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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人权经验解构“亚洲价值观”

23/12/99

作者: 茉莉 日期: 1999 来源: http://www.boxun.com/hero/moli/104_1.shtml

“亚洲价值”在上世纪后期,几乎成为一个令人自豪的神话。这个有关亚洲的神话,为亚洲统治者肆意侵犯人权,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多年来,台湾人民争取人权的历史,以及今日台湾实现民主化的现实,使这一臭名昭著甚至子虚乌有的价值观受到挑战,并逐步终结了这个神话。

亚洲价值与“中国特色的人权观” 早在二战前,就有日本右翼著名理论家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方案大纲》,宣扬过类似“亚洲价值观”的思想。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些亚洲国家领袖如李光耀、马哈蒂尔等人大力倡导亚洲价值观。他们认为,亚洲各国人民有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即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因此不以个人的价值取向而是以集体的价值取向来思考问题;亚洲人更关心责任,因为过於强调权利会导致自私自利;政治多元会导致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从而与稳定而和谐的亚洲价值观不符合。

在这样的描述下,这个具有儒家文化涵义的“亚洲价值”,代表了正义、责任意识、礼教、热心公益和群体取向,不但可以与邪恶的西方价值抗衡,而且在精神上优胜于西方价值。这一价值观的提倡者强调亚洲的特殊性,并以此为依据,反对重视个人人权的西方价值,反对公民的民主诉求。  

这一价值观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欣赏,因为这一观点与中国政府宣扬的“中国特色的人权观”相似。1993年的曼谷会议,包括中国在内的49个亚洲国家签署了《曼谷人权宣言》。这一宣言过分强调民族发展的权利,宣扬只有一个强大稳固的政府能确保政治稳定,赢得经济发展。为了达此目的,当权者必须“号令天下”。他们强调政府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鼓励人民服从当权者,从而放弃社会批判意识,由於这个曼谷宣言突出亚洲伦理的特色,反对西方人权价值观,拒绝民主,主张倚靠传统少数精英威权操控权力,因此受到来自民间非政府组织的批评,被认为是阻碍人权运动的反潮流。人们揭露说,把普遍人权尤其是公民政治权利视为大敌,加以排斥,是因为统治者需要维持他们的特权。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强调说,人权的概念由於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的不同而不同。他们的这种立场,目的并不是在区分不同文化的价值,他们真正的动机,是为了维护其政治上的私利。在“亚洲价值”的口号下,中国政府一再强调中国人需要的只是生存权,有必要搁置自由权利和政治参与权利。因此,中国持不同政见的异议人士受到广泛的镇压,亚洲价值观因此成为统治者侵犯人权的一个借口。

台湾经验证明亚洲人并非特殊 无庸讳言,当年的台湾也曾有过类似亚洲价值观的口号,例如:“我们有我们的国情”,几乎与今日中共的说法如出一辙,都是以“国情”为由,拒绝让公民享受基本人权。在那个时代,台湾人也和今天的大陆人一样,其人身自由、言论自由等都缺乏保障。

一部台湾的现代史,可视为一部争取普遍人权、消解“亚洲价值”的历史。早在五十年代台湾,在自由派如胡适、张佛泉、雷震、殷海光等人办的《自由中国》、《民主评论》等杂志上,人权问题就是一个公开讨论的题目。

到了七十年代,就在中国大陆政治高压肃杀时期,台湾人讨论人权问题更为热烈,人权团体开始问世,人权方面的文学作品也大量出现,从事人权活动的人们团结在《美丽岛》杂志周围。虽然这些运动受到当局的压制,但台湾人民仍然不屈不挠地为自己的权利抗争。 由於台湾人民的长期努力,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中,台湾较为顺利地告别了“特殊国情论”,和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一起,开始拥抱民主人权等“全球价值”。而后,台湾又完成了政党轮替、和平的政权转移,成功地建立了民主制度。

台湾的这一现实,解构了“亚洲价值观”,它证明了:人权是不分种族颜色的。亚洲人其实也像世界他国的所有人一样,希望也能够享受基本人权,文化的差异并不能阻挡普世人权价值的实现;由西方首创的人权准则同样适用于非西方国家,因为它并不仅仅来自特殊的西方文化背景,而是建立在人性尊严的基础上,并为全世界人民所认同。至此,所谓亚洲价值那一套为专制者服务的论调彻底破产。 近年来的人权努力成绩斐然 早在1967年,台湾就签署了两个重要的人权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目前,一个民选的政府,正在积极从事人权的基本建设。陈水扁总统在就职时,就发表了“人权立国”的理想,并提出几项人权政策,以重新和国际人权发展接轨为主要目标。 在人权基础建设方面,总统府成立了“人权谘询小组”,行政院设立了“人权保障推动小组”,并在研拟《人权基本法》,以便将重要国际人权标准国内法化。政府还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发表了中华民国第一部《人权政策白皮书》。

在具体实践方面,台湾正在健全宪政体制与民主制度;加速司法改革,逐步废止死刑;继续落实经济社会人权,尤其是检讨劳工相关法令,提升劳动人权;落实两性平权,消除基於性别或性倾向的歧视;促进原住民族自治,确保原住民族集体人权。 人权事业需要独立的民间人权组织对政府进行监督,除了官方对人权问题高度重视之外,台湾民间的人权组织也在自由的环境下,积极地开展工作。他们调查有关违反人权的指控,通过媒体报导和曝光,监督政府的行为,制止侵犯人权的活动,并从事人权教育和宣传。台湾还欢迎国际人权组织的代表访问,让他们自由会见台湾公民。

一些著名的国际人权组织如大赦国际组织,被允许在台湾设立办事处,对台湾人权进行观察、监督和推动。 作为一个新生的民主制度,台湾近年来的人权努力确实是成绩斐然。 台湾的人权回馈已经开始 在获得自由之后,台湾之所以抛弃亚洲价值,选择这样一条“人权立国”之路,与当今台湾领导人曾在威权时代遭受过政治迫害有一定关系。今天执政的民进党,在他们当年遭受压迫的时候,都曾经获得过国际人权组织的关注,例如国际特赦组织就曾为政治犯的问题派人去台湾考察,使蒋家政权不得不顾忌国际舆论,所以才没有像中国共产党一样,把反对党斩尽杀绝。 因此,今天执政的民进党政府认识到,台湾有回馈世界的义务。台湾应该关注世界各国的人权状况,应该从一个人权“输入国”,变成一个人权“输出国”。

当海峡对岸的中共当权者仍然走台湾专制时期的老路,继续关押政治犯,流放异议人士,打压民间组织,侵犯新闻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权,台湾并未完全沉默。 例如,一些台湾政治人物仍然纪念“六四”,旗帜鲜明地向大陆政府提出“平反六四,民主化”等政治要求。一些人权团体和著名人物为中国的政治犯杨建利等人呼吁,并声援中国受迫害法轮功学员,最近还有台湾卅七大学师生连署“援救受迫害大陆学子”。

正如台湾人权协会负责人认识到的:“人权的课题,可以在两岸民众之间建立起一道桥梁。”这个协会提醒台湾领导人,在推动人权时不应该漠视中国恶劣的人权纪录。一些胸怀宽广的台湾人认识到:促进中国的人权情况不但不会破坏两岸的稳定,相反,只会增加两岸人民的友谊。 总之,台湾在人权方面的努力,不仅解构了荒谬的“亚洲价值观”,而且给普世人权的普世化奠定了基础。我们期待台湾更多地参与国际人权活动,更多地关注海峡对岸的人权状况,使经过民主洗礼的台湾,成为维护亚洲人权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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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