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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释白里斯葛报告书评议 第二章

17/02/18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导读 有必要先行仔细阅读和理解报告书的每一点相关内容,要不然,思维上很难将点评和报告书相互结合,融会贯通为一个整体的讨论,从而得到一个对某一议题的全面理解。换言之,这些点评是针对性的反驳报告书对南大的评议。因此,如果缺乏了对个别评议的了解,点评就难免会出现片段性之不知所云的尴尬。

第二章组织、行政及管制,其内共有十二点。

二、(一)报告书对南大提出六点批评,1、南大自称是仿照中国大学模式办校,但是,中国没有一所大学是在公司法令下成立。2、南大的组织模式完全没有先例。3、大学财政由管理层独揽没有教学人员的参与。4、南大即没有校长,也未设立代理校长,教务由行政委员会全权处理;这在美国和中国的大学没有先例。5、南大财政帐目不是在南大而是在中华总商会。6、行政委员会也不负责大学建筑的建设工程。

这六点是似是而非的批评,完全脱离南洋大学所处在的现实基础。

单凭南大只能够在公司法令下成立的事实,已经十分清楚的证实了,世界上其他任何大学都没有资格成为评议南洋大学的标准。如何拿地球人和一个不存在的火星人对比?既然没有比较的标准,那么,这类批评不仅是不切实际,反而凸显了评委缺乏理性思考能力。其实,这些负面评议却反而十足的体现了,创办南大的先驱们是如何的具有排除万难尤其是政治干预的毅力,和独立创新的大智大慧。

南洋大学是无中生有的杰出结果,是华社通过群策群力,在合作与分工下的努力果实。因此,南大创校历史的本身,就是一个经典的世界教育历史。毫无疑问,在南大历史之前,世界上还未曾有过类似的经历与模式。南洋大学必然青史留名。

二、(二)报告书批评行政委员会不掌握财务和工程建设,以及没有副校长是造成南大出现混乱的主要原因。这是评委对现象的误读。事实正好全然相反,所谓的缺点恰好正是强处。事情的真相是,南大在资源极度贫乏的恶劣环境下,三院十二系已经实际运作,有近1400名学生和100名教师。这一个极度不平凡的成就,是得益于能够优化资源,以及,办事有轻重先后的智慧。

行政委员会之所以主要负责校务,是因为帐目理财与建设工程并非其能力范围。财政与建设是由个别专职委员会负责。帐目理财负责人的办公室是在总商会。建设是由繪测与建筑专业人士负责。另外,这些为南大服务的帐目理财与繪测建筑专职,都是义务的无偿社会贡献。

二、(三)言外之意是要指出,陈六使不是行政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却实权控制委员会。

二、(四)提出三点批评,1、由于专职管理大学内部事务的行政委员会主席张天泽,不是南大执行委员会成员,所以行政委员会的决策是要通过南大秘书长潘国渠传达。2、行政委员会并不是大学政策的最终决策者。三、没有受过高深教育训练的潘国渠,却是教授资格审查委员会之类的学术委员会成员。

报告书批评张天泽必须通过潘国渠向陈六使汇报工作是一个不正常的工作安排。这是另一个严重的事实误读。责任与权力成正比关系,因为张天泽并非南大的最终责任承担者,所以必须向陈六使汇报是正常的职责安排。借用报告书的思维话语,张天泽是博士,陈六使被反对者称为目不识丁,两者在学问两极化下,要如何的有效沟通?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处理的问题。没有受过高深教育训练的潘国渠,正好可以作为传达信息的中介。这是一个合情合理,兼且有效的工作安排。

聘请教授并不是单纯的专业性检验大学文凭资格,还得考虑人格品行。林语堂是一只在乞丐兜里抢钱的斯文败类,是南洋大学历史上的一个经典挫折。对此,潘国渠的教授资格审查责任,就是要确保像林语堂的这一种货色不会再次出现。

多年后,耸立于南大云南园旧址的南洋理工大学,颁发名誉文学博士于改名潘受的潘国渠。被重新政治定位的潘受,获官方尊称为国宝。潘受书法是新加坡赠送外国元首的国家珍贵文物。与潘国渠同一个年代的国学大师饶宗颐也只有一张初中文凭。这些先辈是上世纪初的自学成功之多才多艺的典型中国学者。可见,报告书对潘国渠的种种诽谤性批评是居心不良。

二、(五)大学的采购和采购财政归由秘书长处理是正常的行政。此种日常琐事,何须劳烦总商会插手?从二、(一)的评议来看,总商会的职务是处理大学的整体财政事宜。这正是分工合作的有效运行。潘国渠是南大秘书长却没有向南大领取薪酬,何足怪哉?潘国渠可以义务的无偿向南大提供服务,因为陈六使与其他创办人支付了潘国渠的生活费。无论什么情况,那都是光明正大的行为。这一种评议是别有用心。历史上,确实从南大捞走油水的是林语堂,不是潘国渠。

二、(六)对南大的各种委员会提出很负面的批评,比如,不知道是否有进行会议,没有明确任务分配,没有统一指挥等等。这些都是形式主义下的不具建设性的空洞观点。现实是,南大的组织,行政与管理之实际才干是可以通过,南大快速的在三年内发展了三院十二系,以及,多处落成并且在日常使用的建筑物等等的事实中,寻求验证。南大的实际运行,也说明授课纲目与课程,考试等等教学事务必然已经获得妥善处理,这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绝对不可能一步到位。在南大草创之际,提出这类吹毛求疵的批评,是落井下石。

二、(七)报告书是站在张天泽的一边,批判了陈六使和潘国渠的独裁,认为执行校长职务的博士,必须听命于没有高等教育训练的秘书长是一个有问题的制度,更是导致大学运作极度地无秩序的主要原因。报告书直接点名潘国渠是南大行政缺乏明朗化,以及,南大发展不健全等等所有问题的根本源头。

历史事实正好相反。潘国渠是在林语堂拿钱开溜之后,大学面临灭顶的关键时刻临危受命,接手处理大学行政,和征聘教职员包括聘请张天泽等等事务,让南大得以按既定的时间表完成既定的进程与目标。这是何等的功绩?值得一提的是,潘国渠于1958年被殖民政府褫夺公民权,直到1983年才重新获得公民身份。由此来看,报告书之所以敌视与诽谤潘国渠,确实是另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阴谋。

二、(八)报告书批评大学没有一份可供参考的计划预算。由于没有工作计划书的存在,所以也就无法明确工作过失的责任承担。比如,新科学实验室的设计没有预定专家的参与,所以其缺点也就无人负责。还有,大学招生人数和教授人数与教学设备也没有计划书。基于缺乏了这些重要的计划预算,所以报告书认为1959年要招收700名新生的决定,是一个不明智的决策。报告书对大学会计的评议是不知所云,勉强理解为,会计必须集中在由掌握实权的校长或者副校长去直接处理,让校长直接负责对大学设备的采购可以避免出现偏差。

这些都是相当肤浅的评议。报告书(六)节承认:一项纸上的委员会是无价值的。意思是指南大的各种委员会,空有其名而完全没有实质性贡献的价值。诚然,一纸计划预算不也如此?现实是,南大之所以成功及时开课,是因为有效应用稀缺资源和善于优化先后次序。一个家徒四壁的南大,不可能,更不可以奢侈的浪费宝贵的人力资源,去书写洋洋大观的文书。能够胸有成竹的把重要的事务处理妥当,才是南大能够成功实际运行的主要因素。

看来,评委全然不知道。南洋大学是一个民族社群的公益成果,参与者都是人中豪杰,不干偷鸡摸狗的亏心事。现实是,无论会计制度如何的完善,一个没有道德观念的校长,如林语堂,还是会见猎心喜,中饱私囊。南大的会计制度不完善,不代表贪污腐败。报告书实在没有必要通过对会计制度的缺陷,做出如此低下的污蔑性评议。

二、(九)报告书加大力度对陈六使与潘国渠的领导提出评议,认为把南大交由一位没有学术资格,对大学业务不通晓的潘国渠负责,是造成大学行政错乱和教师派系斗争和士气低落的主要原因。这种不良发展导致大学流失第一流的教授,以及,损害部分教师的服务精神。教师们垂头丧气,抱着失望的态度,认为对赞助人必须不顾一切的去讨好,而那些批评者则会自讨苦吃。报告书指出,如果大学是由一位具有办理大学经验的人士负责,南大的混乱局面是不会出现的。

根据史料,秘密听证会的多数时间是听取一些来临不明之神秘人物的供证,却只花了不到两个小时面谈大学院系的五位主要负责人。此外,报告书承认从来没有直接的和学生与教师进行面对面的接触。由此来看,报告书的这些评议都是来自神秘供证人的供词。

从研究学者对早期南大学习活动的调研,和南大学生所保留下来的文献,可以看到草创年代的南大各个院系出版了好些个别院系的学术性作品。这其中南大中文系就有极丰富的文学创作。这些众多的学术性成绩,所表现的南洋大学是一片生气勃勃,士气高昂的形象。这和报告书的南大认知是一个全然相反的印记。

报告书没有留下一点证据支持其结论的准确性。相反的,坊间有极为丰富的资料与文献可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证实草创南大的师生们是如何的朝气蓬勃。

报告书指责大学管理不当导致流失第一流的教授。一个有着第一流教授的南洋大学,又何以会受到师资不足的指责?这是不是自相矛盾?

这一节的评议主要是针对潘国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凭借潘国渠的才干是能够把南洋大学办的很成功。然而,一个成功的南洋大学,并不符合英国人和即将上台之李光耀的共同政治意愿。实质上,白里斯葛报告书之真正意图与目的,就是要确保南洋大学不会,更不可能成为一所成功的华人大学。

二、(十)从其字面很难理解其所要说明的事项是什么?看来,报告书是要明文支持设立一个大学评议会的建议。蹊跷的一点是,既然新法令已经设置了这一个规定,报告书何必多此一举?这是一个来历不明的建议,建议者是何方神圣?是不是教育部的殖民官员在改朝换代之际,要向建议者表示什么政治服从的态度?

二、(十一)文字意思若有所指却又语焉不详。可以理解为,设立一个大学评议会符合英国大学制度,值得庆贺。这一个正当学术代表机构具有全部责任,做出有关学术的决定,是学术政策的最终决定者。如果大学评议会不享有最终权力的地位,兼且允许大学执行委员会对专家的意见提出反对,则大学不可能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一间大学尚若同时兼备大学评议会与执行委员会,其内也没有外行的委员们,即便是还未有毕业生,依然可以存在及依然可以保持其美誉。尚若大学评议会没有完全独立自由的学术决策权力,那大学就无法生存。

弦外之音是,南大必须设立一个拥有绝对学术政策权力的大学评议会,不受执行委员会的任何约束,陈六使和潘国渠等没有学术资格的人士不再担任委员,则南洋大学就是一间名副其实的大学,反之,那就不能成为一所大学。

含糊其辞的一再强调设立大学评议会,却反而凸显了其潜在的政治意图。看来,无非是为即将走马上任的李光耀,预先构建一个可以颠覆南大理事会权力的政治工具。回顾历史,这一段司马昭之心的历史尽在不言中。

二、(十二)报告书建议,大学行政的主要职务如注册处主任等必须由校长甄选与推荐,再由执行委员会委定。校长是沟通大学评议会和执行委员会的唯一中介。执行委员会必须根据大学评议会的决定和其指南行事。执行委员会不可参与学术性的工作。

报告书的建议是全面解散南大当局既有的行政,组织与管理架构。大学评议会将是大学教育发展政策与方向的最终决策者。执行委员会必须按照大学评议会的指南行动。至此,南大理事会做为筹备,建设与推进南洋大学发展的中心机关,已经被白里斯葛报告书实质性的架空,失去了指导大学事务的职务与权力。

说实在的,早在1959年的此一时刻,南洋大学在未来发展之中,所要面对之千辛万苦的坎坷途径,已经历历在目,清清楚楚的写在白里斯葛报告书的文句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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