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亚洲传统给世界一个可持续的未来?

24/12/17

作者/来源:梁永佳(31-7-2017)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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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新著《全球现代性的危机:亚洲传统和可持续的未来》,于2017年5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译本。杜赞奇先后执教芝加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现任杜克大学讲座教授。他不仅是一位东亚史名家,而且在史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上也很有建树。中国读者熟悉的《文化、权力、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是他的第一部著作,探讨清末民国期间,国家权力深入基层所遭遇的“内卷化”困境;第二部著作《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以底边研究的方法解构中国民族-国家历史叙事,在中国也很有影响;第三部著作《主权与本真:“满洲国”和东亚现代性》分析不同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代理人模式,虽不及前两本流行,却是一部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著作。如果说三部著作有一贯主题,当数杜赞奇对民族-国家叙事的深度怀疑。

现在这部《全球现代性的危机》延续了这一主题,却更具有时代性,视野也更宏大。杜赞奇将全球现代性危机与民族-国家叙事联系在一起,试图找到一条出路。所谓“全球现代性”,指非西方世界被迫或者主动遵循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追求现代化的过程。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体系的全球化,是其两大特征。而“全球现代性危机”,则指竞争性民族-国家体系,借助资本主义制度和当代科学技术,过度提升国力,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从而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由于民族-国家的自强事业几乎不受限制,导致多数国家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发展速度成全整个人类的生存,全球现代性危机因此日益严重。

如果仅仅呈现全球生态危机的深度和广度,呼吁各国政府采取行动应对,那么这本书恐怕不过只是一份平庸的报告,杜赞奇的雄心显然不止于此。他希望从历史与社会理论的脉络中,找到一条出路。因此,这本书的主体并非全球现代性本身,而是东亚、南亚、东南亚的历史社会学。作者的论点是,“亚洲传统”可以启发当代世界去探索一个“可持续的未来”,这正是该书副标题的含义。

为现代性危机找到出路,是一个社会理论难题。例如,韦伯认为,现代性是一个意义失落的铁笼,价值的多样、资本的支配、科层制的竞争优势,将导致人类在整体上解体。这一解体过程的核心问题,就是宗教退出公共生活并让位于理性,这就是经典世俗化理论,在韦伯看来不可避免。深受韦伯影响的社会理论家如福柯、布迪厄,基本延续这一悲观态度,甚至对现代性很绝望。或许哈贝马斯是一个例外,但他仍对自己重新启动的启蒙计划放心不下,每过几年都要处理一次宗教复兴问题。他和其他几位当代社会思想家一道,尽管否定了韦伯的世俗化预测,但仍难以为现代性所带来的意义碎片化找到一条可行出路。要想在思想和制度的重围中为现代性找到一线希望,需要非凡的智慧和学识。

本书就是要挑战这一难题。杜赞奇认为,之所以要回归“亚洲传统”,是因为当代世界的三个显著变化都与亚洲有关。一是非西方力量的崛起,尤以中国最为显眼。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变了世界的权力关系,并有可能改变世界的规则。二是可持续性不再仅存在于西方,而是出现全球性危机。例如,中国和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第三大碳排放国,如果其生产和生活方式不能摆脱西方现代性的限制,一味追求消费主义和高速发展,那么全球可持续性危机必然会进一步加重。第三是超越性与普遍性的沦丧。就是说,源于欧美的现代性不再为全世界所接受,它所蕴含的进步、发展、民主、自由、博爱等价值都遭到了质疑。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社会团结出现危机、人生意义无从探寻,宗教民族冲突不断。就算波及世界的消费主义,也无法像宗教在传统社会那样赋予人以终极意义。

之所以形成这一危机,就在于现代性本身。它的两大标志——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已经成为主宰世界的力量:“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自身培育的条件,大大改变了流转历史与制度化超越性的关系”。杜赞奇认为,近代以来,世界各地的历史观过分强调民族的自身历程,历史叙事被限制在一个“隧道”里,忽视了观念、制度等方面的流动和借用。这种线性的“隧道历史”叙事建立了民族-国家的“本真性”,成为构建今天国家主权的基础。这种主权不容挑战,却暗含着无节制发展的理念,这正是加剧全球生态危机的力量。例如,历届全球环境问题会议,几乎都以民族-国家的胜利告终,其结果,各国继续按照自己的既定逻辑,不加约束地增强国力,强化彼此的竞争,这正是“隧道历史”叙事的延续。

杜赞奇说,“隧道历史”的观念,脱胎于欧洲近代化过程中的“忏悔共同体”,它出现在理性时代和民族-国家时代之间,其基础是新教各派之间的竞争,其实质是内部均一、外部差异的共同体理念。“忏悔共同体”主张,依赖(且仅依赖)自身的传统,就可以达到超越性,即超越此时此地,获得人生与社会的终极意义,这正是现代民族-国家特征。例如,不少主张复兴国学的人,就认为中国的问题都是外部强加的,中国的未来必须建立在重读儒家经典之上。这种隧道史观在亚洲各国的精英叙事中经常可以看到。究其原因,就在于当今世界的民族-国家体系,带有强烈的“忏悔共同体”特征,而其源头在于亚伯拉罕系宗教的排他性质。这种排他性,在新教改革以来得到高度强化,形成了“忏悔共同体”以及后来的民族主义价值观。

与“隧道历史”叙事不同,亚洲各传统存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观,即“流转历史”。它是指不同社会之间在观念、制度、价值等方面持续不断的相互借用、流传、互动、综合,这在亚洲社会十分常见,历史上更是如此。一个地方发生的事件、思想、知识,很快会影响到其他地方,并被有意识地借用,从而形成新的综合,这与排他性的“忏悔共同体”正好相反。

“流转历史”可说是亚洲社会的常态。例如历史上佛教、印度教、儒教四处传播,彼此却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反而出现了各种变异、综合。再比如,近代亚洲为数众多的跨国“救赎团体”,也充满了流传、借用、综合。越南“高台教“所崇拜的神灵,就包括梵天、湿婆、佛祖、耶稣、孔子、雨果、孙中山,彼此容纳、各派共存的逻辑十分明显。伪满洲国和东南亚也有着无数的宗教团体,借鉴、融合、综摄各种思潮和神灵,如“在理教”、“道德学社”、“同善社”、“救世新教”、“道院”、“华会”、“万国道德会”、“红卍字会”、“德教”等。杜赞奇说,其实亚洲各传统一向如此,龙树菩萨就是这样一位集大成者;宋明理学也是以三教合流为特色的;印度教、佛教、儒家也在东南亚也形成了多样传统。甘地深受美国思想家爱默生与梭罗的影响,但后两者又深受亚洲各种经典的熏陶,可谓流转历史的典型案例。

亚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也并非仅仅依靠自身的宗教和政治传统,而是持续互相影响和借鉴的结果。正是中国的辛亥革命,诞生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并激励了亚洲其他地方的民族-国家独立运动。总之,亚洲传统的超越性是对话式的、包容式的、非生命的、平和的,而不像亚伯拉罕宗教那么极端、排他、拟人、激烈。遗憾的是,亚洲各地精英,受欧美影响太大,努力模仿“忏悔共同体”建立民族-国家,忽视了这里一直存在的借用和互相影响。

今天亚洲的民间社会,“流转历史”仍然发挥着较大的影响。例如在柬埔寨和泰国,儿童与僧人将卡德蒙森林神圣化,用本土传统抵抗国家和大公司的掠夺式砍伐。近年来,中国道教协会致力于将道教打造成“绿色宗教”,把老子打造成“环境保护神”,这又是一个用自身传统应对生态危机的案例。到2013年,仅仅中国就已经活跃着八千多个环境保护组织,印度和亚洲其他地方,这样的组织更是不计其数。杜赞奇认为,这些力量看似分散,但异常活跃。他们代表着一种超越民族-国家、超越资本全球化的新力量。很多运动宣称来自亚洲传统的启迪,尤其是儒教、佛教、道教、印度教等非亚伯拉罕系宗教,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具有温和的超越性,不排斥其他传统。这些思想一方面有强大的传统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又很包容、温和、有综合力,甚至无需发展一种宗教宽容价值而实现事实上的宗教宽容。它们与当代的关怀相结合,成为新的超越性力量。

杜赞奇不无乐观地展望,这些运动已经促使亚洲国家制定或者修改法律,加强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能力。很多大型基础设施,尤其是水坝的建设,正是因为民间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而接二连三地搁浅,这是一个好的势头。同时,各个国家通过加入国际公约而让渡一部分主权,这有可能逐步放缓国家发展速度,缓解生态危机,重建生态平衡。此外,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也通过认可生态遗产和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方式,阻止或者减缓人类活动对环境和生态的空前破坏。这都是些苗头,但却蕴含着希望。正是这些希望,赋予人们一种新的超越性,它不同于排他的“忏悔共同体”和坐实本真性的“隧道历史”,而是对话式的、包容式的、非生命性的,这与亚洲传统中固有的和缓型超越性类似,有可能取代排他性共同体的“信仰”型超越性。

杜赞奇希望为现代性危机找到一个希望,找到的却是“希望“本身。这个吊诡的答案,出乎意料却合乎情理。如今,新的宗教形式早已不同于传统上那种以基督教为蓝本定义的宗教。国家、非政府组织、自然、消费主义、爱情、科学等等都有一定的超越性。仅在中国,就存在大量不同于正式“宗教”的非宗教、类宗教、准宗教活动,如占星、谭崔、灵修、瑜伽、气功、养生等等,更不用说像祭祖、扫墓、拜妈祖、祭黄帝、傩戏等没有宗教之名却有宗教之实的活动,这跟亚洲自身的传统社会颇为相似。而且,“希望”也的确对社会理论进行了总体性的回应。它并未否认各种解构性理论,却建立了一种广泛的超越性,一种基于时间的、面向未来的超越性。或许,超越性不再来自制度宗教、政党政治、身体技术,而要来自期待、合作、希望。这的确是某些基于欧美传统的社会理论未曾认真讨论过的。

本书的成书过程,正是全球民粹主义快速政治化的过程。中国、印度、日本、俄罗斯等大国,以及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充满了用自己的传统自我拯救的声音。不仅如此,有的甚至宣称自己的传统可以拯救世界,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本土传统复兴,一场民粹主义复兴。用本土传统拯救世界,不同于综合世界各传统。前者强调线性的“隧道化“历史观,后者注重各传统之间的“流转”。民粹主义复兴,强化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弱化了国际协议的约束力,也弱化了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形成了“关门主义”的声浪。在这声浪中,本书提出的“希望”可以说遇到了严峻的挑战。杜赞奇所批评的“隧道历史”叙述正在回潮,“流转历史”很可能会日益退却,全球合作遥遥无期,本国优先的口号席卷世界。全球现代性所带来的可持续性危机,很可能正在加剧。或许,在解决全球现代性危机之前,整个人类就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何况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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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