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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经济发展经验中有无自由与民主?亚洲价值观

31/12/04

东亚经济发展经验中有无自由与民主?——“亚洲价值观”、世界银行报告、“自由发展观”之论争

作者: 日期: 31-12-2004 来源: 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2566

  内容摘要:本文总结了以李光耀、马哈蒂尔为首主张的“亚洲价值观”、印度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倡导的“自由发展观”以及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群体的反思这三者之间关于自由、民主在东亚发展经验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争论,并做出综合评价。本文认为阿玛蒂亚·森对“亚洲价值观”的批评是很有力的,森对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观也做出很好的修正,他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主张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借鉴;同时,“亚洲价值观”中的民族自主性、地区特殊性精神应该得到肯定与适当发扬,而世界银行的报告针对东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所提出的合理批评和具体解决方案也应该吸取和肯定。

  关键词:东亚发展 自由民主 亚洲价值观 阿玛蒂亚·森 世界银行报告

  导言

  20世纪后半期,东亚(本文主要指亚洲太平洋沿岸的国家和地区)的强劲崛起构成了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新古典主义、依附-世界体系论以及发展型国家理论等流派围绕着政府、市场、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来争论东亚发展的经验和模式,文化论者则接承了马克斯·韦伯开创的根据伦理体系理解经济发展动因的范式来探讨儒家文化对东亚崛起的深层影响。这些论争尚未尘埃落定,关于自由、民主在东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的争论又接踵而至,愈演愈烈。

  20世纪80年代以来,李光耀、马哈蒂尔等政治家大力主张“亚洲价值观”,在确立本国甚至更广泛地区(包括东南亚在内的整个东亚)的发展模式时,力图阐释模式背后的价值规范和文化驱动机制。这些阐释以“先经济,后民主”的“亚洲秩序”为核心,努力对抗具有普世倾向的西方式自由民主价值观,不断引发争议。东亚金融危机以后,印度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倡导“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自由发展观”,从新的概念、新的思路对“亚洲价值观”展开批评,在东亚发展经验中大力挖掘自由与民主的积极因素。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群体在对东亚奇迹及危机的反思中,主要通过对东亚发展的制度反思间接地对“亚洲价值观”进行了修正。这些争论涉及到东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问题:经济发展与自由理念和民主制度关系如何?通过展开并评价围绕这个问题引发的争论,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东亚过去的道路以及明天的前景。

  一、“亚洲价值观”如何看待东亚发展经验

  什么是“亚洲价值观”?

  “亚洲价值观”并非泛指地理概念上的亚洲的价值观,而只是特指东亚某些发展中国家(主要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具有威权主义色彩的官方意识形态及其倡导的“主流价值观”的代名词。已有研究文献指出,“亚洲价值观”在政治制度、社会管理、伦理道德、生活方式等含有大量不同于西方的观点和立场,它以家庭伦理和集体伦理为基础,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以个人纪律与社会稳定为辅助,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为中心,并在实践中获得了良好的效果。1

  这种“亚洲价值观”往往强调本地区的民族自主意识和文化传统,其中能够比较系统地为“亚洲价值观”提供理论依据的,是源远流长、浑厚丰沛的新、旧儒家思想,特别是其中关于修身、齐家、治国的行动主义哲学。

  “亚洲价值观”怎样看待东亚“奇迹”

  一般而言,新加坡、马来西亚属于国家主导型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国家引导并借助市场机制以实现工业化,主要表现为国家通过理性的经济计划、产业政策以及战略性贸易政策等展开宏观调控,积极而适当地干预经济运行,实现“进口替代”型发展向“出口导向”型发展的顺利过渡。战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发展道路基本上属于此类。

  在这些发展经验中,“亚洲价值观”对东亚“奇迹”最深刻的阐释就是强调“先经济,后民主”、“先集体,后个人”的发展次序,即所谓的“亚洲次序”,并把这种次序当作东亚“奇迹”最重要的经验。新、马等国的威权主义发展型政府往往认为,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国家目标,为了满足这个目标,保证行政效率并从各个方面促进经济增长是非常关键的,自由和民主的要求必须服从于经济增长甚至为之牺牲。这种“亚洲次序”能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达到“国强民富”、“藏富于民”,因此是应该优先选择的最为合适的发展次序。同时,他们认为西方竞争性个人主义、自由权优先等带来了今日社会道德沦丧、家庭观念淡薄、青少年犯罪频仍等不良后果。根据这种次序,西方学者所指称并针贬的“李光耀命题——“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阻碍经济发展”和“李光耀推论”——“穷人不关心民主和政治权利 ”,在新、马等国确实很有理论市场和政策实践空间。

  以新、马两国为代表,排斥自由民主观的“亚洲价值观”被当成经济发展战略和社会经济改革政策能顺利贯彻的内在“魔力”。新加坡官方在总结新加坡发展战略的同时,把“亚洲价值观”当成使这种战略塑造成型的关键“粘合剂”。新加坡有关机构总结新加坡“成功、恰当”发展战略有:强健、稳定、有能力和廉洁的政府;重视教育,大力发展和利用好人力资源;实行弹性政策,特别是在经济部门,如弹性工资政策等;高储蓄率和投资率;等等。2 这几条战略都直接被“亚洲价值观”包容在内。因此,“亚洲价值观”不是一种由经济发展而派生的“文化附属品”,而直接就是经济发展背后的动因,参与了经济发展的全过程。马来西亚为了调和国内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之间的种族矛盾和发展不平衡问题,大力宣扬马来西亚人的“亚洲价值观”,为推行促进社会重组的“ 新经济政策”、提升马来人经济地位、强化社会控制、协调族群关系提供了极佳的意识形态工具和社会凝聚手段。

  “亚洲价值观”很重要的一点是大力推崇“好政府”和政府的“强干预”理念,认为这正是促进东亚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独特经验。新加坡当局以“好政府”为治国策略核心,宣扬好政府应该是强有力、高效率、施仁政的。1995年10月,继李光耀之后担任新加坡总理的吴作栋在分析“东亚发展模式的优越性”时指出,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只有两条,一是良好的经济基本因素,一是良好的政府——政府不仅仅在引导经济上要做得好,在政治和社会辅助方面也要做得好,如教育、住房、劳资关系和社会凝聚力等等。3马来西亚的政党政治要比新加坡复杂,官方宣扬的是与“好政府”异曲同工的“强政府”。在古典自由主义者看来,“好政府” 就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是“守夜人”式的政府;而按“亚洲价值观”的论点,“管理最好的政府,就是那些管得最多的政府。”4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亚洲价值观”本身是具有实用主义色彩的一整套治国策略,它并不否认自由市场、产权制度、技术引进、开放贸易、产业政策等经济要素直接促成“奇迹”的功能。不过前述“亚洲价值观”的几个基本理念所占据的制高点是不会改变的。

  “金融危机”以来的“亚洲价值观”

  1998年“金融危机”还在肆虐之时,曾为“亚洲价值观”提供理论支持的著名学者杜维明先生接受专访,就“金融危机”与“工业东亚模式”的关系提出几点辩解性的观点:1、这场危机是全球性的问题,不单单是东南亚的“地域性灾难”;2、这场危机的产生和金融机制密切相关,没有完全涉及“与儒家有关的东亚模式”;3、即使政府、金融、企业三合一的东亚发展模式出现问题,“东亚价值”还是有生命力的。以韩国为例,解救危机的方式还得靠政府宏观调控、企业和民间团队的协调,而且“不可能有另外一个离开东亚价值取向的发展模式”。5 这些观点基本上反映了近期坚持“亚洲价值观”或“东亚价值”的学、政两界人士的心声。在他们心里并没有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是无法取代“亚洲价值观”的。

  1999年以来,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在经过调整后又强劲复苏。在此背景下不少“亚洲价值观”论者对原来所持的理念、观点还是保持自信的。2004年4月,马哈蒂尔在北京接受专访,坚持“亚洲价值观仍然是正确的价值观……仍然强调对家庭、对权威的尊重,强调对大多数人——而非个人——权利的保护……我们无须让个人为民主作牺牲,我们应该让民主为我们服务,因此,亚洲价值观比西方价值观更优越。”6马哈蒂尔这些坚韧的主张,在马来西亚国内还是颇有影响力的。至于新加坡,目前虽处在领导人更替时期7,但是牢牢掌权的人民行动党在顺应民意试图适当放松管制的同时,还是继续把好政府的强干预视为治国根本。

  总的来看,作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的“亚洲价值观”,在解释东亚崛起的经验时强调“亚洲次序”、“家庭伦理”和“集体主义”、以及“好政府”和“强干预 ”等核心论点。而且在“亚洲价值观”看来,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甚至包括90年代以前我们更关注的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的快速发展是与西方的自由民主绝缘的。反而,这种价值观被宣扬为促进民族认同与自立、社会凝聚与控制、政策制定与落实、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动力因素,是一种支撑社会经济发展、塑造国家形象的伦理体系。当然,它根植于东亚土壤和历史,具有东亚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地区特殊性和民族自主意识,因此才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和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相抗衡的理论资源厚度。

  二、世界银行的“反思”:制度纠偏及其影响

  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常被视为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本营,它在1993年和2000年(危机后的复苏期)两次公开发表书面报告,对“东亚奇迹”进行全面地探讨和反思,后一次报告即《东亚奇迹的反思》还对前一次报告《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的许多论点进行了修正。在《东亚奇迹的反思》这部论文集中,世界银行召集的经济学家们对东亚发展模式提出的反思,虽然没有直接涉及意识形态层面的“亚洲价值观”论争,但还是在不少方面冲击了新、马诸国“亚洲价值观”的地区特殊性。

  世界银行的基本态度是肯定东亚在快速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绩。斯蒂格利茨和沙希德·尤素福这两位很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承认,无论东亚的发展是否称为奇迹,该地区生活水平的改善之快是全世界前所未有的。即使“金融危机”爆发,也“只是轻微地淡化了东亚创造的纪录”,而且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验相比,东亚的发展和危机后的复苏不仅势不可当,还有一些不同寻常的地方。8

  首先是看到宏观经济环境中弊端。1993年的报告指出东亚发展的“一般模式”中,首要的就是坚持宏观经济管理基础,包括稳定的商业环境、可持续的财政政策、维持出口竞争力的汇率政策、金融业的逐步发展、努力减少价格扭曲等,这些正是国家发展导向模式中“政府引导市场”的基本手段。“危机”过后的 2000年的报告则进一步指出,稳健的宏观经济与合理的部门政策是必需的,但问题出在“这些政策的执行上”,特别是东亚国家(地区)在引入审慎监管、银行风险管理体系、加强银行监督以及在放松部分资本进入管制之前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的进展比较缓慢;而且,东亚国家(地区)采取的具体汇率政策和财政政策也出现了问题,所以政府和银行对大批游资突然性地涌进与抽出所引起的冲击难以防备。9这是“金融危机”得以发生的主要隐患所在。

  很重要的还有产业政策问题,以及以产业政策为中心的政府干预中出现的弊端问题。马来西亚经济学家K·S·乔莫指出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国在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积极采取产业政策,以应对东北亚日本、韩国实施新的产业政策的影响。这种产业政策上的回应,对在及时大规模吸收来自东北亚的工业投资,要比所谓“中性”的经济自由化政策更起作用。10不过,乔莫也指出了东南亚国家产业政策制定中出现的主要弊端:东南亚产业政策出自最高行政首长之手,技术官僚较少参与其制定过程,因而有反复多变的缺陷11。例如80年代早中期的马来西亚重工业化和90年代印度尼西亚的高科技重工业化就是如此。类似的这种随意性极强的“政府强干预”令东南亚的产业政策声名狼藉,因此,需要进一步规范政府的角色,把干预理性化,要对产业政策进行严格的成本效益分析,才能形成有效率、有成效的产业政策,从而达到克服市场失灵、实现长期产业目标的效果12。

  再次,对东亚模式下政府管制方式和企业治理结构问题,世界银行经济学家也提出了质疑的观点和修正的意见。管制是指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制度性、组织性关系和中间作用过程,它要解释的是集体决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亚洲价值观”中关于政府、企业、工会三者间合作关系的论述基本属于政府管制范畴。而曾倍受重视的东南亚“家族企业伦理”则属于企业治理结构范畴。1998年就有研究文献指出,1996以后,东亚国家管制表现的恶化以及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显示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从多种渠道融入全球经济时,原先的管制结构、家族控股、复杂的相互持股锁定等做法存在很大的问题,必须进行调整。13 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研究部研究主管沙希德·尤素福在世界银行2000年的报告中也综合多份研究文献指出,政府一味地强调“引导市场”,想依靠行政手段达到目的,最终会延缓建构法律和监管制度的步伐,此外在东亚的制度环境中,通过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来解决代理人问题的合理做法鲜有进展。14至于东亚特有的“政府-企业-银行”三头紧密关系及其风险和隐患,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就有许多重要研究论及,世界银行2000年的报告重提了这个问题。15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更是针对曾被大加赞赏的东南亚政企合作关系提出警示,指出这种合作会形成利益关系并引发腐败等各种寻租行为。16

  世界银行2000年发表的这份报告还从东亚经济发展的其他宏观和微观层面反思了“东亚奇迹”,这里且不一一列举。从上面分析的三个主要方面可知,“亚洲价值观”中关于“政府强干预”、商业企业中的家族伦理、政府-资方-工会三角共生型的管制以及名为“政企合作”实为“政府引导”型的制度或者准制度都在 “金融危机”后受到这份综合报告的质疑和纠偏,而近年来东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也证明了这些质疑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如此,“亚洲价值观”引以为自豪的地区特殊性、民族自主性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冲击。

  不过,世界银行报告更多地是就具体的经验和教训深入探讨,关注的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或称“条件”问题,没有直接论及价值层面上的自由、民主争议。自由民主与经济发展的直接关系问题,在阿玛蒂亚·森倡导的“自由发展观”中得到进一步且更直接地探讨和争论。

  三、阿玛蒂亚·森论东亚发展中的自由与民主

  印度裔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经济哲学、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灾害研究等诸多领域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999年森出版了《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书,系统总结了他关于自由、民主、权利与发展之关系的理论,提出了以“扩展实质自由”为核心的新发展观——本文称之为“自由发展观”,批评了“亚洲价值观”关于东亚模式和经验的许多主要观点,也修正了不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教条。

  什么是“自由发展观”?

  阿玛蒂亚·森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关注人的生活条件和幸福的经济伦理传统,提出:“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与更狭隘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狭隘的发展观包括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等的观点。”17 森不是要去寻找其他指标或新发展要素来取代“狭隘的发展观”中使用过的工具性要素,而是通过扩大发展内涵并从“实质自由”和“可行能力”的新视角来包容这些工具性要素,重构发展的“手段—目的”框架,把发展的最高标准定位为以人为中心的实质自由,从而恢复了人自身在发展中本来应有的终极价值。“实质自由” 是森的一个核心概念,指人们具有享受起码生活水平、免于各种困苦的能力,同时又包括诸如有机会接受教育、发表言论、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等等的自由。实质自由包括通常由法律规定的各种自由权利,它还进一步包括了各种“资格”。

  值得注意的是,森所说的“自由”或者“实质自由”既包含了又超越了以往各种新老自由主义者口中的“抽象”自由理念,与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眼中的具有“自发扩展秩序”的“自由”实有重大的区别。要扩展个人的实质自由以促进真正全面的发展,就要把关注的重心转向塑成个人“可行能力”的各种政治安排和社会因素,例如,教育和医疗卫生、参与民主和公开的社会讨论。这种实质自由的原则、目的和实施路径就是要顾及普通民众的实际权益,促成整体的、均衡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他对世界银行报告的重要的理论补充。此外,森还引入了对实质自由进行测量的“可行能力方法”——按照每个人实际具备的能力大小来衡量人们实际享有的实质自由的多少。

  长期以来,森被看作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发展问题上的“左派”,在发展研究上对许多国际组织和各国学者、政治家有很大的影响力。1990年以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森的新发展观的指导下,根据与新发展观相适应的具体测量方法,每年都制定并发表《人类发展报告》。该报告采用了森的“可行能力路径 ”(Capability Approach),并将其完善成了一套独特的发展理论范式——“人类发展分析路径”,直接关注减少贫困、可持续发展、性别问题、全球化以及社会民主参与等问题。

  “自由发展观”如何批评“亚洲价值观”?

  森广博而精深的学识背景和富含人本关怀的研究旨趣使他极为重视社会价值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能全面且深刻地理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复杂进程。他指出,虽然资本主义常常被看作只是在每个人贪欲的基础上运行的一种安排,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效率运行依赖于强有力的价值观和规范系统。18并且认为,“社会价值观对确保多种形式的社会组织的成功,可以发挥而且一直发挥重要作用,这些社会组织包括市场机制、民主政治、基本公民权和政治权利、基本公共品的提供,以及公共行动和抗议的机构和制度。”19这个基本态度超越了具体的要素分析,指向了经济发展的价值观体系-动力机制分析。在此基础上,森提出了关于社会价值观的两条主要的立场性观点:

  1、自由具有压倒一切的价值,是一种人们能共同分享的价值观。这里指的就是“实质自由”,其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发展中所起的“建构性”作用——发展旨在扩展上面提到的以及其他的基本自由,发展的过程就是扩展人类自由的过程,人类自由作为发展的至高目的具有自身固有的价值;二是“工具性”作用——指关于各种权利、机会和权益是如何为扩展人类一般自由,从而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20

  2、民主的价值观具有普适性,放之四海而皆准。民主的价值观包括这样一些内容:民主在人类的生活中具有内在的重要性,民主在产生政治激励方面具有工具性作用,民主在形成社会价值体系(以及关于需求、权利和责任的力量与可行度的理解)的过程中具有建设性功能。这些非常宝贵的特征并不受地域的局限,也不会被鼓吹纪律和秩序的主张所抑制。21甚至社会价值观的形成也要依赖于发展进程中自由和民主的公共选择和公众参与。

  森主要以此这两条原则为基础,尖锐批评了主张“亚洲次序”的“亚洲价值观”,特别针对李光耀的一些言论展开评论。

  首先是反驳“李光耀命题”,即自由、民主和权利妨碍经济发展,此即前述“亚洲次序”中的“先经济,后民主”论点的引申。森把这个命题称为一个“假设 ”,这个“假设”目的就是要为“威权主义政治”辩护。这个命题的基础实际上是个别国家中特选的、有限的信息,无法对更广泛的信息资料作全面统计检验以验证之。“不能把亚洲一些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看作是威权主义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的确凿证明,正如我们不能根据非洲增长最快的国家博茨瓦纳(也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一直是那个多灾多难的大陆上的民主绿洲的事实而得出相反的结论。事情在很大情况下取决于确切的具体情况。” 22 而且,在判断经济发展时,仅仅看到GNP或其他经济指标的增长是不恰当的,还必须看到民主和政治自由对公民生活及其可行能力的重要影响。毕竟,发展的过程就是扩展人类自由的过程,人类自由作为发展的至高目的具有自身固有的价值。此外,亚洲“金融危机”证明发展中国家还是很脆弱的,一旦遇到发展挫折,高速增长期虚幻的社会阶层、种族和谐状况就易于崩溃,产生社会裂痕。因此,需要自由民主制度以及时反映各阶层的吁求,避免而不是修补严重的社会断裂隐患。这就是民主价值和制度可以提供的“保护性功能”。

  其次反驳“李光耀推论”,即第三世界的公民特别是穷人关心经济问题甚于民主、自由等政治权利。森指出这种论点是没有实证证据的,而且在普通民众没有机会(民主制度)来表达看法、更无法与掌权的当局争论时,完全无法验证这个推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权利和自由的轻视往往是第三世界政府领袖的官方价值观,很难说是人民的价值观。举例佐证:英迪拉·甘地领导的印度政府为试图用同样的理由为她以前错误宣布的“紧急状态”辩护时,印度穷困选民用选票表明他们对否定基本自由和权利做法的抗议,决不弱于对经济贫困的不满。韩国、泰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普遍存在着下层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这些都强化了印度例子的证明力度。23而且,既然前述“李光耀命题”缺乏经验支持,理论上也讲不通,这个延伸的“推论”更是不能成立。

  森还在人权问题上对“亚洲价值观”展开彻底的批评。他回到康德寻找思想武器,重提权利是作为人类的生灵天赋的资格,人权作为一种伦理要求,区别于立法权利,以此反对李光耀、马哈蒂尔等把人权等同于立法层次的法律权利的观点。而且,从规范性视角来看待,普遍人权应该“一般性的具有”,缺少人权和人权得不到落实,这两种情况应该分开。森还指出,称人权的背景是普世价值并通过否认后者来抹煞前者的这种说法,只是威权主义政权给自己树立正当性的论调。亚洲具有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即使是李光耀一再强调的东亚,自身的多样化程度也很高,因此一味强调亚洲的文化特殊性和一致性,不仅错误而且是对广大人民的伤害。

  以上三个方面是森对“亚洲价值观”主要论点的集中批评。此外,出身于印度书香世家的森还在文化交流层面对“亚洲价值观”的文化偏狭性作出反应。他并不反对亚洲文化的特殊性,反而不时地引用印度传统宗教和文化充实自己的论证。他反对的是违背民主、自由和权利基础的亚洲特殊性,是把价值观简单划分为“自我 ”与“他者”的二元对立模式,以及官方意识形态和政治策略上的“亚洲价值观”。同时,他指出文化的相对性是存在的,西方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东方内部的差异就更大了,西方与东方有很多相似点。而“亚洲价值观”论者单纯强调亚洲某些区域传统伦理中的纪律与秩序、忠诚与服从、国家与集体权利,鄙视或忽视西方的政治自由、民主、个人权利,有意或无意地把自己打扮成内涵东、西“文明冲突论”的狭隘民族主义者,这是错误的。因此他大声呼吁不同文化之间应该进行理性反思、相互融合以及交流欣赏。

  “自由发展观”如何看待东亚发展经验?

  森根据实质自由的“工具性”功能,即各种权利、机会和权益的获得可以扩展人类的实质自由,从而为发展做出贡献这一点来看待东亚已经取得发展成绩,这样就把东亚发展的经验分析包容在自由发展观中。他指出东亚地区在发展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是五种“工具性”自由中第二类和第三类,即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方面。而对第一类、第四类和第五类,即政治自由、透明性自由和防护性自由则做得并不成功,这也是诱发东亚金融危机并显得较严重的根本原因。

  经济自由或经济条件是指个人享有的将其经济资源运用于消费、生产或交换的机会。在森看来,市场机制与自由之间存在着基础性的关系:市场机制是在“所提供的机会可以被合理分享”的条件下才能良好运行的,这里的“机会合理分享”指的就是实质自由的获得。在这个意义上他肯定东亚发展背后的经济条件,包括开放竞争、运用国际市场、高识字率和高就学率、成功的土地改革,以及对投资、出口和工业化积极性的公共支持。而且认为这些因素或政策与民主价值是相容的,未必须有威权主义政权才能维持。24

  社会自由或社会机会,指的是在教育、卫生等方面的社会安排,这些机会影响了个人享受更好生活的实质自由。森引用的正面例子就是亚洲“四小龙”的高速发展得益于教育的普及,而且在对比中国、印度两国的发展经验时,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印度,除了印度改革较迟及其他因素外,印度在教育、卫生等方面整体落后于中国是关键原因。反之,中国市场化改革后,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反而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将不利于长期发展。

  透明性自由指人们的社会信用,它与健全、规范的市场机制紧密相连,金融危机中暴露东亚诸国在这方面存在着很大的缺陷。防护性自由或防护性保障指社会保障的安全网,在发展中国家建立防护性保障是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也是他们在危难时赖以求助的实质自由。这两者与政治自由一起,构成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制度,体现了自由和民主对人民的保障性功能和对统治者的监督功能。缺少这些,威权或专制的政权很难主动去防治天灾人祸,最后吃亏受损的还是普通人民。森在灾害研究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运用了历史和现实的大量实例来证明这些观点。

  总而言之,森在否定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亚洲价值观”及其主要观点时,强调东亚奇迹的最重要经验是不断扩展的实质自由、不断增加的社会宽容,在此基础上才有人力潜力的发挥,才有市场机制的良好运作,政府合理适当的宏观调控也才有稳定的基础。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是发展的动力机制,东亚发展中出现的“危机” 和挫折,说明这个动力机制还不完善。

  四、结 论

  东亚的发展经验中有无自由与民主?就此问题起正面交锋双方分别是李光耀、马哈蒂尔宣扬的“亚洲价值观”与阿玛蒂亚·森倡导的“自由发展观”。前者在本地区文化传统、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亚洲秩序”为前导理路,排斥西方的自由与民主观念,张扬具有地区特殊性和民族自主性的东亚经验甚至模式;后者则对“ 自由”概念进行创新性阐释,为之导入人本核心,从而扩大发展的内涵。双方各有根基,似乎各擅胜场,不过从东亚金融危机以后的全球化进程来看,“实质自由” 与社会民主的落实确实能针对东亚前一阶段发展的缺陷和弊端,因此“自由发展观”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借鉴。此外,本文引入并分析了世界银行2000年的报告《东亚奇迹的反思》,作为上述双方的参照。这份报告所提出的中肯批评冲击了“亚洲价值观”引以为傲的若干特殊性和自主性制度安排,为东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不过,该报告也间接得到了森的修正:森的自由发展价值观涵盖了实质性因素,富有伦理价值内涵,关注普通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正当发展权利 ——无怪乎森既被称为自由主义的“左派”,又被尊为“经济学的良心”——这是他能对世界银行的新古典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起到修正和补充的地方。

  总的来说,阿玛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对政治层面和官方意义上的“亚洲价值观”进行的严肃审问,指出了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的偏狭、扭曲甚至错误之处。“发展就是扩展自由”这个论点和“实质自由”概念对人作为发展目标的重视,是对东亚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旧有发展形态的合理纠偏。因此,在东亚各国的具体处境下把自由、民主制度化,发挥自由、民主的对民众的保护性功能和对统治者的监督性功能,同时又要避免“新自由主义”论中的“市场原教旨”、“市场自发扩展秩序”等极端走向,重新转向市场机制中本来必须的伦理关怀,这些确实是今天各国各地区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此外,由于阿玛蒂亚· 森并不排除亚洲文化的特殊性,还力主文化交流与理解,这与“亚洲价值观”中的地区特殊性、民族自主性根基可以统一起来。而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也由于看到了“民主、平等、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在未来10年对本地区各个国家(地区)的意义”,25与阿玛蒂亚·森不谋而合、惺惺相惜。

  【注释】

  1 庄礼伟:《“亚洲价值观”:歧义与真相——东南亚的阐释与实践》,载董正华等著《透视东亚“奇迹”》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92页、第430页。

  2 新加坡贸工部经济计划委员会《新加坡向发达国家发展的经济战略计划》,转引自厦门大学《南洋资料译丛》1996年第3-4期合刊。

  3 《南洋商报》1995年10月14日。转引自《透视东亚“奇迹”》,第342页。

  4 Zakaria Haji, Asia’s Different Drum, TIME, June 14, 1993, p.17.

  5 杜维明著《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70-80页。

  6 北京《经济观察报》2004年4月26日,第2版。

  7 据新华社新加坡2004年5月31日电: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委会当天宣布,正式推举该国副总理李显龙为新加坡下任总理。现任总理吴作栋将在7月宣布交棒日期。

  8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从奇迹到危机再到复苏:东亚过去40年发展的经验教训》,载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沙希德·尤素福编著《东亚奇迹的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

  9 《东亚奇迹的反思》,第6页。

  10 《东亚奇迹的反思》,第336页。

  11 《东亚奇迹的反思》,第328页。

  12 《东亚奇迹的反思》,第337页。

  13 Li, Shuke J. 1998. “The Benefits and Costs of Relation-based Governance: An Explanation of the East Asian Miracle and Crisi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Kong.

  14 《东亚奇迹的反思》,第7页。

  15 《东亚奇迹的反思》,第15页。

  16 《东亚奇迹的反思》,第360页。

  17阿玛蒂亚·森著,任赜、于真译:《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18 《以自由看待发展》,第261-262页。

  19 《以自由看待发展》,第261页。

  20 《以自由看待发展》,作者序言。

  21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0, No.3, July 1999: 3-17.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s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Democratic Studies.

  22 《以自由看待发展》,第151页。

  23 《以自由看待发展》,第153页。

  24 《以自由看待发展》,第152页。

  25 《东亚奇迹的反思》,第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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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