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观(下)

23/12/00

作者: 阿玛蒂亚·森 曹思华译 日期: 2000来源: http://72.14.235.132/search?q=cache

价值的普遍性

如果上述分析正确,民主的价值就不仅在於它具有某一项优点,而在於它具有的许多优点。这些优点包括:第一,自由与政治参与在人类生活中的天然重要性;第二,在促使政府对公众需要负责方面,民主提供政治鼓励机制的工具重要性;第三,民主对於形成价值观、理解公众需要、权利和职责的建设性作用。根据这一分析,我们现在可以讨论本文的中心论点,即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人们有时说,并非人人都同意民主具有决定性作用,尤其是把民主与引起我们向往的其他东西相比的时候更是如此。情况的确如此,这里不存在共识。但有些人将不存在共识当做民主并非普遍价值观的充分证据。

 显然我们必须从方法论开始讨论:什麽是普遍价值?某种被视为普遍价值的东西是否必须要获得所有人的共识?如果必须如此,那麽普遍价值就可能不存在,因为没有哪种价值 ( 包括母爱 ) 没有遭到某些人的反对。我认为,普遍价值并不需要人人赞同,而是任何地方的人都可能有理由认为它是有价值的。

 甘地提出非暴力是普遍价值的观点时,他没有说任何人都认为非暴力是自己的行动准则,而只是说任何人都有充分理由认为非暴力有价值。与此类似,泰戈尔提出思想自由是普遍价值时,也没有说所有人都接受这项原则,而是说所有人都有足够理由接受它,他对这些理由作了大量探索、说明和讨论。从这种角度来看,关於某种东西是普遍价值的任何主张,都与某些反事实的 (counterfactual) 分析有关,尤其是人们是否可以在他们尚未充分思考过的主张中看到某种价值。不仅是关於民主,所有关於普遍价值的主张,都隐含著这种假设。

 我认为,正是在这种隐含性的假设方面,人们对民主的态度在二十世纪发生了最大的转变。对於某个没有民主的、许多人没有机会考虑民主制的国家,我们在讨论民主问题时,往往假设一旦民主变成他们的生活现实,那里的人民就会赞同它。十九世纪的人通常不作这种假设。这种被认为是天然的假设 ( 即我前面所说的“预设”立场 ) 在二十世纪发生了剧烈变化。

 我还必须指出,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对二十世纪历史的考察。随著民主的扩展,民主的支持者是越来越多,而不是日益减少。起源於欧洲和美国的民主制度,现已扩散到地球的许多遥远角落,这些地方的人民自愿参与并接受民主制度。而且,如果某个民主制度遭到推翻,民众就会举行广泛的抗议,尽管这些抗议後来往往遭到残酷镇压。许多人□意冒著生命危险为恢复民主而战斗。

 有些人反对民主是普遍价值,其理由并不是民主没有得到所有人赞同,而是各国的国情不同。这些不同的国情有时是指某些国家的贫穷。按照他们的说法,穷人关心的是面包,而不是民主。这种流行说法存在两个方面的错误。

 首先,如上所述,民主的保护作用对於穷人特别重要。显然这适用於面临饥饿的饥荒受害者。它也适用於金融危机中从经济阶梯上摔下来的赤贫者。有经济需求的人需要在政治上发出自己声音。民主并不是一种要达到普遍富裕後才需要的奢侈品。

 其次,没有证据证明,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穷人会拒绝民主。七十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宣布在“紧急状态”取消各种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时,也提出了类似理由,在随後的选举中,选民们以不同的立场而分裂成旗帜鲜明的两派。在这场至关紧要的选举中,这个问题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大多数选民坚决反对取消基本的政治与於公民权利。印度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其选民对於其基本自由与权利的重视程度,超过对於经济困境的重视。

 印度的历史经验,完全否定了穷人不关心公民政治权利的说法。考察南韩、泰国、孟加拉、巴基斯坦、缅甸、印尼等亚洲国家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之後,我们可以得到相同结论。同样,尽管非洲国家普遍否定政治自由,一旦条件允许,那里就出现反对这种压迫的运动与抗议。

来自文化差异的理由

 还有一些为民主的地区差异性辩护的论点,不是与经济环境有关,而是与文化差异有关。这些论点中最有名的也许是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据说亚洲人具有重视纪律而不重视政治自由的传统,因而这些国家对民主必然持更为怀疑的态度。我在“卡内基道德与国际事务理事会”的讲座中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这种观点。
 在亚洲文化史上,尤其是在印度、中东、伊朗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古典传统中,我们很难找到支持这种观点的任何确实根据。例如,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帝王 Ashoka 的铭文中就有关於容忍多元主义、保护少数是国家职责的最早最明确的记载。

 亚洲面积广袤,人口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六十。对亚洲的多种民族归纳出普遍的结论很不容易。主张“亚洲价值观”的人有时首先将东亚当作特别适合这种主张的地区。尽管有人野心勃勃地主张,亚洲各国都很相似,但关於东西方差异的普遍命题往往以泰国以东的亚洲国家为例。我们应该感谢李光耀,他清晰而充分地解释了这种观点,而其他人的解释往往模糊不清。李光耀说,“西方关於社会和政府的观念与东方有根本不同”,“ 我所说的东亚,是指韩国、日本、中国、越南,它们与东南亚不同,後者是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混和物,尽管印度文化本身也强调类似的价值观”。

 然而,在东亚的内部,不仅在日本、中国、韩国和其他国家之间,而且在每一个国家内部,存在著的差异很大的文化成份。人们在解释“亚洲价值观” 时经常引用孔子的话,但这些国家的文化不仅受到孔子的影响,也受到其他影响。例如,日本、中国和韩国的佛教传统,历史悠久而影响广泛,在一千五百多年内具有很大势力。另外,这些国家还受到基督教的相当大影响。这些国家中,没有哪个国家存在一种崇尚秩序胜於崇尚自由的均质文化。

 而且,孔子本人也不主张对国家的盲目崇拜。子路曾向他请教如何为君王服务,孔子的回答可能要引起当今威权政府新闻检查官的怀疑。他说:“即使得罪君王也要讲真话” ( 《论语·宪问篇》:“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 。孔子并非反对在现实中要谨慎和讲究策略,而是主张在必要时人民可以反对坏的政府。他说:“如果政府表现好,要大胆说话和行事;如果政府表现不好,要行事勇敢但说话温和。” ( 论语·宪问篇):“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 ) 。

 孔子确实明确指出,想象中的宏伟“亚洲价值观”的两个标尺,即对国家的忠诚 ( 忠君 ) 与对家庭的忠诚 ( 孝 ) 之间,可能发生严重冲突。许多主张亚洲价值观的人认为国家角色是家庭角色的延伸。但正如孔子所说,两者是相互冲突的。叶公对孔子说:“我有一个刚直不阿的邻人,他父亲偷了一只羊,他就谴责自己的父亲。 ”孔子答道:“在我的邻人中间,刚直不阿的人行事不同:父子相互掩盖,这也是刚直不阿。” ( 《论语·子路篇》:“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责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

 将亚洲价值观单一地解释为反对民主与政治权利,这种观点经不起严格推敲。我们不应该过於严格地批评这类观点缺乏学术证据,因为提出这类观点的并不是学者而是政客,而且往往是威权政府的正式或非正式的代言人。有趣的是,我们学者对实际政治的态度也许不大现实,但现实政客讨论学术问题的态度却非常不实事求是。

 当然,在亚洲传统中不难找到关於威权主义的记述,但西方经典中也很容易发现这类记载。只要查一下柏拉图或者阿奎纳 (Aquinas) 的著作,就可发现崇尚纪律并非亚洲的专利品。仅仅因亚洲存在一些关於纪律和秩序的记载,就否定民主是普遍价值的可能性,就犹如根据柏拉图或阿奎纳的著作 ( 姑且不提欧洲中世纪的大量赞成宗教裁判的著作 ) ,而反对民主可能是现今欧洲或美国政府的一种自然形式。

 由於当代世界尤其是中东的政治斗争经验,人们常常把伊斯兰教描绘成根本不容忍或敌视个人的自由。但同一文化传统内存在著多样性的规律同样适用於伊斯兰教。印度的阿克巴及其他大多数莫卧尔王朝帝王 (Aurangzeb 是明显例外 ) ,是在理论与实践上实行政治宽容和宗教宽容的的最佳范例。土耳其的帝王比同时代的欧洲帝王更为宽容。开罗和巴格达也有不少类似例子。十二世纪的伟大犹太学者 Maimonides 不得不逃离其出生地 —— 不宽容的、迫害犹太人的欧洲,在宽容的开罗得到萨拉丁苏丹的庇护从而获得安全。

 多样性是世界上大多数文化的特徵。西方文明也不例外。民主在现代欧洲国家获得胜利,这主要是欧洲自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在二十世纪逐渐形成一项共识的结果。把这个现象解释为西方一千多年来对於民主的历史使命,然後与非西方传统 ( 把每一种非西方传统视为一种单质文化 ) 对比,这是一种绝大的错误。这种过於简单化的倾向,不仅存在於一些亚洲国家政府发言人的著作,也存在於一些西方学者的著作中。

 让我举一位重要学者的著作为例,在其他许多方面,这位学者的著作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就是杭亭顿关於文明冲突的著作。他没有充分认识到各种文化的多元性。他明确地得出结论说:在文明社会中处於独特地位的西方,存在著“一种个人主义观念和关於权利与自由的传统”。杭亭顿还说:“在西方现代化之前,西方文明就出现了不同於其他文明的核心特徵。”他认为,“在西方现代化之前很久,西方就已经是西方”。我认为,这一论点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 对於亚洲国家政府发言人的所谓“亚洲价值观”与所谓西方价值观相对立的每一种说法,似乎存在著西方知识份子从另一角度得出的相应说法。假设对於亚洲的每一种说法,西方都有势均力敌的说法与之相对应。即使把双方的说法加在一起,也无法否定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

结 论

 我已经讨论了有关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的许多问题。民主的价值包括其在人类生活中的天然重要性,在产生政治鼓励机制方面的工具性作用,以及在形成社会价值,在了解民众需求、权利、职责方面的效力和政策可行性方面的建设性功能。这些优越性并不具有地区性特徵。崇尚纪律与秩序也不具有地区性特徵。价值的多元性似乎是大多数,甚至是所有文化的特徵。文化差异方面的讨论并不排斥,也不能限制我们现在可以作出的选择。

我们现在必须作出这种选择,特别是要强调民主的功能性作用,它是当今世界的民主制赖以立足的基穿我已经指出,用这样的方式来分析民主,具有强大的说服力,而且不受地区的局限。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的主张,其最终的理由就来自这种分析。这就是本文讨论的核心。如果从来自不同历史背景的、假想的文化忌禁或假设的文明先决条件出发,就不可能得到这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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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