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1998亚洲金融危机和亚洲价值观

01/12/98

—访黄心川

作者: 张义德

   黄心川,江苏常熟人,1928年生,曾就读于杭州之江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并任教于该校,历任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副所长、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等职,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韩国研究中心副理事长,国际印度学研究协会执行委员、太平洋协会中国委员会委员等职。主要著作有《印度哲学史》、《印度近现代哲学》、《印度佛教哲学》、《印度近代哲学家辨喜研究》、《沙俄利用宗教侵华简史》等及论文100余篇。

   记者: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亚洲价值观也受到严重的挑战。请您谈谈这两者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

  黄心川(以下简称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要讨论一下,这两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直接关系呢,还是间接关系?

   记者: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先要研究方法问题,然后再谈结论?

  黄:是的。我认为,方法比结论更重要。在谈论亚洲金融危机和亚洲价值观的关系问题时,将涉及一系列方法问题。在当前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困扰,国外一些政治家、出版物和权威评论家对亚洲价值观进行了各种评论和嘲笑,有的暗示这种价值观实际上是造成目前出现问题的根源,而不是亚洲许多国家以往取得成功的原因。做出这种评论的,是一些大人物。如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教授撰文说,亚洲金融风暴标志着儒学价值观的破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米葛尔·康德苏认为,亚洲经济模式已经过时,“东南亚的错误在于将其模式过于理论化,并把它同亚洲的价值观混为一谈。当这种模式失败时,可以看出在储蓄、劳动和社会同情观念上存在的问题。”我认为,这种把亚洲金融危机直接归因于亚洲价值观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事实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直接原因是经济上的。从外因看,国际金融投机家的炒作,是金融危机的导火线。

   记者:当然,投机家能够得手,是因为东亚的经济有漏洞,有其内因,如产业结构不合理、泡沫经济的存在、过量的外债并且外债的结构不合理、国家对金融的监管力不够等。

  黄:这些都是一些经济问题,同亚洲价值观并没有直接关系。因此在方法上,我们应该看到价值观同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是间接的,把二者直接联系起来是不对的。

   记者:对“东亚奇迹”的原因的看法,也有类似的情况。1987年在曲阜开国际儒学讨论会时,对此就有争论。当时有些学者把东亚经济发展的动因归结为儒学的作用。陈鼓应教授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东亚经济的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经济原因,不能归因于儒学。

  黄:把东亚经济发展的原因同儒学(他们称为“儒教”)联系起来的观点,实际上是西方学者首先提出来的。80年代开了几次研讨会,都有争论。比较起来,东亚地区的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倒是慎重一些,没有说得那么满。

   记者:在曲阜开会时,我曾向当时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所长吴德耀教授请教:儒学对于东亚经济的发展,究竟是动因呢,还是对策?他回答说是对策。这意思是说,随着东亚经济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而要对付这些问题,从西方传统的思想文化中难以找到答案,而从东方思想文化如儒学中,可能找到出路;至于东亚经济发展的动因,则又另当别论。

  黄:说东亚经济发展首先是经济原因,当然是对的,就像现在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首先是经济原因一样。在同经济直接相关的层次上,无论是以往的东亚奇迹,还是现在的亚洲危机,都不能归因于亚洲价值观。但是,如果我们越出纯粹经济的范围,从更广阔的社会和文化方面来看,东亚经济的蓬勃发展,与它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有着密切关系,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当然,这种关系是间接的。这个地区的民族宗教意识或者宗教文化,正在作为国家或民族之间的准则,日益起着重要的作用,东亚的价值观、伦理思想,形成了东亚社会实现经济繁荣、进步,公民关系和谐以及法律秩序的基础。不少人欢呼东方文化觉醒,并在新的建设中挥放着巨大的能量。

   记者:现在有人把亚洲金融危机归因于亚洲价值观的同时,甚至连“东亚奇迹”也否定了,认为“东亚奇迹”不过是一个“神话”。

  黄: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进入80年代以来,整个世界经济处于低增长阶段,而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1981—1990年间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为3.3%,而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为7.9%。90年代整个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只有1.1%,而东亚经济增长速度却高达8.3%。因此,不能因为这个地区出现了金融危机就否定东亚奇迹的存在。有的评论者认为,有些舆论对东亚的指责超出了合理的逻辑,肯定东亚的奇迹是实实在在的。世界
银行副行长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说过:“东亚奇迹对亚洲经济的改造是历史上最杰出的成就之一。东亚奇迹使得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增长,这体现在千百万亚洲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上,其中包括寿命延长,健康状况和发育水平提高,千百万人民摆脱贫困,现在过着更充满希望的生活。这些成功是实实在在的。”有人认为,东亚遇到的问题是由种种复杂因素所引起的,而且危机已接近谷底,促使东亚经济增长的成功因素或条件目前仍然存在,因之东亚经济前景仍然是美好的。

   记者:那么,亚洲文化或东亚文化指的是什么呢?

  黄:通常所说的亚洲文化,是多元的,包括东亚文化、南亚文化、西亚文化。我们现在说的是东亚文化,其中最重要的是起源于印度、繁荣于中国、日本、韩国的佛教和起源于中国、发展于东亚的儒、道。中国自汉代以来,就没有纯粹的儒学,汉代儒学已融入了刑名、阴阳之学,魏晋玄学是儒、道合一。佛教传入中国后便不断同儒、道结合,唐代以来佛教中最有影响的是禅宗,其中吸收了儒学的心性论。宋明理学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产物。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和东亚文化模式的基本结构是儒、释、道三教结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民族宗教的因素。这些就构成了东亚经济模式的历史文化背景。当然,东亚文化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到了近代,也还吸收了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如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朝野一致强调“脱亚入欧(美)”。到了现在,又强调“脱欧(美)入亚”。为什么有此变化?因为现在日本投资的重点在亚洲。所以,我们谈论东亚文化和东亚价值观,既要看到它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一面,也要看到它已吸收了西方思想文化的一面。

记者:“亚洲价值观”的内容是什么呢?它对东亚经济发展起了什么作用?

  黄: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尊重国家权力、个人服从社会、步调一致、牢固的家庭伦理观念、勤劳节俭、重视教育等等。新加坡外交家科埃在《国际先驱论坛报》列举了东亚操作的十项策略,就包括人民和国家之间订立社会契约,保证基本需求,维持法治,自力更生,不提倡福利主义,良好的道德环境,反对西方个人主义的极端形式等,这十项操作策略是建立在东亚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之上的,因之得到了东亚和东南亚很多国家和人民的呼应,并受到了欧美政界人士和学者的重视。如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时代》周刊(1992年5月)撰文说:“垂直的实力主义倾向、由年龄构成的阶层秩序、学习欲望、节俭主义、家族及集团的团结性等,这些形成了儒教的文化遗产。它完全不
同于欧洲及北美的宗教伦理的精神概念,但是它可以产生同等的经济效果。西方世界恐怕不能不承认,深深扎根于与西方世界大不相同的文化中的人们……仍然可以幸福地生活。”美国著名作家劳伦斯·哈里森在《纽约时报》(1996年6月2日)著文称:“东亚的成功——包括日本——很重要的原因是‘儒教’(社会精神的特质还包括道教和崇拜祖先的因素)。这些价值观强调了工作、教育、美德、未来和节俭。它使人回想起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引为工业革命动力的新教道德观。”目前,儒学的价值观不仅作为一种东亚传统的哲学、宗教思想而存在,而且也融合于现代经济和生活之中。例如,儒家的道德规范在日本现代企业的管理(质量管理、终身雇用制、意见建议制度、官员和企业家的密切合作、国家的推动等)和人际关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韩国把儒家的权威主义运用到经济中去,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经济”,这对政府在制定经济战略、保护国内外市场,特别是统摄全民族举国一致追赶和实现现代化目标而起着十分重要的动员和组织作用。

   记者:那么,东亚价值观是否也有消极因素?它对经济发展是否也有负面影响呢?

  黄:当然,东亚价值观也有消极的方面。如国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就是发生金融危机以来着重争论的一个问题。其实,即使是实行自由主义经济的,也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但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必然会出现利益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容易被一些人利用来牟取私利。

   记者:这种现象,西方经济学称为“寻租”现象。“寻租”理论是西方经济学家提出来的,说明这种现象在西方国家也存在。

  黄:“寻租”现象是腐败的一个根源。亚洲一些国家政府官员贪污受贿,媒体都有曝光,可见反腐败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有人因此而否定国家对经济的作用,那是不对的。

   记者:为了摆脱危机,还是需要这些国家采取正确的经济政策。

  黄:再如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暴露出家族主义的危害性很大。这种危害就在于把财富集聚到家族中去,把经济拖到危险的境地。但是,出现这种弊端有一个条件,就是家族关系同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如果不是这样,在生活领域、人际关系上,家族关系也就是亲缘关系的凝聚力,是有利于社会稳定,并进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因此在一定的范围内,它是有积极作用的;一旦它同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时,就会起坏作用。所以,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好,家族主义也好,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对经济的发展有积极作用,也有破坏作用。

   记者:这就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语:成亦萧何,败亦萧何。

  黄:在这个意义上,是这样。所以对亚洲价值观要作分析,要作辩证的考察,不可简单地肯定或简单地否定。加拿大秦家懿教授认为:“一个国家价值观的形成,同它的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最近的一次调查是由罗珀—斯塔奇公司进行的,该机构在35个国家向35000人征徇了意见。调查结果表明,亚洲国家有着共同的价值观。比如在菲律宾,该公司发现,尊敬先人被认为是价值观中最重要的一条。当然,孝道是孔子传授的最佳美德。很难想象西方国家会把这一条放在第一位。”又说:“现在或许是把亚洲价值观所包括的各种品质认真归类的最好时机,……亚洲价值观也像其他价值观一样有着它的优点和弱点。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些价值观可能比另一些价值观
更有用,所需要的是要用那些能够提供帮助的价值观,而摆脱那些阻碍发展的价值观,倒洗澡水时把孩子也倒掉是没有道理的。”

   记者:您认为东亚在摆脱金融危机中,文化因素(如“亚洲价值观”)将起什么作用?

  黄:虽然亚洲金融危机目前还没有过去,但早晚是要过去的。据经合组织的报告,到1999年底,大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经济有望出现增长。为了摆脱金融危机,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做了很大的努力。当然首要的是要有对付危机的正确的经济政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因素包括亚洲价值观不是无关紧要的,它必将起积极的作用。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最近在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说:“不论是这场危机还是处理危机所采取的政策,都不会改变亚洲的价值观。”为了摆脱金融危机,韩国人响应政府的号召,开展“募金运动”,慷慨地捐献自己的财产,帮助国家渡过难关。这种情况在西方国家恐怕是很难见到的。经过金融危机的考验,亚洲价值观将会克服其消极因素,发挥其积极因素,对促进经济的复兴起到应有的作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金融中心主任斯科特·帕迪指出:“亚洲将恢复经济增长。亚洲国家是有活力的社会,它们的人民受过良好的教育,勤劳苦干,富有创造精神,并且总是把很大一部分收入积存起来,它们的政府汲取了非常重要的教训,懂得了开放它们的市场和增加金融交易的透明度以及吸引和留住外资的必要性,今后,亚洲国家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地区。”对于亚洲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我们是有充分的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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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