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文化围城”及其超越

24/05/04

作者: 欧阳康 日期: 24-5-2004 来源: http://www.univs.cn/newweb/univs/hust/2004-05-24/285426.html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助理、哲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今天很高兴来到北京师范大学与同学们进行交流。谢谢刚才主持人的很多美誉之辞,事实上是不敢当的。现在中国哲学发展处于一个蓬勃时期,而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既有优良的传统,又异军突起,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像贵校的齐振海教授曾经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时的答辩委员会委员,前校长袁贵仁教授是我非常敬重的学长或者学兄,我与今天哲学系的不少领导和老师也很熟悉,所以能够来到这里和大家进行交流,觉得非常荣幸。我想先了解一下今天听众的专业背景。哲学系的同学能不能举一下手?研究生同学能不能举一下手?谢谢!我主要是想有一个比较好的定位,从参与者的情况来看究竟要跟大家谈什么问题。当时我们在讨论今天这个讲座的题目的时候,我实际上是提出了三个题目来供选择。

第一个题目是《全球视野中的中国现代化》,但是有人提出这个现代化问题在我们学校已经谈论了很多。第二个题目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文化围城”及其超越》。而第三个题目是想谈一下专业的哲学问题,我自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尤其是比较关心社会认识论。

我从1985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做博士生,到1993年以来我自己招收的博士生,一直都在做这个问题的研究。从刚才举手的情况来看,学哲学的同学还是占少数,所以我们少数服从多数。我们今天先来谈一谈比较普遍的问题,如果大家对哲学比较感兴趣也可以进行探讨交流。我特别希望今天下午是一场真正的对话,因为我认为,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是对话中的碰撞——心灵的碰撞、学术的碰撞、人性的碰撞——在这种碰撞间不经意间就能出现火花,这种火花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所以,在座的如果对什么问题感兴趣,可以从现在开始考虑,呆会儿通过小纸条的形式递上来,我们大家一块儿讨论,免得我无的放矢、天马行空地讲了一段,和大家的兴奋点没有什么关系,那就不好了。现在我们进入正题。

一、“围城”与“文化围城”

 我们先来谈一下第一个问题——“围城“与“文化围城“这个问题的提出。严格讲来,“文化围城“这个概念是我自己提出的一个概念。大家知道,如果把“围城” 加上一个书名号,实际上它是一本重要的书,是钱钟书先生写的一本小说。他写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批知识分子,从海外回到中国,所感受到的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尤其是他们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碰撞中所遇到的各种困惑,以及钱钟书先生以他独特的眼光对这种困惑的解答。《围城》这本书是能够在西方社会有所影响的一本中国书,也可以说是在中国现代小说中被翻译成外文传到西方去的为数不多的作品之一,在西方世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这本书呢,在过去我们年轻的时候、能够看到的时候,总觉得读不太懂、读不太透,总感觉它背后还隐含着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并没有很直接的表达,但是在我们生活中间却很容易感受得到,从而就对它产生了一种很独特的兴趣。在这本书中有两个比喻,相信看过的同学对它有深刻的印象,不会忘记的。那是两个对婚姻的比喻,一个来自法文谚语,一个来自英文谚语。一个说婚姻就像一个黄金做的鸟笼,黄金鸟笼外面的鸟觉得这个黄金鸟笼好,拼命地想飞进去,而在黄金鸟笼里面的鸟却拼命地想飞出来,这是非常典型的。另外一个比喻是把婚姻比喻为城堡,城外面的人想冲进去,城里面的人想冲出来。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多多少少现在也面临着这样的困惑。(笑声!)还没有谈恋爱、还没有找到可心的人的人还在努力地寻找,但已经找到了对象、结了婚的人则有进了鸟笼之感。很多人说,结婚就等于走进了坟墓,所以会有开掘坟墓的行动。当然这两个比喻是极而言之的,我觉得实际上它是以婚姻为典型代表的一种文化心态。大家知道,婚姻问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生理问题。马克思曾经说过,婚姻是人与人之间的最自然的关系,但恰恰是这种最自然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涉及到了人的类的关系,就涉及到男性和女性这两个人类最大的类,当然现在有了中性人(笑声!)。我们现在暂时不去考虑中性人问题,这是一个新的社会文化伦理问题。钱钟书先生的这本《围城》在我们过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当我们中国社会面向着西方文化冲击的时候,引起了大家的普遍关注与喜爱,大家从中悟出了很多东西,得到了很多启示。

 我自己给“围城“加上了一个“文化“作定语,形成了一个新的概念,叫“文化围城“。对于“文化围城“,我是到了英国以后逐步感受到的。1995年9月到 1996年9月,我应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和资助到英国伦敦大学哲学系做博士后访问研究。在此之前,我于1991年开始有机会出国,到这次出国前已经去过一些地方,如阿根廷、美国、加拿大、德国等,但在各个地方呆的时间都不是很长。这次去是我在国外呆的时间较长的一次,感受就有些不一样了。过去对英国这个国家是十分向往的,它有很厚的文化底蕴,有着非常强大的哲学。尤其是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我在那里活动比较多。我们这批人花着英国政府提供的钱,住着英国人的房子,吃着英国的食物,学着英国文化,照理说应该感恩才是。但多少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去了没有多久,不少人就感到不习惯,开始不断地骂英国。这都是我们开始去的时候没有想到的。以前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想到一个西方国家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好好学习西方文化。但实际上怎么才刚刚呆了三四个月就开始反弹,而且反弹得这么厉害呢。后来那些先到的人就告诉我们说这是一种普遍现象,这种感觉大概要持续一年。如果这一年你骂过去了,你还能继续呆下去,那就证明要么你进步了,要么你退步了。什么是进步了呢?就是说明你深入到了英国文化里面进去了。说退步了呢,就是说你被英国文化给同化了。当然,这里所说的英国文化是指英国文化中的保守因素。1995年到1996年的那段时间应该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势头非常迅猛的发展时期,而英国则是保守党执政的最后时期。在中国的开放心态与英国的保守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样我就感觉到一个问题:我们很多人在改革开放后对西方文化都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向往,希望能够向西方学习,但当我们真正身处那个文化之中的时候呢,却感觉到非常强烈的格格不入。

 后来牛津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请我去做一次演讲,我便想出这样一个题目,就是这个“‘文化围城’及其超越”问题。从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我今天谈这个问题的思想缘由要回溯到1996年在英国牛津大学的那次英文演讲。这个概念大概算是我发明的,为此我为我的英国朋友做了一番解释,解释什么叫做《围城》,什么叫“‘文化’围城“。好在当时《围城》这本书已经翻译成英文,在西方出版了,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时我们和西方学者也包括一些中国朋友在一起进行交流,大家都有一个比较共同的感受,认为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普遍的文化隔障或壁垒,引出一些文化误解与冲突。我把这种现象叫做“围城现象“。这个现象可以说是以两种非常极端的方式或者是两种典型的方式表现出来。

 一种方式是很多中国人向往着西方的文化与文明,甚至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主张全盘西化。在座的同学可能与我们当年的感受不一样了。我记得我们从1977年考上大学,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积极地走向现代化的过程。那么什么是现代化?很大的程度上把它看做了西方化,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革命或超越。我在人民大学读博士的时候,正是《河殇》非常流行的时候。《河殇》的一个主题就是要告别黄土文明,或者说黄色文明,走向蔚蓝色,也就是所谓海洋文明,不管是太平洋,还是大西洋,反正走过去就行,那个地方有一个美妙的西方世界。我想这是一方面的情况。

 另一种方式则是一些西方人特别看好中国文化、东方文化。1992年,我在加拿大访问期间,应邀去了美国的一所大学,遇到了一位美国教授。他非常郑重地告诉我,也许很多人不相信,但他一直坚信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后来我在英国期间接触到一些英国的朋友,他们也有这样类似的看法。这样就使我感觉到有一种比较奇异的现象:在中国文化氛围中生活的人力图逃出这样一种生活氛围,走向西方文明;而在西方社会当中有很多人看好东方文明、东方文化、中国文化。 1998年,我在美国期间应邀到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哲学系做一个有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讲,其间访问了该系的前系主任皮特·赫尔(Peter Hare)教授。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研究英美哲学尤其是皮尔士的专家,我对他做了当代美国哲学走向的学术采访。在访问的最后我给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说这篇访谈可能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刊物上发表,你有什么对中国读者说的呢?他说:“与一些人一样,我也相信,如果说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1世纪注定是中国的世纪。“我回来以后整理了录音,准备送出去发表的时候,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我想,他这样说是不是要安慰我呢?你一个中国人大老远地来采访我,我借此机会表示一下友好,礼貌性地让你高兴一下,也表示一下对中国人的尊重?后来我给他发了一个电子邮件,说你能不能就你谈的最后一句话做一个解释,他很快给我回了一个电子邮件,陈列了中国文化将成为21世纪世界文化主流的六条理由。这篇文章已经在《哲学动态》1998年第11期上正式发表了。

 为什么我又在今天把这个“文化围城“的问题重新提出来呢?这是因为最近对此又有一些新的感受,最直接的就是对于现代化的不同看法。一个是如何看待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去年6月,我有机会应邀作为北美代表团成员到古巴参加第13届北美和古巴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大会,后应邀到美国、加拿大的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讲学,在北美大约呆了三个月的时间。8月15号我离开纽约,到西部洛杉矶去访问和讲学。今天看来是留下了一个遗憾,就是在世贸大厦下面逗留了将近一个小时,但是没有上去。没有上去的原因是因为1991年来美国的时候上去过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上去要收点费用,心里想反正已经上去过了,曼哈顿十几年来在建筑方面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城市景观没有什么新鲜的。现在看来是个很大的遗憾。“9·11”当天晚上,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叫我快看凤凰卫视,看见了第二架飞机撞第二幢大楼。当时还以为是惊险大片,知道真情后感到非常震撼,我就很快给我的一些美国朋友发电子邮件,了解他们的情况,致以我们的关切与问候。回来的电子邮件很多,大多数都表示感谢,其中有一份电子邮件,直到今天我仍然珍藏着,是一个美国教授发给我的。他谈到应该怎么样看待“9·11事件 ”。他说“9·11事件”既不是对纽约的轰炸,也不是对美国人民的轰炸,而是对于资本主义的轰炸,对于全球化的轰炸,是对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全球化的轰炸。大家也许记得,“9·11事件“发生后,我国大学生与社会的反应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把“9·11事件”与反现代化联系起来,这个邮件对我的心灵产生了又一次强烈的冲击与震撼。这就提出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问题——该如何看待现代化与全球化。

 引起我思考现代化的又一个契机是我对后现代主义研究中心的访问。去年8月中旬离开纽约以后,我到美国西部洛杉矶附近的克莱蒙顿市的过程哲学研究中心访问。北师大的樊美筠教授和她的先生王治河博士在那里从事学习和研究。我在那里也做了一次讲座,并接触到一些非常优秀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包括了6月要到中国访问的科布(John Cobb)、格里芬(David Griffin)教授等几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大师。他们将要到北京来参加“价值论与过程哲学“国际学术会,会后还要到武汉去开有关“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国际学术会。后现代主义的存在实际上是对现代化的一种特殊的反叛和批评。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性的批评比我们中国人、比其他国家任何人都要严厉得多、深刻得多,因为他们就生活在现代化当中,有对现代化的各方面的深度体验、感受与思考。

由此我更加深刻地感到,如果说现代化是一种文化现象,实际上也存在着一种非常深刻的“围城“。这种“围城“就在于在现代化之外的人、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像我们中国这样的国家还在努力地追寻现代化,发展现代化,而生活于现代化当中的人们却在不断地反思与严厉批评现代化。这里就需要我们有一个深度的思考和探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围城“现象?“围城“的实质是什么?这种“围城“究竟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还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局部的、暂时的现象?现代化的“围城“是否可以超越?是否能够真正超越?如何才能有所超越?我想今天大家可以来共同探讨。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文化围城“的提出。这个问题的提出,简而言之,就是从钱钟书先生对婚姻问题的这样一种描述,到我们引出现代化这样一个人类性和时代性的问题。当然,这个“围城“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就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在这个大观园呆不住,还要回到自己的乡下去。我们中国也有一些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就像西方社会中有那么一批至今固守着“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人,我觉得目前尤其典型的是“美国中心主义“。大家都非常关心中美关系问题。可以说,全部中美关系,以至于整个世界的国际关系,都是面临着如何解答与美国中心主义的关系和这种中心主义所带来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种“ 文化围城“是两极相通,一极是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面的人想进来;一极是城里的人不想出来,城外面的人不想进来。这两种形式表现不一样,但实质是一样的,需要加以深度反思和透析。所以,下面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文化围城的一些哲学思考。

二、关于文化围城的哲学思考

从哲学这个角度来考察这个文化围城的问题,有很多的方面都可以进行探索。我想主要从三个角度来谈。

第一个方面从文化本体论或者说文化本根论的角度谈。我们知道哲学研究有很多分支,其中本体论是最早的,如果要追溯起来,人类的思维从动物思维进入到人类的理性思维,我们经过了一个重要的阶段——就是神话的阶段。神话发展到高级的时期就出现了一种探索,就是对于世界本原的探索。在神话中最典型的、最具有本体意义的就是认为海洋、或者水、或者是海洋中的水是世界万物之源,一种海洋之神就造就了整个世界。这样一种神话被哲学家们进一步提升,提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与命题——水是万物始基。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到后来柏拉图提出理念、共相,亚里士多德提出实体、本体等一系列概念、范畴、命题,上升到哲学的本体论思维。我自己认为,从发生学的意义上,人类真正作为人类而存在,是以他们能够反射出自己的智慧为标志的,在于他们的思维上升到了哲理的水平。而反映哲学水平的就是由当年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的这种本体论的追寻。在中国哲学里面叫做本根论的追求,其实这个本根也是可以解释的。有的人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他们说孔夫子的学说什么时候讲过一个本体,但有的人说老子里面讲的“道“就是一个本体,那个概念的提出的时间以及它的抽象程度都不亚于西方。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要解那个“文化围城“之谜,也要回到这个本体或者本根的角度来回答问题。

从文化本体论的角度来看,“文化围城“实际上是文化的两个根本特性的一种外在的表现。任何文化,它之所以成为一种文化,在于它有某些特殊的规定性。文化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对它的定义则有许多,有的人说有一百多个,有的人说有二百多个。我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在最初都是作为民族文化而出现的。所有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现实、民族的文化,它必须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叫做内聚力。一定的人群、一定的部落、一定的氏族,在一定的地域中生活在一起,形成了一些共同的生活方式,也有了相应的生产方式,有了自己思维的方式,有了自己情感的方式,这时候他们就作为一个相对独立、内在趋同而又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实体而存在。这样一些东西是各个民族文化必然具有的一种内在的本质规定和特性,是内聚力的基础,也是各种民族文化之根,这种根把民族当中的所有成员牢牢地系到了一块。他们在不同的地区或者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差异,长相会有点不同,生活方式会有点不同,思维方式会多少有点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有非常共同的东西。离开了这样一种内聚,这个民族就不可能成其为民族,这种文化就不可能成其为文化。除了这个内聚力以外,它必须还另外有一种力量,叫做扩散力。一种民族文化在与其他民族文化相互交往的时候必然展示出一种相互排斥的力量,这种力量使一个民族成其为这个民族而不是其他民族。我们在座的不知道有没有从少数民族来的。我们看云南昆明的民族村,那个民族村非常漂亮,那里面有几十个少数民族的一些文化的载体在那儿展示。每一个民族都以自己的特色,自己特殊的服饰、语言,内在的信仰、内在的思维的模式等等来形成一种特殊的主体。在台北、在夏威夷也有类似的民俗村。不同的民族文化发生碰撞的时候,内聚力越强,扩散力也就越强,排斥力也就相应越强。我认为这是各民族文化间发生关系时两个根本性的因素。

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考察东西方文化,那我们大家明显可以看到文化之间的巨大差距。在欧洲内部的不同民族之间也有很大的差距。当我们到美国、加拿大去时,也能够感觉得到其中各个不同民族之间的深度差异,一种潜在的或者非常显性的排斥力。1992年,加拿大政府邀请和资助我去加拿大做了一个课题,叫做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Canadian Multiculturalism)。加拿大议会在1971年通过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级的多元文化主义法案。为什么要提多元文化主义呢?实际上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英裔加拿大人和法裔加拿大人以及其他来源的加拿大人之间的深刻文化冲突。我们大家都知道,英国和法国都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先后进入到加拿大,在加拿大这样一块土地上,尤其是在魁北克省进行了激烈的抗争。历史地看,英国与法国之间为了争夺殖民地和世界资源而结为世仇,他们把这种世仇越过重洋带到了加拿大,在加拿大这块土地上开始了几百年的、长期的两种文化的抗争。这个故事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讲了。我们知道,实际上直到今天加拿大东部多伦多市大部分是说英语,小部分是法语;到了他们的首都——渥太华的时候,英语和法语同时并用,处于平权的地位;然后你再到了蒙特利尔市,是法语为主,英语为辅;而魁北克市则是法语的一统天下。在那里你有可能遇到非常尴尬的情况。当你用英语去问路的时候,人家会用流利的英语告诉你他不会说英语。(笑)他们拒绝回答你用英语提出的问题。我们也没有办法,只好自己摸来摸去。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典型的民族间文化的冲突,把在欧洲的争斗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仍然有很深刻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由这个“文化围城“讲到民族文化,再讲到全球化问题,都要谈到一个文化内在冲撞问题。因为它内部都存在着一个“根“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文化本根意义上的问题。因为它依靠这样一种内聚力,才能形成一种文化;它要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质,必然要向外排斥和扩张。而这种彼此的排斥与扩张就是造成文化隔障的最重要的文化本体论基础。当然,在不同文化之间也还有一些基于人类生命与生存的共性的相通的东西,才谈得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问题。我想这是一个方面的解释吧。

第二个方面是从价值论的角度解读。北京师范大学有全国高校中惟一的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应该说对于这个问题,你们是最有发言权的一个地方。你们大概知道,过去哲学里面没有价值论这一块内容,后来一些学者开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开创了这样一个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以前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面,价值理论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一直处于被排斥的地位,现在却成为最有生机的一个领域。其中的代表人物也包括我们的袁贵仁副部长。从行政的角度来看呢,李铁映同志也非常关心,他亲自倡导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立了一个向全国开放的价值论研究室,并且非常支持它的活动,自己也积极参加。我也有幸成为其中的一个成员。价值论的研究对于我们当今世界来说显得格外重要。文化的碰撞本质上就是一种价值的碰撞。文化的沟通如果说是有意义的,恰恰就在于它有一种价值观念的交流和共享。价值观念,大家知道,是可以共享的。价值是不太能够共享的,像商品的价值,比如说像我喝了这瓶水,那么在座的各位就不能喝了。在有限资源下物体的价值是难以共享的,但价值的观念是可以共享的,是可以相互交流和借鉴的。

大家可能都注意到,布什总统到清华大学演讲,就宣传美国价值观。在这个问题上他比克林顿总统要聪明一些。克林顿总统到北京大学大谈人权问题,然后我们的北大学子就不断地提问质疑。而布什总统,我们过去看他有点西部牛仔的味道,但他对于在演讲题目的选择上抓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和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他向清华大学的学生并通过他们向中国以至世界宣传美国价值观(American Values)。客观上来说,这个演讲还是比较成功的。大家知道,哈佛大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教授,写了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叫做《文明的冲突》。什么是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冲突在本质上就是价值的冲突。各种文明的体系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价值体系,东西方文明之间的碰撞本质上就是一种价值碰撞。

文化之间的价值碰撞是非常普遍和尖锐的。我在1997年11月到美国华盛顿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随后应美国国际研究交流协会的邀请和资助,在离白宫不远的地方做过4个月的研究,研究的主题是亚洲价值观(Asian Values)。这个题目主要是由东道主提出的,他们希望听到一个中国学者对于亚洲价值观问题争论的看法。大家知道,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就是塑造西方价值观的进程,而在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出一些反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东西,亚洲价值观就是其中之一。

亚洲价值观最早是新加坡学者提出的,被李光耀等重要人物所肯定,并成为一些亚洲国家的共同旗帜,成为对于有亚洲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一种探索和实践。它实际上反映了亚洲的这些后发国家在寻找和塑造自己的价值和价值理念,寻找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大家知道,西方文明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价值核心,许多西方人认为这些价值因素是有普遍意义的,应当推广到全世界,要求东方人的现代化也按照西方人的现代化的模式来走。

从社会的角度看,西方价值观有三大因素:第一个是自由经济,在经济层面是一种市场经济;第二个是民主政治,就是议会民主;第三个是清教伦理。这三个方面构成了西方价值论的核心。东方的亚洲,近二三十年崛起了所谓四小龙,我们把他们叫做龙,但西方人不知道龙(dragon)为何物,就把他们叫做虎(tiger)。(笑声!)

四小虎的崛起被叫做“东亚崛起“,或叫亚洲发展道路,它包含了西方价值观的一些内容,但并没有全部接受,而是有自己的选择和创造。比如,它们接受了西方的自由经济,认为这是个好东西,我们要学习,但是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他们认为他们不能全部接受,而要搞一种新的中央集权,把它叫做新权威主义。

然后第三个方面,你西方有新教伦理,但是对不起,我们有我们的亚洲伦理。亚洲伦理的核心是孔夫子伦理或者叫儒教伦理。这场争论也涉及到对于人权的不同理解,展示出了东西方文化与现代化道路之间的深刻价值碰撞。亚洲价值观经受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到今天围绕亚洲价值观的争论也没有结束。像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依然把亚洲价值这面大旗高高举起。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对文化碰撞的深度分析绕不开这个价值问题。实际上,整个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价值建构过程。我们向西方学习,学什么?在五四的时候我们提出了两个价值要素:一个是民主;一个是科学。当然现在我们知道现代化有比科学和民主更多的东西。这就是我做的第二个层次的分析,是从价值论的角度来楔入的。

第三个方面就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文化的围城所存在的客观性、必然性。大家知道,所谓文化碰撞实际上恰恰是在文化交流和文化理解中产生的。文化交流的核心是要促进文化的相互了解,尤其是理解。大家知道,我们过去讲哲学比较确定认识论,强调主体对于客体的把握,而实际上在文化交往中间,我们传统的那种认识论可以用,但是是不够的。我自己比较倾向于用一种文化诠释学或解释学的理论与方法来解决类似的问题。如果说开始讲的第一个问题是文化本体论,第二个问题是文化价值论,那么第三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文化诠释学。因为文化或者是说人际之间的认识不同于人对物的认识。当人认识物的时候,这个物是相对而言比较被动的,它是作为一个客观的、自在的存在,认识的对象。你去认识它,它不太可能以自己的主动来应对你的主动。但在文化交往中间存在着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它是一种互动,互为主体客体,是一种互相的沟通、理解与交往。这时候简单地讲一个单向的认识就不够了。尤其是还有我们前面所讲到的价值论因素,它会对人们的认识尤其是对意义的理解发生影响,所以现代认识论要走向诠释学。我从读硕士开始就一直研究认识论,后来在读博士期间研究社会认识论,现在我得出一个比较明确的看法,在社会历史领域,也包括社会认识论领域,要更多地接受诠释学或者说是解释学的思想观念与方法。

如果从文化诠释学这个角度来看文化围城,实际上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跨文化之间的理解是否和何以可能?我觉得对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为止还不能够认为已经找到了确切的答案。我们不愿意走向文化不可沟通论,我们不愿意承认在不同文化之间完全不可沟通,但是我们也确实看到在不同文化之间非常难以沟通。比如说我们经常讲宗教,如果我们要了解西方文化,就必须经常接触到他们的宗教、教堂及一些虔诚的信仰者,所以我有时向虔诚的信仰者们请教一个问题: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信教的?有些人可能从一出生就开始了。我在美国的时候,曾住在美国司法部的一个职员的家里,是租他的房子。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从小信教。他就很难从不信教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但是有时候我也会遇到这样一些人,他们不是从小就信教的,是后来信教的。这样就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从原来不信教到现在信教,你觉得在什么条件下,你更能理解宗教。这里就面临着这样一个悖论,你不信教的时候你不可能理解宗教,因为你不可能像一个虔诚的教徒那样去读《圣经》,不可能真正理解上帝对于人类的慈爱。但不信教的人更难理解宗教。我有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经历。2000年7月我去温哥华讲学,协助接待我的小姐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教徒,她虔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她说我买这个车都是上帝的启示。当时她开车来机场接我,开的是一个较大的车,大概是个越野车。我出于好奇,随便问她为什么要买这种车。她说:这是上帝告诉我的。当我要想买一个车的时候,我不知道该买一个什么样的,我感到了困惑,于是就祈祷。在祈祷后,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你要去买这样一个车。当时她不知道什么地方有这样一种车,然后就四处打电话问,居然问到一个地方确实有这样一种车,而且这种车只剩下最后一辆,在on sale。(笑声!)你们说我是该信还是不信,我也只是听听而已。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不信仰这个宗教,你是不可能理解它和它的信徒的。

但是如果你信了这个宗教,也未必能真正理解它。我记得1992年我在多伦多过感恩节,当地很多华人都去到教堂。感恩节——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庆祝丰收的节日,很多人把果品啊、食物啊拿到教堂来,大家一起做礼拜,还有一顿很丰盛的饭可以吃。然后教堂里的东西你如喜欢多少还可以带点回去,这对留学生来说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在那里遇到一位台湾来的教士,我记得他自我介绍说姓王。他看着我还像一个大学教授,就向我宣传一个重要的问题,并说关系着人类的命运。什么问题呢?那就是七天以后地球就要毁灭了,我们现在应该去怎么样怎么样。整个吃饭时间他一直非常热心地谈,动员我参加他们的一些活动来拯救这个地球。当然了,我毕竟是个无神论者,而且感到他说的那些东西终归是很难说得清楚,难以令人信服。而且七天以后我又见到了他,两个人好像都觉得有点尴尬。从这里我就感觉到,在文化理解方面确实存在很大的隔障。

记得在英国的时候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当时利物浦有一个电子邮件网在讨论一些怎样学习哲学,怎样学习历史这样一些问题。我们中国有时候讲,要学习西方文化,你就要到西方去,要出国。我在那儿看到这样一场讨论,网上发表了几十篇文章来讨论怎么样来学习康德哲学,尤其是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网上就出现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讨论。一是在哪里学习最好。一些英国人说要学习康德哲学,尤其是这本很难读的《纯粹理性批判》,那就一定要到德国,在德国文化氛围中学;德国人说这个《纯粹理性批判》我们也读不懂,我们是什么时候读懂的呢?我们是去到美国以后才读懂的。二是用什么语言来读最好。英国人说要读懂这个《纯粹理性批判》一定要读德文原著,而德国学生说我只是在读到英文版的《纯粹理性批判》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读懂了一点点。如果从文化诠释这个角度来说,这能联想到很多问题。我们今天看到的东西方文化的碰撞,语言问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即使语言问题解决了,是不是这个问题就真正地解决了呢?我看也不一定。

以上这三个方面的分析,就是我今天所讲的第二个大问题,就是关于“文化围城“的哲学分析。当然对这个问题还可以从别的许多方面来探讨。三、“文化围城“与超越我们的若干的思想误区 立足于前面的分析,下面我们可以谈谈这样的围城所带来的一些思想误区以及我们如何对其有所超越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想谈一下关于现代化的正解与误解的问题。前面我谈到,对于现代化近来有非常激烈的争论。过去我们对现代化是有很多的误解的。在我小的时候,什么叫现代化呢?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如果要用苏联人的话来说就是“土豆烧牛肉“。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964年,全国三届人大提出的现代化就是“四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这对不对呢?肯定是对的。那全不全呢?现在想想,肯定是不那么全面的。它没有抓住现代化的其他本来含义。即使是这个不全面的现代化,“文革”时也没了。现代化到底有什么本来的含义呢?通过我个人的理解,也吸收其他一些学者的观点,现代化可以包含以下一些要素。

第一个要素,它是以宣传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思想革命,是一个理性化的进程。大家知道现代化的思想源头应该追溯到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我们知道 ——名义上是要张扬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实际上是要张扬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文艺复兴的直接历史前提是对于中世纪政教合一的宗教文化的反叛,以人性对抗神性,以人权对抗神权。那么人性是什么?人的最高的本性是他的理性,而不是他的信仰,张扬人性,就是要宣传理性,以理性来对抗神性。因此,理性化是现代化的首要含义。

第二个要素,是以张扬自然科学和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大机器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工业革命,是一个工业化的过程。人们追求理性解放,解放理性去干什么?解放了理性去认识自然、去发展科学,去发明和运用技术,并把科学技术运用于生产,尤其是现代化大生产。大家都知道一个非常著名的电影,是卓别林演的《摩登时代》,每一个人都变成了生产线上的局部,一个螺丝钉,但整合起来就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力。工业化是现代化的生产基础。如果说理性化是一面高举起来的思想旗帜,那么这种工业化就是现代化的生产和生活基础。

第三个要素,是以航海和跨国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商业革命,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工业生产不同于农业生产和个体生产,它生产的产品不是为生产者本身的需要而生产的,而是为市场的需要生产的。大生产要求有大市场,国内市场不够了就要开拓国际市场。应该说市场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也不是现代化所独有的。在古希腊雅典时期就已经有了市场。但现在是一种国际的市场,是随着航海贸易而发展起来的。哥伦布发现北美大陆,开拓了资本主义的北美殖民地和北美市场。

第四个要素,它是以生产社会化和服务规模化为主要内容的城市革命,是一个都市化进程。我们今天看到纽约、伦敦这样的大都市就是现代化的产物,是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一个工厂、一个大学造就一个城市、一个都市。都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第五个要素,是以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革命,是一个民主化的进程。资产阶级的市场经济要求与之相应的政治体制,这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体制,保证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与市场经济。

第六个要素,是建立能够保护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法律体系为主要内容的法律革命,是一个法制化的过程。民主政治必须通过法律体制来保证,这是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去年看了美国总统的选举,出现很大争议,选不出来了。怎么办?交给联邦法院,由那里的九个大法官来最终裁决。当时我就问我的一些美国朋友,说如果法官裁决出来你们不服,怎么办?他们说大法官裁决出来的结果没有不服的,在所有真正美利坚公民的心里,这九个大法官就寄托了他们对民主和法制的全部希望。不管怎么样,五比四总是会有一个结果的,只要裁决出来就无条件服从。结果果然如此。我在美国的中国朋友有一个孩子,坐车老喜欢坐在司机的旁边,怎么说他都不听,直到他爸爸说他坐在那里是非法的,他就乖乖地跑回到后排了。我们中国人讲的是哥们儿义气,哥们儿还有什么不行的吗?拍拍胸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结果发现最后什么也追不回来。(笑声!)西方人不同,亲娘、亲老子借钱也要打借条,还要亲笔签字。

我觉得整个西方现代化就建立在这六大基础之上,当然还有其他要素,但是这六大要素是非常重要的。

由此可以看出我们过去对于现代化的理解是不太全面甚至有很大的片面性。像过去说的四个现代化,只强调了其中的物质生产和科学技术方面,缺少其中一些重要内容。我们过去有过对现代化很强烈的追求,而且有过很不切实际的信心。如“十年赶英,十五年超美“,这些口号就是建立在对现代化很深的误解上的。在那个时候看来,现代化就等于工业化,工业化就是重工业化,重工业化就是钢产量要上去。当时我们相信如果我们一年能够炼出1 500万吨钢,那我们就可以赶上英国,接近了美国,我们就现代化了,所以全民大炼钢铁。应该说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对现代化重新认识和重新定位的问题。因为西方现代化走到今天、走到一个全球化的格局,实际上已经给我们提出了更多和更复杂的问题。

要对我国在21世纪的现代化进程有个科学合理的定位,还有必要对20世纪西方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因为它造就了今天的世界格局并将对21世纪的人类发生历史性的影响。20世纪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大体上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大体上是20世纪初叶到1945年,也就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时期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是集中表现为反法西斯联盟与法西斯联盟的殊死较量。这是20世纪的一件大事,也是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以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产生出来一种全球化的趋势,并以一种特殊的、也就是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大家知道,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过哪一个事件能够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纳入到这样一场全球性的战争中去,形成了真正的世界阵营和世界战场。

第二个阶段是从1945年以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个时期主要是形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现代化的模式,意识形态的因素加入到了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形成了由两个超级大国所主导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这个现象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现代化超越了意识形态,成为了不同国家共同追求的目标,并产生出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现代化模式。

第三个阶段大体上是70年代到90年代期间,这一段时间的显著特征是意识形态经过冷战时期而逐渐淡化,以现代化的发展水平为标志形成了三个世界的划分,其主要特征是三个世界的形成。大家知道,三个世界的划分实际上是以现代化的水平为标志的。在第一世界里面有资本主义的美国,还有社会主义的苏联;第二世界里面,既有社会主义的东德,也有西方的英、法等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世界里更是比较复杂多样。

第四个阶段是20世纪的最后十年,整个世界的发展出现了全新的格局,有人把它叫做“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前苏联解体后,从综合实力看,只有一个超级大国,就是美国。所谓“多强“,实际上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的。如果从军事方面来讲,美国与俄罗斯可以看做两强。至今为止俄罗斯仍然是惟一能够在军事上与美国叫板的国家,无论是航天航空,还是核武器、常规武器。在军事上俄罗斯仍然有相当的实力。前一段时间美国和俄罗斯关系有些紧张,普京总统想展示一下实力,试射了一枚远程导弹,几十年前的导弹飞了几千公里,准确命中目标,可以说是展示了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当然,俄罗斯也有不光彩、很丢脸的事情,比如说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事件,暴露了许多深层问题。如果从经济上来讲,普遍认为今天世界有三强:美国、欧盟和日本。这种经济上的三强格局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值得关注的问题,尤其是欧盟的一体化运动,统一的欧洲非常值得关注。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经常是五极在世界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欧盟、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中国,还有一个是日本。日本虽然不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但它的政治地位是由它的经济地位做后盾的,而且它的政治要求在最近表现得非常明显,值得关注。

在今天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中,有两点特别需要思考。一是多强中的国家与地区在军事、经济和政治等方面发展严重不平衡。不平衡就会生变,而朝哪个方向变,怎么变,取决于力量对比及其变化,是一个互相制约的过程,要求我们对其有所预见和准备。其二,中国问题在这里就相应地凸现出来了。

今天中国已经作为一个政治大国登上了世界舞台,大家都把中国当作世界格局中的重要一极,这同时就赋予了你相应的责任。你是否有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来履行作为政治大国的责任呢?据说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希望我国能够领头与美国抗衡,但小平同志一直告诫全党全国:在国际事务中不当头,不扛旗。为什么呢?因为那不符合我们的发展原则,而且我们也没有这样的实力。现在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对中国的评论,心里面不是很舒服。比如说过去西方人对中国人很看不起,叫“东亚病夫”,听了不舒服。现在一些人对中国太看得起,宣传中国威胁论,听了也不是很舒服。我们中国人永远不称霸,什么时候想到要威胁别人呢?当然听到中国威胁论又多少还觉得有点得意,你们终于也感觉到中国也可以威胁一下你们了。这实际上是对我国改革开放成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果的从另一种角度的一种肯定。当然我更多的是觉得我们应该保持更加冷静的头脑,看到我们中国的现代化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关口,要有一个更加明智的决策。

中国的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我们有过对于现代化的太多误解与耽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认识与接受都经历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近代以来,有了西方现代化以来,我们中国对于现代化认识的历程,大体上可以分为这么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畏惧现代化,从1840年到辛亥革命前,或者是到五四运动之前。这一段时间我们中国人是畏惧现代化的,因为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以一种不友善的姿态出现在中国人面前的。是西方人用现代化的洋枪、洋炮打开了我们的国门,也打掉了当时的中国人长期保有的作为一个天朝大国的骄傲,所以中国人对于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有意或者无意的畏惧和拒斥的心理。我认为这是一个历史的根源。这一段时间里尽管也出现了洋务运动,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 ”,是要以西方现代化的手段来抵制西方现代化。

第二个时期是追寻现代化,主要是五四运动时期。当时北大学生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这就抓住了现代化的两个核心要素。但这段时间在对现代化进行追寻的时候,又产生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误区。

第三个阶段是远离现代化,也就是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到1949年。这一段时间由于长期的国内战争、抗日战争,民族的主题是抗日救亡,解决主权问题,中国人仍然是远离现代化的,根本顾不上现代化,都忙着打内战去了,当然也包括打外战,是一个民族存亡的危难关头。至于现代化的问题,除了国民党政府引进了一些西方先进的军事装备,但那也是为了打仗,真正的民族工业并没有得到很好发展。

第四个阶段是在1949年到1966年这一段期间,民族工业有所发展,但基本上是误解现代化。前面我已谈到了。第五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那是一个拒斥现代化的年代。其最典型的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代表了当时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刚十二三岁,很勇敢地从四川老家坐着火车到北京参加大串联,在西郊机场接受毛主席他老人家对红卫兵的第8次检阅,然后借了本红宝书,捧着它在天安门照了张相,感觉到无比的幸福。现在回忆起来,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我们脑子里面就三个口号:“反帝、反修,反封建“。整个西方的都是帝国主义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都是修正主义的,所有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封建主义的,我们惟一剩下的就是马克思主义,而今天看来实际上还是被我们误解了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奇特历史,也是中华民族的特殊不幸。每每回想起中国社会发展的波澜曲折,我总是非常感慨,对我们全党和全国在经历了如此漫长的误解与困惑之后,终于在1978年后走上了自觉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道路感到格外珍惜。

在我们今天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还有其他几个相关因素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一个就是如何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问题。这里面过去我们也存在很大的误区。我们这一代人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的认识从一开始就采取一种非常严厉的甚至是极端的批判和拒斥态度,这在很大的成分上妨碍了我们确定正确的发展方向。关于资本主义,我们当时学的主要是列宁当年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认为到1919年之后,整个资本主义走到了帝国主义阶段,是垂死的和腐朽的。然而快一个世纪过去了,当代资本主义似乎是垂而不死、腐而不朽,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料。怎么看待和理解这个事实?我感到,实际上在20世纪的西方现代化走向全球化这样一个发展历程中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极大地强化了他们的学习能力和自我调整能力,而他们学习的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社会主义。

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与社会主义的这种竞争与较量,促使了资本主义在20世纪中不断自我调整。我们知道,在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之后,西方经济学界盛行的是凯恩斯主义,西方国家政府强化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而不再是完全依靠价值规律对经济进行自发调控的经济运行模式,这就为西方经济发展留下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样一搞就是几十年。虽然今天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又有所抬头,但政府已经建立起了相当的宏观调控机制。我们过去把西方国家的东西和资本主义的东西等同起来,然后又把资本主义的东西都看做坏的东西而加以拒斥,这就把我们与资本主义世界整个地隔离和对立起来,减少了自己的学习范围和空间。20多年来,我们以一种非常开放的心态向世界各国的一切先进和优秀的文化学习,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种心态和道路还应当继续保持下去。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中存在着一个很大的思想误区,即认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解决了,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按照他们已经设计好的社会主义的蓝图来施工,来建设。既然已有蓝图和模式,而在各国的实践又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各国的国情不同,这就必然产生出谁是正宗的社会主义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中国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很快就陷入到谁是正宗社会主义的代表这个问题的争论之中,很快开始了中苏论战。我们党先后九评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但我们好像并没有九评过西方资本主义。所以,我们感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纷争有时候甚至超越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我去年到古巴去开会和访问,对这方面也是特别有感触。古巴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国家,它是在比较特殊的背景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是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间面临着美国的巨大压力,又面临着苏联的强大的诱惑和支持,在1959年建国两年以后宣布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几十年来,古巴人民在卡斯特罗总统的领导下、在美国的眼皮子底下(它距离美国不到一百海里)搞社会主义,保持了一种高度的民族气节,这是让人感到非常钦佩的。但访问他们之后,我确实为中国能够较早地走上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自豪,为自己能够作为一个中国人而觉得庆幸。同时,我也感到对什么是真社会主义确实有待探讨,特别是社会主义能不能发展市场经济。直到今天为止,古巴在发展经济方面主要还是计划经济,可以辅以适当的市场调节,还不能讲市场经济。到现在为止,古巴的大众电视台只有两个频道,这种情况与我们当年非常相似。所以,我们站在这样一个背景来看我们中国,就是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这方面,小平同志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不是两个问题,而是一个问题;社会主义是什么和好不好,取决于我们怎样建设它和建设得怎么样。

我们中国今天搞的这种社会主义到底好不好,这个问题人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历史已经对此做出了回答,而且国内外也好像形成了公认与共识。我谈谈我自己的一个经历。1994年我到德国柏林参加第16届国际政治学大会,主持了一个有关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分会,在会上我报告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情况。在讨论的时候大家发言非常热烈。美国一位非常知名的教授说,如今中国走的这样一条路也许是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可以采取的、能够获得最大效益的而又较小震荡的道路。其他一些国家如苏联、波兰的代表也认为他们的国家如果能够早些向中国学习,他们的今天也许会比现实更好。20多年来我们国家走过的道路从总体上看是顺利的、成功的,当然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这是发展中的问题,也可能在更大的发展中得到更好的解决。我相信我们可以通过不断地重新认识社会主义,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更加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从而更加自觉地走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这样一种“围城“。

当然,这种“围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会不断地生成,还会出现各种新的情况。比如说我们面临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挑战,面临着加入WTO的机遇与挑战。在这里挑战是现实的,而机遇则是潜在的,只有成功地应对了挑战才能抓住机遇。卡斯特罗总统有一本非常著名的书,我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已经翻译出版了,叫做《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他号召要抵制一种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那么我们如何在这样一种全球化的过程中保持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保持我们的文化特性,并使我们能够对世界文化与人类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前面我提到很多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寄以厚望,现在作为中国人,我们应当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是否能够胜任这样一种期待?应当如何做才为人类文化的未来发展做出我们的独特贡献?其实这里还存在着很大的距离,还有很多悖论性的问题。例如,我们发展市场经济就面临着拜金主义的冲击;我们强调个性、张扬个性,却又面对着社会的无序、理想的破灭;我们重视人民生活与利益,但又必须警惕过度的世俗化的冲击,等等。因此,如果说我今天的发言要有一个结束语,那我就愿意借此机会呼吁中华民族的每个成员都能站出来,强化责任意识,并且积极地追寻与塑造崇高。这种崇高既包括民族的自强,也有政党的自觉,更需要个人理想境界的不断提升。只有一个本身富于崇高理想并为其实现而不懈自觉奋斗的民族,才能把这些美好的理想变成现实并带给人类。而这可能正是中华民族对于21世纪人类的最重要贡献。

我的发言先讲到这里,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欢迎大家进一步提问探讨。谢谢大家。(掌声!!)

(本文是作者2002年5月17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录音整理:郑华秀、王芊、蒋丽梅,经本人修改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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