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本土书写 战前新马文学

07/01/18

作者/来源:朱崇科 中国广东 中山大学中文系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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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评杨松年《战前新马文学本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杨松年的《战前新马文学本土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1。以下如有引述,只注页码甫一出现就令人眼前一亮。衆所周知,区域文学研究(Area Literature Studies)中,本土意识的凸显无疑至关重要,很多时候,它是某地文学得以安身立命的重要标志。但重要归重要,实际操作中的抽象与艰涩往往令人望而却步。有勇于尝试者,或流于空泛,或断章取义,或失之肤浅,令人扼腕。作爲本土学者对战前新马华文文学本土意识的独特论述,我想本土书写或许该是最切合的字眼了。

1.切入的理由:杨松年分期

如今诸事都强调“给个理由先”。学术论着若重蹈他人覆辙至多不过尽查漏补缺之力,而往往易陷于拾人牙慧的窠臼。而杨松年不仅给出了一个恰如其分的理由,而且还以全书爲这理由悉心提供了坚实的论证。“以新马作者的中国感情与本地情感的消长状况”(P4)爲主线,揭开了战前新马华文文学本土意识与侨民意识起伏涨落说不清道不明的纠缠(冲突,整合,缠绕)。全书共203页,分7章:第一章爲绪论,提出问题与述因;第二章则探究华人南来新马的背景与缘由;第三章分析1919-1924侨民意识浓烈时期的情形;第四章论述1925-1933南洋色彩的萌芽与提倡状况;第五章则剖析1934-1936马来亚地方文学提倡的情形;第六章分析1937-1942侨民意识腾涨本土意识受挫时期的具况;第七章总结则对1942年以后本土意识的增长与新马后续文学的互动关係。

循环论:方修分期

爲彰显杨氏视角的独特性与相对合理性,有必要给出历史时空情境中前人与后者的辛勤劳作。前者如方修,将战前新马华文文学主要分四期:1920-1925,马华新文学的萌芽期;1926-1931扩展期;1932-1936低潮期;1937-1942繁盛期(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新加坡:世界书局,1975)。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囿,方修依旧沿袭了传统起、承、转、合说(或盛衰标准),这就不仅无形中抹煞了区域文学发展历程中自身的特色人云亦云,而且致命的是,这种分期的前提实际上默许了循环论,从而割裂了与后续文学的关係。

空泛的真:黄锦树分段法

后进者如黄锦树,曾指责杨氏的分期标准过于侧重文学思潮层面却独独少了“文学”从而会给人以“最好的文学作品其实是历史的”假像。黄氏则洋洋洒洒地给出了他的分段。(一)以外来文学(侨民文艺)爲主体的阶段;(二)本土意识爲主导的阶段;(三)文学主体性的建立;(四)独特文学风貌的建立。他又指出,侨民文艺时期约等于阶段(一);40年代末“马华文艺独特性”提出迄往后数十年的创作约等于阶段(二);1960-1970约等于阶段(三)(具体可参黄锦树着〈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马来西亚: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6,P40-43)。黄氏的答桉在锐气逼人的同时,似乎放之世界华文文学而皆准(尤其在区域文学研究中更甚),然而他的模煳划分似乎更给我们一种断裂与错乱感:什么叫侨民文艺时期?什么是40年代末迄往后数十年(既然下面的阶段三又从60年代初期始)?本土意识、文学主体性与独特风貌可以平等并置吗?其交叉与包容之处又在何方?

点评杨松年分期

回到杨氏的分期上来,首先是他的划分标准体现出深刻的历史性、贯穿的系统性和较强的开放性,不会因时空的推进而显出平衡的尴尬与左右爲难;其次,表面上其分法似乎忽略了文学性(Literariness),其实结合具体的情境时,却恰又“歪打正着”,一方面这正符合了战前马华文学的实际特徵:文学性不强,思潮的功绩远胜于创作,同时另一面又暗合杨氏一贯主张的因地制宜又意趣盎然的“文化研究”视角。

2.构建与编织

与某些马华研究者的气势咄咄逼人甚至张牙舞爪相比,杨氏显得不温不火,胸有成竹。首先,他坚持翔实的史料收集整理与精细的文本解读。其许多早期着作都有筚路蓝缕之功,如〈战前新马报章文艺副刊论析〉,〈大英图书馆所藏战前新华报刊〉,〈南洋商报副刊狮声研究〉,〈新马早期作家研究〉,〈新加坡早期华文报章副刊研究(1927-1930)〉等等都体现了这一点,而我们从该书附录长达30页的相关作品选编也可见一斑。无庸讳言,这与那些只知高谈阔论弘扬宏大敍述的人相比态度迥异。“板凳要坐十年冷”,这种苦功恰恰爲杨氏下一步的大幅度推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论证严密,立体关照。如在论述第四章“南洋色彩萌芽与提倡时期”时,杨氏採用了如下的架构:第1节,“副刊期刊编者与南洋色彩文艺的提倡”。对这一点的强调体现了杨氏对战前马华新文学副刊研究的极度重视和具体文学时空论述中应针锋相对的独到体会;第2节,“文学作者与南洋色彩文艺的提倡”则从创作者角度立论;第3节,“中国政治局势的影响与新兴文学的提倡”则又强调和论析了中国性的无孔不入;第4节,“南洋色彩文艺的主张与新兴文学提倡的合流”则是对文学思潮(口号)发展与整合的梳理;第5节,“南洋色彩文艺的作品”则让“忽略文学性”的攻击不攻自破。无疑我们可以看出杨氏论述的立体性和力求多层次关照以求突破的苦心构建。结语中则又论述了在当时的情境下不同的声音。

第三,再现历史真实。这主要体现在杨氏对文学论争的处理上。如第五章,“马来亚文学的提倡”的发轫其实是建立在一个轰轰烈烈的论证的基础上。首先是废名挑起战火,然后衆多文人(读者)捲入溷战。文学史中对于笔战抑或论争的处理往往会因个人好恶或意识形态(Ideology)以及人情事故的影响而容易爲情所困。杨氏的处理值得借鉴:他不仅罗列出近乎所有相关文章,对其论点进行或详或略的论述,而且还立场鲜明地对其中的偏激或人身攻击等是非功过予以点评,凸显了书写者的主体性。通过以上处理,杨氏不仅成功地再现了溷战的历史情景,彰显了论争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可能性,而且让溷战显出了论述上的井然有序。

3.可能的向度

无疑,杨氏的另辟蹊径爲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来观照战前马华文学。然而掩卷沉思,还是想探究马华文学研究的其他向度。

怎样中国性?

以我对马华文学,尤其是战前新马华华文文学的粗浅解读,我越来越从中读出了中国性的逼近。平心静气想想,我们甚至从大中原心态极强的论述(马华新文学不过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分支而已)中读出了些许吊诡来。表面上看似荒诞不经的文学判断(其实更是政治认同问题),实际上却披露了一个本质问题。作爲新马华人“想象的共同体”的中国,到底凝结了怎样的多重关怀(文化情结,政治牵扯,文艺借镜等),衆说纷纭的中国性本身就是一个挑战、诱惑共存的切入视角。

找寻一种关係

反过来想,南洋色彩(Nanyang Color) 和马来亚地方文学实际创作的虚弱又反证了这一点。杨氏的谨慎与求实没有给我们勾勒南洋色彩可能的高度、实质和层次,而更多依据他们相对肤浅的文学实践加以论述。另外,单列论述的南洋色彩与马来亚地方文学之间的关係如何?是否各自代表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诸多存而未论或论而不深的课题都期待更深的开掘。

后殖民视角下的马来性潜入

当然,后殖民主义视角的缺席也让我们感到一丝缺憾,而这意味着马来性(Malayness)与华文文学之间的辩证纠葛需要继续潜挖:爲何是苍白的马来性?如何充盈?怎样使它真正提升马华文学的质素?但无论如何,该书无论对杨氏本人还是对于寂寞的新马华文文学研究界都具有近乎里程碑式的意义,所以,这或许已经超出了“本土书写”的涵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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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题材: 文化艺术_culture, 南洋华社_nychinese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