亚的新加坡。」至于甚麽圈子、甚麽形式,他没细说。「很多,各种圈子各种社群都有。」

他说得很清楚。他和李光耀不只是朋友,而且是老朋友,是很熟的朋友,只是“他没细说”,因为他不愿意细说。他和李光耀见面不计其数。在写成报告书之前,也必定跟李光耀密谈改变南大的事。否则,他怎么知道报告书的目标是什么?该写些什么?这当然是他所不愿意细说的。

单看这段话,他们是很好的朋友,但再看接下来他和记者的答问,以及李光耀的所作所为,他们之间的关系,远非一般的朋友,而是十分忠心的君臣关系。王赓武对李光耀的忠心远远超出意料之外。

在这篇访谈记录,有助于了解王赓武、李光耀、报告书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从中看出他和李光耀的关系非同一般。最令人吃惊的是他对李光耀的忠心。这在王赓武完全不必要,因为他不需要依靠李光耀生存。他之所以如此忠心,除了私人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政治信仰一致。从访谈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一)王赓武维护李光耀消灭华人方言政策

报道中说:

来新加坡19年的港大前校长,接受广东话问好,但访问坚持要说英语或是国语。

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王赓武的心态。在李光耀的统治下,不止人受逼害,方言也受逼害。李光耀在消灭华人的教育系统之后,紧接着便是消灭象征华人民族身份的方言。华人的教育和方言都被消灭了以后,华人也就自然被彻底同化了。

王赓武少年时代住在马来亚半岛的怡保。当地通行广东话。王赓武广东话说得很流利,比起他说国语或英语来,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香港接受记者访问时,都说广东话,为什么在新加坡却不肯说呢?这显然是因为李光耀禁止新加坡人说方言,王赓武唯命是从,至死不渝。王赓武当过老师,也当过校长。李光耀消灭方言的政策,反文化,也反人类,即使是在李光耀死后,王赓武仍然支持。单从这件事便可以看出他对李光耀的忠心。

王赓武标榜“历史学者”,打着学术的幌子,纯为投机。他毕竟只是个政客。

(二)王赓武和李光耀亲英反华立场与宣言

李光耀是英国皇民,又是英国人培养的代理人,亲英自不待言。

在星加坡的历史上,英国人敌视华人,从不对华人友善。李光耀既是英国皇民,又是英国人的政治代理人,一生反华,至死不变。

王赓武投靠李光耀,他的政治理念和李光耀相同,亲英反华,也一生不变。

王赓武就任香港大学校长后,又被港英政府委任为行政局议员,帮助英国人统治中国人。行政局是港英政府的权力中心,主席即港督。行政局议员都是由港督委任的“自己人”,退休后可以到英国定居,绝无居留权问题。那些领取英国海外护照的香港人,都没有英国居留权。

王赓武的亲英心态和李光耀的一样。“亲英”的另一面便是“反华”。李光耀一生反华,王赓武也是如此。访问记者提到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时的往事:

六四时候,他同情学生。「你是在一个演讲会上面流眼泪是吗?」他望着记者,闪过複杂的眼神。

「是有这回事情,所以这个很自然,情况不同,所以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亚洲那麽大的变化,100多年了,中国从19世纪,可以说最少从19世纪末清朝垮掉以后,中华民国怎样建国,怎样建立共和国这问题已经很严重,中国人不聪明吗?」

王赓武当时表现出非常强烈的反华立场。是否“流泪”,不得而知。然而,他为什么流泪呢?为谁流泪呢?李光耀血洗云南园时,王赓武也流泪了吗?不过,这一点他倒是跟李光耀一样。一九六五年李光耀宣布退出马来西亚时,欢喜过度,竟对着摄影机流下鳄鱼的眼泪。

王赓武当时和一批港大学生一起反华,也见于电视和报端。在当时香港的大专校长之中,只有王赓武表现出强烈的反华情绪。

六四时期,中国社会政治日趋宽松,美国人与英国人趁中国学生的反贪污运动,以为有机可乘,在背后鼓动,引起六四事件。

王赓武以行政局议员身份站在英国人一边,极力反华。他这反华立场,贯彻他的一生,和李光耀始终一致。这样的立场也是他写报告书,帮助李光耀关闭南大,破坏华人教育的根源。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离开香港回归约两年半的时候,王赓武在香港大学主办“五十年(1945—1994)海外华人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他在会上的讲题是:《移民地位的提升:既不是华侨,也不是华人》。

这篇演讲实际是王赓武和李光耀的《反华宣言》,对于了解王赓武其人及《王赓武报告书》都十分重要。王赓武通过这篇演讲正式宣布,他和李光耀“既不是华侨,也不是华人”。

当时,王赓武显然已经决定在九七回归之前离开香港,回到李光耀身边,继续为李光耀服务。王赓武的这篇演讲,无异于正式宣布,他和李光耀与“华”决裂。

在王赓武的内心深处,不仅他和李光耀“既不是华侨,也不是华人”,他更为所有身处海外的“华人”确定,他们都“既不是华侨,也不是华人”。

这意思十分明显,王赓武和李光耀不仅与“中国”的“华”决裂,也与海外的“华”决裂。他们与“华”不再有任何关系。

这当然也意味着王赓武和他父亲王宓文校长的公开决裂。他的父亲大半辈子奉献给华人的教育,不会自认不是华人。王赓武和他父亲的民族身份显然已不一样。

李光耀一生反华、反华人、反华人文化、反华人教育,把支持华文教育的人定为“亲共分子”和“沙文主义”。王赓武支持李光耀的立场。他的这篇演讲确认他和李光耀一贯的“反华”心态和立场。王赓武在演讲中说:

在新加坡实际上也没有华侨,因为新加坡80%的人是华裔,他们现在都是新加坡人,因而根本不需要华人这一术语。

这话的意思是,新加坡的“华人”都不是“华人”,所以“根本不需要华人这一术语”。他显然是在支持英国人和李光耀同化华人的政策,为英国人和李光耀说话。他当时仍在香港,帮助英国人统治中国人。他的话很清楚的反映出他“反华”的心态和立场。因而他又说:

使用“华侨华人”这样的术语来包括所有中国之外之华人,就意味着一种不可阻挡的扩张和伸展势力的警报。

如此含血喷人的话,不只是对中国的的恶毒攻击,更是对全世界华人的恶毒攻击。华人只要自认为“华人”,“就意味着一种不可阻挡的扩张和伸展势力的警报”。这反映出王赓武极其清楚而强烈的“反华”情绪。

这番话也是李光耀所常说的。李光耀勾结美国和日本,在南海兴风作浪,搅浑时局时,正是指责中国“扩张和伸展势力”。王赓武完全支持李光耀的南海政策,为李光耀打边鼓、摇旗呐喊,始终不改其反华立场。回顾王赓武和李光耀的言论和主张,王赓武的这篇演讲是他和李光耀共同的《反华宣言》。

李光耀以政治看待一切。华人只要维护自己的文化和教育,便是“亲共分子”和“沙文主义”。他不止一律“反”,更进一步迫害。

李光耀终其一生,以政治干预学术。王赓武身为大学校长,照理应该维护学术尊严,可是他却跟随李光耀,以政治曲解学术词语,终其一生只是个政客。

王赓武的中文程度甚低,却咬文嚼字以曲解学术词语,把“华人”和“华裔”定为不同的民族身份,十分幼稚无知。他当时正在筹划“华裔馆”,帮助李光耀推动南洋大学“复名”,借以欺骗全体南洋华人,掩饰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的罪行(见山人《从南洋大学图书馆到王赓武图书馆》,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在王赓武看来,星加坡的“华人”都在李光耀的同化政策之下被同化了,所以星加坡已没有“华人”,只有“华裔”。 “华裔”不是“华人”。他显然把“华人”和“华裔”定为不同的民族身份。

什么是“华裔”?“华裔”就是“华人的后裔”。“后裔”就是后代子孙。“炎黄后裔”就是炎帝黄帝的后代子孙,也就是“中国人”(华人)。

决定一个人的民族身份的主要因素是:母语、宗教、习俗。星加坡华人有自己的母语,有自己的宗教,有自己的习俗,为什么不是“华人”?

王赓武的观念充分反映出他的“反华”心态与立场。他跟他父亲王宓文校长走在完全相反的路上。父亲是华人,儿子不是华人,王赓武大概也说不出他自己到底是什么人。这一点他和李光耀完全一样。

“华人的后裔”不是“华人”,那么,“马来人的后裔”是不是“马来人”呢?“印度人的后裔”是不是“印度人”呢?

“华人”的“华”和“中华”的“华”是同一个意思。“华”也就是“中国”。

“华人”可以指居住于中国境内的人,也可以指居住于中国境外者。“华人”也就是“中国人”。两者的差别是:“中国人”有个“国”字,易于联想到“国籍”,因而“华人”较为通用。

换一个例子,“英国人”,也有个“国”字,一样可以指居住于英国境内的人,以及居住于英国境外者,未必都有英国国籍,也未必没有别的国籍。

再换一个例子,“俄罗斯人”,没有个“国”字,用法也还是一样,可以指居住于俄罗斯境内的人,以及居住于俄罗斯境外者。

这是语言的习惯,与政治无关。王赓武孤陋寡闻,对此一无所知,却好咬文嚼字,以资炫耀,自揭其短,又跟随李光耀以政治看待一切,含血喷人,反华气焰嚣张。

王赓武在一九九七年到来之前一年,即一九九六年辞去香港大学校长职,以抗议香港回归,反华立场十分清楚。

他原本是澳洲公民,辞职后并没有回澳洲去,而是到星加坡来投靠李光耀。他的政治立场也十分清楚。

他在马来亚大学读书的时候,曾担任社会主义俱乐部主席。那是一个反殖民主义的学生组织。可是,他毕业后却反过来,投靠李光耀,帮助英国人。

李光耀一生反华人、反华人文化、反华人教育,即使是在最后那几年,仍然不忘为美国出谋献策,遏制中国,到南海兴风作浪,而王赓武则为李光耀打边鼓、嚣张呐喊,始终不改其亲英反华立场。

(三)王赓武和李光耀的民主自由观念相同

记者访问王赓武的目的,是请他谈李光耀,可是他却故意避开记者的问题,对李光耀不加评论。他显然知道一般人对李光和耀的批评。尽管记者一再追问,他都不愿意说。为什么?因为李光耀对他有知遇之恩,是他的贵人。他和李光耀有相同的价值观:利益比正义更加重要。

他对记者的一些问题避而不答,同时又竭尽所能为李光耀开脱。世人都认为李光耀是个独裁者,王赓武却不认为李光耀是个独裁者。他更为李光耀辩护说:

他在新加坡19年,从来没有感觉不自由,但他也相信,香港人来新加坡生活,一定会不习惯。两地人对自由的期望并不相同。至于李光耀是不是背弃盟友的独裁者,他也不妄下判断。「说他独裁者,这变成一个人,他那个时候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都是有相当教育背景,都是大学毕业知识分子,官员也都是有相当学术背景里的人。」

标榜“历史学者”,却说出如此幼稚无知的话,难以置信。他在新加坡十九年都不觉得不自由,那是当然的,因为他是李光耀的老朋友,身兼师爷,当然不会觉得不自由。他甚至于把新加坡人在李光耀的高压下不敢作声,说成是新加坡人“对自由的期望”如此,跟香港人不一样。

他不同意把李光耀定为独裁者,理由是:“说他独裁者,这变成一个人,他那个时候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都是有相当教育背景,都是大学毕业知识分子。”

这样幼稚的理由,出自“历史学者”的口,真是太荒谬了!竟然说“一批人”结党就不会独裁,“大学毕业知识分子”就不会独裁,以这么幼稚的理由来为李光耀辩护,完全没有“历史学者”的风范。这正可见王赓武对李光耀忠心耿耿。

(四)王赓武赞同李光耀迫害反对者

历史学者有责任维护正义,否则难免颠倒是非,歪曲事实。但在王赓武和李光耀的价值观念中,利益显然比正义更加重要。

王赓武既然标榜自己是历史学者,那么,记者就请他从历史的角度来评论李光耀的做法对不对:

「用历史评断,他的做法对还是不对?」

「坦白说,历史里头,基本如此: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中国的传统,对不对是另外一个问题。」他看现代史里亚洲争取民主的方法各有不同,「那个设标准?你看各个国家有甚麽标准?」

王赓武拐弯抹角,不肯直接回答记者的问题。历史人物所作所为对不对,这是个是非问题。历史学者必须面对是非问题,绝不可以逃避。王赓武显然没有勇气面对是非问题,完全没有是非观念。这一点,也是他和李光耀一致的。

王赓武认为李光耀迫害反对者的做法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在王赓武看来,历史人物所作所为,即使残暴无道,也无关是非善恶。他显然没有是非善恶观念。

王赓武认为李光耀迫害反对者的做法是李光耀“争取民主的方法”。李光耀为了掌握政权,即使不择手段,残害良民,王赓武也不认为不对,因为没有“标准”。在王赓武看来,由于李光耀是“成者为王”,无论如何残暴霸道,都没有什么“对不对”的问题。

(五)王赓武为李光耀辩护否定普世价值

记者再换一个问法,请他按普世价值来评论李光耀的做法对不对。王赓武为了替李光耀辩护,甚至于否定了普世价值:

「按普世价值?」记者说。

「没有普世价值,只有西方的,只有美国的、英国的。」

「美英普世价值是对还是不对?」

「在英国美国来讲是非常适合的,是他们发展、演变出来,从他们的政治需要建立,完全适合他们使用,是不停几百年的各种争论,而且战争很厉害,你看美国的内战多惨,几百万人死,欧洲打了多少时间?几百年不停斗争,为了甚麽?其实为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係,不停的想法,各种矛盾,民主矛盾,宗教矛盾,政治矛盾,打了几百年,一直在进步,不停进步,演变出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非常辛苦的一条路。但你不能说把他抄着来就成,不自然,一点都不自然。」

王赓武既然不肯从历史的角度来评价李光耀迫害异己的作法对不对,记者便要求他按照普世价值来评价。王赓武为了替李光耀辩护,便直截了当否定了普世价值,以为那只是美国和英国的价值。

记者再追问,那么,就按照美英普世价值来判断,李光耀关押反对者的做法是对还是不对?

王赓武仍然不肯直接回答。他又拐弯抹角说美国和英国的价值不适合亚洲。他这是把普世价值限定为政治观念,而且限定为美国和英国的民主自由观念,而他认为美国和英国的这种观念不适合亚洲。王赓武当过历史教授,当过大学校长,他不应该不知道普世价值是什么。

什么是普世价值?其内涵虽然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涉及不同的学术范畴如:哲学、政治学、心理学等,但总有一些看法是世人易于一致的。

普世价值就是人类普遍认可的价值。凡是对人类普遍有利的事物就是普世价值。反过来说,凡是对人类普遍有害的事物就违反普世价值了。这有利和有害便可以用做评价的标准。例如,把反对自己的人关进监牢,这样的做法对还是不对?这可以依据对人有利还是有害来评价。对这样的问题总有一个大多数人共同的判断。这样的共同判断就是普世价值。用一句老话来说,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记者当时向王赓武提出的问题是:李光耀“这个做法对吗?你不接受我的观点就要关押你。”

对于这样的问题,谁都可以依据对人“有害”还是对人“有利”来判断,直截了当回答。可是王赓武却拒绝了。为什么?大概是这两个原因:

一个是,他的价值观和李光耀的相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一个是,他心里或许也明白李光耀的作法伤天害理。可是因为他效忠李光耀,所以不愿意说。

普世价值就只是美国英国式的民主自由吗?当然不是。平等、公正、和平、诚实、责任、宽容、自主、自律、独立、谦让、人的尊严等等,也都是普世价值。无论学者还是政治人物,都应该尊重这些普世价值。

那么,为什么王赓武否定普世价值、否定英美式民主自由呢?因为李光耀正是如此 。王赓武只是跟随李光耀而已。李光耀说(1992年11月10日在东京演讲《民主、人权与现实》):

With few exceptions, democracy has not brought good government to new developing countries…What Asians value may not necessarily be what Americans or Europeans value. Westerners value the freedoms and liberties of the individual. As an Asian of Chinese cultural back ground, my values are for a government which is honest,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除了几个例外,民主并没有给新兴国家带来好政府……亚洲价值或许并非美国或欧洲价值。西方人重视个人自由意志与自由决定权。我是个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亚洲人,我的价值观是建立一个清廉、有效和高效的政府。

李光耀只有在面对非中国人(华人)的时候,才强调自己的“中国文化背景”,才说自己是中国人(华人)。他是英化的峇峇人,也就是英国皇民,如不说自己是中国人(华人),在非中国人眼中,他将是个四不像。他在面对中国人(华人)的时候,便流露出英化峇峇人的优越感,十分看不起中国人(华人)。

他说“我是个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亚洲人”,就十分虚伪。为何不直接说自己是个中国人(华人)?因为他心中的自己是英化峇峇人,是英国皇民。他以中国文化背景来强调自己的亚洲价值观与欧美的不同,而实际他的价值观和中国文化并没有任何关系。不仅和中国文化并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完全相反。李光耀一生反对中国文化。

李光耀标榜亚洲价值观,他所说的亚洲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他所说的“清廉、有效和高效的政府”吗?难道说欧美人就不赞成建立“清廉、有效和高效的政府”吗?清廉和有效率,并非亚洲价值观所专有。王赓武只是因为李光耀这么说了,他就完全支持。

(六)王赓武赞成李光耀囚禁反对者

记者见王赓武一直躲躲闪闪,不肯正面回答问题,评论李光耀,于是直截了当问他:“李光耀这个做法对吗?你不接受我的观点就要关押你。”

「你是历史学家,我们明白(要民主)是很辛苦很危险,但要是你限制我们的话语权,我们也感觉很辛苦,怎麽办?」

「所以要经过相当的讨论,相当的竞争、斗争。避免不了,要争论,现在文明一点,不需要互相残杀,可以争论,应该争论,但争论不是说,你一定要接受我的观点,不接受我的观点,我就要骂你要打你。」

「但是李光耀这个做法对吗?你不接受我的观点就要关押你。」

「当时,从他的观点,他不这样做,新加坡不能生存。」

面对记者的直接问题,他还是不肯直接回答,反而替李光耀设想说:“从他的观点,他不这样做,新加坡不能生存。”

这样的答案,无异于赞成李光耀囚禁反对者。在王赓武看来,李光耀囚禁反对者,是为了新加坡的生存。他对李光耀的忠心让人十分吃惊。李光耀所要的就是这样的君臣关系。

王赓武不会忘记,当年,多少南大学生为了反对《王赓武报告书》,捍卫民族教育,被李光耀关进黑牢,百般虐待,无限期监禁,毁了大好前途。王赓武对此无动于衷,只是淡然说这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他还有良知吗?一生都不知反省,不知忏悔,寡廉鲜耻,如何为学者?如何为人师?

正由于王赓武效忠李光耀,所以他肯听从李光耀的意旨,撰写报告书,帮助李光耀关闭南大。

(七)王赓武盛赞李光耀家庭是中国人的榜样

王赓武不仅认识李光耀,而且是很熟的朋友。他甚至于跟李光耀一家人都很熟,对李光耀的家庭关系备极赞扬。他对记者说,李光耀的家庭美满,是中国人的榜样:

家人的关係很好,所以,他也特别欣赏李光耀一家人的关係。

「你认识他家人和李显龙?」

「都认识,但认识而已。他认识的人太多了,他家是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家里父子关係很好,一家都很孝顺,其实从传统中国人来看,是相当好的榜样。」

「我们都看李光耀是个强人,他妻子去世几年,还是一样强人本色?」

「一直是,人是不变的。(他笑)但他心里寂寞,伤感,完全可以了解,而且非常的同情,几十年的同伴,非常爱护的同伴,想起来,很不容易的,他们这种非常紧张的情况之下,一直活在那麽美满的家庭生活。」

王赓武这番赞美的话中,有两句话特别亮眼:

其一,“他家是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家里父子关係很好,一家都很孝顺。”

其二,“其实从传统中国人来看,是相当好的榜样。”

王赓武的第一句话,盛赞李光耀一家人的“关系很好”,而且“一家都很孝顺”,所以“他家是一个非常美满的家”。

王赓武大概是习惯于赞扬李光耀了,所以用了这么多亮眼的话来赞美。

李光耀的家庭既然这么美满,家中主人当然也是完美无缺的了。这应该就是王赓武维护李光耀消灭方言政策、支持李光耀迫害反对者,以及无限期囚禁反对者的原因。

按照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模范家庭当然少不了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这两个美德。然而实情果如王赓武所言吗?这关系到王赓武是不是个诚实的人。

不幸得很,王赓武话音方了,二〇一六年四月十日,李光耀的女儿李玮玲就公开指责她的哥哥李显龙是“不孝之子”。这狠狠地打了王赓武一巴掌。王赓武还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吗?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四日,李光耀的女儿李玮玲和儿子李显扬发表声明,说受到哥哥的威胁,李显扬被逼移民外国。这又狠狠地打了王赓武两巴掌。

王赓武眼中的李光耀家庭真的那么完美吗?王赓武是个诚实的人吗?他的话可信吗?

还不止此,故事还有下文。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四日,李光耀的孙子李绳武,因为卷入自己家庭的纠纷,批评李光耀打造的司法制度而被李光耀打造的政府告上法庭。领导政府的不是别人,是李光耀的大儿子李显龙,因而实际是李光耀的儿子把李光耀的孙子告上法庭。这回是狠狠的打了王赓武一拳。

王赓武还有多少美言没说出来呢?王赓武是个诚实的人吗?他的话可信吗?

整件事,从头到尾,站在后面的不是别人,正是李光耀。这是什么样的“一家都很孝顺”的家庭呢?是什么样的“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呢?王赓武是看不清楚,还是不诚实呢?

说到底,是李光耀的家人比较了解自己的家人,还是外人王赓武比较了解李光耀的家人呢?

无论王赓武是不是了解李光耀的家庭,他对李光耀一直都十分忠心,这是可以断言的。正因此,他从不吝惜对李光耀说赞美的话。

王赓武标榜“历史学者”,他知不知道今天的事,将是明天的“历史”呢?他是不是还认为李光耀一家人的“关系很好”,而且“一家都很孝顺”,所以“他家是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呢?他的想法会不会改变,不得而知,但可以断言,他绝不会反省。

王赓武是李光耀的老朋友,而且“特别欣赏李光耀一家人的关係”,当然也了解李光耀和他的家人了。可是他对李光耀一家子所说的赞美的话,到头来却变成了妄赞虚言,被狠狠打脸。那么,王赓武和南大什么关系也没有,又如何了解南大呢?他为什么要对南大妄评妄议呢?

王赓武的第二句赞美的话,“其实从传统中国人来看,是相当好的榜样。”这句话真是语无伦次。

王赓武在他的反华宣言,《移民地位的提升:既不是华侨,也不是华人》文中说,新加坡没有“华人”。既然新加坡没有华人,那么,他和李光耀当然也都不是华人了。既然李光耀不是华人,那么,他是什么人呢?

王赓武的第二句赞美的话赫然把李光耀列为“中国人”。他的家庭也成为“中国人”的“榜样”。难道王赓武不知道李光耀特别看不起中国人吗?王赓武恐怕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古人说:“言为心声”。人说出来的话是心里的声音。人的心里真,说的话就真,反过来,人的心里假,说的话就假。如果说出来的话是虚假的,那就只能是因为内心虚假,欠缺诚信。

王赓武和李光耀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全无诚信,一生都爱说假话,歪曲事实,又不肯反省。正如王赓武对记者所说的:“人是不变的”。他和李光耀一生都未曾变过,因为不知反省。

历史上从不曾有过品格如此低劣的“历史学者”,为权力与名利而随意扭曲“史实”,误导他人。虽然如此,王赓武还是有一大优点,那就是对李光耀十分忠心,从不吝惜对李光耀说赞美的话。

李光耀虽然残暴攻击手无寸铁的良民,血洗云南园,关闭南洋大学,消灭华人的母语文化,消灭华人的教育,在王赓武的眼中,这只不过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没有什么不对,李光耀始终是完美的,李光耀的家庭也是完美的,是“中国人”的“榜样”。

王赓武对李光耀既如此忠心,那么,他帮助李光耀写报告书,关闭南大,消灭华文教育,也就理所当然,一点都没有不妥了。

王赓武和李光耀的关系,确实非比寻常。

在有良知的人看来,这非常可耻,但在王赓武和李光耀的价值观念中,并无所谓“耻”。

三 报告书的主要建议

王赓武报告书是在前两份报告书,《魏雅聆报告书》和《白里斯葛报告书》的基础上,向南大全面进攻,立意把南大彻底摧毁。报告书的目录如下:

第一章绪言
第二章关于语文的建议
第三章关于现行课程的意见
第四章关于新学制的建议
第五章关于师资的建议
第六章关于文学院的建议
第七章关于理学院的建议
第八章关于商学院的建议
第九章新学制的实施
第十章结论摘要

以王赓武为主席的“南洋大学课程审查委员会”的审查范围是:

检讨南洋大学目前课程之编制改各科内容,以便向大学提供能适应当地社会需要之修正课程。

这个工作范围和委员会名称相符,但是,报告书中对课程的修订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第四章所建议的“新学制”,第九章实施“新学制”的指导。

为什么要建议“新学制”?因为这是李光耀最关心的事。只有把南大的学制改成跟星加坡大学的一样,才能两校合并,把南大关闭。因此,在四份报告书中,《王赓武报告书》对南大的破坏最大。

《王赓武报告书》、《魏雅聆报告书》、《白里斯葛报告书》中的所有建议都出于恶意,完全不是为了帮助南大改善。对于南大已有的成绩,全盘否定。这一点,三份报告书完全一致。

马大中文系贺光中教授批评《白里斯葛报告书》说:

南大设立评议会之目的,在聆听专家对水准之意见,藉资改进,早日获得承认,用意因甚明显。今报告书竟于南大创办以来几百措施,无一不加以诋讥,抹杀其任何优点。衡诸春秋,虽多微词,亦有褒语之态度,无乃勿合。

这番话用在《魏雅聆报告书》和《王赓武报告书》,也一样合适。这三份报告书的目的相同,因而对南大的办学成绩,一概抹杀,必欲置南大于死地乃可。

以下只是简述《王赓武报告书中》中的几项主要建议,至于这些建议的政治意图,将在第四节和第五节中讨论。

(一)关于语文的建议

报告书关于语文的建议十分重要,主要有三项:

1、南大学生应该精通国语和英语

王赓武遵照李光耀的意旨,指责南大学生只懂华文。从今以后,南大学生必须精通国语和英语才能符合国家利益。

鉴于我们社会的改变情况,语文训练已成为南大将来发展的主要课题之一。我们承认南大在给予马来西亚华文媒介学校的毕业生有机全受高等教育运右面,仍须扮演一个角色,而且仍得开设一些科目用华文为讲授媒介语,然而,只精通华文显然是既不符合毕业生本身的利益,而且,南大继续造就这类毕业生也不符合国家的利益。我们深切感觉到,如果南大要在本国扮演一个完善而有效的角色,那么,它的毕业生应该同时精通国语和英语,所以我们极力建议南大应该给予学生种种机会,让他们能够兼精这几种语文。

这段话中有两点特别重要:

其一,南大今后“仍得开设一些科目用华文为讲授媒介语”。这句话的实际含义是:南大各系今后所开设的科目中,只有一些是可以用华文讲授的,其它科目都不可以,全都得以英文来讲授。哪一些科目可以用华文讲授呢?大概是中文系的科目。

其二,南大学生“只精通华文显然是既不符合毕业生本身的利益,而且,南大继续造就这类毕业生也不符合国家的利益。”这个话的实际含义是,目前的南大学生都“只精通华文”,不懂英文和马来文。南洋大学如不按照《王赓武报告书》来改变,就“不符合国家的利益”。

王赓武在马来亚怡保长大,他对当地华文学校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一共学了十二年英文的事实,似乎一无所知。这是很奇怪的事。这显然是李光耀教他说的:南大学生都只懂华文,不懂英文和马来文。

马来文问题,是王赓武被港大学生质询时,心慌意乱的救命稻草。南大在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五日开学,第二年马来亚独立,马来文成为国语。从那个的时候起,南大学生就十分重视马来文。南大根本就没有马来文问题。王赓武对此故意一无所知。

他说“马来语是国语,不能不学,魏雅聆那时候完全没有那个需要。”更可见他内心慌张不已。魏雅聆报告书第五章第三十节就讨论了马来文课程问题。王赓武显然是因为心慌,脱口而出,语无伦次。

南大现语系开设两年的马来文课,让全校学生选修。南大学生早已感觉到时代的不同,对学习马来文非常有热忱,全校超过半数学生选修马来文,而马来亚大学,就是王赓武的母校学生并无此种热忱。王赓武对此故意完全无知。

2、南大须让所有源流学生入学

王赓武建议,南大须录取英文学校和马来文学校学生,并为他们开设华文课程,鼓励他们学习华文。

我们也建议,入学资格中关于语文部分应该仔细而明白的加以规定,以使全国所有源流教育的学生都有资格入学。从华文源流学校考取的学生,必须使他们精通国语或英语,从英文源流学校考取的学生,必须使他们精通国语或华语,从马来文源流学校考取的学生,必须鼓励他们精通华语或英语,所以学生都应给予修习上述三种语文的机会。

这段话有三个重要含义:

其一,南大必须“使全国所有源流教育的学生都有资格入学”。

其二,从英文源流和马来文源流入学的学生中,大都不懂华文,南大须开设华文课程鼓励他们学习华文。

其三,因为从英文和马来文学校入学的学生中,大都不懂华文,南大的教学语文不能用华文,只能用他们都懂的语文,就是英文。

这段话的前两个含义明显,第三个含义隐藏于字里行间,不那么明显,但是更加重要。这正是王赓武遵照李光耀的意旨,撰写报告书,把南洋大学改为英文大学的意图。这也是王赓武报告书的主要建议。

3、设立语言中心

由于南大必须录取英文与马来文源流的学生,所以需要设立一个语言中心,开设华文课程,让那些不懂华文的学生进修,但王赓武却把理由改成是因为现语系开设语言课程不够水准。只要设立语言中心,学生的语文就达到水准了:

现在迫切需要设立一个机构,其特殊用意在使全体学生的语文能力达到水准;使他们能够运用语文为工具,以便从事学术研究及为国服务。

因此,我们建议

(一)停办现代语言文学系。

(二)设立一个为全南大服务的语言中心。

(三)立即设立马来学系以便充分的强调国语。

这段话有三个重要含义:

其一,南大的语言课程由现语系开设,不够水准,因此现语系必须关闭。

其二,设立语言中心开设语言课,可以“使全体学生的语文能力达到水准”。

其三,“设立马来学系以便充分的强调国语。”

这三个理由之中,前两个是罗织罪名,找借口关闭现语系。至于第三个根本就不成理由。这一来是因为设立马来文系本来就在当初创办南洋大学时的计划之中;二来是因为南洋大学学生对马来文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王赓武的建议。

南大创办之初就打算成立马来文系,但因为聘请这方面的教授不容易,所以迟迟不能成立。

一九六六年,李光耀实施王赓武报告书,马来文系直至一九六八年才成立。当时,星加坡已经独立。南大设立马来文系跟马来西亚完全无关。马来文系在一九七四年被李光耀停办,也跟马来西亚完全无关。当时,星加坡的马来人社会就反对李光耀关闭南大的马来文系。王赓武后来也故意不知道。

(二)关于新学制的建议

王赓武建议南大改变原有的学制。所谓新学制实际就是星加坡大学和马来亚大学的学制:

鉴于:

(一)造就最合社会需求的毕业生的重要性。

(二)确立一个能启发学生优点和给予毕业生最有利的制度的必要性。我们建议实施一个新学制。

新学制应设普通学位和荣誉学位,荣誉学位将照荣誉学位考试的成绩分等如下:

(一)第一等荣誉学位。

(二)第二等(上级)荣誉学位。

(三)第三等(下级)荣誉学位。

这是报告书中最重要的建议,也是李光耀最重要的意旨。改制的目的是把南大和星大合并。这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改制之后,第二步只要改变教学语言,南大就变成了英文大学,接下来的第三步便是水到渠成的合并了。

(三)关于师资的建议

报告书接下来是关于师资的建议。这个建议看起来是聘请合格的教师,实际是对南大极大的破坏。

在这之前的《白里斯葛报告书》指控南大的教授都不合格。《魏雅聆报告书》则指责南大的教授没有英国学位,也不合格。《王赓武报告书》则强调研究。这是十分含糊的要求。

我们确信我们对于新学制所作的建议,必会促使我们提出其他有关聘请适当师资的建议。我们深觉任课教师都应具有所须的研究经验,尤其以对本科有著作发表者为佳。所谓著作,我们的意思是指发表在学术期刊的著述,或者是创作性研究印成书或专刊,大学阶段的教学通常是不适宜由那些对所授学科没有积极进行研究的人来担任。

李光耀就借助王赓武报告书,清算南大教授。凡是没有英国学位的教授都陷于困境。由台湾香港聘请的教授,尽管学富五车,也都被清算。正如《摘除李光耀诋毁南洋大学的政治标签》文中引用南大中文系教授苏雪林的日记所说(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余近来对南大已毫无趣味,希望明年改制后,不续聘我,送我旅费返台,即续聘,余亦不愿留矣。”

“王云:南大此次不续聘,又自动辞职者共廿八人。中文系不聘者,为蔡寰青、黄六平、葛连祥、王德昭,赴香港新亚;贺忠儒、杨光德,均于月内返台。南大本年二月间发给教职员聘约,均为半载,此次则自八月一曰起至明年四月止,共为八个月,如此对待教职员,诚打破世界纪录。”

苏雪林日记提及的:南大此次不续聘,又自动辞职者共廿八人;南大本年二月间发给教职员聘约,均为半载的两起事件,说明了另一个十分重要却不明显,更是被历史忽略的真相。那就是,南洋大学的任何师资聘请,都是要受到李光耀的严密控制,没有内政部的许可,即便南大发了聘书也是徒劳。因为聘书必然无法落实。

在实施《王赓武报告书》后,当时有的教授只接到半年的聘书,等待解雇。这不仅是对南大教授的逼害,更是对南大的逼害,恶意造成人心惶惶,犹如白色恐怖气氛笼罩云南园。

(四)关于文学院的建议

报告书对文学院的破坏极大,主要在三方面。

1、关闭现语系

报告书建议关闭现语系:

在存细地考虑过现代语言文学系的任务之后,我们已建议设立一个语言中心。理由己在本报告书第二章述及。因此,我们认为文学院无须保留现代语言文学系。我们也曾考虑到目前该系在造就英国语言文学系毕业生的任务,但是我们并不能确信所设的学位有够高的水准,因此我们不建议设立英国语言文学系。

报告书建议关闭现语系的两个理由是:

其一,设立语言中心来代替现语系。

其二,现语系不够水准。

这样的理由也正是《白里斯葛报告书》中对南大各个系的指控。

2、关闭教育系

教育系对南大与星马华文教育都非常重要。王赓武建议关闭:

我们深深觉得教育科应该是一种为执教目的而设的专业训练及为毕业生研究本国问题而设的科目,在专业训练方面,南大毕业生应该进入专业学院攻读一年或两年。至于研究方面,大可设立教育研究院。目前的教育学系并不能应付上举任何—方面的需要。因此,我们建议教育学系应予停办,教育学系的学士课程亦应予停办。

至于应否为了专业训练抑或研究的目的而设毕业后的教育课程,这问题在本委员会检讨范围之外。我们提议这问题应根据社会的需要另行研究,大学当局可委任一个研究委员会,以考虑所有大小争点。

南大教育系是为星马两地华文学校培养师资而设。这是当初创办南大的宗旨。

王赓武建议南大毕业生到教育专业学院接受训练,可是当时并无此类专为星马两地华文中学培养师资的专业学院。王赓武并不建议设立此类学院来代替,便建议关闭教育系,用意非常恶毒。

既然王赓武建议设立语言中心来代替现语系,为什么不也建议设立教育专业学院来代替教育系呢?王赓武说:“至于应否为了专业训练抑或研究的目的而设毕业后的教育课程,这问题在本委员会检讨范围之外。”他只是以一句简单的话便把问题撇开。这不仅不负责任,而且用意十分恶毒。究其原因,只不过是因为王赓武按照李光耀的意旨行事。

3、中文系改名

王赓武建议南大的中文系应该改名汉学系,并且调整课程,把重点放在本地文化、文学、语言:

中国语言文学系应能造就中文程度很高的毕业生,然而,它在履行此任务时应照顾到我们社会各种需要。我们建议应该把较大的重点,放在那些关系到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文学及语言背景的科目上面。该系学生应准备适应本国在语言条件,而且应有能力去研究一些诸如本地华人方言性质,分布和运用;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华语与马来语的关系之类的问题。我们希望该系的毕业生在维持国内各族和睦相处方面将有所贡献。在此种情况下,南大得考虑将该系改称为汉学系。

这段话实包含几项建议:

其一,中文系课程应该照顾本地社会需要,“放在那些关系到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文学及语言背景的科目上面。”

其二,中文系毕业生“应有能力去研究一些诸如本地华人方言性质,分布和运用;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华语与马来语的关系之类的问题。”

其三,中文系毕业生应该“在维持国内各族和睦相处方面将有所贡献。”

其四,“南大得考虑将该系改称为汉学系。”

第一第二两项建议,表面上是在于扩大中文系课程的范围,把重点放在本地社会、语言,实际意图是破坏南洋大学创办时,传承民族文化的宗旨。

第三项建议,促进种族和睦根本就不是中文系的任务,实际意图也是破坏南洋大学创办时,传承民族文化的宗旨。

第四项,改名为汉学系,则是与南大改为英文大学相配合。英国的大学中所设的都不是中文系,而是汉学系。从这一点也可以非常清楚看出,王赓武遵照李光耀的意旨,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的恶毒意图。

4、政治系改名

南大的政治系全名是政治科学系。王赓武建议改名为“政府与行政系”:

我们认为政治学的全部范围太过广泛,并不远合现阶段南大的发展的需要。因而建议该系应倾全力于政府与行政两方面,这样可以期望该系所造就的毕业生,在政府部门当有更大的用处。

政治科学系本是英国大学的传统科系。伦敦大学的一个成员学院就叫伦敦经济政治科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王赓武不会不知道。

照理说他应该接受政治系的原名。为什么他建议改名呢?显然也是因为他遵照李光耀的意旨,不要南大先生研究政治科学,而要他们当不必思考的公务员。

(五)关于理学院的建议

王赓武关于建议理学院的建议中,最恶毒的是停办化学工程系:

化学工程系目前的课程完全不能令人满意。既是化学工程,却没有适当的机械工场的设备来支持它。况且本国目前对化学工程师的需求也非常有限。我们深觉这一系最好由马来亚大学的工学院去办,目为那边已设立了其他各种应用工程的课程,因此我们建议化学工程学系应停办。

停办化工系的理由有两个:

其一,设备不足,“没有适当的机械工场的设备”。

其二,需求小,“本国目前对化学工程师的需求也非常有限。”

其三,“这一系最好由马来亚大学的工学院去办。”

南大创办之初,原本打算设立工学院。第一阶段先设立文、理、商三个学院,工学院延后。

一九六三年在化学系内成立化学组与化工组,随后分立成为两个系。

南大之所以成立化工系就是因为有需要,王赓武并不愿意南大化工系继续存在,更不希望看到南大成立工学院,便遵照李光耀的意旨,建议把化工系关闭了。

王赓武的第一个理由,说化工系“没有适当的机械工场的设备”,根本就不是理由。既然李光耀要帮助南洋大学发展,为什么不肯拨款,帮助南大设立“适当的机械工场的设备”?

王赓武的第二个理由,说“本国目前对化学工程师的需求也非常有限”,也根本就不是理由。如果真的没有需求,为什么他提出第三个理由,“这一系最好由马来亚大学的工学院去办”?难道说,由马来亚大学的工学院去办就马上变得有需求吗?

王赓武以写报告书帮助南洋大学发展为名,以行破坏南洋大学之实,恶毒而无耻。

三 评议

《王赓武报告书》是关闭南大的计划书,但这并不是由王赓武决定的。炮制报告书的是李光耀,王赓武只是遵照李光耀的意旨,把报告书写出来。他并没有什么选择。实则无论由谁来写,都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当李光耀指定的刽子手。王赓武要是不敢担当,他也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不要接受这份差事。他既接受了,就只能帮李光耀背负刽子手的罪名,此外,别无选择。

《王赓武报告书》发表后,立即为千夫所指,舆论齐声谴责。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六日《星洲日报》社论的解读:

通观该委员会的报告书,所建议的南大课程调整办法,主要精神似乎把南大改组为一个事实上的英文大学。

这样的解读,正是报告书的本意,并非过虑。后来的发展正是如此。李光耀实施王赓武的建议,便一步一步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

王赓武面对指责,一直都默不作声。他选择躲避,而非坦然面对。他实在也无从面对。报告书背后的种种黑幕,他始终没说清楚。

为什么他选择沉默呢?这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

其一,李光耀的权威让他不敢开口。

其二,他对李光耀的忠心让他不能开口。

这份报告书是在陈六使先生辞职之后提出的。南大理事会接受了报告书的建议,采用新学制。

南大学生前此经历了李光耀的种种逼害,对这份报告书尤其敏感。由于南大的学生会已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廿七日被李光耀封闭,无法领导同学抗议,因此,便由校内的十个学会,即:中国语文学会、历史学会、地理学会筹委会、教育学会、数学会、物理学会、化学学会、生物学会、合唱团、戏剧会,于一九六五年十月廿六日,在同学共同透彻研究报告书之后,写了一篇两万余字的《有关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的备忘录》,呈交校方。

这份备忘录,从各方面分析报告书的建议及其政治意图,非常清楚,也非常正确,充分展现出南大学生的研究与分析能力。这份备忘录共五节,即:

(一)前言
(二)透视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提出的背景
(三)我们对课程审委会报告书的基本看法
(四)南大今后发展的主要课题
(五)结论

其中,第三节与第四节为主体,是对报告书内容的评议。

南大同学在共同透彻研究报告书之后,才写下这篇评论,考虑非常周到,讨论也很详尽。以下是针对报告书的要点评述。

(一)对报告书的整体批评

《王赓武报告书》就像之前的《魏雅聆报告书》和《白里斯葛报告书》一样,都是非常恶毒的政治报告书。这三份报告书的政治意图一脉相承,都遵照李光耀的意旨。这一点,南大同学看得十分清楚:

我们不否认报告书某些值得参考的地方,然则,我们不能同意报告书总的精神实质,它不只严重地损害到南大的健全发展,故意违反南大创校的宗旨,更恶毒地企图以此来摧毁华文教育。在研究《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过程中,我们还结合参照了白里斯葛和魏雅聆两报告书。

在反复互相比较、对照后,我们发觉到它们在进行损害民族教育方面原来是一脉相承,变本加厉。我们坚决反对那些不顾原则,任意夸大问题的说法;我们同样不同意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的言论。我们决不能被《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中某些好看的表面现象所蒙蔽,而勿略了藏在这种烟幕中丑恶的本质。否则,对民族教育,对南大前途都存在着极不利的后果。

这三份报告书无论批评还是建议,都充满恶意。王赓武报告书虽然把恶意隐藏起来,但经不起分析,一分析就原形毕露。虽然王赓武口口声声说,他的报告书是为了南大好而写的,实际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份报告书中隐藏了李光耀的恶毒意图:

经过再三批阅和研究,我们实在找不出,而且也无从相信这份报告书对南大的发展会有什么帮助。相反地,我们倒清楚地看出它是政府全面控制南大后推行其变质南大的立论基础。

这非常正确。后来的发展也正是如此。

李光耀是依靠受华文教育者的支持上台的。他深知受华文教育者的影响力。虽然他想一棒把华文教育打死,但毕竟不敢马上就这么做。他所采用的是蚕食的办法。

1959年6月,新加坡自治了。新政府上任后,马上宣布将以平等原则来对待四大教育源流。这时,人们以为久悬未决的南大问题,从此将获得合理解决。但是,非常不幸的,过去歧视民族教育、迫害华文教育、阻碍和压制南大发展的措施,不但没有改变过来,而且大力推行,变本加厉。诸如政府急速地以审订白里斯葛报告书为幌子,设计了一个所谓《魏雅聆报告书》,提出了旨在改变南大教学媒介语,夺取南大理事会,变质南大的“建议”。这种阴谋,终于在南大董教学以及广大热爱华文教育的社会人士的坚决反对下溃败了。但是,政府并没有放弃其对南大蚕食的政策和逐步升级的侵吞勾当,它继续在南大行政上、组织上、财政上、招生制度上、语文问题上进行明里暗里的颠覆活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这段话说出当时受华文教育者的真实感受。李光耀上台时,得到受华文教育者的大力支持。大家以为他不会像英国人那样逼害华文教育,而事实却刚好相反,他比英国人对待华文教育更加残暴。为了消灭华文教育,他所采用的便是一步一步蚕食的办法。

(二)报告书旨在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

李光耀的最终目的是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并加以关闭。王赓武报告书的目的就在于实现李光耀的意图:

委员会以“审查课程”为幌子,经过二月余的“审查”提出了旨在改变南大教学媒介语,变质南大、消灭华教的所谓《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从整个报告书提出的背景及其内容,我们认为,它实际上就是行动党政府变质南大,消灭华教的立论基础。

这项判断非常正确。后来的发展正是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王赓武报告书》和前此的《白里斯葛报告书》、《魏雅聆报告书》都是由李光耀筹划,用来打击南大的计划书,后者以前者为基础,一步一步蚕食南大。

要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最直接的办法便是南大各系各个科目的教学媒介语全改为英语,不能用华语:

我们特别重视课程审委会报告书对南大教学媒介语的态度。经过反复阅读和周密的分析,我们发现:报告书的精神实质是沿袭魏雅聆报告书的。魏雅聆报告书公开表现它对英文的偏爱,主张通过提高南大学生的英文程度,使南大逐步变质。根据魏雅聆报告书,学生在入学考试只要英文一科不及格,就得让他们进入一年的大学先修班,专门进修英文一科;英文程度提高了,语文的困难就不会成为限制征聘教师的条件,南大就可以聘请大批以英语为教学媒介的教师。这样下去,南大还有什么民族大学的性质可言呢?南大《课程审委会报告书》在这方面比魏雅聆报告书表现得更露骨。它根本不是从南大作为民族大学的特质去对待南大的教学媒介。它不仅没有纠正魏雅聆报告书错误的地方,而是变本加厉,决心置南大于死地。报告书第二章:〈关于语文的建议〉写道“只精通华文显然是既不符合毕业生本身的利益,南大继续造就这类毕业生也不符合国家的利益。”(第二章第八节)这段话的含意是很明白的。它用更加堂皇的语言来表述魏雅聆报告书的思想内容,它们的最终目的同样是要使南大变质。魏雅聆报告书说“不精通英文,就不能够聘请外国大学教授,就不懂‘唯一可以获得供应的英文课本’”,《课程审委会报告书》说“不精通英文(巫文?)是不符合国家的利益的”,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样的话呢?假如精通本国四大源流之一的华文是“不符合国家利益”,那么,华族同胞在本国的成长岂不是“不符合国家的利益”吗?事实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草拟报告书诸公早就应该离开本国,更说不上有什么资格“审查课果程”了!再者,华文是我国四大语言之一,也是联合国的应用语文,既然精通华文被冠以“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名堂,那么,星大和马大毕业生只精通英文岂不是也不符合国家的利益吗?或者说“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名堂只适合于精通华文者而不适用于精通英文者?实际上,报告书的这种腔调,和殖民主义者的腔调是一模一样的。

这一点批评也十分正确。李光耀的语言政策完全继承殖民地政府的政策,不仅歧视华文,也决意消灭华文教育,同化华人,意图把所有华人都变成峇峇人,以英语来代替华人的母语。王赓武的意图还隐藏在“开设一些科目用华文为教授媒介语”这句话中:

报告书说:“南大经过改组后,仍得开设一些科目用华文为教授媒介语”(报告书第二章第八节)这是非常不合理的。难道千千万万的星马各界人士,出钱出力,创办南大这间华文大学,只是为了创办一间“仍得开设一些科目用华文为教投媒介语”的大学吗?不难想象,当南大到了“仍得开设一些科目用华文为教投媒介语的时候,南大己经是名存实亡了。星马千百万人民心血凝成的千秋大业,也将付之东流。起草报告书诸公,你们知道你们这些轻轻几笔已经严重地损伤了干百万华人的民族自尊心么?

王赓武报告书的政治意图非常明显,所用手法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表面上是鼓励学生学三种语文,实际是让“全国所有源流学生都有资格入学”。既然各个源流的学生都入学南大,那么,教学媒介语是什么呢?当然是英语。但是,王赓武又不敢明目张胆说出来,便拐个弯,说是“仍得开设一些科目用华文为教授媒介语”。这个意思太明显不过了。就是只有一些科目是用华文教授的。是些什么科目呢?就是中文系的科目。除了中文系之外,其它各系都用英文教学。

王赓武的意图其实就是来自李光耀。一九六〇年三月三十日晚上八时,李光耀应南大政治学会的邀请,到南大文学院礼堂以英语演讲,讲题是《语言和政治》。他当时就主张“使不同种族的人说一个语言”。这同一种语言不是马来语,更不是华语,而是英语。

用英文教学原本也不是什么问题。南大一开始就是双语大学,从不拒绝其它源流学生入学,只要入学试及格就好,非华族学生还得到优待。理学院和商学院的科目几乎都用英文教授。用英文教学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问题在于王赓武的意图是以英文完全取代华文。要是有老师用华文教学,那就“不符合国家的利益”了。这样一来,就等于把华文驱逐出南大了。维护南大的人当然不能接受。

南大改为英文大学之后,发展的前景是不是会变好起来呢?当然不会,势必变得更坏。南大只能变成星大的配角:

南大《课程审委会报告将》绪言中这样写道“……南大……至今只容纳国内华文媒介学校的学生,我们觉得这任务太偏狭,南大可以大事努力,以趋向为我们社会整体而服务之目标。”(第一章第三节)这“大事努力”四字,是“彻底变质”的学术用语。设立语言中心推广英文教育,采用英文为重要教学媒介,是“大事努力”中心内容之一,改变南大入学资格关于语言的现定,以便让“全国所有教育源流的学生(实际上是英文教育源流的学生)都有资格入学,这是“大事努力”的另一个中心内容。……按照报告书去做,南大为了适应各种教育源流的学生,就必须降低华文程度,使其他各种教育源流的学生(主要的是英校学生)可以长驱直入,涌进南大作为最后变质南大的物质条件。因此,与其说“为社会整体而服务”而大量招收英校学生,不如说借这股力量,以完成彻底摧毁这座巍峨壮丽的民族教育堡垒。假如南大今日可以降低华文程度以适应英校生的入学条件,明日华文则根本不必成为学生入学的必要条件。这样,越来越多的英校学生必将涌进南大,神圣的民族大学必将成为新大“淘汰生”的天堂。这就是说南大生不逢辰,如果不幸变成了英文大学,也只有资格充当“配角英文大学”(星洲日报刊月16日社论)。

南大当初创办时,是为了让华文中学的毕业生有升学机会,也是为了维护华文教育。南大一旦改为英文大学,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华文中学和小学也将难以维持,势必变成英文学校。这正是李光耀的意图。

(三)新学制破坏南大完整的学制体系

王赓武的报告书名称是: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名义上是审查南大的课程,而实际目的不在于“课程”,而在于“学制”。审查课程只是幌子,改变学制才是真正的意图。为什么必须改变学制?因为只有在改变学制之后,南大才能跟星大“合并”。只要学制改了,课程就是不改也可以合并。

报告书第四章〈关于新学制的建议〉及第九章〈新学制的实施),其目的是在于破坏南大完整学制的体系,制造混乱,以配合其改变南大教学媒介语的工作。南大目前的学制,有其缺点,亦有其优点。其缺点是未能充分发挥学生的才华,缺乏因材施教,有才多教的具体没施:其优点是普遍教育,平均发展,使学生在互相研讨,互相帮助的条件下完成四年大学教育。《课程审委会报告书》只看到目前学制的缺点,而抹熬它的优点。借矫枉之名以遂其邪恶目的,我们不能同意。

新学制设普通学位和荣誉学位,它最重要的特点是把南大现行的四年学制改变为三年学制。我们不反对增办荣誉学位,但以此为手段,阉割南大四年学制的完整体系,大量淘汰学位,造就少数“贵族学者”,就不是我们所能苟同的。这样的新学制事实上并不新,它是星大和马大早就在实行的学制。新学制的建议进一步暴露了《课程审委会报告书》用英文大学的楷模来改铸华文大学的不良居心。

这项批评也非常正确。南大学生已清楚看到了王赓武意图把南大学制改成跟星大的一样。这是李光耀关闭南大的“核心思想”:最后把南大和星大合并。李光耀的这个意图已清楚写在《魏雅聆报告书》中。

王赓武要南大改制的借口又是什么呢?

为什么需要新学制呢?报告书起草人创造了两个理由:“(一)造就最合社会需求的毕业生的重要性;(二)确立一个能启发学生优点和给予毕业生有利制度的必要性。”(第四章十七节)。第一,我们要问:基于什么理由,说新学制能造就最合社会需求的毕业生呢?新学制既分作普通学位和荣誉学位,最合社会需求的毕业生显然是指获得荣誉学位的毕业生,荣誉学位究竟占多少巴仙呢?报告书并未予以说明。但是,报告书二段话却对我们有所启发“荣誉班录取新生时,那些在新制下历届毕业生应予以最优先权利,其他毕业生都有资格竞争荣誉班的学额,但那些名次列在班上前20%的毕业生应给予某些优先权。”(第七章二十四节)这就是说:“我们觉得新学制的重要性,主要是在南大将颁给的品质上,因此在挑选毕业生进入荣誉学位的荣誉学位班时,非得极慎重其事不可”(第九章一一二节)。这就是说在所有获得普通学位毕业生中,可以获得进入荣誉班的学生是不会超过20%的。“荣誉学位不给予补考的机会,学生亦不得再参加荣誉学位的考试”(第四章卅七节)。在这种情况下,荣誉学位毕业生真如凤毛麟角,少之又少了。这难道就是课程审委会所引以自豪的所谓“最合社会需求的毕业生”吗?第二,把新学制看成能启发学生优点和给予毕业生有利制度的说法也是片面和夸大的。在教育史上,始终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方法。一种是以各种衔头来鼓励学生自私自利地竟争,培养少数“贵族学者”,一种是以大众的利益来勉励学生,使学生在共同的目标下相研讨,共同求进步。启发学生的优点有许多方法,自私自利的竞争只不过是其中卑劣的一种罢了。至于说新学制给毕业生有利的制度,那也只能对极少数的“荣誉生”有利,对绝大部分南大生来说,新学制却意味着剥夺了他们一年的深造机会;对南大本身而言,则是阉割了南大四年学制的完整体系,降低南大学术水准。

这段批评也非常正确。在大学里多读一年和少读一年的差别非常大。王赓武说南大四年制的程度低,改为三年制程度就提高了。这是痴人说梦话,而且是非常无耻的恶毒谎言。

数学系是南大非常出色的学系。南大实施新制后,数学系就不愿意完全接受王赓武建议的课程,因为他建议的新课程将大大降低数学系原来的学术水准。

就南大整体来说,新学制把南大原有的学制减少了一年,各个系的学术水准都降低了。为什么王赓武却无耻的说是提高了呢?因为他不能直接说,这是李光耀的主意,改制的目的在于日后和星加坡大学合并。

南大同学完全看出王赓武建议新学制的恶毒意图:

新学制主要目的在破坏南大完整学制的体系,把南大统一在星大的体制中去。但是,星大是一间英文大学,而南大至少在现阶段仍然是一间华文大学,这事实本身,已经足以引起一般仇视民族教育,推崇英文教育的学者的不快。这种传统性的偏见,表现在报告书甚至没有诚意要实施它所吹嘘的“荣誉学位“。报告书说:“……我们关心到未来的毕业生,同达到适当的水准,才能继续其攻读荣誉学位课程。因此要紧的是校外考试委员会应自熟恶悉荣誉学位的性质的学者中选聘。这样南大就可以向这些校外考试委员会咨询有关在数年后开设荣誉课程最好的办法,唯有在有关人士都满意师资学生及仪器设备都够好够充足的时候,南大才可设第一期荣誉学位课程,我们并不建议每一学系都应同时设荣誉学位课程,开设荣誉学位课程必须根据个别系所具条件而定。”(第九章一一一节)这就是说,所谓荣誉学位只是一场骗局。第一,荣誉学位课程是几年后的事情而几年后是否要办,则要看“有关人士”是否“满意师资学生及仪器设备都够好够充足”。换句话说,假如“有关人士”到时认为师资学生及仪器设备不够好不够充足的活,第一期荣誉学位就还只能停留在建议阶段。而另一方面,根据审委会报告书“……我们建议应就所能罗致的师资,尽量实施新课程中的普通学位科目,这可以在1966-67年度新学年开始进行。而且,如果有可能,其余普通学位科目可在1967-68年度开设”(第九章一零九节)这样,荣誉学位尚未设立,南大就得先付出一笔惨痛的代价:四年普通学位的学制,将由三年普通学位的学制所取代。所谓荣誉学位,很明显地成了加速南大英文化的催化剂。因为在一个主张“英文至上”的政府统治之下,只有在南大英文化之后,“有关人士”才会满意南大的师资学生及仪器设备。

我们认为:新学制的建议是不切实际的;建议中的荣誉学位只能在南大英文化后才被允许没立。而此学位本身,无疑成了淘汰学生,造就少数“贵族学者“的手段,这是根本违背南大的创办宗旨,我们有必要严正申明:我们反对旨在阎割南大完整体系的毒辣手段。

这个观察非常正确,完全说出王赓武和李光耀的恶毒意图。荣誉学位新学制就是“加速南大英文化的催化剂”,而且“根本违背南大的创办宗旨”。新学位制将让大多数南大学生,中学和大学只能接受九年的教育,违反大学教育常规。

王赓武建议的新学制的确是“旨在阎割南大完整体系的毒辣手段”。在改制之后的第二步便是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然后第三步便是名正言顺的合并。

(四)关于入学资格的规定

王赓武在提议改变南大的学制和课程之外,为了更进一步打击南大,还提出入学资格的规定。这一步也非常重要。其意图在于排斥马来西亚学生,不让他们报读南大:

王赓武报告书中〈关于新学制的建议〉的第卅节提出了关于改制后南大的入学资格,它说“我们注意到新加坡自1963年起施行高级文凭(华文)考试,而对于这措施促成了较高的入学水准,表示满意。我们建议,以高级文凭或同等学历为正常的入学资格……”表面看来它好像能给人有“提高南大入学水准”的印象。在加以深入的分析,我们发觉到它原来是企图从入学资格的规定来变质南大。其恶毒用心有如下述:

一、南大的创办宗旨是要使星马华校高中毕业生能有在国内深造的机会,所以南大学则明文规定“凡在华校三年制高级中学毕业,或政府三年制高中会考及格,或剑桥文凭考试成绩优异,经本校入学考试录取者,得入本校一年级肄业。”我们坚决认为,任何形式的改制,都必须在不违反这一入学资恪的规定。王赓武报告书关于入学资格的建议是故意违反这一规定,在无视南大创校宗旨。

二、现在施行高级文凭(华文)考试的只限新加坡,联合邦只有五年制(国民型)和六年制(独立型)中学,五年制中学只能考取九号文凭;而六年制中学,除学校文凭外,并没有什么“高级文凭”之类的考试。因此,如果实施该报告书入学资格的规定,就等于剥夺了马来亚华校毕业生到南大深造的机会。

三、以和“高级文凭”有“同等学历”为正常入学资格,这句话说得很模糊,它是否指的是英校的剑桥高级文凭(H.S.C.)?马来亚六年制的高中毕业校内文凭是否也算作“同等学历”?这点是不容含糊的,因为如果否定了这一点,马来亚的高中毕业生就势必被拒于南大校门外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四、现在新加坡高级中学学生拥有“高级文凭”者为数到底不多,如果实施报告书的入学资格规定,就意味着新加坡华校学生到南大升学的机会得大大地被削减。

五、今天,在星马两地都没有施行马来文和印度文的“高级文凭”考试,也没有与“高等文凭”有“同等学历”的中学,这样巫印二大源流出身的学生怎能被南大所录取?这更清楚地说明了王赓武报告书在撒谎,什么“保证国内各源流教育出身的学生者都能得到南大存在的益处”,什么“以便全国所有源流出身的学生都有资格入学”都是假的,骗人的。抬出“四大源流教育“这块老招牌的目的还是为了变质南大,消灭华文教育。

六、既然联邦华校毕业生,巫印学校毕业生不能到南大深造,而星洲华校毕业生能进南大的也很少,这时候那班仇视民族教育,死抱英文至上的阴谋家可高兴了。他们跟着大批有着“同等学历”的英校生及星大淘汰生涌入南大,变质南大的目的唾手可得,那时也就是南大寿终正寝的最悲惨的时刻!可见,报告书对入学资格的规定,也是符合变质南大的总精神!

这段分析非常深刻而有条理,把王赓武报告书所规定的入学条件的恶毒意图完全暴露出来。李光耀后来就是根据王赓武的建议,不准马来西亚华校毕业生报读南大。

在南大创办初期,从马来亚来的学生占一半有多。后来也一直占一半左右。这一点对南大十分重要。南大是星马华人合力创办的大学,主要是让两地华校毕业生有升读大学的机会。五十年代初,马来亚的华文中学比星加坡的还多,所以,入读南大的马来亚学生也较星加坡的多。南大对两地华文教育都很重要。

李光耀改变星加坡华文中学的学制后,星马两地华文中学的制度不同了。南大每年招生时,仍然到马来亚主办入学试,让马来亚学生继续就读南大。可是,在王赓武报告书之后,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王赓武规定南大的入学资格只限于星加坡“四二制”的高中会考资格,而马来西亚学生并不参加星加坡华文中学会考,也就不具备南大的入学资格了。在一九六六年南大实施新制之后,南大仍然到马来西亚举办入学试招生。到了一九七四年,停止在马来西亚招生。这样一来,不仅打击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也打击南大招生。当然也影响到学生的素质。这是王赓武报告书十分恶毒的意图。

(五)停办现语系、教育系和化工系的建议

王赓武报告书对南大的另一项重大破坏是,建议停办现代语言学系,教育学系和化学工程系。王赓武提出停办这三个系的理由都十分荒谬而恶毒。南大同学都看得很清楚:

我们认为,报告书关于停办现代语言学系,教育学系和化学工程系的建议是轻率的,粗暴的以及不负责任的。南大创办至今,不过短短十年,从“百年树人”的教育大业去看待南大,南大还是十龄幼童,我们不敢说南大是尽善尽美的,南大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既要看到南大的优点,也妻重视南大的缺点。只看优点,而不看缺点,就会趑趄不前,固步自封;相反地,只看到缺点,而不看到优点,就会脱离实际,抹杀一切。这两种态度都是片面的,不正确的。我们感到非常遗憾:《课程审委会报告书》正是在“不看优点,只看缺点”的情况下产生的。另一方面,由于审委会诸公无视南大创办的背景,无视南大生存及发展中所面对的种种障碍,这样,他们就不能真正了解这些缺点的内在因素,不能实事求是地作出建设性的建议。

一、关于停办现代语言学系,报告书建议停办现代语言学系,主要的根据是:(一)国语没有得到充分的注意;学位课程不够水准,不值得继续开设;(二)不能应付全校之语文需要。这就是说:第一,现代语言学系的存在,阻碍了国语在南大的发展。事实的真相并不是这样。《课程审委会报告书》并没有公平地把南大目前国语学习的情况告诉给世人,没有把几年来国语在南大的进展情形揭示出来,也没有把南大学生,学习国语的热诚和星大学生作比较分析。在这种情形下,报告书所下定的结论,究竟有几分可信呢?其次,报告书说现代语言学系的水准不够,不值得继续开办,我们要问,审委会诸公根据的是甚么标准呢?南大学生会在〈我们对南大评议会报告书和南大前途的看法〉一文中早就正确地指出“衡量一切大学的正确标准,不应该是空洞的‘国际标准’而同该是切实的‘民族标准’,要从该国一般文化教育水准和社会状况出发来衡量它。教育有时代性,民族性,教育学者所赖以评价大学教育的准绳,不是主观的空洞的标准,而是该时代,该民族,该地方的具体情况”。更主要的是,在谈论南大现语系水准时,一定不可忘了它是一间华文大学的背景。正如该系学生向校方所里备忘录所指出“南大是华文大学,其学生是华文中学毕业生,如果他们的英国文学水准比不上英文大学的英文系学生应该是很平常的事:就如英文大学开设中文系(如马大、星大、哈佛大学、伦敦大学等),他们英语源流出身的学生的中国语文水准比不上南洋大学中文系学生,并没有人加以责怪,更没有人认为应停办一样。”南大现语系的创设最主要目的是让精通英文的华校学生有机会接受和研究英国语言文学,为社会培育更多的英语专业人才。现代语言学系还兼负推广国语和其他各国语文的职责,因此,无论从该系创立动机或所作出的贡献而言都是没有理由受到如此残酷的制裁。纵使有许多缺点,也没有理由处以死刑;审委会诸公理当提出具体建议,使该系得能按部就班地趋向理想。第三,报告书说该系不能应付全校语文之需要。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事实上,南大并没有甚么特殊的语言需要(这是我们在后面还要谈论到),何况报告书已建议创办马来文学系(这是南大可致力发展的)。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反对停办现代语言学系的建议。

二、关于停办教育系,报告书第六章〈关于文学院的建议〉说“我们深深觉得教育科应该是一种为执教目的而设的专业训练及为毕业生研究本国问题而设的科目,在专业训练方面,南大毕业生应该进入专业学院攻读一年或两年。至于研究方面,大可设立教育研究院。目前教育系并不能应付上举任何一方面的需要。”报告书以这种似是而非的论据,建议教育系应予停办,教育学系的学士课程亦应予停办。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说法。教育系的任务是不是“我们觉得”那样简单呢?目前教育系在哪一点上“不能应付上举任何一方面的需要”呢?是不是只有审委会诸公所建议的攻读一、二年的“专业学院”或是什么“教育研究院”才能“应付上举任何一方面的需要”呢?还是因为星大或马大没有教育系,南大也应该停办教育系呢?这一系列问题,报告书并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事实上,南大教育系的生存价值问题,早就经过一番辩论后得到结论了。现在南大教育系主任,英国伦敦大学教育系博士严元章早在1959年就反对取消教育系。严博士当时指出“有了教育系学位及其课程,绝不是南大的缺点,反而是南大的优点,由此可以造成南大的特点。”马来亚杰出的教育工作者,前马来亚全国敦师总会主席林连玉先生也说过“马来亚很需要有基本教育学问的学者发展本邦教育,因此保留南大的教育学系,作为培养教育学者的机构是应该的。”但是,那些惯于以外国角度或是其他教育源流角度看问题的人,总是带着偏见来看待南大教育系的。臭名昭著的《白里斯葛报告书》就是已经表达出和《课程审委会报告书》相类似的偏见“……以我们过去所得经验,我们必须表明我们完全主张采用一种制度,使学生于念完一些专修学科之后,可以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取得额外的教育文凭。我们因此主张在1959年后,教育系应该改为教育组以供给获得这种文凭的必要训练。”参照两份报告书的意见,我们不禁要问,《课程审委会报告书》是不是从白里斯葛报告书那儿得到停办教育系的灵感呢?

三、关于停办化学工程学系,课程审委会在〈关于理学院建议〉第八十节认为:“化学工程系目前的课程完全不能令人满意。既是化学工程,却没有适当的机械工场的设备来支持它。况且本国目前对化学工程师的需求也非常有限。我们深觉这一系最好由马来亚大学的工学院去办,因为那边已设立了其他各种应用工程的课程,因此我们建议化学工程学系应停办……”这种论据不但不成理由,而且表现出他们眼光浅短。南大化学工程系课程未趋理想,没有适当的设备,这是事实。星马目前对化学工程师的需求不大,也是事实。但是,这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南大化学工程系才建立不过一年,这一点审委会诸公应不会不懂吧!对于刚诞生的新学系,课程审委会诸公对它能够如此苛求么?化学工程系课程未趋理想,没有机械工场,并不能作为停办该系的理由;给它时间,它就会一天比一天办得完善。十年来,南大未得到政府分文津贴,但是,南大从没有到有,从差变善,像神话般地创造着奇迹。这事实本身,难道不够有说服力吗?星马目前不很需求化学工程师,这也能成为停办该系的理由吗?不能的。化学工业是在发展着的,审委会诸公应该把眼光放远一些,看看五年、十年、二十年后化学工业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南大是一个教育学府,而不是投机训练所,教育学府必须具有高瞻远瞩的精神,而不是象市侩一般,斤斤计较眼前的得失。南大化学工程系的设立,正是基于化学工业越来越重要的事实,基于我国越来越需求这方面专才的事实。不从发展去看问题,还谈什么教育呢?既然课程、设备和国家需求都不能成为停办化学工程系的理由,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这点,报告书自己招供了出来,那就是“最好让马来亚大学的工学院去办”。这种建议有意堵塞南大为社会培养华文教育源流出身的化学工程师的途径,它根本违反为社会培养专才的南大创校宗旨。

总之,客观地、冷静地研究报告书关于停办化学工程系的建议,我们发现到只要他们找到一点点不成理由的理由,有三种类型的学系是要被令停办的。第一类是南大有,但水准不高的学系要停办,如现代语言学系;第二类是南大有,别人没有的学系要停办,如教育系;第三类是南大有,别人也有的学系也要停办,如化学工程系:这是《课程审委会报告书》对南大的创造性的“贡献。

我们要指出:破坏固然比建设要容易得多,而且也方便得多,但这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严肃的教育学者所有的态度。

南大同学对现语系、教育系、化工系的社会背景与社会功能的认识和了解都远胜过王赓武。

王赓武太过热衷于政治,处处按照李光耀的意旨说话,完全不在乎学术在大学里的意义。在王赓武看来,最重要的是按照李光耀的意旨去做,至于对南大是好是坏,对学术是好是坏,他并不在乎。

王赓武虽然标榜“历史学者”,他在提出这些建议时,完全不是学者的态度,而是个十足的政客。

(六)关于中国语言文学系易名的问题

王赓武配合李光耀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的意旨,又建议把中文系改为汉学系。这并不是仅仅改变中文系的名称问题。其背后隐藏恶毒的意图。

中国的大学,通常把中文系称为“中国语言文学系”,简称为“中文系”。中国的现代大学结构与制度来自西方。“中国语言文学系”与英国大学的“英国语言文学系”相应。“英国语言文学系”的简称便是“英文系”。

英国大学中,有一些较有规模的,设立研究有关中国的学系,早前称为“Sinology”,现在多用“Chinese Studies”,一般译为汉学系,而不叫“中国语言文学系”。虽然汉学系中也开设有关中国语言文学的课,但都很肤浅,程度甚低,中文程度一般比中国小学毕业生还低,与中国大学中的中文系不可同日而语。

南洋大学是按照中国大学的模式设立的,而创校的宗旨是传承中国文化,所以中文系特别重要,与英国大学的汉学系大不相同。

王赓武非常了解李光耀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的意图,但又不能说出来,因而建议把中文系改为汉学系。这真是欲盖弥彰、不打自招了。南大同学非常清楚看出王赓武的意图:

《课程审委会报告书》建议把中国语言文学系改称为汉学系,所根据的理由是薄弱无力的。“中国语言文学系应能造就中文程度很高的毕业生,然而,它在履行此任务时应照顾到我们社会各种需要。我们建议应该把较大的重点放在那些关系到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文学及语言背景的科目上面。该系学生应准备适应本国的语言条件,而且应有能力去研究一些诸如本地华人方言性质,分布和运用,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华语与马来语言的关系之类的问题。我们希望该系毕业生在维持国内各民族和睦相处方面有所贡献,在此情况下,南大得考虑将该系改称为汉学系。”(第六章六十四节)。

众所周知,汉学系是非华文大学为研究汉人语言、风俗及文化而设立的。它的研究对象涉及汉人各个方面的问题。南大是一间华文大学,华文大学而有汉学系,这是我们闻所未闻的。我们认为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的设立,丝毫没有乖离社会的需要,相反地,它既切合社会的需要,也是南大作为以华文为教学媒介的民族大学的特色。中国语言文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的传统,是世界语言文学重要的一支;这一门学问,是值得学生进行高深的钻研。我们不反对在中国语言文学系中结合当地华人文化、文学和语言背景的研究。但是,我们强烈反对藉改变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名称,把学生引导到研究本地方言性质,分布和运用等琐细课题上去,从而达到最终取消中国语言文学的研究工作。课程审委会诸公完全是持着偏见来看待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他们并不愿意看到该系的存在,但又无法令其停办,因此,改变其名称,进而变质该系,以配合变质南大的工作,是“汉学系”提出的主要原因。我们认为:报告书这种做法,是对中国语言文学系莫大的侮辱,是对南大神圣的学府的莫大侮辱,也是对星马千千万万兴办南大的社会人士的莫大侮辱。南大是一间神圣的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是具有崇高学术地位的学系,任何企图更改名称以便降低该学术地位的卑劣行径,绝对不能得逞的。

王赓武要南大中文系改名汉学系,也正反映出他对中文系社会功能的无知。南大学生对中文系与汉学系的认知也远胜王赓武。

王赓武因为在伦敦大学汉学系读完博士学位,因而想把南大中文系改变成汉学系那样。星马中文系的学生的语文背景跟英国学生大不相同。王赓武因为自己的中文程度低,便以为中文系学生的程度不必太高,像他那样的汉学系程度就够了。南大中文系毕业生几乎全都到中学担任语文老师,程度低便无法胜任了。这一点,王赓武并不在乎。

至于他要中文系“把较大的重点放在那些关系到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文学及语言背景的科目上面。”更是非常荒谬无知。他对开设“文化、文学及语言背景的科目”的条件几乎一无所知,非常外行。他就像一生只进过一次城的乡下人,以为他的初次印象便是城市面貌的全部。

“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文学及语言背景”当然可以研究,但在研究之前,必须先具备有关“文化、文学及语言”的知识,然后才能着手研究,也就是必须先对“文化、文学及语言”有整体的基本了解,具备广泛的基本知识,然后才能研究地区性的“文化、文学及语言”。

说的更具体些,必须先具备一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知识,然后才容易着手研究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必须先具备一般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知识,然后才容易着手研究马来西亚华人文学;必须先具备一般语言与中国语言的知识,然后才容易着手研究马来西亚华人语言。

就以马来西亚华人的方言来说,没有一般语言和中国语言的语音、语法、语词知识的人,研究马来西亚华人方言时,根本无从着手。这方面的知识,王赓武完全不懂,井底之蛙却自以为是专家。他跟李光耀一样,学得胡儿语,城头骂汉人。因为无知,所以夜郎自大。

南大学生的这份备忘录清楚分析报告书中的恶毒意图。同学的观察敏锐,分析透彻。校方在强权压力之下,对这份备忘录当然不加理会,可是后来的发展,跟同学的分析完全吻合。

当时,舆论界的批评虽然没有这份备忘录那么详尽,亦十分确切。评论的焦点都在于报告书的目的,逐步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

这样的担忧,虽然为李光耀所一再否认,后来的发展却正是如此。一九七五年,李光耀正式把南洋大学改为英文大学。

王赓武在接受香港大学学生访问时说,这个“责任”应该由“他们”来负。然而,这“他们”是谁呢?不就是邀请他写报告书的老朋友李光耀吗?李光耀邀请他写报告书的目的不正是如此吗?

王赓武既然不愿意为李光耀背黑锅,为什么不提出异议?

如果他觉得是被李光耀误导,或陷害,为什么不提出抗议?为什么不向全体南洋华人道歉?为什么不向南大创办人道歉?为什么不向全体南大人道歉?是不是他和李光耀“他们”的共同利益高于一切?

《南大快讯》第三期(1965年12月1日)刊登《从王邦文到易润堂》文中说:

在南大新图书馆奠基典礼上,教育部长王邦文一再强调:政府将不顾一切阻挠,决意实施王赓武报告书里的建议和计划。

王邦文是这么露骨地表明了阴谋改制南大、变质南大的蓝本。

王邦文就是联系王赓武撰写报告书的人。“王赓武报告书里的建议和计划”,就是李光耀的意旨,所以“政府将不顾一切阻挠,决意实施”。

王赓武后来一直想撇清报告书和行动党的关系,完全徒然,越描越黑。《王赓武报告书》就是“阴谋改制南大、变质南大的蓝本”。

五 辩解与质疑

《王赓武报告书》发表后,各方指责之声如潮,王赓武却始终闭口不言,既不反驳,也不为自己辩解。这在他是一时语塞呢,还是有苦难言呢?

后来,他目睹李光耀用他的报告书一步一步逼害南大,终至于关闭。他仍然不发一言,不反省,也不发出异议。

他为什么不为自己申辩呢?因为他参与其事,无法洗脱罪嫌,申辩的结果将显示出他与李光耀同谋。

一直到一九八六年,他就任香港大学校长后,接受学生访问,被问及报告书的有关问题,才不得不回答(见《二十年前的一段往事》,刊于1986年8月14日《学苑》)。

这篇访问报道,不仅对了解报告书的种种问题,十分重要,对了解王赓武的为人也十分重要。

王赓武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细看这篇访问报道和他为李光耀的所作所为,他只是个“无学无品,浪得虚名”的政客。

王赓武在接受访问时,打破多年的沉默,不得不面对现实,回答有关报告书的问题,可是他始终无法为自己辩解,只是一味躲避,或找借口给自己开脱。他的各个借口都苍白无力,乃至于荒腔走板。他始终无法坦然回应质疑,只因为他和李光耀的利益高于一切。他对李光耀的忠心,至死不渝。

不知反躬自省者,毕竟可悲。他非常清楚,华文教育界对他的报告书的非议。他也非常清楚,李光耀借助他的报告书逼害南大,最后关闭。他虽标榜“历史学者”,但他对因他自己而起的祸害,不敢面对,一味躲避。他给自己开脱的办法是:

其一,他先撇清他的报告书与李光耀的关系,申辩报告书与人民行动党无关。他完全不提报告书背后的安排,想让人相信,他是以学者身份写报告书,目的是为南大好。

其二,他接着宣称自己被委为报告书主席,是因为他是马来西亚人。他不是星加坡人,不了解星加坡政治,也跟政治没有关系。他把责任推给星加坡的政争。

其三,他坚称报告书是为马来西亚时代的南大写的。星加坡独立后就应该废除。“他们”实施报告书没有通知他。

其四,“他们”没有完全按照报告书的建议实施,但到底哪一些建议没得到实施,他没有明确说明。

其五,“他们”采用报告书,最后导致南大关闭,责任不在他,而应该由“他们”来负。

他所提出的理由没有一个可以成立,全都幼稚荒谬至极。他面对质询时,心里慌乱,慌不择路,想到无论多幼稚无知的理由都以为可以用,因而语无伦次。

无论何人,在面对因自己而起的祸害时,只有说出真相,承认自己的罪行,彻底忏悔,才能得到解脱。

王赓武的处境亦甚为悲哀。七八十岁了,还在被人一再审问。虽然他一再澄清,却不仅不清,反而更浊。他没有勇气坦然面对历史,也就没法让人相信他讲的话,因为他不诚实。

他急着想撇清和李光耀的关系,却又无力,只好病急乱投医,抓住救命稻草。可是,因为他一生都不愿远离政治,始终无法与李光耀脱离干系。他不仅帮助李光耀逼害南大,也跟李光耀一道反华。李光耀借南海问题反华,王赓武站在一旁相助,摇旗呐喊。

他一生都热衷于政治,为权力与名利疯狂,越陷越深,真是本性难移。他既然把自己和李光耀捆绑在一起,又不愿松开,也就当然无法开脱,只能一起上天堂,或者一起下地狱,没人帮得了他。

他不懂中国文化,不明白解铃系铃的道理。南大被逼害身亡,既由他的报告书而起,他却不敢面对由他而起的历史问题,也不肯面对,只是一味躲避,以为这样便可以逃脱,却一再被追问,始终逃脱不了。他杜撰了一个又一个的借口,却越说越不清,越描越黑,罪孽也越来越重。

由自己引起的问题,无论如何都不能逃脱,只有面对才能得到解脱。

(一)报告书与星加坡

1、报告书与李光耀无关

港大学生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王赓武报告书委员会跟李光耀政府的关系:

访:王校长当年以哪种身份进入南洋大学课程审查委员会, 与政府有何关系?

王:有一点最重要的是新加坡当时刚参加大马联邦,并未独立,一定要清楚这个背景。因为参加了大马,所以新加坡各方面要适应大马环境的需要,无论教育、劳工、贸易、经济管理、治安问题也要考虑,十分复杂。一九六三年新加坡入大马,六四年底新加坡教育部与南大考虑到如何适应新的政治环境,故提出个课程改革委员会。他们怎样决定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新加坡人,我是马来亚长大的,在当时吉隆坡马来亚大学教历史。他们决定成立此委员会后要找一个主席,就考虑到找我,因为需要一个比较认识马来亚的人,我便答应了。……当时我以为新加坡退出大马,报告书应被取消,因为它主要是为了新加坡参加大马的一个新的政治环境而设的;既然新退出,情况不同,报告书对独立后的新加坡已无意义,报告书是给大马之内的南大的。

王赓武以马来西亚来为自己开脱,说的很若无其事:“他们决定成立此委员会后要找一个主席,就考虑到找我,因为需要一个比较认识马来亚的人,我便答应了。”

他口中的“他们”是谁呢?他故意隐瞒不说,非常不诚实。十多年后,他离开了港大,二〇〇三年再受访问时,便无法再隐瞒了。

谢诗坚《王賡武教授訪談錄(一)南大與王賡武報告書 》中说:

謝:王教授,此事已事過近40年,但一直留在我們的腦海中,尤其是南大生,一提起王賡武報告書,就有很大的觸動。我當時也是南大生,也是反對您的報告書的其中一份子,您能否告訴我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王:我記得在1964年的時候,新加坡政府的教育部長王邦文來找我(註:王邦文原是尊孔中學的華校生),他要我領導一個課程委員會,全面檢討南大的學制和教學內容。原因是新加坡已加入馬來西亞,必須對南大有個調整,以適應馬來西亞的社會。

我當時在馬來亞大學任教,接受他的邀請,答應為新加坡的南大草擬一份報告書。

謝:為什麼會找您而不是別人?

王: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我想大概我是馬來西亞人,也在馬大執教,不是新加坡人,也與南大攀不上關係。也許我會用馬來西亞人的眼光看待華教問題,會給南大的未來一個比較客觀的評析和建議。

当年请王赓武当委员会主席的是王邦文。他是人民行动党的中央委员,李光耀是人民行动党的秘书长。王邦文是李光耀和王赓武之间的传话人,把李光耀的意旨转告王赓武。

王赓武在接受港大学生访问时却说:

访:这个委员会有什麽职权,权力的来源在哪里?报告书的内容是如何实现的?

王:委员会没有什麽权力,至于执行的问题我看最突出的是新加坡退出大马之后报告书已无直接关系。委员会与当时的行动党并无关系,一点政治色彩也没有。他们之所以找我主要是因为从外地来,与政治无关。

王赓武居然说“委员会与当时的行动党并无关系,一点政治色彩也没有。他们之所以找我主要是因为从外地来,与政治无关。”委员会与当时的行动党并无关系,也就是与李光耀没有关系。

这显然是谎言。请他当委员会主席的是李光耀王邦文“他们”,能“与行动党并无关系,一点政治色彩也没有”吗?

他当时刚到港大就任,一时被质询,心慌意乱,怕被挖底,便语无伦次了。他忘了来访的是自己的学生,便对学生撒谎,十分无耻。

2、报告书被政治化

王赓武和李光耀都是政客,所不同的是,李光耀可以独当一面,王赓武不能,他只能当师爷。就是基于这样的关系,王赓武帮助李光耀写报告书,李光耀实施报告书关闭南大。

王赓武非常清楚,李光耀要他写报告书的目的,他也尽心尽力帮助李光耀达到目的。南大问题本就是个政治问题,李光耀要王赓武写的也是政治报告书。这一点,王赓武也非常清楚。可是,非常可笑的是,王赓武却把批评报告书说成是“政治化”了。《质疑王賡武南洋大学历史叙述四》文中就此详加评论(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李淑飞(2017:P 194):王賡武教授在笔者的访谈中称,以自己的理解,当时新加坡独立后,华社中有一部分人,包括华文报社的,南大的人,支持南大的人和华文学校的教师,他们心里面可能认为在华人占75%的新加坡,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有成为华文为主国家的可能。王教授认为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想法,但问题是李光耀认为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是不可能做到的。王教授认为李星可等人可能是害怕李光耀走英化的道路,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社论出来,但他称自己当时明白很多人都没有看报告书的内容,包括南大的一些学生领袖,王教授后来和有些人熟悉后问他们有没有看报告书,他们也承认当时主要看的是华文报纸的社论,而根本没有看自己的报告书。

李淑飞(2017:P 195):……但王教授回忆称自己当时在吉隆坡看了后,明白是政治化问题,是在政治斗争的扭曲之中,牵扯到行动党夺权问题,和行动党之前的恩怨有关系。王教授称自己不属于政治团体,和政治也没有任何关系,当时是比较天真的,只是作为一个学者和教育家来对南大进行建议,因此当时只是在吉隆坡说自己的报告书不适用于新加坡独立后的南大,但却并未参与到这些论争中去。

在此,王赓武描绘的历史场景是:1965年独立后,新加坡华社基于是人口75%的族群,诉求华人语文成为新加坡的主流文化;即华语文取代原有英语文。但问题是李光耀认为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华人族群的意愿是不可能做到的。而由于华人的政治期待没有得到满足,所以华人报章和南大生在根本没有看过王赓武报告书的情况下,就盲目的批评和抗议。

还有,就有关李光耀面对的政治局势。王赓武说,施行报告书是由于政治化问题,是在政治斗争的扭曲之中,牵扯到行动党夺权问题,和行动党之前的恩怨有关系。

对比历史事实,王赓武的如此说法是一派胡言。历史真相并非如此。王赓武颠倒是非因果,把政治受害者,塑造为政治事件的麻烦制造者。而作为问题的始作俑者李光耀,却连影子都缺席了历史的审判。

1、历史上,新加坡华人社会尤其是华校生,肯定是不会如此天真无知的愚蠢到,要求李光耀把华文提升,成为新加坡的主流语文。事实上,华人社会的要求仅仅是一个有限的母语文化生存空间,即在英文为主的天空下,华文可以共存。只要李光耀不糟蹋华人文教,华校生就会三拜九叩感谢隆恩。还有谁会不知天高地厚的胆敢痴心幻想,要取代英文成为社会主流?

或许,王赓武没有明言的弦外之音是在说华文沙文主义。历史上,在整个英殖民时代,新加坡华语文向来都是政治上的弱势言语,但是,一个无法保护自我生存条件的华文族群,却竟然被标签为具有华文沙文主义的野心和能力。理所当然,这一个政治标签是粘不上的。历史教授王赓武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华文沙文主义之说,在新加坡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此一史实,历史文献有着清清楚楚的记载。

至于,批评王赓武报告书的社论和南洋大学学生会的言论,究竟是不是一如王赓武说的,都是一些没有看过报告书的胡扯。其实,批评言论是什么样的素质,是可以轻易从报章社论和南大学生会的文稿内容,看个明白。真相是,没有细心和认真,并且深思熟虑的全盘理解了王赓武报告书的内容,以及,更重要的,洞悉内容之外的政治意图,任何人都不可能给予如此精辟的分析,质疑和回应。所有的批评言论都是有条有理,有凭有据。两相对比,王赓武的道听途说,不足为信,更像是凭空捏造的信口开河。

2、落实王赓武报告书是由于政治化问题,那是不言自明的。不过,在有关时代政治背景方面。王赓武与该博士生的有关谈话,却是不知所云,不知究竟是在说些什么。执行报告书如何会与党内斗争有所关系?那又是如何的有所关系?

历史上,1959年,李光耀依赖和得益于,华人职工运动和华校生运动的双重努力,而当上总理。随即,李光耀过桥抽板,立即开启打击南洋大学的政治工作,之后,亦极尽所能排挤党内的职工会势力。1961年,李光耀以开除对手党籍为解决方案。1963年,李光耀展开冷藏行动,把政党政治上的反对势力一网打尽。

回顾1965年,当王赓武报告书面世之际,李光耀在新加坡是独霸天下。因此,何来王赓武说的,政治斗争,行动党夺权问题,和行动党之前恩怨?

至于人民行动党和巫统的权力斗争,那就完全和新加坡华文教育毫无关系。在马来人的种族政治意识上,李光耀只是另一个华人;一个华人政治对手。李光耀是不是在消灭华人文化,那并不是马来人关心的焦点,马来人更没有必要为华教苦难仗义执言。

不过,谢诗坚(2003.07.11)的访谈倒是记载了王赓武的一段解释:根据我的推想,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也决心要改变南大,这在李光耀的回忆录中已清楚表明。他要改变南大,可能出自两个考虑,其一是他个人的政治情感问题,其二是独立后的新加坡,更加需要受到西方国家的保护,五国联防中的成员有英国、澳洲、纽西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是需要西方国家的支持,它的政策也不能与西方相对立。

王赓武借用李光耀讲话把华人文教政策,归咎于冷战思维。可惜,这是一个十分牵强的说法,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冷战是意识形态上的反共政治斗争,不是消灭华人文明的文化斗争。台湾是华人世界中最强的反共堡垒,但是,台湾不认为消灭中华文化是反共的必需条件。根据杜维明的学术观点,大陆境外的非共民主海外华人社会,是一个文化中国的世界。

历史上,美国人明文支持南洋大学的设立,那是基于希望南大会支持美国人的反共立场。美国人关心的是政治立场,不是文化教育政策。英国人虽然百般刁难南洋大学的创办,却始终不敢明目张胆的摧毁华人的母语文化。政治和文化是两码事。

简言之,冷战思维不能成为李光耀消灭华人民族母语文化的借口。

换个脑筋来看,其实,王赓武的冷战说法,是很直接的承认了南洋大学的问题是政治问题,也就是说,南洋大学的问题完完全全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学术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王赓武是直接的承认了三份南洋大学报告书,都是黑箱政治操作下的未审先判结果,是李光耀算计南洋大学的一套政治方案。

从王赓武引用的李光耀讲话,可以明确知道,新加坡华文教育问题,尤其是南洋大学问题,都是李光耀之人为制造出来的问题。

说白了,华文教育和南洋大学问题,是他个人的政治情感问题。

诚然,历史会叙述自己的故事。或许,这正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王赓武虽然标榜“历史学者”,但他的头脑很不清楚,思维混乱,常常把不相干的概念混在一起,纠缠不清。最典型的例子是,他认为星加坡的华人因为政治地位提升了,就不再是华人了。这简直不知所云。

他先后三次接受访问,谈南大问题。他的论说,一次比一次不清楚,越说越糊涂,语无伦次。

王赓武说,维护南大的人和南大同学批评他的报告书是“政治化问题”,而且还“牵扯到行动党夺权问题,和行动党之前的恩怨有关系。”这真是星加坡的政治秘闻,令人惊骇。果真如此,为什么他不详细说出,让天下人都清楚了解真相?

李光耀在一九六三年已全面镇压反对者,先后七次血洗云南园,并在一九六四年关闭南大学生会。李光耀正在为自己建造的太平盛世而踌躇满志,而王赓武为李光耀写报告书已是一九六五年的事了。

王赓武在接受谢诗坚访问时,清清楚楚的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也决心要改变南大”。这是他无意间承认,是李光耀为了改变南大而要他写报告书,《王赓武报告书》是王赓武为李光耀写的政治报告书。

既然如此,何以实施报告书后引起批评,竟然“牵扯到行动党夺权问题,和行动党之前的恩怨有关系。”如此骇人听闻的事。

如果当时行动党内部真的有“夺权问题”,那是党内受英文教育者内部的纷争,何以竟牵连到南大课程与学制?

当时,在行动党内部,只有李光耀一个人憎恨南洋大学,非得关闭不可。其他人与南洋大学无仇无恨。李光耀回忆他决定关闭南洋大学时,党内的反应说(见《一种语言》,收在李业霖编《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内阁同僚多数认为政治代价太高,反对我插手,态度最坚决的是杜进才和巴克。连向来立场坚定又有主见的吴庆瑞和务实的林金山也意兴索然。

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在行动党内部,有的人强烈反对,有的人不支持。然而,何以实施《王赓武报告书》竟然会引起“夺权问题”呢?王赓武并不是在叙说历史,而是在编造历史。这不仅不诚实,而且无耻。

王赓武的脑筋与思维如此不清楚,让人不明白他到底学的是哪门子历史?难道历史事件可以为了开脱而如此胡乱阐释吗?

王赓武在三次访谈中,也说了一句真话,就是:李光耀逼害南洋大学是“他个人的政治情感问题”。既然如此,王赓武也就必须承认,他是为了李光耀的“个人的政治情感问题”而写报告书。李光耀是政治逼害南大的元凶,他是帮凶。

至于王赓武说:“新加坡是需要西方国家的支持,它的政策也不能与西方相对立。”则不仅十分荒谬,而且恶毒。

王赓武的话中隐含的意思是:李光耀如果支持南大,就是“与西方相对立”。星加坡既然“需要西方国家的支持”,就必须把南大关闭。

当时,五国联防中的成员,英国、澳洲、纽西兰、马来西亚,并不敌视南大,而且,南大毕业生到英国、澳洲、纽西兰升学并留在当地工作者,并不少见。除此三国之外,南大毕业生到美国和加拿大升学并留在当地工作者亦为数不少。王赓武以星加坡“需要西方国家的支持”,就必须把南大关闭的说法,实在荒谬,而欲以此等谰言欺骗天下人,更是无知。

王赓武在 一九八六年接受香港大学学生访问时说:

委员会与当时的行动党并无关系,一点政治色彩也没有。他们之所以找我主要是因为从外地来,与政治无关。

这跟他在上文所说的李光耀决心要改变南大的原因是“他个人的政治情感问题”,显然前后不一。时时自打嘴巴也是王赓武和李光耀的共通之处。

王赓武既然承认李光耀是基于个人的政治感情而逼害南洋大学,为何不承认他自己帮助李光耀逼害南大的罪责?为何不向全体南洋华人道歉?

3、他们没有完全实施报告书的建议

王赓武又以报告书中的建议没有完全实施为借口来为自己开脱。可是他没举出是哪些建议没有实施,这些建议又有多重要,与南大被关闭有什么关系。他说:

你明白新政府为什麽把这报告书作废,因为已不相干,可能他们有其特别的理由,我不是新加坡人,所以他们也不会听我的意见。报告书五月呈上,八月新退出之后报告书一直没有公布。等了一段日子新独立政府突然公布要执行其中内容,但卻没有真正执行。如果详细看报告书的内容在对比新加坡对南大的政策,可以看到他们并无按照它执行。

谢诗坚《王賡武教授訪談錄(一)南大與王賡武報告書 》中也说到这个问题:

謝:據您了解,南大有沒有全面採用您的報告書?

王:據我所知,他們沒有全部採用。所以到後來當黃麗松于1969年接任南大校長時,他也發現南大的師資待遇遠不如新大。這使他很失望,幾經交涉,也沒有成績。

王赓武一再强调,“他们”没有完全执行报告书。那么,到底是报告书中的哪一些建议没有实施呢?这些建议不实施,可以影响大局吗?是因为不实施这些建议,所以南大被关闭吗?如果实施这些建议,南大就不会被关闭吗?

王赓武在接受谢诗坚访问时,谈到“他们”没有完全实施报告书中的建议时,他所说的是,他对薪金的建议没实施,以致“南大的師資待遇遠不如新大”。

南大的待遇确实比星加坡大学的低,但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其一,南大初创办时,前来任教的教授都是“为理想而来”,不是为高薪,而当时南大的薪金虽然比马来亚大学的低,但还是比台湾的高,也比香港私立学院的薪金高。南大当时的教授主要就是来自香港和台湾两地。

其二,虽然南大的教授不是来自英国,但这并不表示程度比不上马来亚大学的教授。当时马大中文系教授贺光中就这么说(见《予对于南大评议会报告书之意见》一文,刊于《南洋文摘》第1卷第2期)):

无论东南亚各国,因人才缺乏,大学教授讲师往往以甫出校门之毕业生充任,不得与之比拟,即以中国论,除北京,中央,中山三大学,开办即拥有大批名教授外,其他大学,如洪煨莲君所服务之燕大,当创办伊始,原亦不过传教师数人惨淡经营,安得大批名教授,如今日之南大者。

南大的师资跟马来亚大学的比起来,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南大创办人一开始就强调,南大是中国式大学,节俭办学,惨淡经营。“南大的師資待遇遠不如新大”,这虽然不理想,但绝不是李光耀关闭南大的理由,也不是实施报告书后所造成的祸害。

王赓武以“南大的師資待遇遠不如新大。”这样的理由来给自己开脱,实在牵强。是因为没有提高南大的“師資待遇”,让报告书对南大造成祸害吗?这真是语无伦次。这跟李光耀关闭南大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说,提高南大的“師資待遇”,报告书就对南大无害吗?李光耀就不会关闭南大吗?从王赓武的回答,可以想见,他过度惊慌而不知所云了。

回顾南大历史,王赓武报告书中的建议,即使有些没有实施,也无关紧要。至为关键的是,李光耀所实施的都是按照他的意旨提出的建议,目的在于让他控制南大,并最后关闭。报告书中最重要的建议是改变南大的学制。

4、王赓武慌忙为李光耀辩解

王赓武在访问过程中,一直都心慌意乱,时刻不忘为自己辩解,也正因此,神经过敏。当学生问他有关“南大成立初期”,殖民地政府对南大的态度问题时,他却赶紧为李光耀辩护:

访:但听说在南大课程报告书发表之前已有两份报告书公布,亦有就南大的情况给意见,而这两份报告书已提过南大改革的问题。第二点从资料可见(《南洋文摘》)南大成立初期遇到很多障碍,林和合先生曾同意当日的政府是不大赞成南洋大学的成立,不知王校长如何评价此问题?

王:相信林和合先生会更清楚问题之所在,因为他是新加坡人,新加坡政府怎样看南大我也不十分清楚。要考虑到新加坡政府有南大毕业生,行动党里面有几个领导也是南大学生,所以我不敢说他们对南大有什麽反感。但我要提出南大学生中有拥护反对党的,这个新加坡内部的政治斗争的情况我不大清楚。以前的殖民地政府对南大无好感是可以了解到的,但行动党不简单,他们里面也有不同的意见,内有英校毕业而不懂中文的,有些根本不是华人,有几个南大毕业生更有相当的地位及活跃,不少刊物也是他所编的,有一定的影响。

学生所提问题针对“南大成立初期遇到很多障碍,……当日的政府是不大赞成南洋大学的成立”的事,这显然指的是殖民地政府,可是王赓武一听到“障碍”便立即想到李光耀政府,连忙为李光耀辩解:“新加坡政府有南大毕业生,行动党里面有几个领导也是南大学生,所以我不敢说他们对南大有什麽反感。”

王赓武答非所问,显然因为他心里十分慌张。只要是有关南大与政府的问题,他都会马上想到是李光耀政府。

李光耀一生憎恨华人,憎恨华文教育,憎恨受华文教育者,憎恨南大,一律目为“亲共分子”和“沙文主义”。这在李光耀的回忆录里写的清清楚楚。王赓武和李光耀交情深厚,不可能不知道李光耀的思想。关闭南大是李光耀消灭华文教最的重要的一步,可是王赓武却说:“我不敢说他们对南大有什麽反感。”

王赓武出于对李光耀的忠心而为李光耀辩解,也是为他自己辩解,而所说不仅毫无事实根据,而且与事实完全相反。这正反映出他的品格卑鄙无耻。

在整个访问过程中,王赓武一再说假话,毫无羞耻之心,其品格若此,如何为人师?如何为校长?不知王宓文校长于九泉之下有知,当作何感想。

(二)报告书与马来西亚

1、我不是新加坡人

王赓武不仅狡猾不诚实,还擅于装糊涂。在问到报告书的关键问题时,他有句搪塞口头禅:“我不是新加坡人”。

一九八六年,他接受香港大学学生会代表访问,二〇〇三年,他接受谢诗坚访问,凡是他不能实说的事,都以“我不是新加坡人”来推挡,甚是可悲。《质疑王賡武南洋大学历史叙述二》文中就此详加评论(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访:王校长当年以哪种身份进入南洋大学课程审查委员会,与政府有何关系?

王:有一点最重要的是新加坡当时刚参加大马联邦,并未独立,一定要清楚这个背景。因为参加了大马,所以新加坡各方面要适应大马环境的需要,无论教育、劳工、贸易、经济管理、治安问题也要考虑,十分复杂。一九六三年新加坡入大马,六四年底新加坡教育部与南大考虑到如何适应新的政治环境,故提出一个课程改革委员会。他们怎样决定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新加坡人,我是马来亚长大的,在当时吉隆坡马来亚大学教历史。他们决定成立此委员会后要找一个主席,就考虑到找我,因为需要一个比较认识马来亚的人,我便答应了。……

当时我以为新加坡退出大马,报告书应被取消,因为它主要是为了新加坡参加大马的一个新的政治环境而设的;既然新退出,情况不同,报告书对独立后的新加坡已无意义,报告书是给大马之内的南大的。另外,要特别注意两点:(一)不久之后,新加坡不许马来亚学生加入,对南大打击很大。可以想像到六成学生是从马来亚的中学来的,这些中学有些地方比新加坡的中学强,独立后南大只靠新加坡的华校学生支持,差别很大。(二) 你明白新政府为什麽(不)把这报告书作废,因为已不相干,(所以)可能他们有其特别的理由,我不是新加坡人,所以他们也不会听我的意见。报告书五月呈上,八月新退出之后报告书一直没有公布。等了一段日子新独立政府突然公布要执行其中内容,但卻没有真正执行。如果详细看报告书的内容在对比新加坡对南大的政策,可以看到他们并无按照它执行。……

访:但听说在南大课程报告书发表之前已有两份报告书公布,亦有就南大的情况给意见,而这两份报告书已提过南大改革的问题。第二点从资料可见 (《南洋文摘》) 南大成立初期遇到很多障碍,林和合先生曾同意当日的政府是不大赞成南洋大学的成立,不知王校长如何评价此问题?

王:相信林和合先生会更清楚问题之所在,因为他是新加坡人,新加坡政府怎样看南大我也不十分清楚。要考虑到新加坡政府有南大毕业生,行动党里面有几个领导也是南大学生, 所以我不敢说他们对南大有什麽反感。但我要提出南大学生中有拥护反对党的,这个新加坡内部的政治斗争的情况我不大清楚。以前的殖民地政府对南大无好感是可以了解到的,但行动党不简单,他们里面也有不同的意见,内有英校毕业而不懂中文的,有些根本不是华人,有几个南大毕业生更有相当的地位及活跃,不少刊物也是他所编的,有一定的影响。

在王赓武对这两道提问的回答上,首先,王赓武把南洋大学课程审查委员会的成立,说成是新加坡当时刚参加大马联邦,所以各方面要适应大马环境的需要,包括教育等。至于,他们怎样决定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新加坡人,我是马来亚长大的……。

其次,王赓武说,脱离马来西亚之后,新加坡应作废却不作废报告书是有其特别的理由,因为我不是新加坡人,所以他们也不会听我的意见。

还有,对于新加坡政府不大赞成南洋大学成立的说法,王赓武说,相信林和合先生会更清楚问题之所在,因为他是新加坡人,新加坡政府怎样看南大我也不十分清楚。……这个新加坡内部的政治斗争的情况我不大清楚。

暂且不置评王赓武回答论述中之事实的可信程度如何,更值得先行深入探讨的一点是,如何解读王赓武一再重复的:我不是新加坡人,这么一个立场声明。强调我不是新加坡人的立场说明了些什么?所为何事?

不过,看来,王赓武一旦面对有关王赓武报告书的提问时,就会提出我不是新加坡人的辩护声明。比如,2003年,谢诗坚《王赓武教授访谈录(一) 南大与王赓武报告书》:

王:我不知道为什麽,但我想大概我是马来西亚人,也在马大执教,不是新加坡人,也与南大攀不上关係。也许我会用马来西亚人的眼光看待华教问题,会给南大的未来一个比较客观的评析和建议。

在此,王赓武提出了四个我不是新加坡人的解说:

1、他们怎样决定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新加坡人,我是马来亚长大的…。

2、不作废报告书是有其特别的理由,因为我不是新加坡人,所以他们也不会听我的意见。

3、新加坡政府怎样看南大我也不十分清楚。这个新加坡内部的政治斗争的情况我不大清楚。

4、我不知道为什麽,但我想大概我是马来西亚人,也在马大执教,不是新加坡人,也与南大攀不上关係。

简言之,王赓武是在说:因为我不是新加坡人,所以对新加坡的政治现实一无所知。

其实,这一种不是新加坡人就对新加坡政治现实一无所知的开脱,是十分的天真愚昧。为何马来亚人即便是生活在吉隆坡,就不能够熟悉近在隔邻的新加坡社会现实?

历史事实是,王赓武是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受教育,并且是1950年代新加坡政治变更的参与和见证者。做为一名职业的历史教授,王赓武应该,也必然比任何人都要更清楚当时新加坡政治现实的来龙去脉。

对于王赓武个人的历史经历,不妨看看其本人如何讲述有关的历史事宜。2011年 6月19日,联合早报《王赓武教授回首八十年》是记者在东亚研究所的专访记述。

他前来新加坡上马大念书,犹如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1954年从武吉知马校园马大毕业。

王赓武说:“当时的反帝反殖气氛很浓,还有马共。各民族也各有自己的党派和各种政治活动。我们学生之间不停地谈,天天谈这个事情,除了读书之外,就谈新的马来亚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建国。当时社会非常复杂,每个民族都有极端分子,想法是以自己的民族为主。我们马大的一些学生认为一定要想办法建立多元民族社会和建立一个多元民族的新兴国家。”

“也因受到环境影响,注意到历史的变化和政治上的奥妙,所以就想研究历史,想懂得历史的总趋势、总变化,看有什么原则能够帮助我们应付当代的情况。”

“我在英国的时候,是新马向英国争取独立的时代,我们当学生的一直都挺注意,觉得基本上的发展方向是对的,所以先是马来亚独立。新加坡有另外的问题,相当复杂,当时马来亚也不要新加坡,英国人则想保留新加坡作为殖民地。”

马来亚在1957年8月独立,王教授正好在同个月份回来。他先是在马大新加坡校园执教,后来在1959年北上吉隆坡,参与当地马大校园的建校工程。

“虽然我是在大学里工作,但因为我念的是历史,所以对当代历史也很感兴趣,留意各个党派和民众之间的关系,很关心整个政治、经济体制的改变,所以认识很多朋友,包括政治家和工商界人士,也了解建国过程中应该怎么去应对。”

当新马宣布分家时,他正从澳大利亚讲学后准备回返吉隆坡,在悉尼过境时在电视上看到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落泪的一幕。隔天在新加坡转机回吉隆坡时,看到有人在机场内燃放爆竹庆祝。他当时很费解,也很难过,觉得这太可惜了。

“新马共同的地方非常多,其中一个区别在于一个是以马来人为主,一个则以华人为主,要消解的话,并不是不可能,但得费很大的功夫。所以,当初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政治家也愿意想方法来跨越这个民族之间的困难,这个理想我觉得是对的,也是应该有的。固然拥有多元民族,但未必不可以建立成一个很特殊的国家,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这个理想我觉得是值得去争取的。”

值得注意的是,《王赓武教授回首八十年》绝口不提王赓武报告书。在此,历史的讽刺是,如果没有王赓武报告书的存在,王赓武就不会成为一个如此被人熟悉的名字。当然,就更不会有什么撰写王赓武回首八十年的新闻价值。

此外,还可以补充两点报导没有提及的信息,其一,王赓武是1953年2月成立的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创办人之一,并且被选为首届主席。其二,王赓武是1968年3月24日成立的马来西亚民政运动党创始人之一。可见,王赓武的政治背景非同小可。岂能是一个政治无知者。

回顾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华惹一代的大学生政治活动,王赓武和许通美投靠李光耀之后,仕途风顺,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相反的,华惹的其他成员则历经了人间炼狱,林福寿和博树介,在无司法审讯的政府行政命令下,被分别囚禁了21年和18年。囚禁远远超出了重大罪犯的无期徒刑,因为杀人囚犯在坐牢13年后就可以获得释放。

在历史事实下,历史教授王赓武,拿我不是新加坡人来开脱王赓武报告书的历史责任,那可是一个十分滑稽的悲剧性历史笑话。

古人说“文如其人”。文章和人品分不开,人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也和人品分不开。

王赓武虽然标榜“历史学者”,他对政治的兴趣更加强烈,究其根本,乃是个政客。

王赓武曾在马来西亚、星加坡、澳洲、香港四地居住。他在马来西亚、星加坡、香港三地都参与政治活动。他在澳洲是否也参与政治活动,不得而知。

一九五三年,王赓武在星加坡马来亚大学读书时,参与创办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并担任首届主席。

一九五八年,王赓武在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任教时,参与创办马来西亚民政运动党。

一九八六年,王赓武到香港大学任职,担任港英政府的行政局议员,帮助英国人统治中国人。

一九九六年,王赓武回归李光耀身边,担任师爷,帮助李光耀出谋献策。他跟许通美是李光耀的左右门神守卫。就国际问题,替李光耀说话奔走的是许通美,就中国问题,替李光耀说话奔走的是王赓武。

王赓武对政治的兴趣,远远超过一般政客。虽然他对政治的兴趣十分强烈,还是马来西亚民政运动党创始人,但是,他缺少正义感和责任感,没有为社会公义而奉献的勇气,一心只想巴结权贵,谋求私利。正是因此,他投靠李光耀,当师爷以得到利益。

在王赓武帮李光耀出谋献策的大业之中,最重要的便是撰写《王赓武报告书》。不幸的是,这报告书恶名昭彰。虽然帮助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并进而消灭星加坡的华文教育,却因此而遗臭万年,连王赓武自己也不愿意多说,只想躲避。

王赓武、报告书、李光耀三者之间的关系究竟若何,王赓武不愿提一字。因此,每当被问到有关报告书的内情时,便连忙以“我不是新加坡人”来做挡箭牌。这在他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其所以如此,便是因为他没有正义感和责任感,没有担当的精神。

王赓武从不知反省,从不知忏悔。

2、报告书是为马来西亚的南大写的

王赓武一再强调,报告书是在新加坡未退出马来西亚时写的,环境不同。

然而,如果星加坡没有退出马来西亚,南大被报告书毒害死了,责任应该由谁负呢?

访:王校长这件事情已经过了二十年,那麽你现在对这份报告书有什麽评价?另外界有些文章对此提出了些问题,你觉得这些评论如何?

王:我觉得报告书有些地方是太理想了点、幼稚了点,现在老了廿多年,有些事情看法不同,也有别的经验。但是基本上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大家要了解当时大马的情况实在很复杂,现在是想像不到的。南大被并实在可惜,但这个责任我不敢当,报告书原意是为了南大,希望它办好,但办得好不好与我无关系,我也没权,李光耀也不会听我的。再一次重申我们这个报告书是在大马的环境下写成的,新加坡独立后仍实行此报告书,责任应由他们负。

王赓武觉得自己一点责任也没有,责任应该由“他们”负。那么,“他们”又是谁呢?是由李光耀王邦文“他们”负呢?还是由东姑“他们”负呢?王赓武没说。

然而,王赓武既然说“责任应由他们负”,这话显然表示,他明明知道实施报告书将破坏南大,所以才有“责任”问题。

既然报告书有害,则无论是在新加坡,还是在马来西亚都有害,不可能只在新加坡有害,在马来西亚就有益。

既然如此,为何王赓武不说出报告书的哪些地方会对南大造成伤害?为何不指责实施报告书的李光耀?

如果是在马来西亚有益,王赓武为何不指出哪些地方有益?鼓励学生学习三种语文,显然不是有益的因素,因为南大本来就鼓励学生学习三种语文,而且,比实施王赓武报告书之后,更有成绩。实施王赓武报告书之后,华文不受重视,马来文更不受重视。这责任在谁的身上?

王赓武说:“再一次重申,我们这个报告书是在大马环境下写成的,新加坡独立后仍在实行此报告书,责任应由他们负。”那么,哪些地方不实施,就会对南大有害?

王赓武显然是在搪塞,因为他自己也说不出个究竟,只是一味在逃避问题。

他说“报告书原意是为了南大 ,希望它办好,但办得好不好与我无关系,我也没权,李光耀也不会听我的。”这话的意思很明显:他写报告书的原意是为了南大,但因为南大办得不好,所以给李光耀关闭了。这事跟他没有关系。

然而,既然他的报告书原意是为了南大,为什么实施之后,却对南大不好而被李光耀关闭呢?他没有解释。

王赓武把实施报告书的责任推给李光耀“他们”。他的意思是,报告书虽然有毒,但放毒的是李光耀“他们”,不是他,所以他没有责任。这样的想法十分荒谬。

他的报告书就好比是一剂毒药。王赓武是提供毒药的人,李光耀“他们”是使用毒药的人。按照王赓武的想法,李光耀“他们”把南大毒死了,必须由李光耀“他们”负责,他只是提供毒药的人,所以不必负责。大概只有在王赓武的法典里,才这样区分刑事责任。他和李光耀一样聪明。

然而,他既然明知报告书有毒,为什么还要写呢?为什么还要提供呢?王赓武没有解释。

如果毒害南大并非他的本意,而是被李光耀“他们”所误导,又或者是被栽赃,为什么不公开声明?为什么他一直都与李光耀相勾结?为什么他一直支持李光耀反华、反华人、反华人文化、反华人教育的政策?为什么在李光耀死后还为他辩护?

王赓武所说的“责任”,到底是什么呢?他没有明言。如果他所说的“责任”是关闭南大,那么,他和李光耀都罪责难逃。

回看历史,万夫所指的“责任”就是: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并与星加坡大学“合并”,最后关闭。这是违反民族教育的罪责,是反人类罪。

王赓武为什么一直口口声声说,报告书是为马来西亚的南大写的呢?这背后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解读王赓武报告书》文中说(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王赓武报告书》的正式官方名称为:《南洋大学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这份托名课程审查的报告书不过是方便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因为其内另有文章。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也只有制药与卖药的江湖郎中最为心知肚明。外人要如何解读这份报告书呢?

南详大学始终是一个政治课题,《王赓武报告书》也是为人民行动党的政治利益服务,所以解读这份报告书,应该从新加坡本土政治斗争中的反华人政治角度去理解。

新加坡政府通过政治手段夺取了南洋大学理事会的控制权后,另一个棘手的政治问题随之来临:要如何为南详大学重新定位?这也就是说,未来的南洋大学应该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而《王赓武报告书》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塑造一所符合人民行动党的政治意愿的大学。

首先,委员会报告书是在短短的4个月之内急就章地完成,为何这般匆忙?长话短说,是因为人民行动党和马来政治之间的关系已经濒临决裂,新加坡即将脱离马来西亚。剑桥大学历史学者哈柏有一个说法:李光耀假借内部治安委员会的决策来打击自己的政敌。按这一说法,可以推论《王赓武报告书》是要尽快在新加坡独立之前完成。这是因为报告书的无穷后患,可以从追溯而转嫁到马来西亚时代的中央政府。

21年后,王赓武在1986年8月的访谈中一开始就点出:有一点最重要的是新加坡当时刚参加大马联邦,并未独立,一定要清楚这个背景,因为参加了大马,所以新加坡各方面要适应大马环境的需要,无论教育,劳工……。受访者提出这样的一个开场白,用意何在?此乃此地无银三百両,画蛇添足的点出了个中玄机。

王赓武撰写报告书的考虑全在于政治,报告书的政治意图也就是李光耀的政治意图。

(三)报告书与学制

1、报告书没有讨论到改制

王赓武领导的委员会是为审查南大的课程而设立,但王赓武却连带把南大的学制也改了。改制是王赓武报告书中最重要的建议。这是李光耀改变南大的核心思想。王赓武则是帮助李光耀写计划书。可是,当港大学生质问时,王赓武却否认改制的事:

访:报告书原来是审查课程的,但内里对学制提出了改革,这个有没有超出他的职权范围?

王:没有,因为谈到课程时是不可不谈学制的问题,一谈到平等问题就要谈学生毕业后的学位,所以是会牵涉到的,且在范围之内。但是,我们并没有将之改为三年制,内里根本没有谈到这个问题。那时一般还是四年制吧,但跟香港的四年制不同。当时的四年制是三年加一年,现在也改了,三年是一个普通学位,第四年是荣誉学位,同是四年。所以四年制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只看四年怎麽用法,值得商讨。

“平等待遇”是“学位”问题,王赓武却偷天换日,换成“学制”问题,十分不诚实。

大学“学制”是固定的,“课程”则可以随需要修订。半年的课程,可以在学期中间修订,全年的课程,可以在学年中间修订,只需系务会议通过,再交教务会议通过,便可以开设。改“课程”无需改“学制”。

王赓武建议改南大学制,分明是遵照李光耀的意旨,却不愿承认,反而以“学制、课程这些是分不开的,不谈学制谈不下去”。这是欺骗外行人的理由。他把访问他的港大学生当傻瓜了。因为他遵照李光耀的意旨,建议南大改制,以便跟马大合并,必须掩饰,随便找个理由,真是欲盖弥彰。

王赓武在一九八六年出任香港大学校长时,香港回归已定。港大老师要求港英政府,把港大学制从三年改为四年。王赓武这时急转方向,赞成港大改制。他在接受学生访问时说:

教育是一项长期投资,港大三改四虽然增加了政府的投资,但却保证了学生的素质,因而增加拨款是值得的。

这番话是在他写报告书二十年后说的。王赓武在马大时,从未提出马大学制应该“三改四”。他离开港大后,回到李光耀身边,在李光耀的国立新加坡大学任职,也从未提出学制应该“三改四”。

如果港大改为四年制,而中学仍然是七年制,那么,中学和大学加起来就是十一年了,不符合常规。

王赓武在二十年前写报告书时,要南大“四改三”,还说少读一年书就能“保证学生的素质”。前后矛盾,却一点都不觉得羞耻。

香港大学的学生在进入港大之前,都读了七年的中学,加上大学三年,共十年。这是英国教育的常规。美国制中学和大学加起来也是十年。新加坡的华文中学和大学都用美国制,中学是六年制的,南大四年制,加起来也是十年。

可是,王赓武却建议把南大的学制改为三年。这样一来,中学和大学加起来只有九年。这就完全不符合常规了。

王赓武为什么要这样瞎改呢?很显然,他所考虑的并不是大学学制和学生素质。他只是在奉命行事:把南大的学制改为三年制,为后来南大与星大合并铺路。

2、谈到课程不可不谈学制

王赓武关于课程与学制的关系,对港大学生说:

因为谈到课程时是不可不谈学制的问题。

这番话荒谬而无知。王赓武当时显然心里惊慌,语无伦次。

改学制与改课程是两回事。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学制是固定的,不能随便改,课程则可以随时改变。改学制是很重大的事。改课程时,完全无需牵涉学制。无论哪家大学,都不会随意改变学制,但课程则每个系在需要时都可以改动。

大学学制由三年改为四年,或由四年改为三年,课程都必须跟着改变,但课程改变时,学制可以完全不动。

王赓武奉李光耀之命建议改变南大改制,目的是为了日后与星加坡大学合并,但不能说,也无法说,在被港大先生质问时,一时慌张,只好找个理由来搪塞,而这样的理由十分荒谬无知。

马来亚大学和香港大学都采用英国大学的三年学制。历年课程必已多次改变,而学制完全不动。

香港大学的本科学制在二〇一二年改为四年制,各系课程当然也必须跟着改变。但在这之前,无论哪个系都可以改动其原本的课程,而完全无需改动其学制。

本来,南大学制由四年改为三年也并非绝对不可以,关键在于改制的目的是什么。王赓武建议南大改变学制,完全是为了配合李光耀把南大与星大合并的恶毒目的,绝非为了学术水准。

王赓武说:“因为谈到课程时是不可不谈学制的问题”,是十足的谝言谰语,悠谬无耻。

王赓武以马大课程为标准,来改变南大的课程,显示出他对大学学制与课程的了解十分肤浅,而且有强烈的傲慢与偏见。

李光耀把华文中学原来的“三三制”改为“四二制”,只是形式不同,教育内容并无差异。李光耀却蛮横规定,“三三制”的六年教育程度低,“四二制”的六年教育程度高。这纯粹是政治逼害,没有教育原理,只有政治意图。

南大是四年制大学,与中学的六年制教育,无论是“三三制”还是“四二制”,合计共十年。这符合大学教育的常规。

王赓武把南大的学制,从原来的四年改为三年,合起来只有九年,不符合大学教育的常规,而最大的影响是,学生在大学阶段少读一年书。这一年对学生的心理与知识的增长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王赓武在报告书中说,南大实施他所建议的新制,就可以为南大带来可以媲美其他有地位大学的毕业生。他的实际意思是,南大学生学习四年,程度低,不及其它大学的毕业生,把四年减少一年,程度就会提高。

实际情况刚好相反。实施王赓武报告书,改制以后,南大学生的素质远不及改制之前的学生。王赓武的话只是在粉饰李光耀的恶行,荒谬无耻。

李光耀并不在乎这一年的差别,因为他的宗旨是,星加坡的大学是“为跨国公司培养螺丝钉”。因此,多一年少一年都只是螺丝钉,没有差别。

马大创办的主要目的是为殖民地政府培养公务员,采用“三二一制”结构,即一年级修读三个科目(实际是三个系)课程,二年级修读两个科目课程,三年级修读一个科目课程。例如:一年级修读经济、政治、历史三个科目,二年级修读经济、政治两个科目,三年级修读经济一个科目。这样的课程安排,显然不是为了培养专才,而是为殖民地政府培养公务员。

南大学制,四年都专修一个科目(即一个系)。这是为培养专才而设。正因此,南大毕业生到欧美大学修读高级学位,只要克服外文困难就一切顺利了。

王赓武把南大改为三年制,破坏了南大原有制度的优势。他是否看到南大学制的优势不得而知。他的建议显然是遵照李光耀的意旨,目的是为了日后的合并。

王赓武给南大建议的新课程,也是以马大课程为样本。南大各系都不可避免降低程度。可是他却跟赵高一样,指鹿为马,颠倒是非黑白,硬说是提高程度。

一九六六年,南大改制,采用王赓武报告书建议的课程。数学系就不愿意完全按照王赓武报告书中建议的课程,以免学生的程度大大降低。其它各系也都如此,各自修订。中文系就修改了不少课程。

香港大学一直都采用三年制,但课程结构不同于马大。一九九七年之前,港大教师要求改为四年制。港英政府不同意。王赓武赶快看风使舵,附和改制,还对报界说:“港大三改四,势在必行。”

他说,港大“三改四”可以提高学生程度。可是,他完全忘了二十年前,要南大“四改三”的事。

他要南大“四改三”,说是这样才可以提高学生程度。这完全不符合教育原理,没有教育哲学依据。他为什么这样改?说穿了,是因为李光耀叫他这么做的。他和李光耀一样,政治高于教育,十分荒谬无耻。

3、是谁建议南大改制

王赓武在说到在报告书中建议改变南大学制时,前后说法不一。正如《质疑王賡武南洋大学历史叙述一》文中所说(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王赓武报告书》有关大学学制的改变,王赓武本人有着两个不同的说法。

其一,2017年,李淑飞《语文政治、国族建构与新加坡华人社会权力重构:以南洋大学教学媒介语问题为研究主线(1959-1975)》183页:

王賡武教授在笔者的访谈中表示,他的同学王邦文当年找他时,他们之间并未正式谈及要处理南大学制问题,然而在具体研究南大学科、课程时又不得不触及学制问题,学制、课程这些是分不开的,不谈学制谈不下去,因为他们课程委员会的理想是如何让南大的毕业生给大家都接受,不能说你是南大毕业就给你少一些钱,并让南大与当时吉隆坡和新加坡的两个马大的毕业生享有平等待遇,这就不能不谈学制问题。

其二,2003年,谢诗坚《王赓武教授访谈录(一)南大与王赓武报告书》

王赓武:我记得在1964年的时候,新加坡政府的教育部长王邦文来找我(注:王邦文原是尊孔中学的华校生),他要我领导一个课程委员会,全面检讨南大的学制和教学内容。原因是新加坡已加入马来西亚,必须对南大有个调整,以适应马来西亚的社会。我当时在马来亚大学任教,接受他的邀请,答应为新加坡的南大草拟一份报告书。

这两个版本的说法不同。其一,王邦文并未正式谈及要处理南大学制问题,而是王赓武不得不触及学制问题,因为学制、课程这些是分不开的,不谈学制谈不下去。其二,王邦文来找我,他要我领导一个课程委员会,全面检讨南大的学制和教学内容。

要理清的历史问题是,王赓武报告书修改南大学制的建议,是来自王邦文的官方指示,还是,王赓武自作主张?这也正是香港大学《学苑》之《王赓武校长谈南大事件》所提出的疑问:报告书原来是审查课程的,但内里对学制提出了改革,这个有没有超出他的职权范围?

……报告书第1章绪言的第1节讲述了委员会的工作范围:检讨课程之编排及各科内容,按社会需要修正课程。由于报告书的工作范围没有明文要求审查学制,所以说,建议南大实行新学制是来自王赓武的主张之说,更为可靠。

王赓武的两个不同说法,出现在三个时间点。

第一次在一九八六年,他当时说,谈课程不得不谈学制。

第二次在二〇〇三年,他当时说,课程学制一起谈。全面检讨南大的学制和教学内容。

第三次在二〇一七年,又回到一九八六年的说法,谈课程不得不谈学制。

这出现在三个时间点的两个不同说法,哪一个才是真的呢?这就要看李光耀怎么说了。

上文第十章讨论李光耀在白里斯葛报告书中留下的第二条线索,第九章9.12节中的这句话:

有关把四学年制改为三学年制及实施荣誉学年制的两项建议应该暂时放弃,直至改组完成为止。

改变南大的学制是李光耀的核心思想。改制的最终目的是与星加坡大学合并,把南大关闭。

在上述三次访谈中,第一和第三次的访谈人都不了解南大的历史,王赓武便用“谈课程不得不谈学制”的说法来蒙骗过去。

第二次的访谈人谢诗坚,当年在南大时是反对报告书的南大学生,王赓武不敢蒙骗,便只好说是王邦文的意思。王邦文的意思也就是李光耀的意思。

改制是李光耀的核心思想,也就是王赓武报告书中的核心建议,王邦文只是替李光耀传话,他不可能说李光耀不要他说的话。李光耀要他说的话他也不敢不说。

因为委员会的职责是检讨课程,可是报告书的核心建议却是改制,是不是越权的问题,王赓武很难回答,所以慌慌张张的,怎么回答都不顺,也就难免前后不一致了。

王赓武的答话“让南大与当时吉隆坡和新加坡的两个马大的毕业生享有平等待遇,这就不能不谈学制问题。”

这不仅是个借口,更是无耻的谎言。

“平等待遇”是学位承认问题,王赓武却偷天换日,换成“学制”问题,十分不诚实。

大学“学制”是固定的,“课程”则可以随需要修订。半年的课程,可以在学期中间修订,全年的课程,可以在学年中间修订,只需系务会议通过,再交教务会议通过,便可以开设。改“课程”无需改“学制”,但是,改学制就必须改课程。王赓武却颠倒过来说,以蒙骗不知情的人,十分无耻。

在王赓武报告书中,最重要的一项建议便是改变南大的学制。这完全是李光耀的意旨。这新学制就是《白里斯葛报告书》第九章中所讨论的学制:

有关把四学年制改为三学年制及实施荣誉学年制的两项建议应该暂时放弃,直至改组完成为止。

这“改制”是李光耀关闭南大的“核心思想”,其目的则是把南洋大学与马来亚大学(即后来的星加坡大学)“合并”。

王赓武建议改变南大学制,完全是遵照李光耀的意旨,但不能说,因而以“学制、课程这些是分不开的,不谈学制谈不下去”为借口。这完全是在欺骗外行人。他把访问他的香港大学学生当傻瓜了。

李光耀的意图十分明显。在这之前四年,一九六一年,他强硬改变华文中学的学制,改成跟英文中学的一样,目的是把华文中学改为英文中学,并最后关闭所有华文中学。他要改变南大的学制,目的也是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最后跟星加坡大学合并,关闭南洋大学。改变华文中学学制和改变南洋大学学制,目的相同,手法也相同。

王赓武遵照李光耀的意旨,建议南大改制,以便跟星加坡大学(就是原来的马来亚大学)合并。王赓武为了帮李光耀掩饰,只好找个理由,欲盖弥彰。

王赓武在回答港大学生的质询时,心里慌张,接连说了几个谎言:

访:报告书原来是审查课程的,但内里对学制提出了改革,这个有没有超出他的职权范围?

王:没有,因为谈到课程时是不可不谈学制的问题, 一谈到平等问题就要谈学生毕业后的学位,所以是会牵涉到的,且在范围之内。但是,我们并没有将之改为三年制,内里根本没有谈到这个问题。那时一般还是四年制吧,但跟香港的四年制不同。当时的四年制是三年加一年,现在也改了,三年是一个普通学位,第四年是荣誉学位,同是四年。所以四年制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只看四年怎麽用法,值得商讨。

可以想见,王赓武说这番话时,很无耻的看着来访的学生,说假话时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王赓武在报告书第四章中明明白白说:

新学制应设普通学位和荣誉学位,……学生凡修足108个具充足学术价值的学分,即合授予学位,这普通应在三年或四年内完成。……攻读三年后,应能获得普通学位。……荣誉学位课程将不依照学分制。这种课程只是为那些两年内修足一百零八个学分和那些三年内得普通学位而成绩优异的学生而设的。

这新学制设立普通学位和荣誉学位。学生在三年内修足108个学分,可得普通学位。这跟当时的星大和马大的学制基本相同。

获得普通学位的毕业生之中,约五分之一再修读一年,可得荣誉学位。约五分之四的学生只能读三年。南大原来的四年制被王赓武砍去一年,改成三年制。

这是明明白白的白纸黑字,王赓武竟然说:“我们并没有将之改为三年制,内里根本没有谈到这个问题。那时一般还是四年制吧”。这是明明白白的谎言,有如匪徒在光天化日抢劫一样。

王赓武说:“那时一般还是四年制吧,但跟香港的四年制不同。”这也是谎话。南洋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所采用的同为美国大学的四年学分制。

王赓武说:“当时的四年制是三年加一年”。这也是谎话。南洋大学的四年制对所有学生公平,并不是“三年加一年”。

王赓武说:“现在也改了,三年是一个普通学位,第四年是荣誉学位,同是四年。”这也还是谎话。

南洋大学原本的学制并无“普通学位”与“荣誉学位”之分,所有学生都读四年。至于“三年是一个普通学位,第四年是荣誉学位”,正是王赓武建议采用的学制,也就是《白里斯葛报告书》中所讨论的学制,也正是李光耀所建议的学制。

星加坡大学的学生毕业时,大多数都得到“荣誉学位”,王赓武和李光耀建议的学制,限制南洋大学的学生只有五分之一(20%)的学生可以得到“荣誉学位”。这意思很明显,中文的南洋大学学生的素质低于英文的星加坡大学学生。这也正是李光耀百年不变的说法。王赓武让李光耀的说法得以具体展现出来。这也反映出李光耀和王赓武的夜郎自大心态。

王赓武在面对香港大学学生质问时,只顾编造谎言为自己辩解,内心必定很慌乱,以至于语无伦次了。

王赓武的答话只是两三句话,虽然很短,却是由几个谎言组成。王赓武面对着自己的学生,从头到尾谎话连篇,一点都不觉得羞耻。这也是他跟李光耀最相同之处。

尤其荒谬无耻的是,王赓武建议把南大的学制由四年改为三年,说是这样子少读一年书,就可以提高水准。

一九八六年,王赓武出任香港大学校长。当时,香港回归已定。港大老师要求港英政府,把港大学制从三年改为四年。王赓武这时急转方向,赞成港大改制。他说(见《二十年前的一段往事》,刊于1986年8月14日《学苑》):

教育是一项长期投资,港大三改四虽然增加了政府的投资,但却保证了学生的素质,因而增加拨款是值得的。

王赓武当时还对报界说:“港大三改四,势在必行。”

在这之前二十年,他要南大“四改三”也是为了保证“学生的素质”。

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当初撰写报告书时,完全遵照李光耀的意旨。没有得到南大的同意,就把南大的学制改成跟星加坡的一样,以便合并。

香港大学的学生在入学之前,都读了七年中学,在大学读三年,共十年。这是英国教育的常规。美国制也是中学和大学加起来十年。

香港大学是为七年制的英文中学而设的。如果港大改为四年制,而中学仍然是七年制,则中学和大学加起来就是十一年了。

新加坡的华文中学是六年制的,南大四年制,加起来十年正是常规。王赓武建议把南大的学制改为三年,这样一来,中学和大学加起来只有九年,就不合常规了。

由于王赓武对中学与大学教育的无知,他所建议的新制,不可避免的将大大降低南大的程度。

时至今日,星加坡学生由中学至大学毕业,仍然只受九年教育,程度远比别的地方大学毕业生为低。

王赓武所考虑的显然不是南大的学制和学生素质,而是李光耀的意旨:把南大的学制改为三年,为后来的合并铺路。为了合并,必须改变学制和教学语言。这件事就由《王赓武报告书》来提议,然后逐步完成。王赓武只是奉命行事。他不肯承认,因为他不诚实,没有勇气承担责任。

4、四年制比三年制程度低

李光耀炮制的三份报告书:《白里斯葛报告书》、《魏雅聆报告书》、《王赓武报告书》都是为了关闭南大而写的。为了关闭南大,必须给予南大种种打击。其中最主要的是攻击南大学生的程度低。

王赓武完全配合李光耀的意旨。他在报告书中说:

南大至今只负起一个有限度的任务。它只着重于造就大批毕业生,而对于毕业生的就业机会,教学与研究的高水准,以及在多元社会中高等学府的基本目标,都不曾给予充分考虑。它至今只容纳国内华文媒介学校的学生。我们觉得这任务太偏狭。南大可以大事努力,以趋向为我们社会整体而服务之目标。

这番话显然是李光耀教他说的,目的是帮助李光耀贬抑南大学生,帮助李光耀关闭南大,用意十分恶毒。

王赓武的话有没有什么根据?没有。完全没有。他没有任何实际调查依据。唯一的依据就是李光耀的意旨。

李光耀关闭南大的第一步是改变南大的学制,就是把四年制改为三年制,以便跟星加坡大学合并。王赓武遵照李光耀的意旨,建议南大把原本的四年制改为三年制,可是他找不到借口,于是只好编个理由,说是改用新学制可以提高南大学生的水准。他在报告书中说,南大实施他所建议的新制后,未来毕业生所达到的程度,就可媲美其他有地位大学的毕业生。

按照他的说法,南大学生学习四年,程度低,不及其它大学的毕业生,把四年减少一年,程度就会提高,可以媲美其它大学毕业生了。

天下绝无第二个“历史学者”如此睁着眼睛说瞎话。正如《回顾王赓武报告书》文中所说(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在改制中比较令人迷惑的事,是为何要把4年制改为3年制,其用意何在?假如大学有学术水准问题,那么大学课程应该改为5年制,让学生多留1年来加强学习以提高学术程度。报告书的学习年限不增反减,也就是证实了南洋大学并没有学术水准的问题。要如何解释改制的真正意图?局外人无从知道个中乾坤,只能够推论。……

报告书对大学课程有减无增的一面倒情况,是非常鲜明的反映了以王赓武为首的的课程审查委员会,就是专程为钳制南洋大学的发展而设;其政治意图昭然若揭。

按照王赓武的逻辑,学生在大学里读四年,程度低,读三年,程度就高。同样的道理,美国制大学的程度低,英国制大学的程度高。南洋大学用美国制,程度低,马来亚大学用英国制,程度高。

同理,星加坡的大学生,中学和大学一共读九年,程度高,香港、台湾、中国的大学,中学和大学读十年,程度低。

王赓武遵照李光耀的意旨,语无伦次。他撰写报告书的意图恶毒,态度傲慢自大。

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个像王赓武这样的“历史学者”:无学无品,无知无耻。

(四)报告书的目标

1、报告书目标是为南大好

王赓武在说到报告书的目的时,前后说法不一。《质疑王賡武南洋大学历史叙述一》文中说(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王赓武报告书的目的是什么?王赓武也有两个不同版本的说法。

其一,2017年,王赓武接受李淑飞访谈说:课程委员会的理想是如何让南大的毕业生给大家都接受,不能说你是南大毕业就给你少一些钱,并让南大与当时吉隆坡和新加坡的两个马大的毕业生享有平等待遇。

其二,1986年,王赓武接受《学苑》访谈说:有一点最重要的是新加坡当时刚参加大马联邦,并未独立,一定要清楚这个背景。因为参加了大马,所以新加坡各方面要适大马环境的需要,无论教育、劳工、贸易、经济管理、治安问题也要考虑,十分复杂。一九六三年新加坡入大马,六四年底新加坡教育部与南大考虑到如何适应新的政治环境,故提出一个课程改革委员会。

前者说,报告书是着眼南大毕业生享有平等待遇的未来。后者说,报告书是要适大马环境的需要,必须对南大有个调整。不论从何种角度来看,王赓武提出的两种说法,更像是一名政客的套话托词,如此推搪,确实令人难以接受。

从历史发展的大时代轨迹来看,毫无疑问,王赓武报告书不是为了关切南大毕业生的未来前途,也不是为了适应新的政治环境。王赓武报告书是延续白里斯葛报告书和魏雅聆教告书之后的,第三份有关改变南洋大学办学宗旨的政治方案。

英殖民政府在打击华人政治的意图上,先是千方百计阻扰南洋大学的创办。在既成事实的无奈之下,利用白里斯葛报告书在黑箱作业的政治操纵下,指责尚在创办进行中的南洋大学,设备不足,所以不建议承认南大学位。

在这荒诞逻辑的基础上,李光耀启动了破坏南洋大学的一连串政府政策。之后,魏雅聆教告书是以马来亚大学为蓝本来英化南洋大学,接下来,王赓武报告书粉墨登场,强行制约大学的学术自主与自由。

历史上很清楚的是,三份报告书的共同目的,就是要打击南洋大学的成长和存在。铁证如山。这是一个毫无争辩空间的历史事实。

但是,被尊称为历史权威的王赓武竟然无视这一个如此显著的历史事实,反而拿南大毕业生的未来前途,和南大要适应新政治环境的借口来说事,那是别有用心的说法。

王赓武把王赓武报告书危害南洋大学发展的历史事实,彻底的改头换面为,造福南大的毕业生,让他们享有平等待遇。如此颠倒是非黑白的狡猾言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和行径?

明显的,联合早报的盲目吹捧是夸大其词,因为真相正好相反:王赓武教授对于自己涉入很深的历史问题,选择了回避而不是面对,这不是一个历史学者应有的态度。

如果王赓武是一个还有良知的“历史学者”,他当时应该本着良知做这三件事:

其一,建议李光耀尊重《南洋大学法》赋予南洋大学的法律地位。

其二,尊重南洋大学的办学宗旨。

其三,依法承认南大学位,并给予财政津贴。

王赓武无视这三件该做的事,反而遵照李光耀的意旨,承接《白里斯葛报告书》和《魏雅聆报告书》的政治意图,继续逼害南大,还以造福南大学生,帮助南大学生适应环境为口实,这只能说,他已天良丧尽。

王赓武令人尊敬的父亲王宓文校长于九泉之下有知,当作何感想呢?

2、南大办不好才被关闭

当港大学生问到王赓武的报告书和李光耀关闭南大的关系时,王赓武赶紧把责任推给南大办得不好,导致关闭,跟他无关,当然也跟李光耀无关:

访:王校长你对报告书与南大的倒闭有何关系,对外间评论谓它对南大的影响有何意见?

王:刚才我提到在一九六五年后过了十五年政府才把南大跟新大合并,这十五年的历史里有各种各样的发展,与这报告书毫无关系。其实,报告书发表后南大的两任校长你们也熟悉(黄丽松、薛寿生),他们在那里工作了好几年,不是为南大服务吗?也为南大尽了不少力量。到最后办得好不好那是新加坡里的问题,跟政府有关系,或者政府里有什麽压力我不清楚。但我所知道的是南大工作的人从校长、老师到学生均尽量为保持南大,所以我非常同情,也为它被并入新大感到非常可惜。

访:王校长这件事情已经过了二十年,那麽你现在对这份报告书有什麽评价?另外界有些文章对此提出了些问题,你觉得这些评论如何?

王:我觉得报告书有些地方是太理想了点、幼稚了点,现在老了廿多年,有些事情看法不同,也有别的经验。但是基本上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大家要了解当时大马的情况实在很复杂,现在是想像不到的。南大被并实在可惜,但这个责任我不敢当,报告书原意是为了南大,希望它办好,但办得好不好与我无关系,我也没权,李光耀也不会听我的。再一次重申我们这个报告书是在大马的环境下写成的,新加坡独立后仍实行此报告书,责任应由他们负。

王赓武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包含几个意思:

其一,“在一九六五年后过了十五年政府才把南大跟新大合并,这十五年的历史里有各种各样的发展,与这报告书毫无关系。”

李光耀在一九五九年,一上台便已计划把南大关闭了。他用了十六年,在一九七五年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

王赓武所说的十五年,是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八〇年,即李光耀实施报告书到关闭南大的时段,跟李光耀所说的十六年后半段重叠。这是一项非常大的工程,不是一蹴可成的事。王赓武对此不可能不清楚。李光耀需要王赓武的帮忙,而王赓武也非常乐意于从旁协助。

其二,“南大被并实在可惜,但这个责任我不敢当,报告书原意是为了南大,希望它办好,但办得好不好与我无关系。”

这个话的实际意思是:他的报告书是为了让南大办得好而写的。南大最终被关闭是因为“办得不好”,“与我无关系”,也当然与李光耀无关系。他不仅把自己为虎作伥的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还帮李光耀把关闭南大的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非常恶毒。

王赓武在访谈中说到南大被关闭的一个原因是,马来亚中学生不能报读南大。这也跟报告书无关:

不久之后,新加坡不许马来亚学生加入,对南大打击很大。可以想像到六成学生是从马来亚的中学来的,这些中学有些地方比新加坡的中学强,独立后南大只靠新加坡的华校学生支持,差别很大。……

到最后我想南大受最大的打击是因为脱离大马之后,马来亚学生不被接纳,只能集中收新加坡华校学生,情况自然相差很远。

不让马来西亚学生报读南大,本就是李光耀关闭南大的一项策略。这是他在一九六一年改变华校学制时,便已经想好的了。王赓武是李光耀实施这项政策的帮凶,他对此仅轻描淡写,完全不提自己的责任。

南大十个学会提交给校方的备忘录中,详细分析王赓武遵照李光耀的意旨建议的入学资格,对王赓武的恶毒意图,说的很清楚(见上文第四节)。

王赓武在报告书中规定,南大的入学资格只限于星加坡“四二制”的高中会考资格,而马来西亚华校的学制与星加坡的不同,学生当然也不参加星加坡华文中学会考,也就当然不具备南大的入学资格了。

在一九六六年南大实施王赓武建议的新制后,南大仍然到马来西亚举办入学试招生。

到了一九七四年,停止在马来西亚招生。李光耀随即以马来西亚华校学生没有王赓武报告书中规定的入学资格为理由,不让马来西亚华校学生报读南大。

这样一来,破坏了南大的创办宗旨,不让马来西亚学生进入南大深造。这不仅打击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也打击南大招生。当然也影响到学生的素质。这是王赓武报告书十分恶毒的意图。

其三,“再一次重申我们这个报告书是在大马的环境下写成的,新加坡独立后仍实行此报告书,责任应由他们负。”

他的再一次重申,也只是再一次以大马环境为借口,以此欺骗香港大学的学生。王赓武非常清楚,他的报告书与大马环境毫无关系。李光耀关闭南大的计划在他上台执政之前便已开始,绝不会因为星加坡留在大马之内,或是独立而改变。

王赓武说:“新加坡独立后仍实行此报告书,责任应由他们负。”这“他们”是谁呢?

王赓武在回答英化南大问题时说:

我们基本上没有把华语撇开,重英轻中。但后来何以形成这个现象呢?那是新加坡独立之后的事。

王赓武回答时必定十分心慌意乱。他所说的“新加坡独立之后”,其实就是一九六六年,李光耀开始实施王赓武报告书的时候,也就是实施报告书之后,才“重英轻中”。这难道还“与我无关系”吗?

王赓武的报告书是李光耀蓄谋已久的计划书,与魏雅聆报告书、白里斯葛报告书一脉相承,为关闭南大而写。为什么独立后不能实行?星加坡不独立,实行王赓武的报告书,李光耀就不会关闭南大吗?

上文第三节引用《南大快讯》第三期(1965年12月1日)刊登《从王邦文到易润堂》文中,王邦文说的话:

教育部长王邦文一再强调:政府将不顾一切阻挠,决意实施王赓武报告书里的建议和计划。

王邦文就是联系王赓武撰写报告书的人,由他负责传话。“王赓武报告书里的建议和计划”,就是李光耀的意旨,所以“政府将不顾一切阻挠,决意实施”。

王赓武显然知道,实行他的报告书将导致南大被关闭,他只是想把责任推给别人。如果星加坡留在大马之内,责任由马来人政府负,星加坡独立了,责任就由“他们”负。王赓武虽然受英文教育,却完全没有英国人所重视的“负责任”的价值观念。

王赓武在为自己开脱,也在为李光耀开脱。

其四,“我也没权,李光耀也不会听我的。”

这话十分荒谬,问题根本不在于他有权没权,也不在于李光耀听不听他的,而在于他听李光耀的。他的罪行是帮李光耀写关闭南大计划书。

李光耀用王赓武的报告书逼害南大,并最后关闭,王赓武非常清楚这一点。为了给自己开脱,王赓武一直强调他的报告书是为南大好,只是过于理想,南大学生达不到他的要求。这又回到他的前一个借口,他写报告书时,星加坡还未独立,还在马来西亚里头,所以他要求南大学生学三种语言,结果南大学生做不到。这是因为南大办得不好,所以被李光耀关闭了。他对来访的学生说:

再可一提的是,报告书的目标是争取南大与其他两所大学平等,有相同的待遇。另外我亦有些野心,可能当时年纪轻,经验不镑,相当理想。我向来认为作为海外华人是有很多特殊的地方,一般比较聪明,文化水平高、勤奋、用功,对各种困难可以大胆应付,所以我对海外华人信心很大。因此,我们不仅要南大与其他两所大学平等,还希望有些地方比他们更好,现在想来可能有些幼稚。…… 我们的野心是希望南大学生可以三种语言也成,现在想来真是一个过份的理想,非每人可做到。语言稍微差一点的学生可以最少熟悉两种语言,不是英语跟华语就是马来语、华语,因为大家都是华校学生,华语 不成问题,这是我们当时的信心。但问题是如何适应当时的环境,不管在商业(英文可能也重要)或在政治上,马来语力量很大,一定要懂。当时我们以为南大毕业生要应付工商业的需要,需重视英文,但要在思想、文化、政治、社会上服务的话,马来语亦重要。但华语我们很有信心,大家都是华语毕业生,基础打好,没有问题。我们提议南大成立语言中心就是希望能鼓励大家有机会多把一、两种语言修好。这个目标能达到的话,南大学生要比其他两所大学好,英、马语可与他们比,又多一个华语,将来在社会上会更强。

这段话的意思显然是把南大被关闭的责任推给南大学生学不好三种语言,用意非常恶毒。

南大本来就是双语大学。各个系开设的课中,除了中国语言文学,以及中国哲学历史课用中文授课之外,其他课全都是双语的,参考书与课本一般都是英文的,教师讲课时,则英语华语视需要而兼用。这跟香港中文大学的情形很近似。李光耀一口咬定南大是单一语言的大学,王赓武跟随李光耀也如是说。标榜“历史学者”而不求了解历史真相,反而跟随李光耀故意诽谤,完全出于恶意。

庄竹林当校长时,便提出设立语言实验中心,就是王赓武所说的语言中心。首倡者并不是王赓武,所不同的是,庄竹林是李光耀敌视的人,他的意见当然不会被采用,王赓武是李光耀的朋友,他的建议是配合李光耀的主意提出的,当然被采用。王赓武把李光耀关闭南大的责任推给南大学生,无法学好两种或三种语言。这是非常恶毒的意图。他以为这样一来便可以推卸自己的责任,并为李光耀开脱,十分无耻。

王赓武一再强调马来西亚背景。在报告书中唯一与马来西亚背景相关的只是学习马来文。

王赓武的这项建议毫无意义,因为南大学生本来就积极学习马来文,而且远远超出王赓武的想象。他的建议并无新意。

王赓武又暗示,“他们”不应该接受他的建议,要南大学生学习马来文,因为新加坡已经退出马来西亚。他提出建议时,以为南大学生只要肯努力,就能学好马来文。可是结果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南大学生学不好马来文,也学不好英文,以致南大学生的语文水准很低。南大学生只懂华文,而南大是单一语文的大学。

南洋大学对外语教学十分重视。王赓武的说辞与事实相去甚远,完全出于恶意。

其一,南大从一开始就是双语大学,除了中文系和历史系外,其它院系的课本几乎全都是英文,教学语言则中英并重。

其二,南大从一开始就重视马来文。全校学生超过一半选修马来文,普及程度远超王赓武的想象。

其三,南大学生的语文学习不仅不是失败,而且是十分成功。南大学生从不排斥任何语文。

其四,马来文是否受到重视,跟南大最后被李光耀关闭,没有任何关系。南大在一九六八年设立马来文系,一九七四年就被李光耀关闭了。

王赓武一再展现他指鹿为马,颠倒是非黑白的本事,不顾历史事实,完全不是“历史学者”所当为,卑鄙无耻。

(五)报告书与教学语言

1、报告书无意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

南大学生反对王赓武报告书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实施这份报告书,南大将会变质,改成英文大学。王赓武说,他没有这个意思。他对来访的港大学生说:

访:刚才校长说过报告书中的两个原则,第一为争取平等,第二个野心是在教学语言方面可使南大毕业生精通两至三种语言。但有一个说法认为那份报告书发表后很明显看到南大的一个转变,就是由一所中国人的大学或是保存中国文化为宗旨的大学转为一所近似英式的大学。另外,亦由一所从华文为教授语言的大学转为以英语为主的授课语言的大学,此亦影响到当时新加坡的独立中学或华文中学之发展。请问校长对华文教育及中国人大学的看法如何!

王:这点并非报告书的原意,报告书是以华文为主要的教学语言,但是我们为追求双语教学,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当年我们是比较理想一点,以为可以多下一点功夫可克服困难。但我们的意思是绝对保留华文的,华文是南大的基本语文,报告书亦有此意。我们亦把英语系取消,以为可以不太看重英语,以华语为主,利用语言中心,加上马来语系鼓励同学。当日懂英文的人不少,华校亦念英文,所以我们以为他们的英语应有把握。而马来语的注意则太少,所以鼓励同学重视大马的国语。我们基本上没有把华语撇开,重英轻中。但后来何以形成这个现象呢?那是新加坡独立之后的事。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在整个大马的环境里,是不会造成问题的,因为大马的华校基本上没有很大的变化,到现时还有独立中学。新加坡独立以后他们的教育政策是完全另外一个问题,这是我们未预料到。报告书是写给大马整个地方的,当地这麽多华文学校,我们很有信心,因为当时政府也不可施加压力。

谢诗坚访问王赓武时,也问到这个问题,王赓武也否认要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辩解的理由也一样:

謝:我們當時的看法是您的報告書意圖把南大變質,您對此有什麼看法?

王:說實在的,我們當時是全方位的考慮南大的未來,因為新加坡既然已加入馬來西亞,就必須要以馬來西亞人的眼光來看待南大,使南大有所改變,以便有朝一日能和新加坡大學等量齊觀。再說,強調單一語文教育也不符合國情,也不容易與國際接軌。

我認為南大若強調雙語或能培育出三語人才,它在將來必能與新加坡大學競爭,說不定還有強勢,因為新大推行的是單語教育。長此發展下去,南大便可以擁有它的優勢。

我們無意全盤改變南大,也不否定華校生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我看過南大生入學考試的成績,一般上他們都有相當不錯的水平。如果說他們已在中學打好華文基礎,在大學內搞好英文水平將會是兩全其美的考量。

再說,南大畢業生要進一步到外國深造,也一定要擁有良好的英文水平,後來的事實不是証明有諸多南大生在西方大學考取博士學位嗎?

……

謝:你們當時有沒有想到澈底改變南大的教學媒介語,讓它成為一間英文大學?

王:我們沒有從這個角度看問題,但我們卻是認為一間在馬來西亞的大學,應該作適當的調整,讓畢業生能夠直接與外國的大學溝通和銜接。畢竟英文是國際用語。

王赓武不肯承认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他仍然无法为自己辩解,只是以“马来西亚”、“三语教育”、“单语教育”为借口来搪塞,十分不诚实。

他以南大生到西方大学深造,考取博士学位来为自己辩解,更是无耻。南大学生在西方大学考取博士学位是在王赓武报告书之前几年就已经如此,跟王赓武报告书完全无关。

王赓武的答话中,包含这几个重点:

其一,“报告书是以华文为主要的教学语言,但是我们为追求双语教学,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当年我们是比较理想一点,以为可以多下一点功夫可克服困难。但我们的意思是绝对保留华文的,华文是南大的基本语文,报告书亦有此意。”

这番话其实是李光耀说的。王赓武主张“双语教学”,但是这“很困难”。意思是,南大学生不肯“多下一点功夫”学习英文,无法掌握两种语文,所以导致最后被关闭了。李光耀至死都这么说。因为南大学生学不好英文,所以只好“联合校园”,把南大关闭。王赓武完全配合李光耀的说法。至于他说“我们的意思是绝对保留华文的”。这也是李光耀说的话。李光耀不仅这么说,还白纸黑字,一再“保证南大永远是华文大学”。

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

我決定把南大的教學語言改成英語。1975年,在南大理事會一致同意下,我委派當時的教育部長李昭銘博士出任南大校長,他的任務是把南大辦成一所英文大學。事實証明要實現這個目標太難了。

我決定把兩所大學合併成新加坡國立大學,南大校園成了附屬國大的南洋理工學院的院址。1991年它升格為南洋理工大學。

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的三个步骤是:改变南大的学制、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南大与星大合并。

王赓武先帮助李光耀改变南大的学制,再帮助李光耀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到一九七五年,李光耀正式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完成第二步。从他在一九五九年上台执政到一九七五年,一共十六年,终于大功告成。

到这个时候,已是水到渠成,接下去走第三步便是合并了。

王赓武毕竟是李光耀所信赖的人。

其二,“我们亦把英语系取消,以为可以不太看重英语,以华语为主,利用语言中心,加上马来语系鼓励同学。当日懂英文的人不少,华校亦念英文,所以我们以为他们的英语应有把握。而马来语的注意则太少,所以鼓励同学重视大马的国语。”

这是王赓武为关闭南大现语系,苦苦思索出来的理由,十分荒谬无耻。他取消现语系的理由是:“以为可以不太看重英语”,可是他在回答上一个问题时却这样说:“当时我们以为南大毕业生要应付工商业的需要,需重视英文。”他显然是因为心慌而语无伦次了。

他这里对他的学生说,关闭现语系是因为他“以为可以不太看重英语”。这显然是谎言。他在报告书中却明明白白写着:

我们也曾考虑到目前该系在造就英国语言文学系毕业生的任务,但是我们并不能确信所设的学位有够高的水准,因此我们不建议设立英国语言文学系。

他面对学生时居然说假话,十分无耻。这一点他和李光耀非常一致,随时随地都可以说假话而不觉得羞耻。

其三,“在整个大马的环境里,是不会造成问题的,因为大马的华校基本上没有很大的变化,到现时还有独立中学。新加坡独立以后他们的教育政策是完全另外一个问题,这是我们未预料到。报告书是写给大马整个地方的,当地这麽多华文学校,我们很有信心,因为当时政府也不可施加压力。”

《王赓武报告书》是李光耀炮制来逼害南洋大学的。南洋大学就坐落在星加坡境内,这让李光耀可以随意逼害。这跟“大马”与“独立”完全无关。难道说,星加坡不独立,李光耀就不会关闭南洋大学吗?即使星加坡留在大马,李光耀手中握有教育大权,他要关闭南大,大马政府根本就不会干预。

王赓武心慌意乱提出的这些理由,没有一个可以成立,全都只是用来欺骗不了解实情的香港大学学生。这样的言行,完全不知羞耻为何物。

2、受华文教育者无知而有野心

王赓武和李光耀有共同的亲英反华心态。这种心态随时随地都可以表现出来,尤其是对受华文教育者的歧视。

二零一四年,王赓武接受李淑飞访问时,除了为自己辩护之外,并对星加坡华人和所有支持南洋大学的人横加指责。他的指责实际的意思包含这两点:

其一,星加坡华人对星加坡政治无知。因为无知而有华文沙文主义野心。

其二,南大学生连报告书都没看就批评。

这两点指责都十分荒谬,但却如实反映出王赓武和李光耀歧视受华文教育者的夜郎自大心态。《质疑王賡武南洋大学历史叙述三》文中就此逐点详加评论(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李淑飞(2017:P 194):王賡武教授在笔者的访谈中称,以自己的理解,当时新加坡独立后,华社中有一部分人,包括华文报社的,南大的人,支持南大的人和华文学校的教师,他们心里面可能认为在华人占75%的新加坡,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有成为华文为主国家的可能。王教授认为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想法,但问题是李光耀认为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是不可能做到的。王教授认为李星可等人可能是害怕李光耀走英化的道路,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社论出来,但他称自己当时明白很多人都没有看报告书的内容,包括南大的一些学生领袖,王教授后来和有些人熟悉后问他们有没有看报告书,他们也承认当时主要看的是华文报纸的社论,而根本没有看自己的报告书,笔者对王賡武教授在新加坡国大东亚研究所的访谈,2014年7月25日。

在此,王赓武说,新加坡独立后,华社认为在华人占75%的新加坡,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有成为华文为主国家的可能。换言之,1965年后,华社以为因为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华文有可能成为新加坡共和国的主流语文。

王赓武的理解,并非就历史现实来解说社会现象,纯粹是从预设政治立场提出主观判断。

1、新加坡华人社会历史,包括华人文化教育历史的演变,在整个新加坡历史里头,没有出现过断层现象,除了昭南岛年代有所停顿之外,所以无必要区分新加坡独立前后的华人教育现实。更何况,1965年前后的新加坡都是李光耀在担任总理职务。还有,李光耀在1964 年11 月9 日的南大演讲承认:新加坡拥有教育自主权。换言之,吉隆坡中央政府无权规范,李光耀在新加坡设定的教育政策。因此,李光耀干预南洋大学的决策,和新加坡的加入与退出马来西亚无关。

可见,王赓武选择要细分独立前后历史,是和新加坡历史,或者说,南洋大学历史没有关系。

王赓武夹带私货的目的,是在企图模糊和推卸,王赓武报告书对摧毁南洋大学的重大历史责任。因此,王赓武在三个不同场合,一直重复同一观点。

李淑飞(2017:P 195):没想到九月份新加坡政府把报告书公布,说准备接受,当时自己很惊奇。王教授称既然新加坡已经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报告书根本就应该作废,然而过段时间看报纸才发现却成了很大的事情。

谢诗坚(2003.07.11):其实,你看时间表,王赓武报告书是在9月11日公佈,而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佈脱离马来西亚宣告独立。这就是说,在新加坡独立后不久,报告书才成为公开的文件。严格来说,当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我的报告书就失效了。因为我们是根据马来西亚的环境和现实提出这份报告书。我不知道为何新加坡政府仍然採用我的报告书,在事先我毫不知情。

香港大学《学苑》(1986.08.14):当时我以为新加坡退出大马,报告书应被取消,因为它主要是为了新加坡参加大马的一个新的政治环境而设的;既然新退出,情况不同,报告书对独立后的新加坡已无意义,报告书是给大马之内的南大的。

《联合早报》副刊 (07/01/2001) :报告书拟好后在1965年5月呈上去,两个多月后晴天一声霹雳: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情况大变!以新加坡是马国一个州这样的前提下拟定的报告书一下子失去了基石。至于独立后的新加坡政府对南大的态度,王赓武强调这与他无关,他无权过问,也无能为力,留下的只是遗憾。

论述历史是要解释真相,岂能夹带私货?岂能另有所图?毫无疑问,历史上,王赓武报告书和新加坡政体是否是马来西亚一州的现实,无所关系。

2、王赓武提出的,华社认为在华人占75%的新加坡,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有成为华文为主国家的可能之说,不仅毫无根据,而且别有用心。

华人占75%的新加坡和华校和华人势力之间,没有一丁点必然关系。任何意图以此假借,来塑造新加坡华人人多势众,华校是强势政治势力的联想,更是具有严重的误导性。

新加坡华人社群是由受英文教育的政治精英,和受华文教育的草根阶层构成,体现了社会之政治权力架构的两极化现象。从政治的零和博弈现象来看,英文教育精英越是强势,则华文教育草根社会地位越是脆弱。历史上,以李光耀为首的政治精英,就是以狂风扫落叶的绝对优势,毫无悬念的,把新加坡传统华文教育体系连根拔起。

1959年李光耀成为新加坡自治邦总理后的其中一件历史性政治决策,就是接受《白里斯葛报告》建议,不承认南洋大学颁发的大学文凭,以及坚持南洋大学必需进行改组。《白里斯葛报告书》开启了李光耀积极干预南洋大学的历史进程。接踵而至的是魏雅聆《南洋大学检讨委员会报告书》,随后,王赓武《南洋大学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粉墨登场。三份报告书同出一辙,都是为了挫折南洋大学向创校宗旨办学的大方向发展。

李光耀也通过针对性之教育政策的措施,来打击南洋大学的进展。王赓武在《学苑》承认:不久之后,新加坡不许马来亚学生加入,对南大打击很大。可以想像到六成学生是从马来亚的中学来的,这些中学有些地方比新加坡的中学强,独立后南大只靠新加坡的华校学生支持,差别很大。

除此之外,在新加坡本土,李光耀于1961年通过中学改制,来切断南洋大学的新生来源;南大的招生条件是六年中学教育,所以中四毕业生不符合大学入学准则。如此一来,接受中四毕业生入学的南洋大学,只能等同新加坡工艺学院,体制上,南洋大学必须降格为一所学院。也就是说,南洋大学丢失了一所大学的资历地位。

根据邱新民的记述,李光耀的设想是摧毁华校原有的高三制,因为没有了华校高三,华校初中生唯有改变教育源流,到以英语上课的初级学院就读。诚然,这正是一箭多雕的老谋深算。

如此任人宰割的华校和草根华人,如何会是王赓武所说的: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有成为华文为主国家的可能。历史事实却是正好相反,受华文教育的社群向来都是政治弱势者,总得逆来顺受的在夹缝中求生存。

华社面对如此严峻和残酷的政治现实,岂能会有如此天真愚昧的痴心幻想?王赓武的观点,显然缺乏历史依据的支持,可以说,简直是在胡说八道。

3、王赓武认为李星可等人可能是害怕李光耀走英化的道路,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社论出来,但他称自己当时明白很多人都没有看报告书的内容,包括南大的一些学生领袖,王教授后来和有些人熟悉后问他们有没有看报告书,他们也承认当时主要看的是华文报纸的社论,而根本没有看自己的报告书。

历史证明李光耀不仅是走英化的道路,而且更是把传统华人语文教育体系彻底摧毁。即便是在当年,三份针对南大之报告书的终极政治目的,亦是不言自明,根本无需做任何猜测。华人社会舆论包括华文报社论,主要是围绕民族语言文化去留存亡的忧虑,是在行使正当,合理合法的维权。易行《廿五年风雨话南大》记述了南洋大学经历过的坎坷历史过程。

1965年9月16日,《星洲日报》社论:“南大课程的调整前提,变成首先在于如何改变南大的教学媒介语……通观该委员的报告书,所建议的南大课程调整办法,主要精神似乎在于把南大改组为一个事实上的英文大学。” 由此可见,这篇社论是通观该委员的报告书之后而得出的结果,并不是无所根据的凭空捏造。

1965年10月26日,南洋大学10大学生团体联合会,在提呈有关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的备忘录指出:“从整个报告书提出的背景及其内容,学生认为它实际上就是行动党政府变质南大,消灭华教的立场基础。学生也认为委员会竟故意超越其职权范围,鲁莽与不必要地过问南大创办的宗旨和本质、教学媒介语,学系的存亡兴废、合并或改组、及调整师资,待遇等问题。”同样的,南大10大学生团体的精辟评论,肯定也是仔细理解和严肃分析了整个报告书之后而做出的判断。看来,王赓武并没有阅读过南洋大学10大学生团体联合会的备忘录。

明显的,王赓武的意图是要通过不知名人士没有看过报告书就发言的意象,来否定华文报社论和南洋大学10大学生团体联合会备忘录的公信力。

其实,即便没有看过报告书就发言,也未必不行。学术性研究也是很大幅度的依赖二手资料。现实生活中,社会大众对政府白皮书之类的批评,可以根据官方和媒体提供的二手信息给予回应;这是很正常和可以接受的做法。

总的来看,王赓武使用如此不成理由的理由来捍卫王赓武报告书,却反而凸显了王赓武对报告书的历史责任有着一股莫名的焦虑。说到底,确实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王赓武报告书》毫无疑问是关闭南洋大学计划书。这报告书的根本问题原不在王赓武本人身上,因为即使没有王赓武其人,也必定会有张赓武或黄赓武给李光耀当走卒,撰写报告书。问题的根本在于王赓武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肯承担责任,还编造谎言以为借口,意图搪塞开脱,不仅想为自己开脱,还想为李光耀开脱,卑鄙无耻至极!

星马华人社会是一个整体,华文教育也是一个整体。当英国人炮制《巴恩报告书》,拟定同化华人和华文教育政策时,星马两地华人与华文教育同受其害。

星马分家之后的差别仅在于华人与华文教育所面对的歧视与排斥政策不同,华人与华文教育所面对的困境丝毫没有改变。

李光耀关闭南大,消灭华文教育的措施,并不是在一九六五年独立之后才开始的,而是在一九五九年,他上台执政时开始。在他上台之前,至迟在一九五七年,他便已与英国人相勾结。英国人在这个时候已指定他为代理人,开始打击华文教育,关闭南大的计划。

王赓武既然如他所言:“对当代历史也很感兴趣,留意各个党派和民众之间的关系,很关心整个政治、经济体制的改变。”他的政治立场又是亲英反华,绝不会不了解李光耀对华文教育的政治意图。王赓武非常清楚,《王赓武报告书》便是为了李光耀的政治意图而写的,跟星加坡是否留在马来西亚无关,跟星加坡是否独立无涉。

王赓武说:“当时新加坡独立后,华社中有一部分人,包括华文报社的,南大的人,支持南大的人和华文学校的教师,他们心里面可能认为在华人占75%的新加坡,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有成为华文为主国家的可能。”这不仅是诬赖,更是恶毒的指控。王赓武跟随李光耀指控受华文教育者是“沙文主义”。这也正反映出他跟李光耀的亲英反华心态。

王赓武说:“李星可等人可能是害怕李光耀走英化的道路,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社论出来。”这也反映出他被质询时,内心的慌张困窘,不知如何是好的尴尬。

李光耀在一九五九年上台时,便颁布政策,“走英化的道路”。这是路人皆知的事,根本无需猜测其“可能”如此。

王赓武对谢诗坚说的另一句话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根據我的推想,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也決心要改變南大,這在李光耀的回憶錄中已清楚表明。

李光耀在一九五九年一上台就颁布政策,“決心要改變南大”。这也是路人皆知的事,还用得着由“历史学者”来“推想”吗?还需要等他写回忆录来告诉天下人吗?

一九六五年,《王赓武报告书》出台时,南大的学生会已在一九六四年被封杀,无法领导同学抗议,因而由校内的十个学会的同学,共同透彻研究报告书之后,写了一篇两万余字的《有关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的备忘录》,呈交校方。这份备忘录从各方面分析报告书的建议及其政治意图,非常清楚,也非常深入,充分展现出南大学生的研究与分析能力,比起《王赓武报告书》中的论说与分析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王赓武大概是被各方指责,惊慌过度,连这篇全面分析报告书的文献都不敢看,却反过来说,南大学生都不看他的报告书。这也可以想见他内心是如何的困窘不堪了。

3、南大是单一语文大学

李光耀关闭全部华文中学的三个步骤是:改制、改语、兼并。

先把华文中学的学制改成跟英文中学的一样。再把华文中学的教学语言改成跟英文中学的一样。

当华文中学的学制和教学语言都跟英文中学的一样时,华文中学实际已是英文中学。至此,华文中学也就顺理成章的被兼并了。

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所采用的也正是这三个步骤:改制、改语、兼并。

先把南洋大学的学制改成跟星加坡大学的一样。再把南洋大学的教学语言改成跟星加坡大学的一样。最后把南洋大学合并到都星加坡大学去。

当南洋大学的学制和教学语言都跟星加坡大学的一样时,南洋大学实际已是英文大学。至此,南洋大学也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合并到星加坡大学去。南洋大学被兼并,也就自然被关闭了。

王赓武依照李光耀的这三个步骤来写报告书,并提出改革南洋大学的建议。虽然这三个步骤都不是明明白白写出来,而是暗藏在报告书之中,但只要细心阅读,便能清清楚楚看出来。当时,维护华文教育的人都看得出来,南大同学也都能看出来。

王赓武虽然不承认自己遵照李光耀的恶毒意图写报告书,但他目睹李光耀用他的报告书残害南大时,从不吭声。

如果他写报告书时并不察觉李光耀的恶毒意图,他在目睹李光耀摧残南大时,为什么从不谴责?为什么不向华文教育界谢罪?为什么不向创办南洋大学的全体南洋华人谢罪?他不仅不知忏悔,退休后仍然忠心为李光耀服务。单单这一点便可以看出,他和李光耀的关系非同一般。他在报告书中不可能说李光耀不要他说的话。他的报告书是李光耀在一九五九年炮制《白里斯葛报告书》时便已设定的。他所写的,也就是李光耀所设定的。

为了配合关闭南大的计划,李光耀给南大的许多个罪名中,有一个是:“南大是单语大学”。他不断重复,南大学生全都不懂英文。“南大是单语大学”这个罪名,王赓武也一再重复,为自己的罪行开脱。《质疑王賡武南洋大学历史叙述五》文中对此详加评论(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王赓武与博士生(2017)的访谈指出,前两份报告书时,新加坡还只是个殖民地,之后,当他们做关于南大的报告书时,新加坡已经建国正式参与了马来西亚。因此看远一点,马来语是国语,不能不学,因此才会在报告书里对马来语强调颇多。

王赓武与谢诗坚(2003)谈话。大意是说,南大强调单一语文教育不符合国情,不容易与国际接轨,南大若强调双语或能培育出三语人才,便可以拥有它的优势,因为新大推行的是单语教育。我们的整个原意是把南大打造成与新大相同地位的大学。用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眼光看待教育。我们没有从改变南大的教学媒介语,让它成为一间英文大学这个角度看问题,但应该作适当的调整,让毕业生能够直接与外国的大学沟通和衔接。毕竟英文是国际用语。

王赓武接受《学苑》(1986)访谈说,马来亚的母语是马来语,非英语,故报告书提议南大成立马来语系,……因为大家都是华校学生,华语不成问题,这是我们当时的信心。……不管在商业 (英文可能也重要) 或在政治上,马来语力量很大,一定要懂。

《学苑》对于南大由一所中国人的大学,或是保存中国文化为宗旨的大学,转为一所近似英式的大学的质疑,王赓武的回答是:这点并非报告书的原意,报告书是以华文为主要的教学语言,但是我们为追求双语教学,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但我们的意思是绝对保留华文的,华文是南大的基本语文,报告书亦有此意。我们亦把英语系取消,以为可以不太看重英语,以华语为主,利用语言中心,加上马来语系鼓励同学。当日懂英文的人不少,华校亦念英文,所以我们以为他们的英语应有把握。而马来语的注意则太少,所以鼓励同学重视大马的国语。所以我们基本上没有把华语撇开,重英轻中。但后来何以形成这个现象呢?那是新加坡独立之后的事,……。

简言之,王赓武是在说,一,南大必须学习马来文,因为马来文是国语。二,南大必须强调英文,因为英文是国际语言。三,南大不必重视华文,因为华校生已经掌握华语文。

1、王赓武拿马来文说事,是乌贼伎俩利用混淆视听来模糊焦点和节外生枝。事实上,王赓武报告书和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无关,马来文是国语之说似是而非。对比历史事实,王赓武的观点是不折不扣的胡说八道。历史教授竟然可以如此的胡扯历史,确实令人大开眼界。

《杨贵谊回忆录》南大的马来文:在马来文系(1968-1974年)未正式开办之前,即从1958年开始,现语系已经设有两年制的马来文选修课程,课程分为马来文一和马来文二。全校各系学生都可以修读。学生们对这门课程的反应非常热烈。据统计,选修者高达全校学生人数的一半以上。

杨贵谊引用南大前马来文副教授李全寿《现代马来文学运动简史1945-1965》:“从1958年3月开始,马来文被当作一个选修科目来教导。该科分为马来文一及马来文二,授课时间分别为一年。1958年3月开课时,只有一位马来文讲师负责讲课,他就是拉昔马南[注2]。他是前印尼驻新加坡和吉隆坡两地的领事。到了1958年10月,我也受聘担任该大学的马来文讲师。修读马来文的男女大学生非常多,这表明他们非常重视已经成为马来亚联合邦国语的马来语,它迟早也将成为新加坡的国语。”

历史证明,早在王赓武报告书之前约8年,即1958年,南洋大学已经有了两年制的马来文选修课程。更重要的是,早在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之前,南洋大学的师生已经意识到马来语文迟早也将成为新加坡的国语。当然,这正是南洋大学之马来亚本土意识的具体展现。

明显的,在马来文的议题上,王赓武确实是非颠倒的严重扭曲了南洋大学的历史事实。

2、王赓武指出的南大是单一语文的说法亦不符历史事实。根据《杨贵谊回忆录》:“ 一般上,人们只知道南大是华人社会所创办,华语是它的主要教学媒介语。可是他们并不知道,或者故意表示不知道南大所实行的语文政策。他们草率或故意歪曲说,南大是大汉沙文主义的学府,学生只懂华文。特别是一向持负面态度对待华校的殖民主义统治者及其同路人,他们千方百计,歪曲事实,无视南大的多种语文政策,诬蔑和破坏南大的多元文化形象。

其实南大从开办伊始,就一直采用华英双语为教学媒介语。除了课本,在教学人员方面,也有完全不懂华文的外国学者。我在修读教育系的第一年,就遇到一位泰国籍的心理学教授阿蒙博士。他讲课时完全采用英语,课本也是英文的。另外在现代语言学系(现语系)里,非华人讲师和教授人数更多。他们当然只能用英语讲课。而且除了华文和英文,南大现语系也同时开设德文、法文、日文和马来文课程。”

另外,王赓武也指责南大单一语文教育不符合国情,然而,何以单一语文的马来亚大学却很符合国情?道理很简单,因为官方歧视华人的民族语言文化。同样的,只有英文能够和国际接轨之说亦是似是而非。英文是发展之先决与必需条件的假设是不成立的,是否如此?那不妨去看看,印度、菲律宾、苏联、法国、荷兰、德国的语文和国家发展之间有着何种关系。

历史现实是,华人语文确保了以新加坡为龙头的马来亚本土经济百多年来的蓬勃发展。马来亚的锡矿经济和的橡胶经济都是本土的华人经济。也就是说,马来亚本土经济能够成功发展是得益于华人语文的普及和存在。创办南洋大学的资本,就是来自华人社会创造出来的财富。王赓武一再重复说,我不是新加坡人,我是马来亚长大的,那,何以一无所知马来亚的经济发展历史实况?王赓武自认家乡是怡保,而怡保正是马来亚锡矿经济的中心。

其实,王赓武清楚知道,华校并不是单一的语文教育。用王赓武自己的话来说:当日懂英文的人不少,华校亦念英文,所以我们以为他们的英语应有把握。……南大毕业生要进一步到外国深造,也一定要拥有良好的英文水平,后来的事实不是証明有诸多南大生在西方大学考取博士学位吗?王赓武的父亲王宓文,毕生献身华文教育事业,曾经是星洲华侨中学的教师,也是新山宽柔中学校长,所以王赓武理应十分熟悉新马华校的确实情况。

王赓武说报告书要用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眼光看待教育。是的,的确应该如此,但是,问题是南洋大学已经是一间重视和强调多元文化的大学,而非王赓武诬蔑的单一华人文化的大学。

余山农《南洋大学校史》(2017)第七章 学生会:- 《大学论坛》,南大历史上最出色的学生刊物。相当于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月刊《华惹》,但《华惹》只是英文刊物,《大学论坛》则是华文、英文、马来文,三种语文刊物,充分反映出南大学生的语文能力,以及对英文与马来文的开放态度,不仅不排斥,还努力学习。

南大学生中,英文好的,并不算少,而所录取的学生中,也有英文学校毕业生,例如第一届学生中,便有约17%的学生来自英文学校。马大几乎完全不收华文学校毕业生。

南大学生不仅勤学英文,也很愿意学习马来文。一九六〇年的大学周,举行国语(马来语)演讲比赛。其中一位评判玛吉说(见《南洋商报》1960年4月3日第六版):

如果有机会让马大和南大的学生,举行一次国语演讲比赛,那么,我相信南大学生一定会获胜。实际上,马大学生一直到去年,始开始对马来语表示关心,而且马大的学生并未如南大学生那么认真地学习国语。玛吉最后祝贺大学周成功。

由此可见,王赓武报告书对南洋大学之语文教育的实况叙述,是非常错误的,严重歪曲的,和别有用心的。

3、王赓武在南洋大学教学语言走向的问题上,对《学苑》提问的回答,闪烁其词。

王赓武指出,南大重英轻中是新加坡独立之后的事。换言之,王赓武承认了报告书的一个结果是南大的重英轻中现实。但是,王赓武的解说主要是在推卸历史责任,却没有明确交代其何以形成了这一个结局。

王赓武在语文教学的转变过程上,为何如此模糊不清的语焉不详?

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王赓武既然如此强调英文是接轨国际的语文,何以报告书要把英语系取消?其政治目的何在?另外,如果南大真的要以华语为主,又何以要把南洋大学的最珍贵文化资产中文系降格为汉语系?为什么要把中文系降格?是不是一如《学苑》所关心的,要打击整体华文教育的素质?王赓武要如何解释如此的自相矛盾?显然的,这是一个很难自圆其说的困局。或许,这就是为何王赓武要模糊其词了。

这一个疑问是南洋大学历史上的最大迷惑之一,很有必要追根问底的寻求其最终的真相。

历史发展至此,毫无疑问的,王赓武报告书在语文教学的层面上,确实成功的完成了魏雅聆报告书,要全盘英化南洋大学的基本政治目的。

然而,英化南洋大学只是王赓武报告书的其中一个结果。实质上,王赓武报告书危害南大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越这一个局面。王赓武报告书如何与为何制约了南洋大学未来的发展?那是另一道值得深思与发掘的历史议题。

无论南大的创办人,还是南大学生,都不反对学习外语。创办人不仅不反对,而且鼓励,南大学生则十分热心学习外语。南大学生所坚持的仅仅是民族语文不容抹杀。正如《从王赓武谈课程审查报告书说起》文中所说(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南洋大学理事会与学生都没有反对英文,更没有拒绝学习英文。相反的,南洋大学校董,教职和学生都有一个共识:英文是新加坡和国际的商业与科技语文。

大学历史上,学生团体出版,巫,英,中三种语文的刊物。在实质上,南洋大学已经是一所双语文大学,因为华文教育体系已经有了双语学习的基础。学生反对英化南洋大学,其最核心意义是保卫民族言语文化。因此,反对英化南洋大学不是个语言学习问题,是民族认同问题。换言之,南洋大学学生反对英化南洋大学,为的是拒绝认贼作父。然而,南洋大学的这一个民族观念,和新加坡政府教育政策的目的背道而驰。这也是人民行动党和南洋大学的民族精神冲突的抗衡点。

南大学生只是坚持母语不容被外语所取代,从不拒绝学习外语,而且一直都努力学习外语。

李光耀的政策则与此相反。他坚持以英语来取代华人的母语,把南洋大学变成英文大学。这是南大学生所坚决反对的,冲突于是不可避免。

王赓武拿马来文说事,到底是什么原由呢?这只要把《魏雅聆报告书》、李光耀的《语言与政治》、《王赓武报告书》放在同一条时间线上,便可以看清楚了。王赓武和魏雅聆都听命于李光耀,都只是遵照李光耀的意旨说事。魏雅聆在报告书第五章三十节说:

马来文在两年前即已开班,作为各院系的选修科,学生对于选读颇具热诚。然而我们查悉在二年级所达到的水准还低于学校文凭班的程度,甚至比政府一年级考试还来得低。大学的马来文学科的程度,理应比学校文凭班来得高。为了鼓励学习国语,南大应多开课外补习班,以便所有学中有机会学习巫文。假如要认真办理,那么南大须聘请一名马来文教授。
魏雅聆对大学外语课程一无所知,全然是个井底蛙,孤陋寡闻却又强不知以为知。

一般大学开设的外语课程,依入学程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学生入学时已有基础,例如报读南大现语系英文课程的学生便是如此,一类是学生入学时从头学起,例如报读南大现语系的日文、法文、德文、马来文等课程的学生便是如此。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地大学的现语系所开设的外语课程也都如此。这是常规。

魏雅聆说“大学的马来文学科的程度,理应比学校文凭班来得高。”这完全是皮傅之见。学习外语,需要时间累积,才能提高程度。单科外语学习一两年,程度不可能太高。现语系学生的主修科目是英文,马来文及其它外文都只是选修科目。学习的时间不长,程度要求必须考虑学习的时间。魏雅聆完全外行,但用意恶毒。

英国大学汉学系学生毕业时,获得学士学位,但识字与应用能力,还不及中国小学六年级学生。照魏雅聆的逻辑,英国大学的汉学系全都应该关门大吉。

魏雅聆对南大现语系其它外语课程的批评完全是井底蛙之见,但是这类井底蛙却是李光耀所需要的卒子。

魏雅聆报告书在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发布,三月三十日晚上八时,李光耀应南大政治学会的邀请,到南大文学院礼堂以英语演讲,讲题是《语言和政治》。他说:

如果马来语是国语,南大是国家大学,那么,国语最终必须是南大的主要语言,在任何情况下,南大也不应当被认为是华人大学或华文大学。

李光耀拿马来文来说事,正是魏雅聆的井蛙之见所本。魏雅聆只是遵照李光耀的指示说话。

李光耀真的重视马来文吗?他非常看不起马来文。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柯恩,Jerome A. Cohen)回忆一九六八年与李光耀会面时的一段往事(见《李光耀的新加坡:法治外衣之下》,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那天晚上,李光耀还对于马来西亚政府近期宣布的、要求所有学生学习马来语的政策表示不屑。他反问道:这样的政策能有什么好处呢?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看起来比在哈佛的时候更有气魄。他说,如果马来西亚想要走向现代化的话,应该坚持让每个学生掌握好英文。他认为普及马来语的政策简直是在引领马来西亚走回原始丛林生活!

李光耀根本就看不起马来文。他的真正意图是,拿马来文来恐吓南大学生,同意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只要南大改为英文大学,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王赓武拿马来文来说事,也正是遵照李光耀的意旨,跟星加坡是不是加入马来西亚完全无关。

南大重视不重视马来文,跟星加坡是不是独立无关,也跟李光耀关闭南大毫无关系。因为星加坡独立之前和独立之后,马来文都是马来西亚的国语,也是星加坡的国语。李光耀关闭南大并不是因为南大不重视马来文,而是因为李光耀反华人和反华文,为了彻底消灭华文教育,必须关闭南大。

正如上文所说,王赓武提议重视马来文,在南大史上并无意义,因为在王赓武提议之前,南大学生学习马来文的热忱,以及马来文在南大所受到的重视程度,已远远超过王赓武的提议。

早在一九五八年,南大学生已热烈学习马来文,因为在这之前一年,即一九五七年,马来亚独立了。南大学生意识到自己对国家与社会的使命。他们当时的口号是:“把青春献给祖国”。是什么人把南大学生报效国家的使命拒于千里之外呢?不是别人,正是李光耀。

王赓武提议南大学生须学马来文,根本就是多此一举。王赓武说马来文是“国语”,也可见他的历史意识十分薄弱。马来文成为马来亚的“国语”始于一九五七年,马来文成为星加坡的“国语”始于一九五九年,绝不是如王赓武所说的一九六三年。把马来文定为星加坡“国语”的不是别人,正是李光耀。

在李光耀实施王赓武报告书之后,马来文在南大却大大衰落了。为什么?因为李光耀根本就看不起马来文,他大力提倡的是英文。

王赓武以马来文说事,显然是遵照李光耀的意旨。李光耀在一九六〇年三月三十日晚八时,在南大演讲《语言和政治》。他说:“南大必须是个马来亚大学,在眼前的将来用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如果马来语是国语,南大是国家大学,那么,国语最终必须是南大的主要语言,在任何情况下,南大也不应当被认为是华人大学或华文大学。”王赓武显然是奉李光耀之命,以马来文来说事。

王赓武对英文的建议却自相矛盾:

其一,他在强调南大学生必须学好英文时,是在强调英文很重要。这是李光耀的意思。

其二,为了回答《学苑》对于南大由一所中国人的大学,或是保存中国文化为宗旨的大学,转为一所近似英式的大学的质疑,赶快说英文不重要,所以取消英文系。

王赓武自相矛盾的真正原因是:

其一,保留现语系,难于指责南大学生不懂英文,也难于指责南大学生不学马来文,更难于指责南大学生只懂华文,南大是单一语文大学。

把现语系关闭后,就可以继续指控南大学生不懂英文,也不重视马来文,是单一语文教育大学,不符合国家需要,因此,南大必须改为英文大学,并最后关闭。

其二,现语系可以培养出华文中学所需要的英文老师,因为现语系的毕业生非常了解华校学生学习英文的困难。现语系也可以培养出色的翻译人才。这都完全违背李光耀的意图。

李光耀需要继续指控南大学生不懂英文,南大是单一语文大学,不符合国家需要,因此,现语系必须关闭。

其三,南大的现语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系,而是南大当时的语言中心。在现语系中,学生可以主修英文,另外也可以选修其他语文,如:马来文、日文、德文、法文等。

这些选修的语文科不限于现语系学生,而是给全校学生选修,所以当时的马来文课程,全校超过半数学生选修。其它语文课程也都如此。因此,现语系实就是南大当时的语言中心。

庄竹林校长的发展计划中,就打算让这些语文课程脱离现语系,转到独立的“语言实验中心”。“语言实验中心”这个名称与后来通用的“语言中心”相同。王赓武所提议的“语言中心”实就是庄竹林校长提议的“语言实验中心”,也只是把原来现语系中的语言课程转移出来而已。王赓武的移花接木手段却变成了他的功劳。为什么?因为李光耀以庄竹林校长为“亲共分子”,是敌人,而王赓武是老朋友。这是欺世盗名的实例。

其四,当时,星加坡大学是纯粹单一语文的大学,没有开设多语课程的现代语言学系,所以南大也不能有。现语系必须关闭。

现代语言学系,在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地的大学中,是很常见的一个系,南大只是依据一般大学的惯例设立这个系而已。王赓武孤陋寡闻,以为现语系是南大的发明,不加深究便建议关闭,粗暴而无知。因为无知,所以夜郎自大。

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现语系开设的外语和翻译课程如下:

Arabic 阿拉伯语
Catalan加泰罗尼亚语
Chinese 汉语(Mandarin 普通话)
Japanese 日语
French法语
German德语
Italian意大利语
Portuguese葡萄牙语
Russian俄语
Spanish 西班牙语
Translation翻译

美国俄亥俄大学现语系开设的外语课程如下:

French法语
German德语
Italian意大利语
Russian俄语
Spanish西班牙语

这些英美加大学中的现语系,教的是英文之外的外语,如欧洲语言和亚洲语言等。学生都从头学起,程度也都不高,但毕业时所获得的是学位。这样的语言课程安排很合理,也符合需要。南大的现语系也正是如此。王赓武对此显然一无所知。他以自己的孤陋寡闻来武断瞎说,全出于夜郎自大的心态。

南大现语系的学生都来自华文学校,所以现语系中所开设的都是中文以外的语言课程,很符合常规。只是因为华文学校毕业生,在小学和中学都读了十二年英文,不是从头学起,所以英文课程比较多,也比较专门。英文成为主修的科目。这样的安排既合理,也符合需要。

魏雅聆在报告书中妄自非议南大的外语课程。他在第五章中,除了非议马来文课程之外,还在第卅一节中说:

由于事实上南洋大学的语文科目经己比大多数其他大学较为繁重,我们建议,目前的初级拉丁文、德文及法文班应该停办。大学程度的现代语文,如果有足够且具有必要基础的学生,当然可以开斑。

这跟他批评马来文程度一样,孤陋寡闻,强不知以为知。大学外语课程,可以从头开始学习,不必有基础。英国大学的汉学系,一般学生学习中文都从头开始,完全没有基础。毕业时得到学位,但中文识字与应用能力,不及中国小学六年级学生。按照魏雅聆的逻辑,英国大学的汉学系就全都应该关闭了。

南大的现语系也是当时南大的语言中心,外文课程都在现语系开设。不仅不多,实还不足。例如,南洋地区的语言,泰语、越语、缅甸语等,当时都尚未开设。假以时日,也都应该开设。就像庄竹林校长所建议的,设立语言实验中心,让南大成为本地区的语言学习中心。

魏雅聆建议“初级拉丁文、德文及法文班应该停办”,正可见他对外语的重要性十分无知。

德文与法文在世界上有重要地位,理应开设。拉丁文虽然不是实用的语文,但对研究英文有重要意义。英文语词中,约三分之一来自拉丁文,约三分之一来自法文。学习法文与拉丁文对研究英文大有帮助。德语和英语同源,同属日耳曼语族。学习德文对研究英文亦大有帮助。

魏雅聆孤陋寡闻,却对南大现语系课程妄自非议,十分无知,也十分可恶。

王赓武在报告书第二章第十二节中,提议关闭现语系的理由是:

目前除华文之外,其他语文教学都由现代语言文学系开设。该系开了许多不同程度的英文科目,以及一些英国文学科目。该系也开几项初级马来文,法文,德文和日文科。我们认为这种安排并不令人满意,其理由如下:

(一)国语没有得到无分注重。

(二)该系所投课程相当于英国文学的学位。鉴于新生入学时英文程度差,这样的学位课程并不够水准,不值得继续开设。

(三)在一个偏重英文及英国文学的学系中,同时教授数种语文,并不是应付全校之语文需要的有效办法。

现在迫切需要设立一个机构,其特殊用意在使全体学生的语文能力达到水准;使他们能够运用语文为工具,以便从事学术研究及为国服务。

王赓武对现语系的性质与功能的了解,跟魏雅聆一样,强不知以为知。这显示出他对外语教学十分无知。

设立语言中心无可厚非。庄竹林校长早有此议。由于遭受李光耀所逼害,他只好离职,无从把计划付诸实行。

南大的学生人数不多。在开始几年,现语系给全校学生开设几门外语课,完全可以胜任愉快,并无不妥。设立语言中心,不可能如王赓武所说:“使全体学生的语文能力达到水准。”这是十足的瞎说,愚昧无知,自以为是。

南大的外语课程开设在现语系,或语言中心,只是学生选课的地方不同而已。上课的课室也可能不同。在语言中心选课,在语言中心的课室上课,绝无可能使学生的语文程度马上提高,“语文能力达到水准”。学者绝不如此痴人说梦话,亦足见王赓武只是个政客,对外语教学完全无知。

王赓武真正的意图是,强调南大是单一语文大学。在语言中心设立之前,南大学生不懂英文,也不学马来文。语言中心设立之后,南大学生才开始学习英文和马来文。他这显然是遵照李光耀的意旨胡说,对南大肆意诬蔑。

王赓武的第二点说:“该系所投课程相当于英国文学的学位。鉴于新生入学时英文程度差,这样的学位课程并不够水准,不值得继续开设。”这也正反映他对外语教育的无知,孤陋寡闻而又夜郎自大。

就以王赓武为例子。他是伦敦大学汉学系的博士,他的中文水准就很低,连华校中学的水准都不如。照王赓武的逻辑,是不是伦敦大学的汉学系就应该停办呢?

南大现语系学生的英文程度,远比英国大学汉学系学生的中文程度高。照王赓武的逻辑,英国大学的汉学系全都应该关闭。

在一九五九年的《南洋大学概况》中,列出现语系的课程如下:

REQUIRED COURSES 必修科目

Freshman Chinese 大一国文
Freshman English 大一英文
English Phonetics 英语语音学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英国文学史
Composition and Rhetoric 作文与修辞
First Year French or German 法文(一)或德文(一)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
Eighteenth 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 十八世纪英国文学
English Poetry 英国诗歌
English Drama 英国戏剧
Second Year French or German 法文(二)或德文(二)
Nineteenth 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 十九世纪英国文学
Contemporary English Literature 当代英国文学
English Novel 英国小说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
American Literature 美国文学
Survey of Western Literature 西洋文学概论
Literary Criticism 文学批评

ELECTIVE COURSES 选修科目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中国通史
Public Speaking 口语训练
Mythology 神话学
Translation 翻译
First Year Malay 马来文(一)
Short Story 短篇小说
Teaching English 英文教学
Creative Writing 创作
English Essay 英国散文
Second Year Malay 马来文(二)
History of English Language 英国语言史
Elizabethan Literature 伊丽莎白时代文学
Frist Year Latin 拉丁文(一)
Third Year French or German 法文(三)或德文(三)
Introduction to French Literature 法国文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German Literature 德国文学导论
The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
Bibliography and Research 目录学与研究方法
Second Year Latin 拉丁文(二)
Study of Individual Writers 专家研究
Aesthetics 美学

这个课程设计甚佳,切合实际而又内容全面。

在必修科目中,如不计大一国文、大一英文、法文、德文四科,则共有十四个属于英国语言文学的科目。

在选修科目中,如不选外语科目,则大约可以选八个英国语言文学科目。四年大约可修读二十二个英国语言文学科目。

在选修科目中的“目录学与研究方法”一科,是美国大学给研究生开设的必修科目。南大现语系开设这个科目,显然是为了帮助学生毕业后,走学术研究路线。设计这门课的老师,目光远大。

设计这些课程的教授是英国语言文学专家。他们的英国语言文学的造诣绝对比王赓武和魏雅聆高,不可同日而语。修读这些科目而又考试及格的学生,英国语言文学的造诣也绝不比王赓武和魏雅聆低。

举一个实例,现语系第三届毕业生叶天颂,原本担任庄竹林校长的秘书。庄校长辞职后,他移居加拿大,在当地一家中学当英国文学老师,教莎士比亚戏剧,直至退休,胜任愉快。王赓武和魏雅聆是不是有能力教莎士比亚戏剧,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王赓武在马大读本科时,修读英国文学、经济学、历史学三个科目的课程。马大采用的是“三二一制”,即一年级读三个科目(即三个系的课程),二年级读两个科目,三年级读一个科目。

假定王赓武三年都读英国语言文学,每年读六门全年的课。他第一年大约修读两门英国语言文学课,第二年大约修读三门英国语言文学课,第三年大约修读六门英国语言文学课,三年加起来大约是十一门英国语言文学课。

这只是南大现语系学生所修读科目总数的一半。王赓武的英国语言文学造诣,无论怎样高,都不会高到哪里去。

王赓武只有一点比南大现语系学生占优势:他中学就读英文学校,报读马大本科时的英文程度,比南大现语系学生入学时的程度高。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足为奇,亦无需自大。南大现语系学生只要勤学两年,便可以追上来,达到同样程度,甚或更高。

无论修读哪个系,除了先天的条件之外,学生程度的高低都和这两个因素直接相关:

其一,学习时间的长短。

其二,学习数量的多少。

学生程度高低与学习时间的长短,学习数量的多少成正比。

南大是四年制大学,学生修读的时间比三年制大学多一年,这对学生的学术与心理成长都有很大的影响。多读一年,程度当然比少读一年高。

南大学生四年专修一个系的课程,学习的科目多,程度也当然高。

南大学生四年读二十二门英国语言文学课,王赓武三年读十一门英国语言文学课。依学习时间的长短与学习数量的多少来衡量,王赓武的英国语言文学造诣不可能比得上南大现语系毕业生。

王赓武说:“鉴于新生入学时英文程度差,这样的学位课程并不够水准,不值得继续开设。”这只不过因为他夜郎自大,狗眼看人低。

前人说:“业精于勤”,也是这个意思。勤于学习,则学习的时间长,学习的量也多,故能专精。

南大学生追求知识,如饥似渴,所以南大学生的学术水准普遍都很高,基础扎实,到欧美深造都无不完成学业,成绩优异。这不是魏雅聆王赓武等人所能想象的。

魏雅聆建议停办南大现语系的“初级拉丁文、德文及法文班”,王赓武建议停办整个现语系,都出于对外语教育的无知,而又夜郎自大,跟李光耀乃是一丘之貉。

王赓武又建议把南大的中文系改为汉学系,让各族学生都来就读,这当然得如英国大学的汉学系一样,用英文上课。难道这样的汉学系学生入学时的程度就“高”,学位课程水准就“够”吗?这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毫无羞耻之心。

王赓武要中文系改为汉学系,显然也是遵照李光耀的意旨,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

中文系在南大的城堡中,被称为“灵魂系”,是维护与传播民族文化的核心,配合南大的创办宗旨。李光耀不能容忍,必须根除。把中文系改为汉学系,就等于扼杀南大的灵魂。南大就不存在,也无需存在了。这项任务就交给王赓武去完成。

王赓武的任务是把南大变成英文大学。这任务完成之后,就没有他的事了。接下去的最后一步是,把南大与星大合并,也就是关闭。这是李光耀筹备了十六年的最后一步。这一步的刽子手就由丹顿来当。

王赓武一再强调,报告书与人民行动党无关,也就是与李光耀无关,正好印证世上真的有脱口而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聪明人。

六 结说

王赓武的报告书,对南大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因为他的报告书是专为破坏南大而写的。

王赓武领导的南洋大学课程检讨委员会,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日受李光耀委任成立,三个多月之后,于五月十四日完成,过程短促,没有充分调查准备就写成报告书,十分草率。《回顾王赓武报告书》对此评论说(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王赓武报告书》是在急就章的匆忙怆促情况下完成,对南洋大学提出的表面化批评缺乏说服力。报告书着笔之处除了如何英化南洋大学之外,就是如何钳制南洋大学的未来发展,对解释为何要进行改革只是敷衍了事。代表政府的委员会带着傲慢心态来处理课程审查,也反映了华社在新加坡政治上的无能地位:弱势者不享有理解政策的权力。这种作业方式也可以看成是,报告书只顾传达政府指令,不肖对社会公众提出改革南洋大学的解释。

在这种不肖对弱势者提出解释的傲慢心态下,报告书是以严格的尺度批评南洋大学,却以散漫的态度来撰写报告书。这种心态和严以待已,宽以待人的华人传统背道而驰。……

一份专业课程审查报告书是会先系统化分析当前社会,经济与国家未来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大学在这一建国过程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之后,定义社会需要,并具体例出社会需要些什么东东。然后,以这一客观的社会需要标准,去衡量南洋大学现有的课程。在比较之后必须解释什么地方是短处,为何是短处;什么地方是长处,为何是长处。在建议书里短的要补足,强的要发挥。

《王赓武报告书》缺乏了这一段基本分析,可见是以单向主观的态度来建议如何改革大学课程。换言之,课程要如何满足社会需要,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而从整份报告书来看,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按政治需要修正课程。实质上,《王赓武报告书》并非按社会需要,而是按政治需要去修正南洋大学的课程。

从报告书的草草完成,可以清楚看出隐藏其中的政治意图。从报告书看王赓武,无学无品,浪得虚名。

王赓武为他的报告书辩解,只不过是为他自己和李光耀的恶毒意图掩饰开脱。

他虽然一再辩说,他的报告书是为了南大好,但这报告书实施之后,却只对南大坏,无对南大好。王赓武也没有举出实施报告书的任何成效来证明他所言不虚。

他一再强调报告书的马来西亚背景,只是为了掩饰他的报告书与前此的《魏雅聆报告书》及《白里斯葛报告书》之间的关系。

他以建议南大学生学习马来文为理由来强调报告书是马来西亚时期的产物,以此为掩饰。可是南大学生学不学马来文跟李光耀关闭南大是完全不相干的事。他的辩解显然只是为了掩饰他帮助李光耀关闭南大的罪行。这完全徒然。王赓武的白纸黑字,跟李光耀的所作所为,完全吻合。无论王赓武有多大本事都抵赖不了。唯有诚心忏悔才能帮他解脱。

任何“历史学者”,掩饰与篡改历史,均为无耻的罪行。

南洋大学各系的课程均由学识与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拟定。李光耀筹谋关闭南大,却完全没有理性的依据,乃从南大课程下手。

王赓武写报告书时,行年三十四岁。这在大学教育界,乃是乳臭未干的稚龄,对大学教育一知半解,而他的工作却是全盘检讨南洋大学的课程,对南大各系课程说三道四,妄加非议,夜郎自大,无知无耻。

王赓武亦如李光耀因受英文教育,背靠英国人而有优越感。他对南大的种种妄议正显示出其优越感。人因无知而自大,亦因无知而生优越感。

优越感为王赓武和李光耀共同的特点,因受英文教育而自以为高人一等,实为夜郎自大之心态,终其一生均不改此种心态。

王赓武和李光耀另一共同特点为缺乏诚信,不以说假话为耻,毕生如此。

无诚信之人,其妄议必出于恶意,其赞语必属虚言,古今皆然。

《王赓武报告书》不仅给南大学生造成灾害,也贻害南大教师。《南大快讯》第五期(1966年1月14日)上刊登的《关注事态严防破坏坚持阵地斗争到底》一文中说:

对于学校当局的不顾及教授尊严的倒行逆施的行径,表示无比的愤慨,更对行动党的威胁、迫害教授(严元章博士及沙学俊教授)感到不可容忍的不平。另一方面,行动党为达至其可卑的目的,策将其血腥的魔掌伸进南大,逮捕去为数近二十名的学生领袖,在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任何罪名提出公审的情况下,套用臭名远扬的“公安法令”无理的拘禁他们。这只能说,行动党高唱不要把政治带进学府的谰言实际上是作贼喊贼的方法。行动党企图通过拘禁他们来压制这项轰轰烈烈的反改制反迫害的行动,这又是何等可笑失算的计策!

严元章是教育系教授兼系主任(1961-66)。前此亦曾担任文学院院长(1960-63)。他是在一九六六年初,南大实施新制前离开,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

沙学浚是地理系教授(1964-65),一九六五年离开。

一九六六年中文系离开的老师最多,包括:傅隶朴(1962-66)、苏雪林(1965-66)、张瘦石(1960-66)、扬宗珍(1962-66)、葛连祥(1962-66年9月1日)、黄六平(1963-66 9 1)、蔡寰青(1963-66 9 1)、赵松坡(1965-66)等。

其中,黄六平老师到香港大学任职。傅隶朴、苏雪林、扬宗珍等老师都回台湾去。苏雪林老师是个知名作家,原本是一九五六年南大初开学时聘请的老师,当时未能来,推荐凌叔华老师代替,也是个知名作家。庄竹林校长上任后,再请苏雪林老师来,但一来就遇上王赓武报告书之祸害,次年便回台湾成功大学任教。

五十年代,考得博士学位的文科学生不多。严元章老师和王赓武都是伦敦大学的文科博士,十分稀罕,而两人在南大历史上的角色却如此不同。

严元章老师为捍卫民族教育而遭受逼害,王赓武却因投靠李光耀而官运亨通。两人所走的路子如此不同。两人的差别在哪里呢?

华校初中一年级的《中华文选》中,有一课《论语五则》。其中一则说,曾子“吾日三省吾身”。“反省”是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

华校高中的《中华文选》中,有一课《大学治国平天下章》,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政者在“治国平天下”之前,须“修身齐家”。“修身”是做人的根本,也是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

李光耀虽有机会“治国”,可他没学过“修身”,也不曾“齐家”,更不曾“治国平天下”。他只是学欺压百姓的恶道。他从不知“反省”,也从不学儒家思想,终其生所钦佩的是马基雅维利和希特勒的思想。

他曾经因为想当总统而提倡儒家思想,但他并不相信儒家,只是想利用儒家来统一年轻人的思想,结果失败了,总统也不当了,儒家思想也就跟着扔进垃圾桶,闭口不提。终其一生,从未学过“吾日三省吾身”,更不曾学过“修身齐家”,以致身后国事家事乱成一团,真是报应。

严元章老师是后生小子的典范。自幼受母语教育,熏陶于中华文化,熟知中国历史。

王赓武受英文教育,不接受中华文化,也不了解中国历史。这是两人所走的路子大不相同的主要原因。母语和民族文化对任何一个人都绝对重要。先贤含辛茹苦创办南大的宗旨即在于此。

南大在经历了王赓武报告书的灾劫后,完全为李光耀所控制。他逐步关闭南大,关闭所有华文学校,控制一切,但他得到的是什么呢?星加坡在他的统治下成为警察国家,死气沉沉,社会与个人均完全冷漠绝缘,只知功利。他唯一得到的是:为所欲为,毫无阻力。

一百年前,一九一九年,林琴南给蔡元培的信《致蔡鹤卿太史书》中说:

大学为全国师表……大凡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方能率由无弊。

蔡元培在回信中说:

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思想需要自由,教育更加需要自由。教育不自由,则思想无从自由。南洋大学的创立,即教育自由之表现。任何民族均可以创办自己的大学,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并传授现代知识。知识无疆界,亦无民族与语言之疆界。

南洋大学采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教学,并不排除任何其它语言文化,不仅不排除,而且鼓励学生学习,尤其本地其它民族之语言与文化。

李光耀以英国皇民的心态,完全排斥华人的语言文化与教育,限定只能办英文大学,并把南洋大学改为英文大学。这完全是为了配合英国人同化华人的目的。

王赓武受英文教育,并进入英国人办的大学,对中国人的语言文化与历史一知半解。他完全支持李光耀的主张,帮助李光耀撰写报告书,变质南大,并最终关闭。虽然他一直在大学里讨生活,但他完全没有思想自由、教育自由的观念,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而不以为耻。消灭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与教育,不仅不道德,而且是犯罪。王赓武和李光耀都犯反人类罪,势必遗臭万年。

王赓武由于帮助李光耀撰写报告书,变质南大,并最终关闭,因而必须背负历史的罪名。他没有勇气面对历史,总是想尽办法为自己辩解,还得为李光耀掩饰,以致谎话连篇,语无伦次,不知所云。

王赓武和李光耀的最大的共同点便是不诚实,随时随地都会说谎话以求开脱,却越描越黑,十分可悲。

王赓武和李光耀都是聪明人,也都有各自的才干。他们的种种恶行,关键在于有才而缺德,没有为善之心。善与恶只是一线之隔,一念之差。由于权力与名利的腐蚀,他们发挥恶性恶心以行恶,因而狼狈为奸。

李光耀本可以专心做个律师,维护社会公义,无奈贪恋政权,违反道义,成为独夫。

王赓武原本可以专心于教育,研究学术,无奈热心于政治,为权力与名利而投靠李光耀,帮助李光耀关闭南大,消灭华人的教育,为千夫所指。

李光耀所订政策,均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他自己的利益永远高于百姓与整个社会的利益。这跟他自小没有家教有关。

王赓武有个令人尊敬的父亲,毕生为民族教育奉献。王赓武却帮助李光耀逼害南大,并最后关闭,显然违背了他父亲做人的宗旨,维护民族教育的宗旨。父子走在完全不同的路上,亦足以令人唏嘘。

王赓武本可以做自己的主人,完全不必依赖李光耀生存,却甘心投靠李光耀做仆人,背弃了他父亲的平生职志,令人感慨。权力与名利真足以令人疯狂,变得无耻。

一九六五年《王赓武报告书》发表时,王赓武的父亲正在新山担任宽柔中学校长。他心中做何感想呢?一九六六年,李光耀实施《王赓武报告书》。一九六八年,全面控制南洋大学,即将迎来“新制”第一届毕业生。王宓文校长就在这一年向宽柔辞职。王赓武也在这一年移民澳洲。两人心中想些什么呢?外人无从得知。

王赓武帮助李光耀关闭南大,为千夫所指。这件事在他有生之年,必定天天浮现心中,没齿难忘。他会快乐吗?

王赓武为李光耀撰写报告书。从报告书写出之日起,王赓武的一生,虽未盖棺,已可论定:无学无品,浪得虚名。

李光耀为非作恶,终遭天谴,亦足为后人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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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