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东南亚华人社会的文化变迁

25/02/18

作者/来源:龚鹏程 台湾佛光大学创校校长 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
http://www.fgu.edu.tw

2004.04.01,马来西亚槟城,台湾与东南亚:文化文学与社会变迁研讨会,主题演讲稿。

一、老舍笔下南洋小坡的种族困扰

老舍有一本不太受注意的童话式小说《小坡的生日》,一九三四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写一个小孩的天真与幻想,最后漫游猴子国,而他的小伙伴竟变成了猴皇。

老舍自己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中曾说道:「我想写南洋,写中国人的伟大。即使只能写成个罗曼司,南洋的颜色也正是艳丽无匹的。」可见他对这个写作计画其实非常重视。只不过,事与愿违,小说中的中国人好像也没怎麽太伟大。倒是中国人在南洋深受种族问题困扰的困境,他是写出来了:「小坡不清楚:他到底是福建人、是广东人、是印度、是马来人、是白种人,还是日本人」。《小坡的生日》中〈种族问题〉一章开头问的这个问题,恐怕也是在南洋的中国人常有的困惑。

在南洋的中国人往往生存在种种隔膜中,这种隔膜,包括了不同种族之间、甚至不同方言系统之间的隔膜。老舍〈种族问题〉描写在新加坡小孩的心内,什麽人都是一样,隔壁福建人林老闆所不同于广东人的父亲的,只是少了几隻金牙、咀里少了一根吕宋烟而已。但「哥哥是最不得人心的:一看见小坡和福建、马来、印度的孩子儿们玩耍,便去报告父亲,惹得父亲说小坡没出息」。而「父亲的没理由讨厌一切『非广东人』,更是小坡所不能了解的」。于是老舍故意加插两章〈花园里〉及〈还在花园里〉,让所有各种族、各方言系统的孩子在一起玩,来表达他种族和谐平等共处共融的思想。

但老舍的《小坡的生日》中的华人,并没有溷血儿,可见华人其实自成一个社群,不过这个社群里面,亦分作广东、福建等帮派。小坡的父亲最讨厌附近洋货庄的林老闆,因为林老闆是福建人。当然,小坡的父亲同样不喜欢马来人与印度人,小坡若偷偷和这些孩子玩,也会「惹得父亲说小坡没出息」。但小孩是天真无邪的,在小坡的花园里面,便经常有各种族的孩子来玩。只不过,所谓各种族,并不包括英国人在内。如此论种族问题,显然不彻底。

其次,老舍用新加坡华人聚居的小坡与大坡,作为小主角与配角的名字,是有意增加小说的地方色彩。但老舍对南洋的情况不甚清楚,谈华人内部矛盾,「只能零碎地提及广东人最憎憎恨福建人。但在战前的新加坡,最严重的不同方言系统之间的分歧,是来自闽、潮二帮派」,而非广泛的福建人广东人。这个区分,北京人老舍大概很难搞得懂﹝注1﹞。

还有,老舍提出上海人与广东人之间的矛盾,亦是不明究裡。在的新加坡,上海人极少极少,一个上海会馆也没有,他们构不成一个方言系统。

虽然如此,老舍这部小说仍然值得重视。南洋以外的人,看南洋华人遭遇的种族问题,都只注意华人与印度人、马来人、缅甸人、傣人、越南人等等的隔阂或矛盾,很少注意华人内部地域、方言或姓氏族群间的纠葛,老舍这篇小说毕竟点出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小说家敏感的地方。

二、南洋华人的商帮性质及相关特殊体制

(一)商帮

此处先由老舍谈到的闽广之分讲起。

我说那不是「福建人」与「广东人」之分,而应注意当时的「闽帮」「潮帮」。就是指南洋的族群关係长期存在着地域帮派化的型态。这个帮,是商帮,以贸易集团性质组合而成。我国商帮形成于明代,14世纪时,晋帮已颇具规模。晋商都拜关公,影响到后来做生意的和海外各行商都拜关公。这是「地域(山西)──商贸──宗教信仰(关帝)──伦理(义气)」结合的模式,也成为后来各地商帮组合的模型。嗣后安徽的徽帮兴起;再则是江西的江右帮,势力主要在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的龙游帮、宁波帮(以奉化、慈溪、镇海、定海、象山六县为主);山东的临清帮。17世纪后,福建帮、广东帮才声势愈盛。

「福建帮」东向日本与琉球,正向菲律宾,南向安南(现在的越南)与暹逻(现在的泰国),西向阿拉伯与非洲东海岸扩展势力。广东省出身的商人集团则称为「广东帮」。但广东帮根据不同的方言,还可分为广州的「广府帮」,潮州的「潮州帮」、海南岛的「海南帮」与梅县的「客家帮」等四个商帮。其中,势力与影响最大的,是以广州港为根据地的广府帮,与以潮州地区的潮州港为根据地的潮州帮。广府帮是以顺德、番禺、南海、新会为出生地、讲广州方言的商人构成的商人集团。

晋帮、徽帮、江右帮、龙游帮、宁波帮、临清帮、福建势、广府帮、潮州帮,起合起来,可称为我国十大商帮。其中除晋帮、徽帮较早发展为全国网络之外,其馀大抵各有区域。临清帮以东北、山东半岛、朝鲜半岛为主;江右帮以南方;龙游帮以浙江福建江西山地为主;宁波帮以天津北京上海武汉等口岸城市和日本朝鲜海外贸易为主。至于东南亚地区,那就是全福建帮、广府帮、潮州帮的地盘了﹝注2﹞。

前面说过,商帮是「地域、商贸、宗教、伦理」合一的组织,以福建帮、广府帮、潮州帮的情况来看,还要加上一项:语言。帮与帮的畛域,常是语言的不同。说同一区域方言的同乡,聚在一起,拜自己的神,一同去家乡外面打拚赚钱谋生,就是商帮的基本性质,也是南洋华人社会的基本型态。我们看,直到现在,南洋华人社会仍是以商人为领导骨干,而未形成大陆或台湾这样的「士绅」阶层,商团与宗乡会馆又都有极其紧密的关係,就知道要了解东南亚华人社会不能不先了解这个基本型态。陈剑虹〈槟城华人社会组织的历史演变〉一文把华人社会结构和权力构成关係製成这样一张表﹝注3﹞:

华人社会结构和权力构成

此表把传统社会势力和商业资本势力分为两系,一为地缘关係,一为业缘关係。其实不然。在东南亚,地缘、血缘和业缘,合是常态,分是特例。这两系说到底只是一系,叠合的情况非常高。

例如会馆,看起来是地缘组织,但实际上是商团发展的标帜,例如潮州帮是从16世纪起,因海上贸易而在东南亚活跃起来的,但开始在东南亚定居的时间却迟至19世纪以后。定居的标籤,就是东南亚地区潮州会馆的设立。清道光10年(1830年),潮州商人余有进等12人创立互助组织「义安郡」。道光25年,又以义安郡为基础设立了「新加坡潮州会馆」。当时,林义顺等在新加坡的中文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明设立潮州会馆的原因是:新加坡是交通便利、商业发达、东西商船往来的中继地。潮人比英人弗拉西更早在该土地上进行经营,时至今日,商业成功的大商人到处存在。但是,公共的、正式的会所还未设立,因此,同乡之间的友谊不能联络,个人的意见不能发表,各种公益事业也不能兴办。因此,应该立刻设立会馆云云,即表达了此一愿望。东南亚最初的潮州会馆随即于1863年在马来西亚设立「沙劳越潮州会馆」。其后,随着潮州帮势力在香港与东南亚地区的扩大,马来西亚的「雪兰莪潮州会馆」(1891年)、柬埔寨的「柬埔寨潮州会馆」(1895年)、香港的「香港潮州商会馆」(1921年)、新加坡的「新加坡潮州会馆」(1929年)、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潮州公会联会」(1935年)、暹逻的「暹逻潮州会馆」(1938年)、以及菲律宾的「菲律宾潮州会馆」(1941年)先后成立。

同理,福建帮也一样要建会馆,而且比潮州帮更早。在东南亚,最古老的福建会馆是17世纪后半期在菲律宾设立的「米林洛福建会馆」(1687年)。然后,在18世纪后半期,福建帮的「七府公所」(1778年)在越南西贡(现在的胡志明市)成立。可见福建帮势力在东南亚的定居,至少比潮州帮早一个世纪。其后马来西亚的「马六甲福建会馆」(1801年)、越南的「河内福建会馆」(1815年)、槟城汀洲会(1819年)、菲律宾的「郎君社」(1820年)、新加坡的「福建会馆」(1860年)、新加坡的「永春会馆」(1867年)、缅甸的「观音亭」(1885年,其后改成广福宫)、马来西亚的「雪兰莪福建会馆」(1881年)以及印尼的「福建公司」(1890年,1906年改称福建公所)都是。

而福建帮也可能不是最早的,在马来西亚各帮邑人中,客帮最早成立会馆,即1801年创立槟城嘉应会馆,其前为为仁和公司,广帮的槟城广东暨汀州会馆也在同年成立。

由以上会馆成立之历史看,我们就可以发现会馆、商会二而一的现象(如香港潮州商会、印尼的福建公司),以及公会、商会、祭祀会三合一的状况(如缅甸的观音亭)。

(二)会党

在陈剑虹先生的表中还列有「秘密社会组织」,许多研究者也都注意到了。除了早期有的会馆用「公司」的名称出现外,最初成立的一些会馆如常与私会党活动有关,一些会馆领导人也是私会党领袖。

1889年英国殖民政府曾颁布《社团法令》,并在1890年正式执行,这项立法就是想控制私会党的「非法」活动。一些私会党在那时才开始记注册成为合法的团体。因此有些现在看起来与一般公司或同乡会无异的团体,早期很可能都有私密会党历史身分,这也是陈先生把秘密社会列为传统社会势力最底层,且由之生展出小同乡组织、宗亲会的缘故。而这一点,实际上也是东南亚华人社会之特色,非一般大陆人或台湾人士所能理解。

此类秘密社会,其入会仪式、伦理规范、人际关係,均类似帮会,但数量众多。在槟城即有义兴公司(大约1799年)、和胜公司(1810年)、海山公司(1823年)、存心公司(1820年)、建德堂(大伯公会,1844年)、和合社(1860年代初)、全义社(1860年代初)与义福公司(约1875年)等。它们多以地缘和方言群为组织脉络,展开活动。至1881年,义兴、建德、和胜、存心、义福和海山六大秘密会社的党员人数,约占当时华族总人口的69%,或男性口人的84.6%﹝注4﹞。人数如此之多,当然不能称为「秘密社会」,而就是「社会」了。只因其入会仪式、行事做风,与帮派会党相似,故一般仍以秘密社会或私会党来称呼。其实这些私会党几乎完全与地域方言团体叠合。

华人私会党源于何时,无资料可查。1799年,槟榔屿的纽波尔德(T.J. New bold)在其所着《马六甲海峡英国殖民地的政治和统计概况》(Political And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In The Straits Of Malaka, 2 Volumes, 1839)一书中,已谈到华人私会党在海峡殖民地的活动。其次是德国传教士米邻(Dr. W. Milne)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报(Transaction Of Thero Yal Asiatic Society, 1827)中,叙述1818年马六甲的一名私会党首领涉嫌及一宗暗杀事件。在新加坡,莱佛士(Reffles)的秘书门西‧阿都拉(Munshi Abdullah Bin Abdul Kadir)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出版的《阿都拉传》(Hikayat Abdullah)一书中也叙述到1823年他在新加坡大东陵(Tangling现改为Tanglintuah)的森林里,目覩华人私会党所举行的入会仪式。

会党的活动,对当地统治者来说,其自成一格,不受管束,当然很令人头痛,所以在1879年,槟榔屿殖民地驻册官沃罕(J.D. Vvanghan)就提出要加强控制华人私会党的建议。他在所着的《英属海峡殖民华人的风俗习惯》(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一书中,建议海峡殖民地政府只应准许操同一种方言的华族移民入境,因他认为华人私会党之所发生冲突的原因,主要即因操不同方言的缘故﹝注5﹞。

这项建议最有趣的地方,不在殖民政府想管理会党,而在于它透露了南洋华人私会党的性质,其实就是「乡党」。同乡人结社结会,成立商帮,遂成为一官府势力以外的「秘密」社会,各谋已利,相互竞争,才是这些所谓秘密社会的实相。

过去,很少华人学者对南洋华人私会党问题有兴趣,很多研究只是新闻报导英文着作的改写,例如如温雄飞于1929年出版的《南洋华侨通史》和许云樵于1951年所撰的《新马私会党与洪门天地会的渊源》,即属于这一类。对南洋会党的性质,也掌握得不够准确。

深入探讨华人私会党、方言群和行业之间的关係的,反而是于1985年由麦留芳以英文所着,张清江中译的《新马华人私会党的研究》。书中除探讨这三者之间的关係外,也对其组织结构的适应性和活动模式所叙述。同时也涉及华人私会党如何通过共生参与来减少冲突。

另外,郭仁德于1992年出版《揭开私会党的真面目》。他以收集的资料与剪报,并拜访一些私会党的前辈,论证私会党以「反清复明」的口号做为掩护,而主要的目的是于结社组织,以在经济上互济互助,以保护与扩张本身的经济利益。适与我的看法相符。

南洋早期当然不少团体是明末遗民流亡海外的,建文皇帝出亡南洋的传说也广泛流传,因此南洋某些会社确有反清复明之政治思想或行动,绝不能否认。但整个南洋华人离乡背井,大规模赴南洋,从事的毕竟是商业活动,政治活动只占从属或边缘地位。只不过,这些背井离乡的人,远去父母之邦,在政治态度上当然同时具有不认同或不支持清朝政府的涵义。在海外自成世界,而又仍自居为中国人。则把他们称为「反清」「复明」似乎也无不可。复明者,未必即是要「恢复」,但大抵可说是「仍复」。这是它们在涵义上的互通,却不能泥看。因为闽粤商团原本就有反政府之性质,在明朝时也曾反明朝哩!

中国在元朝初期、明朝初期以及清朝初期,中央朝廷为了维持体制及国防,禁止民间商人海外贸易,实施「海禁」政策。但是,福建帮与潮洲帮等海商集团,为了谋求海外贸易的高度利润,仍冒着风险,突破海禁封锁线,在中国东南沿海与南中国海频繁地同外国商人进行海上贸易。

当时海商要面对多重风险,一方面要付出商船与水手等的庞大费用,另一方要因违反朝廷的海禁法律而受罚,或者在海上碰到海贼而被劫去商品。所以海上商人就以合资经营的形式结成武装海商集团。

福建帮着名的郑芝龙集团,即曾以厦门为中心,包括台湾与东南亚,构成仁、义、礼、智、信五个据点,担负起海上物资交流的任务。到郑成功时,更以台湾海峡为舞台,控制了东从琉球、南至暹逻的海域。

潮州帮的林道乾海商集团,也曾为了谋求海上贸易的利益,抵抗了明朝政府的海禁,「横行海上」三十年。他出身潮州惠来,率领100艘武商船与5000名「海贼」,在台湾、安南、暹逻与柬埔寨之间进行海上贸易。1573年,林道乾被明朝政府军包围,率领部下2000名,逃至暹逻的北大年定居并与北大年国王的公主结婚,努力开拓北大年。其后,北大年港还改名「道乾巷」。

此即可见我们不能仅从反清复明的角度来看会党,应注意其商团性质。这样的商团,具有高度自主性,与政治势之分合,要依自身之利益而定,因而它的政治认同也是浮动的。早期反明,后来反清,再则因反清复明而支持革命;再因支持革命成功而认同中华民国;再又分裂,左派支持共产党、另一边支持中华民国;继而转变认同,以所在国为新的政治认同对象,政治认同不断调整。

(三)港主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海外商帮乃化外之民,完全自治。对所在地政府来说,其实也差不多,华人商团常有高度自治性,类如封建诸侯一般。这种特性尤其具体表现于「港主制度」中。

南洋许多地方曾出现一种与甘蜜和胡椒种植关係密切的徙置、种植和土地拥有的体制,这个体制曾在新加坡实行过,在柔佛雪兰莪南区及森美兰海岸区的华人社会中也有。这个制度,是当时华人在原本人口稀少地区建立农业垦殖区时,占有土地使用权及合作耕殖的独特方桉。

华人在河流沿岸建立称为「港脚」的小村落或补给站,农耕地由港脚开始,面积大小不一。在获授权的地段内,华族垦殖民不得干预原本由马来人居住的产业、土地或村落,也不准跟他们进行任何交易。

港脚的相关河岸地段由称为港主的半封建华人头领管治。港主持有马来统治者发出的河契(surat sungai),故具有对土地的占有权。最早的一张河契是士古来河的部份河段,1833年。十九世纪中叶,统治者又发给授权书(tauliah),授予港主某些特别权力,使港主获得族人头领和苏丹权威代理的合法地位。

这个通常称为「港主制度」的体系,非常适合十九世纪的柔佛等地。当时这些地方人口稀少,处女林遍布,州内缺少道路,行政困难。故马来统治者都正式承认港主为港脚的华人村长或头领,拥有所有管理当地居民和土地的权力。

港主付给整个地区的租金和税务,从政府的手中接过港脚领地的管理权。港主须建筑和护理港脚内通往各个种植园的通道,及负责「改善河流交通」。除了行政权外,港主在港脚内可经营鸦片馆和赌馆,并垄断典当、酒类、杀猪及猪肉买卖的生意,这些都是马来亚华族垦殖区或矿场内收入丰厚的生意。港主制度的结构,是按照华人社会的地缘及姓氏结构组成。对马来统治者来说,这种制度的最好处,是地方行政掌握在与当地居民属于同一种族,同时往往也是属于同一方言群人士,港主也是地方发展和扩展的头领。表面形式上是挂名的马来行政机构在管辖该地,而实际上却完全与既存的地方政府脱离。

整个十九世纪,港主制度一直存在马来西亚新加坡。1873年,柔佛且通过「港主法律」详细列明了在马来统治者眼中港主的职务和责任。这个制度直到1917年的「港主权利(废除)条例」通过后才废除﹝注6﹞。港主制度之所以能够几乎长期维持,原因在于这个制度的适合性及封闭性,同时也因为它是华人所认同的建制。

当时华人移民本来就是乡党式的一团一团,同一垦殖区大抵都是同乡一批人,这批人有个首领带头。港主,就是马来政府对这个首领的制度性承认。由政府角度说,此为封建领主式之任命;,由华垦殖者角度看,垦殖区的事本来就由他们依领袖之意自治,与马来政府不甚相干。

若不拘泥于制度之名,则东南亚地区许地方都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例如砂劳越的诗巫,号称小福州。即黄乃裳向当地政府谈判,赴福州招募乡人来开发的。黄乃裳的角色,是港主。

(四)方言地域商帮在商业活动上的畛域

以上,由老舍的小说《小坡的生日》中洋货行的福建人林老闆与小坡父亲的「种族」冲突,说到南洋华人社会的商帮性质、商帮的地域同乡组合、这种组合与会党、公司、港主制度的关係等等,无非想要说明不同家乡不同方言族群间的畛域,为何会深刻体现在居住地、行业及意识观念内,以致出现小坡爸爸那样的人以及想法。

长久以来,血缘、地缘与方言的不同造成一般强大的力量,深入影响各阶层华人的生活。这种影响直到现在还明显地体现在传统与家庭的营业方式以及对职业的选择上,虽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华人在这方面的态度逐渐有所改变,不再计较籍贯,只要姓氏相同,就愿意聚集在一起。但以砂劳越为例,迟至50年代,除了古晋一些大商行肯雇用不与老闆同乡的人之外,其他商家仍然只重视雇员是不是与老闆讲同一方言这一项。乡亲与方言的关係,也决定职业的分类。譬如,早期古晋的金匠全是广东人,黄金贸易与钟錶业有很长一段时期操纵在广东人手裡。古晋金美里打白铁的则都是客家人。客家人同时也是裁缝、菜农、猪肉贩与手艺人。衣橱与家具的製作则靠江苏人。几乎所有捕鱼的砂劳越华人都是兴化人,他们也拥有大部分的脚车店、巴士与计程车。餐馆与咖啡店则由海南人经营。雷州人烧炭。诏安人工作于海港与码头。砂劳越各地都可以见到上述情形,只有第三省的诗巫与拉让江畔的其他一两个市镇是例外。在那些地方,各行各业都操纵于福州人、福建人与少数广东人手中。经营进出口的大企业、银行与船务公司都由福建人开始做起,至今也仍在他们手中。另一方面,乡区经济则大多落入潮州人与客家人手中。潮州人经商与务农的人大致上可说各占一半。客家人则以务农为主。但这只是第一与第二省的情形,在第三省,自1901年以来,在战前,福州人便已在第三省几乎控制了所有的大企业与专业工作。在第四与第五省则较不同,因该地较晚才有华人定居。华人是受矿业与其他资源的吸引而来,也有一些是来参加开垦土地计划。因无老移民,故在这两省,华人的经济力量才能较均衡的分散在讲不同方语的人的手中﹝注7﹞。

砂劳越如此,扩大及整个东南亚,似乎也是如此。东南亚的华人在许多事业、行业领域往往有某一地缘或方言族群垄断某些行业与职业之现象;或者说某个方言集团在某个经济领域佔据统治的地位。根据十九世纪的资料,在新马地区,福建人和漳州人大都是店主、商人和香料种植园主;潮州人控制着甘蜜和胡椒经济;木匠、铁匠、鞋匠等其他费力气的工人大都是广东人。到1950年代时,广府人大都是餐厅老闆的厨师。而在今日,潮州人则控制了亚洲的食物贸易,如潮州人控制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寮国以及柬埔寨米的贸易;在新、马,潮州人也控制了生鲜与海产的贸易,泰国与新加坡之间生鲜食品的贸易网﹝注8﹞。这是理解东南亚华人社会及其经济活动时,首先应先弄清楚的。

三、华人社会的聚合与冲突

以地域关係为基础而形成的华人社会,内部当然如老舍所描游的,充满了说不同方言的族群冲突,以及彼此因竞争而出现的敌视关係。仍以砂劳越为例。该地客家人多数集中在砂劳越内陆地方,原本大多务农。日据时代到1960年代的动乱不安、经济的破产,使得许多人不得不离开内陆。一位古晋的河婆客表示:早期那裡的客家人都是种植树胶、胡椒与蔬菜的农人,后来发生了胡椒的瘟疫,使得种植胡椒的成本增加,收成又不好,所以他就选择了到古晋发展。他记得父亲还特别警告他说:「你怎麽可能竞争得过那些潮州福建商人,你准会饿死」。他们到了古晋以后,大部分人所经营的生意还是土产(胡椒、树胶、椰子)、杂货、农场或饲料、金店、製作豆腐等。当时古晋的头盘商或进出口商大多为福建、潮州籍商人所把持,这些后起的客家商人遂只能成为二盘商甚或零售商﹝注9﹞。

换言之,不同语言地域族群间具竞争关係,力量较弱者,或后来者,就会受欺负,或形成华人的内部剥削关係。这种关係,我们试想想台湾早期的闽客之争,以及闽人内的部漳泉之争,也就可以推想彷彿了。

这样的社会结构,自然也是充满封闭性的。不但异地外人、说不同方言者不能参加,就是同乡之间,也仍有一块一块的畛域区分,自我封闭,不向团体以外者开放。例如1831年创立于新加坡的第一个互助会:庆德会,其章程规定会员资格只能由三十六名创始人的男性后裔继承。

当然也有组织原则较鬆的社团。不过,东南亚华人社团在其宗旨中约有80%的社团旨在「联繫友情、互助互利」。亦即属于「自己人」的团体,与现代开放性社团,欢迎认同其活动内容的人加入之情况,截然不同。

甚至于有些姓氏血缘团体也因此而必须分开来。同一姓,但各地人奉各地人的祠堂。槟城陈氏就是个鲜明的例子。

1857年槟城就成立了陈氏宗祠,称为颖川堂陈公司。该宗祠的20名信理中,有18名是福建人,潮州和广府人只是各占一名,结果引起一些不满。粤籍同乡乃成立纯广东人的庇能广东陈氏宗祠。琼州人则组织了槟城琼崖陈氏宗祠,福建南安潮塘乡人则组织陈氏潮塘社,惠州人成立宗盟社陈氏宗祠,福建十县人组成陈氏联宗社,还有不分籍贯的陈氏宗义社。此外槟城威省有陈氏颖川堂、大山脚陈氏颖川堂,合计槟城共有9个陈氏组织。该州的林氏宗祠更多达14个。

本来宗祠就是同姓宗人结合而成的血缘团体,但在东南亚,情况颇有不同。血缘和地缘常是溷在一起的,宗祠多兼血缘和地缘成分,不只是同姓,更要是同乡。它们以中国原居地的祖祠为楷模,供奉乡土神作为凝结整合的标志。

因此,同姓不同乡的人就较难共一宗祠,上述槟城各陈氏、林氏祖居地不同的人各拜各祖先,各奉各的宗祠,就是一个例子。相反的例子是福建漳州海澄三都堡人士所共建的谢氏石塘世德堂。在东南亚不少同乡同姓人,共建一个宗祠。可是事实上他们依中国原有的宗族关係来看,根本构不成一个宗族,支系可能也极远。甚或还有一些同乡人几个姓,共立一个虚拟祖先来成立宗祠,或乾脆拜乡土神为祠庙的。例如砂劳越古晋吴氏公会就是以保生大帝做祖先神的;陇西公会则是在粤海亭坟场中找到一座清朝「祖考妣陇西彭李董公之墓」,遂以此为三姓同源之祖墓,而成立陇西公会。

不同姓的同乡人,也可以合作,槟城谢氏、新江龙山堂邱公司(1835年)和霞阳植德堂杨公司(1824年)组织「三魁堂」,并和锦里林氏九龙堂(1863年)、漳州府人士颖州堂陈公司(1857年)于1918年组织福建公司协调彼此的活动,同时管理城隍庙、清龙宫、福兴宫、受天宫和金和宫五座闽帮寺庙。同一时期创建的广东台山端芬的梅氏家庙(1842年),以及海澄三都保锺山社的水美宫蔡氏家庙(1862年前)亦属同一性质的组织。是以地域商帮为基底的祖先崇拜、神明祭祀共同体。

这样的团体,当然不是开放性团体,其封闭性较强是不待说的。但也正因如此,它才能具有强大的内聚性格。宗乡社团成立的宗旨,整体而言,主要是照愿同乡福利,联络乡谊。协助同乡适应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的热带新环境。包括安顿同乡新客、推荐就业、救济乡梓灾民、排解纠纷、举办慈善事业、祭拜共同社祗、购置义山、安葬乡亲。此外也开办私塾、义学,教育同乡子弟。由于早期官方的行政职能尚不健全,对华人社会的内部事务也无法直接干预,或只通过委任华族领袖协助处该族群事务,因此整个东南亚华人社会都自成体系,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宗乡社团在这种背景之下得以有效地扮演上述角色、发挥功能。

这些角色功能,跟台湾一般所理解的社团作用,其实大不相同。反而大有古风,即中国古代的村社型态。以村社发展出一个经济互助,生相庆、死相弔的团体。这个团体可能称为公司、公会、会馆或什麽,但其性质仍是村社。包括其次级组织如银行亦然。如华侨银行、大华银行、华联银行、万兴利银行、广利银行是属于福建系;而四海通银行是潮州系;利华银行则是广府系。而且银行的主管与客户之间大都是同乡里关係。因是同乡,所以贷款也较方便容易,因为银行的信用经理跟同乡里客户有一定的认识,不像国外银行的贷款需要充分的抵押。这就是村社团体发展出来的经济互助方式。

而这种方式并不限于银行。战前东南亚华人可以运用的金融制度,除了较正式的银行外,还包括了一些庶民金融机构,例如钱庄、银庄、当舖、批信局等等,而这些庶民金融机构也通常与地缘有相当的关係。例如,新加坡福建系所属的银庄便有36所,广东系有17所,潮州系则有15所。至于依传统村社中招分子来会、起会、标会者更是普遍。

早期华人在东南亚经商之成功,即有赖此一体制。因此,其对内的内聚性,固然会因对外形成封闭性,而出现发展之限制,且易与其他团体竞争,冲突。可是对整体华人经济与生存关係,恐怕反而是有利的。

四、华人社会的变动

但是,这种村社,或者说是「地域商帮、祖先崇拜,神明祭祀共同体」却不可避免会发生变迁。

(一)宗乡团体外部的因素

变迁的一大原因,是华人与所在国家政治关係开始改变,其自主自治性质大减,华人或被迫或自主地要对所在国表达政治认同,成为该国「公民」。公民的身分,自然不同于「村民」。整个华人社会,乃因此而出现巨大的变化。

关于东南亚华人因政治情境而产生的社会变迁,论者甚多,近来讨论「认同政治」尤为热门,此处不必赘述。因我不喜欢凑热闹,所以只另外补充三点:

一、政治势介入,而对华人地域方言商帮权力结构产生影响,并不自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例如19世纪中叶,石隆门金矿公司的影响力达到高峰时,古晋的华人商家为数不多,根本不成气候。他们组织未够完善,市场也较小。资本的形成与累积主要靠势力庞大的公司集团。几乎所有的乡区商店都由「公司」所控制,顾客除了公司成员之外,只有那些获得公司许可务农为生的人。

1857年叛变发生之后,华人经济力量的基础才由公司转移到古晋商人手中,那些商人在叛变期间对詹姆斯‧布禄克敦忠,在他资金不足、政治前途淼茫的时候,这些人的效忠,使砂劳越财政度过难关。华人商家也需要他的统治以维持政治稳定。而且,他们也必须靠人口衆多、发展迅速的乡区来扩大他们的贸易。彼此利害相关,也就互相倚赖﹝注10﹞。

可见,在华人内部存在着竞争关係时,引进或拉靠统治政权势力,足以让自己壮大。故早在战前华人社会中就已经不是凭讲某一种方言的人数多寡来决定谁是他们的领袖。譬如砂劳越第一省华人以客家人占多数,而在领导层中他们却没有代表,所有战前的华人领袖都是由政府委任的。

战后情况其实没有什麽不同。华人虽然可能也组织了政党,社团及政党领袖也由民主方式选举,但说英语或与主政者同一语言的华人自成一语言团体,与其他华语方言团体形成畛域,其政治地位及机会也明显高于一般人。他们也许人数较少,可是在领导层中却较具力量。

二、政治力量,在经济领域中的影响也很大。例如马来西亚自1969年「五一三种族冲突」之后,政府为了改善马来人的经济地立,从1971年开始推行为期20年的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以各种管道大力扶助马来族群,包括通过公共企业机构或国营公司向各经济领域进军,收购、控制了许多公共公司的股权,并在适当的时候转售予马来人,使他们在国内许多重要的行业,例如银行、金融、种植、锡矿、运输、保险等,有更大的参与和控制权。

以小资本经营生意为主的华人商家,感受到危机,乃大力鼓吹华人社会集合游资,组织控股公司进军大企业。

一些会馆及姓氏组织因它们本具商团性质,对此,反应尤为积极。琼州会馆联合会率先在1978年4月19日成立美华合作社,并在第二年9月正式营业。惠联合作社也在1978年成立。马来西亚嘉应会馆联合会也发起筹组「嘉应控股有限公司」,强调:「……将在可能的范围内,协助同乡在生意上发展,例如同乡们在扩展生意却遇到资金不足够的问题时,嘉应控股可以联营方式协助同乡扩充生意……在资金雄厚的控股公司的支持下,它定会为同乡带来利益。」福联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1981年,在福联青的推动下,第二年又成立福联合作社。其他先后出现的,有河联控股有限公司、埔联控股有限公司、南联控股有限公司、江夏企业、广西控股、马潮控股有限司等。一时之间,声势浩大。以琼州会馆联会会所成立的美华合作社为例,其社员有2万4千名,社员缴足资本为570万,全马有24家分行,存款额7千1百20万。就社员人数和资产而论,它曾是全国20间最大的合作社之一;若以华人资本为准,则仅次于马化合作社而排名第二。

但政府在1986年8月8日基于营运有问题及有舞弊的现象,宣布冻结23间以华人资本为主的合作社。这一场「合作社风暴」最终竟带给华人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

长久在东南亚以独立自主方式运作的华人经济,在类似的情况下,越来越明白:它无力与国家资本相对抗,所谓华人资本,大体也须纳入国家经济中去运作、去求发展。

三、虽然如此,华人社会仍未被所在国政治力量吸纳或改造,依然具有相对独立性。除了完粮纳税,依循国家法律之外,许多华人的管、教、养、卫依旧主要仰赖宗乡团体。

看起来时代变迁了、政治经济环境改变了、宗乡社团功能减低了,它就应该会越来越少,可是实际上,这些社团其实不灭反增。例如在马来西亚,1950年的「马来亚联邦」时代,华人社团约有1333个,至1980年未完全统计约有4000个以上,现在大概有5000个;在菲律宾,1950年时约有397个,80年代未增至2000多个;泰国也约有2000多个。在印尼,所有的华人社团曾在1965年的族群冲突的「九‧三○事件」后被印尼政府下令关闭;数百个华人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社团均被没收;到1980年代中期以后,这些社团又逐渐恢复。

这麽多的社团,其组织及功能,都是在政府以外的。亦即华人在东南亚仍是「大社会小政府」的存在。对统治政府而言,华人社会有些时候也有点「化外之民」的味道。我手边有一册新加坡新闻与艺术部编辑出版的《新加坡年鑑1998》,裡面介绝新加坡,就完全没谈到华人的宗乡社团,一个字也没有。跟宗乡总会的资料恰好相反。就这个意义说,在统治者眼中,华人宗乡团体除了依法办了登记,获得政府许可成立外,殆仍与秘密社会无异。

(二)宗乡团体的内部因素

讨论华人社会变迁者,鲜少道及此一社会本身的变迁。什麽叫做社会内部因素造成的变迁或社会本身的变迁呢?举例来说,周朝实施的封建制,至春秋时期出现「贵族凌夷」的现象,封建制逐渐崩溃。为什麽会如此?这个制度本身就会使它如此。因为封建就好比一个父亲把家产分给五个儿子,分几代以后,贵族就没「采邑」及官爵可分了,那不就沦为平民,与庶人无异了吗?此即称为贵族凌夷。封建制度本身就存在着将来瓦解它的因素。

东南亚华人「地域商帮、祖先崇拜,神明祭祀共同体」也一样存在着变改它的内部结构因素。它内部组合着许多原本具异质性的东西,血缘、业缘、地缘,当然就可能由这个结构中分化出来。

我们看中国古代的社,早期是血缘组织,社谓宗社。社字象祖牡之形,与祖为同义字,社神就是祖神。但此时同祖之人本来也就同乡土,故社又兼有社稷的土地含义。此即邑社村社里社。社神社祭就开始拜土地神。其后人民逐渐流动,同姓宗亲不再能固守一地,一村里乡邑中也不乏迁居来此的外姓人,于是血缘宗社和地缘村社产生了分化。有些社只是宗社、有些只是村社,不再是複合体了。汉代以后,新的制度宗教兴起,人不再只拜祖神与土地神,故信佛信道的人另组供佛奉道的社与会,形成新的宗教结社。原本在乡里中进行同乡人或同姓人经济互助的互助会,在南北朝期间也逐渐独立起来。宗教结社、经济结社遂又分化出来。唐代更出现行业职业公会,宋代则艺文、游戏、兴趣性结社亦渐兴。这就是由早先原生式统包功能的社会,经结构功能分化而形成地缘、血缘、业缘、艺文游戏兴趣性社团的历史。

明代开始在海上活动的商帮,可说是原生式统包功能的社会。在东南亚逐渐移民定居以后,结构功能也逐渐开始分化。血缘结社渐由原先与地缘溷而不分的情况下分化出来。以姓氏为新的结合原则,另行构社,超越地缘和方言群。在一个姓氏组织裡,包含各种籍贯的成员。在马来西亚,以单姓组成的宗祠即有林氏宗亲会、谢氏联宗会、戴氏家族会、马氏宗亲会、谭氏宗亲会等等。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姓氏组成的宗祠则有荥阳堂郑潘池联宗会、辛柯蔡济阳公会、至德堂(包含12个姓:吴、周、蔡、翁、曹、辛、柯、洪、江、方、龚、汪。)、刘关张赵古城会、徐余涂佘同宗会等等。

1860年代建立的古城会,容纳了刘关张赵四姓,不计方言畛域,在同姓的基础上求联合,为辛柯蔡宗祠、洪江翁方龚汪六桂堂及雷方邝溯源堂等开了先河。至于由胡泰兴和胡渊衡所共建的帝君胡公司(1864年)亦是不同方言群,福建永定下洋胡姓客籍族人和福建同安鼎美胡姓闽南族人绳其祖武的家庙。

19世纪中叶以后至20世纪初,非畛域血缘组织,如江夏堂黄氏宗祠、三省堂曾公司、郑氏荥阳堂、叶氏同阳社、颜氏鲁国堂、周氏歧山堂、吴氏延陵堂、柯氏瑞鹊堂、梁氏梅镜堂、尤氏卿田堂、廖氏慕维堂、杨氏四知堂、李氏会馆与伍氏家庙等更是纷纷涌现,求取同姓宗亲的团结。

在行业方面,本来同业者多是同乡同方言的人,后来也出现以职业行会为新组会原则,另行结社的现象。在马来西亚,业缘团体和工会组织先后成立,计有华人商务局(1903年)、树胶贸易公所(1919年)、洗衣行(1923年)、警顽联友社(1928年)、万锦商会(1927年)、酒商公所(1928年)、中医中药联合会(1928年)、杂货行(1938年)、槟华商业联合会(1938年)、厨业联合会(1940年)、人力车工友联合会(1937年)和洋务工友联合会(1946年)。他们都以争取同业和雇主的利益,或改善员工的待遇和福利为活动目标。此外,以提倡正当健康文娱活动的辅友社(1914年)、丽泽社(1921年)和明新社(1927年)三大青年组织先后成立。则显示了游艺兴趣结社也分化出来了。

地缘、血缘、业缘、游艺兴趣间的分化关係,形成了华人社团的多样性,及其内部複杂的竞争与合作关係。而其总体趋势,是弱化了地域方言在社团组合原则中的地位。愈到后来,华人内部方言畛域状况就愈不那麽严重。现在的情形,已比当年老舍写《小坡的生日》时好多了。

方言地缘社团,本身也还有再分化的现象,大同乡之下再分化小同乡。如槟城有漳泉语系的惠安公会(1914年)、晋江会馆(1919年)、同安金厦会馆(1923年)、南安会馆(1920年)、漳州会馆(1928年)和永春会馆(1928年);闽西语系的兴安会馆(1921年)、福州会馆(1927年)和龙岩会馆(1929年);广州府语系的大山脚广惠肇会馆(1924年)和北海同侨社(1937年);潮州语系的惠来同乡会(1948年),以及海南语系的万宁同乡会(1948年)等。但在同一期间,一些原有府县级会馆辖下的较小族群却另起灶炉,创设自己的宗族或地域性团体。如闽南人的惠北同乡会(1916年)和惠南联乡会(1946年),琼州人的长林社(1923年)、琼崖陈氏宗祠(1925年)、何家社(1930年)和符氏社(1947年),以及闽西人的沙堤赵氏公会(1962年)和六桥林氏公会(1963年)。这就是方言地域团体的裂解分化。

分之又分以后,另一个趋势就是合。本来血缘地缘族群也有合的现象,如上文提到的许多姓的人合起来成成立一个宗亲会或宗祠,或不同村、里的人合为较大的州府会馆。在面对华人以外民族的竞争时,华人也逐渐脱离方言畛域、姓氏血缘、职业分类,尝试发展成为一个整合性的华族概念,奉黄帝为民族共同祖先。例如砂劳越大蔡姓族谱就是如此。整套的族以黄帝轩辕为起点,认为:「中华民族之形成,以轩辕黄帝为宗祖。黄帝创建中华基业,制十二母姓,由十二母姓演变及至姬周分封,而铸成今日之中华民族,百姓遂称黄帝子孙」﹝注11﹞。

在马来西亚1970年代华人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与论述中,类似这样的族谱所在多有。通过这样的族谱,一方面可以避免沦为忘祖的人,另一方面则可以透过「中华民族」的共祖─一黄帝──以达到建构「华人」为一体的想像性社群。

五、全球化的华人网络

时至今日,「华人」在东南亚的发展,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也有两个重点可说。

一是在全球化跨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南洋华人其实正发展一系与以美国经济为主轴的全球化网络不同的网络。

奈思比特(John Naisbitt)1995年初出版的《亚洲大趋势》(Megatrends Asia)中已提到这个网络。认为世界经济的动力已不来自国家,而是发自种族网络(dtnic network)。他举例说,如果把世界华人的生产力跟世界大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比较,它排第三,只逊于美国和日本。后来Weidenbaum & Hughes则指出「海外华人」发展出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疆界的「筷子网络」(bamboo network),非正式的商业关係互补组合,形成一个紧密编织的商业领域,促成经济的成功。同样地,Sterling Sea grave也认为「海外华人」的成就可以归因于行会、慈善社团、地缘与血缘社团、会党等组织提供了彼此间的个人关係及金融联结的成就基础。Sea grave将「海外华人」编织成的经济体系喻为隐型的集团帝国,这是一个没有疆界、政府与国旗的帝国﹝注12﹞。

但其实这并不是新兴现象。试想,纵横海上的明清闽粤商帮,不就已经是个跨国经济行为者了吗?早期南洋开发史上许多着名的商业领袖,也都是跨国事的经营者。

例如槟城的张弼士(1841-1916),原籍广东潮州府大埔县黄堂乡。1857年(咸丰7年)左右,孑身到南洋谋生,开设酒行。未久即获准承包税收(酒税、鸦片菸税、典当捐等)。在1866年左右,获得荷兰殖民政府的首肯与资助,在巴达维亚附近的郊区进行开垦工程,开始投资于种植业(稻米、椰子)。1870年代开始,其相关业务,先后扩展到荷属的苏门答腊地区、英属马来亚地区,种植树胶、咖啡及中国茶等,甚至渡过马六甲海峡,在槟榔屿亦开始置产创业。创办了日里银行。在1886年(光绪12年),又独资创设万裕兴公司于槟榔屿,以建造和航行亚齐与槟榔屿之间的轮船。此外,还在英属文冬(今马来西亚彭亨州内)英属巴生(今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内)开办东兴公司,以开闢商场和经营锡矿业务。

他在中国各地亦有大量的投资产业,例如在烟台开设酿酒厂(张裕酿酒公司)。拥有纺织厂(广州亚通织布厂)、金矿公司(广东开建金矿公司)和砖瓦厂(广州裕益砂砖公司)等,同时在汕头、大埔、广州等地亦广置不动产。1897年,张氏还经李鸿章的举荐,参与了中国第一家华资银行,即中国通商银行的筹办﹝注13﹞。

这样的人物及跨国经营状况,可说迄今未变。例如马来西亚香格里拉集团的郭鹤年与印尼沙林集团的林绍良,于1960年代起在印尼合资PT Gunag Madu生产糖与麵粉,目前在货运与棕油上亦有合资关係。郭鹤年与邱继炳则于1970年代起在马联工业与嘉里财务上有合作关係。林绍良与李文正间最合作,有印尼最大的私营商业银行中央亚细亚银行;郭鹤年与李文正之间亦有种植食油间的合作。而他们的祖籍都是福建的福清,是同乡。

郭鹤年又与香港长江实业集团的李嘉诚在日本札幌合资兴建公寓与购物中心;与香港太古集团在中国合作生产及销售可口可乐。又,新加坡丰隆负责人郭芳枫与马来西亚负责人郭令灿之间是叔侄关係,两集团之间有密切的商业关係与人员交换并相互持股。其他的跨国合作,还有新加坡丰隆与印尼李文正力宝集团在雅加达兴建海底世界,及在其的城市发展上的合作关係。马来西亚丰隆与香港长江实业李嘉诚、利希慎合作在新加坡兴建住宅大厦;与菲律宾华商李永年、吴宇宙合作成立POPI公司等等。

1984年时香港以李嘉诚为首的华人资本更曾联手对付英资怡和洋行,参与的包括郑裕彤、李兆基、黄廷芳与郭炳湘之父郭得胜。

由这些事例可知华人利用其地缘血缘网络发展跨国资本经营,在南洋可说是渊远流长的事。有些合作是源自同乡关係,如郭鹤年与林绍良,合作已有四十年之久。有的是跨国的亲属关係,如新、马的丰隆集团;也有是因为同为「华人」而有的合作,如以华资联合对抗英资。

而且,就像当年张弼士去大陆投资一样,南洋的华人跨国资本,也一定要联结到中国大陆。

以1994年的资料来看,中国引入的海外直接投资总额已达33.8亿美元,来自香港与澳门的投资佔其中的70%左右,台湾只占8%;而来自美国的投资是7%,日本只有4%。许多东南亚华人对中国的投资是透过香港进行投资的,如果以投资总额与所成立的公司的数量来看,中国最大的两个外来华人投资者,是来自东南亚的华人企业家;而他们都是经由在香港的上市公司对中国进行投资。其中一个是来自泰国谢国民家族的「卜蜂集团」,他们在中国共有70多项的投资;而另一个是印尼黄奕聪家族的「金光集团」,他们在中国的投资超过80家公司。其他经由香港对中国进行投资的东南亚华商尚有印尼的林绍良家族、李文正家族和新加坡吴家熊之大马集团;马来西亚的郭鹤年家族、郭令灿家族的丰隆集团;泰国华泰曼谷土地集团以及新加坡的远东集团﹝注14﹞。

然而,这庞大的华人经济跨国网络,在90年代经学界提出后,并不受重视,迅速退烧。目前学界的全球化论述虽然热门,但对华人跨国资本经营型态的历史与现况却都研究不足。但另一方面,许多人又对华人经济圈、华人经济网络云云深具戒心。马来西亚即曾于1996年时邀集16国,350位马来族领袖举行第一届「世界马来人大会」,建议成立金融中心以「面对来自中国和华人商家在亚洲地区的支配和挑战」。力倡马来人网络以因应世界华人网络。可见在南洋谈华人「种族经济」颇干时讳。

但是,不管谈不谈,华人的跨国网络仍在不断扩大中。1991年八月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办了第一届「世界华商大会」(The World Chinese Entrepreneurs Convention),「广邀全球着名华人企业家共聚一堂,建立经济关係和巩固国际华商的联繫」。参加的世界华商有800多人。其后两年举办一次。第二届是在香港举行,参加者有1000多人。计这两次参加的华商包括了香港华人首富长江实业集团的李嘉诚、印尼华人首富沙林集团的林绍良、与涉及美国民主党政治献金桉的印尼力宝集团李文正等人。第三届大会则是在1995年泰国曼谷举行,决定发展成一个永久性的组织机构,「建立世界华商的网络载体,加强各地华商沟通联络和通商渠道,促进各地经济发展和世界经贸发展」。这可说是业缘性的世界网络。

1990年以共同祖籍为纽带的国际性华人组织「世界福州十邑同乡总会」也成了,虽然是以同乡会之名义成立,但其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发挥建立跨国网络的经济功能。第一届大会便提出「为世界各国的同乡建立通讯与文化以外的经济联繫……我们的祖先在中国与南洋地区的同乡间建立的传统,可以扩展到在全球的同乡间建立经济联繫」。至1992年召开第二届大会时,其属下已有分布于新、马、泰、菲、印尼、汶莱、香港、台湾、美、日、加、纽西兰等十八个国家、地区的会员团体。而参加者亦多有世界着名之华商,如大马糖王亦是马来西亚华商首富的郭鹤年、印尼林绍良都是大会的执行委员,星洲日报的张晓卿则是马来西亚分会的负责人。这则是地缘商帮型态的世界网络版。

其他世界客属、世界潮属、世界舜裔大会……等血缘地缘世界网络;国际佛光会、慈济功德会、一贯道……等华人宗教社团国际网络;世界精武体育联谊会等游艺兴趣团体世界网络等,可说不胜枚举。

1980年代中期以后,宗乡社团,尤其是血缘性组织,也开始与其他国家的同乡建立更密切的联係,国际性的联谊会或恳亲大会轮值在世界各地举行。近年在马来西亚举行的就有世界赖罗傅宗亲联谊会第二届代表大会(1984年)、第三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1985年)、世界林家宗亲会第四届理监事联席会议(1991年)、世界谢氏宗亲总会第二届第二次代表大会(1991年)、马新第四届辛柯蔡济阳宗亲联谊会暨世界辛柯蔡宗亲恳亲会(1992年)、世界福州十邑同乡大会(1992年)、世界梁氏宗亲恳亲大会(1992年)、第二届世界林氏恳亲大会(1992年)、世界舜裔宗亲联谊会第九届国际会议(1992年)、雪隆东安会馆第一届世界恳亲大会(1992年)等等。

第二,这种不断扩大的世界华人网络,使得华人经济不再能用「寄居经验」或「中间人」来解释。所谓华人的「寄居经验」(sojourning experience),是以此说明华人在经济上扮演「中间人少数」(middleman minorities)的角色,并论证海外华人的经济成就性质。中间人少数,是介于生产者和消费者间的中间人,东南亚华人位在当地殖民统治者的进出口企业与原住民生产者之间;他们所选择的职业或投资的企业集中在代理商(agent)、掮客、收租者、放高利贷者和包工头等行业上,也有人称他们为「买办阶级」。这些行业的特徵是流动性(liquidity),即少量的资本投入并极大化现金的流通。

此一论述认为早期的华人移居到东南亚并没有长久移民的计划,他们到南洋寻找经济机会,目标是自工作薪资或事业利润中挣足金钱,然后带回家乡。华人移民东南亚的这种候鸟式「寄居」经验使他们倾向于选择上述流动性高的工作,而不选择绑在寄居地。这些寄居的华人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回国,因而也不需和寄居国及当地人民发展长期的关係。

因要回国,使他们愿意忍受长时间的工作,克苦节约,以致累积资本。同时,寄居经验有利于族群内有效地分配资源,包括以合伙事业、低率贷款、互助会等方式来运用资源。一个典型「中间少数」的事业过程是:由家庭商店开始,员工主要是未支薪的家庭成员,当需要薪资劳工时会僱用亲属或是同乡;这样的中间少数人事业往往可以用长工时低成本来与他人竞争而较具利益。

当时东南亚许多国家,企业的最上层由欧洲人支配,中层的中介功能由华人扮演,而原住民主要在农业生产领域。

我认为这种理论只注意到晚期移民及小商店经营者,根本不理解南洋华人商帮的历史及其性质,更无法解释现今非寄居的南洋华人发展出来的世界网络。

第三,以东南亚为中心地区的华人世界网络,如上所述,曾引起东南亚诸国一些担忧。可是华人世界网络因不具政治意涵,故对南洋各国政治形势其实并不造成威胁,反而是人与钱的互动,充分活络了东南亚的活力,而且因华人跨国企业均联结着大陆,在东南亚金融风暴期间,稳定的大陆经济成长,反而令东南亚经济得以脱离困境。目前东南亚经济也仍因与大陆联结才能不断成长。东协国家近年频邀大陆与会并签订条约,即因此故。而在与大陆经济联结时,华人企业家及其跨国网络,就在此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未来这样的华人世界网,当然值得期待。

六、全球公民社会中的华团发展问题

与上述议题相关的另一议题,是「全球全民社会」的非营利部门发展。

面对「国家危机」,萨拉蒙(Lester M. Salamon)认为这是一种「全球结社革命」。但华人在东南亚遍若繁星的社团宗庙会所,过去却从来没有人把它们视为非营利组织,纳入全球结社革命的视野中去观察。马来西亚社会变革管理学院(Management Institute for Social Change)于1995年第四届亚洲发展论坛上所提的报告书,声称马来西亚共有大约3,000个非政府组织。该报告书中并没有详细的说明数字来源、包括有甚麽组织、选择的标准等,当然更没把华人宗乡会馆等5000个社团列入其中。这不是很荒谬的事吗?

但是,将传统华团放入这个视野去探讨,恐怕是极具发展性的。

这裡,我要借叶瑞生一篇文章来谈。叶先生在〈谁来打造公民社会:谈我国非政府组织运动的发展〉一文中说:非政府组织分为三种,第一类是会员式的组织或者自助的团体,如原住民团体、社区组织、群衆组织、合作社、宗教团体、工会及专业公会等;第二类是非会员式的或协助他人的组织,如人道组织、私立的自愿福利及发展组织、区域性的福利团体、服务俱乐部及非盈利公司;第三类则为虚假或不提供协助的组织,如为个人盈利而成立的非政府组织、政府成立的非政府组织、资助者成立的非政府组织及商业机构成立的非政府组织。

其次,他认为马来西亚的非政府组织有几个特徵。一、许多非政府组织并没有群众的基础,它们几乎和草根社群没有日常的接触或来往。这可能是因高度工业化,使许多人从乡村移居城市,导致非政府组织没有太多的空间在乡区组织群众及发展社区的工作。二、也因这个原因,大部份非政府组织都是以城市作为它们的总部及活动基地。只有少数组织才和郊区的人民比较有日常的接触。三、波登(Borden)把亚洲非政府组织归类成四种,即谘询型非政府组织、福利型非政府组织、发展型非政府组织及言论型非政府组织。马来西亚的情况是言论型非政府组织很多,但发展型非政府组织则相对的非常少。这个特徵和第一个特徵产生的原因相同。故非政府组织都集中在言论上的醒觉工作,而且社会运动还是相常精英式的,群众自立及参与的运动并没有扎实地建立起来。

因此,叶先生说:一些非政府组织已开思索它们的组织定位及工作方式。过去由外人来越俎代庖为某个社群争取权益的模式,显然已不恰当,取而代之的模式是着重培训社区自己的领袖、从旁协助组织社区成员的工作以及提供他们须要的支援。

例如城市开拓者的运动,早期都由学者发动,但现在各个被迫迁的村子都已开始成立自己的居民委员会,组织村内的居民进行抗争,同时也对其他被迫迁的村子给予帮助。原住民过去也都由一些非府组织替他们作争取工作,例如原住民关怀中心。但现在他们自己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如马来半岛原住民学会,开始自力救济的组织起原住民。

这些由人民成立以争取社群利益的非政府组织,叶先生把它称为人民组织(People Organization)。

依此说,运作了几个世纪的华团,不正符合叶先生之理想吗?历来华人内部不少认为华团充满传统封建性格,代表落后、保守,且地缘性和血缘性团体的存在,导致小群意识浓厚,对促成华人大团结的努力是一项障碍。因此,不时会听到主张解散宗乡社团或将它们合併的言论。大马堂联总会长林玉静曾在1992年9月间提出华人社团大合併的主张,建议将华团减少到400至500个。大马会宁总会会长张荣业也提出相近的看法。他建议冲破地缘及血缘性的藩篱,解散各州现有的宗乡社团,合併起来组织一个马来西亚华人宗亲联合会,并在各州设立分会,以团结与凝聚全体华裔的力量。殊不知草根的「人民组织」才是建立公民社会的基石。华团长期、大规模投入教育、慈善、社会服务、文娱活动,在政府部门之外,动员华人大量参与,其经验与成就,正是现今谈第三部门发展的人所应借鑑的。

 

附 注:

注 1:见黄傲云《中国作家与南洋》,香港科华出版社。页22,无出版日期。

注 2:另详蔡林海〈华商网络的起源〉,《资料与研究》,34期;〈潮州帮及其在南洋地区的贸易网络〉,《资料与研究》35期。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出版。

注 3:见《资料与研究》32期。

注 4:详陈剑虹〈槟城华人社会组织的历史演变〉,同注3。

注 5:详木马〈马来西亚华人研究概略〉。

注 6:见杰克森《垦殖民与冒险家》,赖顺言译,第二章,《资料与研究》26期。

注 7:陈振声撰,黄顺柳译《砂劳越人》第七章〈战前的社会与经济组织〉。《资炓与研究》11期。

注 8:详龚宜君〈东南亚华人的经济发展与族群关係:以马来西亚华商为例〉,2003年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百年回顾与前瞻研讨会论文。

注 9:林开忠〈华人文化论述裡的中国性:认同的争夺战〉,2003年华人与中华文化在多元社会的承传与发展研讨会论文。

注10:见﹝注7﹞所引书第三章〈公司统治的结束与客家人迁往砂劳越〉。

注11:见﹝注9﹞所引文。

注12:见﹝注8﹞所引文。

注13:见张晓威〈商而优则仕:南洋客籍富商张弼士生命历程的初步考察〉,2003年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百年研讨会论文。

注14:见﹝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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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