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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谈后威权时代

25/03/03

萧功秦谈后威权时代

作者: 石扉 日期: 2003年3月来源:《21世纪环球报道》http://shifeike.blog.sohu.com/615870.html

专访著名政治学家萧功秦

多方条件逐渐形成 早春民主时期悄然到来

从威权时代步入后威权时代 从两极时代步入后两极时代

“现在基本上可以用谨慎乐观的态度判断,随着各方面条件的逐渐成熟,一场静悄悄的民主化时代正在到来。这种渐进的静悄悄的民主化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3月10日,在上海师大的寓所里,著名政治学者、以首倡新权威主义理论蜚声政治学界的萧功秦教授就16大以后建设政治文明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认为当前中国社会正从左和右对立的两极时代步入后两极化时代,左右两极色彩淡化,中间势力逐渐凸显;从威权时代步入后威权时代,而后威权时代是中国社会步入民主时代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

新一代领导人需要通过开明化获得统治合法性

《21世纪环球报道》: 1月19日,您和国内外一些著名的政治学者参加了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中国当代宪政建设研讨会。听说,接下来您已经接受美国国家政治学会的邀请,参加下个月在美举行的“十六大后的中国政治”研讨会。请问您对十六大以及两会后中国建设政治文明的目标和现状如何评价?

萧功秦:我认为十六大提出建设政治文明既是一种明智的举措,也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改革获得政治权威合法性这一执政思路的集中体现。在威权社会,每一代领导集体总需要通过一些执政理念来获取统治权威的合法性。毛泽东是靠打天下,邓小平是靠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同时改革开放;第三代领导集体是靠政治稳定和经济起飞获得合法性。而新一代领导集体必须靠解决当前人民最关心的问题,如两极分化、东西差距、官员腐败、社会不公等。只有狠狠抓住这些问题,才能得到人民拥护。从新一代领导人目前已经体现出来的一些姿态来观察,如胡锦涛同志、李长春同志的几次讲话等,能够看出他们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强烈愿望。此外,当前一些积重难返的问题,比如腐败问题、三农问题等,已经到了一种非要通过制度创新才能解决的地步。一个务实的政治家不得不在民主监督方面迈出实质性的步伐,才能保持自己权力的合法性与权威。另外,意识形态方面十三年来的成功转化,也从思想上和理论上为威权时代向后威权化时代的转变,为迎接民主化时代的到来破除了保守意识形态的藩篱,营造了比较好的氛围。如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三个代表论、政治文明论与与时俱进论四个理论,在分别在社会经济基础、执政党的执政基础、改革目标、改革逻辑性上为这种转化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

从以上三个方面判断,中国目前正在进入民主化时代的必经阶段:从威权政治时代步入后威权政治时代。

从左右对立的两极化时代步入后两极化时代

《21世纪环球报道》:您曾经在《当代都市中的边缘知识人》中曾经提到边缘知识人的问题,与之密切相关的阶层分化问题是否会影响到建设政治文明的民主化进程?

萧功秦:阶层分化正是我要谈到的问题。从目前的情况来判断,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期那种非左即右的两极势力已经慢慢消退甚至逐渐边缘化,一方面元老派和原教旨保守派结盟的保守势力已经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保守派已经不可能作为另一极来影响中国的政治进程。另一方面边缘知识分子中的激进派可以利用网络来主张激进的政治意见,比如前些天网络上为“不锈钢老鼠”刘荻签名的事件,在多元声音时代,只要不神经过敏,很难在社会上引发80年代中后期那样的政治风波。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新的中产阶级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影响和地位,他们态度温和,对中国的民主化有较强的期盼,他们的利益决定了其不可能支持脱离现行秩序的激进民主行动。中间势力的出现和逐渐凸显,意味着以前的左右两极分化大大淡化和模糊,80年代那种激进派引发保守派和元老派结合的两极化互动模式不太可能出现。因此,综合以上六个因素从总体上判断,中国当下的政治局势是:新一代技术官僚领导集体与新型技术专家实业家及知识分子结合,形成的稳定中坚派,在渐进的气氛下,进行有序的政治改革,正在完成一场静悄悄的民主化革命。其过程可以从开放新闻传媒开始,发展地方基层的民主监督,在基层选举中引入低度的竞争机制,有限的扩大政治参与面的方式来完成。

最大的危险在于草绳情结和急躁心态

《21世纪环球报道》:形势是否有您判断和预言的这般乐观?有无其他可能?

萧功秦:有没有出现最坏情况的可能? 我觉得如果社会中坚阶层特别是政府和知识分子不注意积极稳妥的以渐进方式推进改革,很容易重蹈80年代的覆辙。这里关键是双方要有个良好的心态,双方要互相体谅和反省,摆脱草绳情结和急躁心态。新一代领导集体是中国第二代技术官僚,从专业背景上有宏观经济视野的优势;保守派和激进派边缘化后使得他们有了更大的思考空间和回旋余地;加上他们大都在文革中度过青年时代,对动乱和专制有切身的体验,和新左派不同,这是他们宝贵的政治资源,非常有用;同时他们中有很多来自地方,意味着利益多元化的趋势也将在其执政风格中体现出来。这一切都决定了他们应该具备更加宽容的心态,抛弃“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草绳情结”,不要神经过敏,应以更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声音,把声音多元化和利益多元化当作一种正常的政治生态,毛泽东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了,他说过一万年后也有左中右嘛。只有心态平和的看待问题,才具备制度创新的可能。另外,特别需要请你转达读者的是,知识分子也应当自省,大家应当自问,在自由来临的时候如何不滥用自由?不要忘乎所以,不要喜欢说一些过激的话来吸引眼球。什么是政治文明,我认为政治文明就是反对政治野蛮。只有双方都以一种相对信任和合作的心态来不断取得建设政治文明的共识,来学习建设政治文明,才能摆脱政治野蛮,避免走入历史的窠臼。

《21世纪环球报道》:您对当前形势作出了这种谨慎乐观的判断和预期,但是同时您又在《战略与管理》等媒体上撰文呼吁警惕“苏丹”化,并提出新加坡式民主模式不适合中国?

萧功秦:这个并不矛盾,威权政治是以限制社会的政治参与为基本特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地方政权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苏丹化的腐败问题。因此要防止并克服苏丹化的出现,只有进行制度创新,引导社会向后威权政治时代和民主政治时代转型。但是威权政治如果急剧解体,而新的体制又没有及时创立起来,那么也可能出现“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 的更为恐怖的苏丹式地方政权。至于新加坡式民主模式,我认为我们也不能简单的仿效。两国国情有根本的不同,不同于新加坡国民作为两广福建一带船民后代的政治淡漠症,中国在革命时期形成的政治动员体制,要求社会成员高度关心政治,使“中国人个个都是政治家”,如果一下子建立多党制的政治形态,复杂的社会矛盾瞬间释放,会出现爆炸性的政治参与扩大。所以如果中国一步到位的仿照新加坡模式,我估计结果不会是新加坡,而很可能是菲律宾。

新权威主义也要与时俱进

《21世纪环球报道》:您在1980年代提出新权威主义的观点,在理论界特别是政治学界引起非常大的反响,13年后的今天,您如何评判您当时的主张和判断?

萧功秦:提到新权威主义,一定要弄清当时的背景问题,否则就是刻舟求剑。当时的背景是社会上弥漫着一种浪漫的激进民主化的浪潮。这种思潮极大可能造成社会各阶层政治参与的膨胀,在参与途径不具备的情况下,这种膨胀很容易形成政治狂热,给社会带来无序化的恶果。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新权威主义是一种稳健的务实的反对狂热的民主化思潮。14年后的现在,随着条件的具备,新权威主义也应当与时俱进。如果我们采取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的民主化策略,把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上升到政治学领域,成为一个不断试错的路径依赖,我想很多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借助原有的政治资源和不断试错的路径依赖,寻找到适宜办法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想新权威主义其实应当纳入民主思潮,而不是纳入专制范畴,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长期以来受到很大的误解。一九八九年年初,在上海举行了一次有关新权威主义的讨论会,几乎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对新权威主义的理念抱强烈的批判态度,会议结束时,我只说了一句发自内心的伤感话:“如果大家都这样想,我也没有办法了“。 当我回到家里时,含着眼泪抚摸着刚从学校放学回家的八岁的女儿的头,想:如果近代史上的激进主义由于我们这一代的过错,而在中国重演,如果中国再次出现乱世与反复,这些孩子将经受怎样的苦难?难道我们不应该为他们的未来想一想?

萧功秦

湖南衡阳人,中国政治学者与历史学者,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促进会学术委员,中国青年研究会常务理事。研究专业为政治学和历史学,研究领域为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史学思想史,中国现代化理论问题、当代中国政治研究。1998年为美国政府“国际访问学者计划”访问学者;1993年以来赴德国波恩大学、瑞士日内瓦大学、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台湾政治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访问或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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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