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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小惠《南洋大学中文系研究(1956-1980)》

16/12/17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华文高等教育与中华文化承传:南洋大学中文系研究(1956-1980)》
孙小惠硕士(中文系)论文 25.04.2015,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

这是一篇很好的学术论文,对研究南洋大学历史有着实质性的贡献。论文仔细的收集和梳理了相当完整的南洋大学中文系,从创办,改制,到后期发展的演化历程,这其中从中文系创办初期到1960年之近5年的一段史实,虽然简短却是解读南洋大学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其重要性或许是超乎作者和其论文老师的意识之外。当然,如何深层次解读这一段历史,也是超出了一篇硕士论文的范畴之外。这说明了,这一篇论文是很好的研究素材,可以为研究南大历史的工作提供有学术价值的参考资料。

王赓武报告书,是彻底颠覆南洋大学创校宗旨的单一最重要历史事件。在此,论文对南大改制给予中文系的冲击,影响和其后期发展做出了有条有理的分析。当然,这也是研究南大历史,特别是王赓武报告书,如何改变南洋大学和中文系,之发展大方向的重要参考资料。这一个素材具有很大的探索与发展空间。

这一篇论文亦有其不足之处。但是,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缺陷,即便是以教授名衔撰写的南大历史论文也都犯了同样的毛病。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

追根究底,南洋大学历史的话语权,是操纵在以王赓武为首之学术群体的手上。如此一来,王赓武的南大历史观,成为主宰南大历史叙述的指导方针。在这一种绝对单元的学术环境下,理所当然的,王赓武之类的言论和著述,成为研究南大历史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参考资料,即使都是些与历史事实背道而行的错误历史论述。

因此,所有依赖和使用这一类历史文献作为叙述和立论基础,来阐述南洋大学历史的著述,都无可避免的,在不断的复制同一个样式的南大历史论述。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种近亲交配下的历史,只是单纯重复王赓武的南大历史论述,而非独立性的追究与探索,南洋大学历史的本来真面目。

比如,论文就是使用王赓武的本土论,来阐述南大中文系的改革历史过程。然而,王赓武的本土论,是一个似是而非之,具有严重误导性的错误理论。

王赓武的本土论只是一个幌子,为的是要模糊王赓武报告书的真正政治意图。换言之,本土论主要是用来掩饰,新加坡政府之华人去华人民族性的终极教育目的。

回顾历史,不难知道王赓武之所以要大幅度的修理南大中文系,为的就是要彻底颠覆南洋大学的创校宗旨:南大中文系作为华文高等教育与中华文化承传的文化教育基石。

王赓武以本土论说法,来试图解释改革中文系的合理与必要性;那是站不住脚的。本土化在零和游戏结果下,必然是导致去传统化。这正是在变相的颠覆南大的创校宗旨。

现实中,新加坡能有什么样的本土文化内涵,足于成为南大中文系的学习和研究对象?可见,这是一个十分空洞而且不具可行性的教育方案。

没有传统中华文化,何来本土华人文化?这一个疑问就出现在论文引述的一段文字,“ 郑良树曾在接受访问时说“我们开办中文系,是要研究中国文学、哲学及历史等的学问,通过这些研究,认识中国文化,吸收中国文化的精华,作为我们建造华社以及大马社会的根基。这是我们创办中文系的目标和宗旨。为了适应本土化的需要,开设少数“本土风光”,那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做到了喧兵夺主的地步,那我就不赞成了„„主次、轻重如果不分,那么开办中文系就变得没有意义了„„中文系学生满脑只有马华文学,连屈原、杜甫、李白、关汉卿都没有的话,还是中文系吗?„„没有中国文学,哪来的马华文学?”(叶金辉,2006:17-18)。 ”

更重要的是,本土论的另一层言外之意,是在谴责南大中文系不合时宜,不能满足新加坡的政治现实。这一种含沙射影的指责,同样是没有历史事实基础的莫须有罪名。历史上,南大师生早在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之前,已经意识到马来语文作为国家语文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南大师生向来都认识到教育本土性的重要性。不过,原南大的本土化是在维护和保留传统中华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对研究内容的本土化。

1964年4月间,时任南大校长的庄竹林,在针对南洋大学的未来办校提出5点发展意见。其中一点是:中文书籍中有丰富的东南亚资料,但缺乏系统化的研究工作。这一客观条件是发展南洋大学的极佳渠道与方向,可以进而发展为东南亚研究之学术中心。环顾当下大环境下的亚洲新格局,庄竹林的意见是不是一个更具有前瞻性的本土化?

由此可见,王赓武之类的历史资料是不可靠,和不可取的。说白了,王赓武之类的历史论述危害和不利南大历史真相的探索。这也说明了研究南大历史,必须具备独立的人文思维,和分辨虚实真假的学术能力。

还有,研究南洋大学历史的困难,除了受制于历史资料素质的影响之外,也有其研究能力上的客观要求,因为南大的历史问题不单纯是文化教育的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层面的问题,即政治干预下的文化教育问题。

南洋大学的历史问题,是一个政治因素大于文化因素的教育历史问题。明显的,只谈文化教育,不谈政治是行不通的,但是,要从政治角度阐述文化教育问题,对中文系的研究生而言,却是一个学术能力上的巨大挑战。这一个现实也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了南洋大学历史的研究工作。

末了,通过对论文的一些节录,可以大约的领会论文之内涵和探索方向。

本论文将以华文高等教育及中华文化承传之关系的视角切入研究南洋大学中文系。本论文旨在透过对中文系沿革的描述,探析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如何以本身涉足的领域作出贡献,继承中华文化传统并融合本土多元文化,让现今新马华社有所参照和借鉴。

笔者选择南洋大学中文系作为个案研究。选择南大中文系的另一原因乃因南大是马来西亚最早的华文高等教育代表,它有作为华文高等教育开山鼻祖的时代意义。高等教育对学生的培养不再仅止于学生毕业后找工作的技能,它的功能已到了学术思想研究的阶段。高等教育这一阶段的功能有助于解决中华民族深层文化的问题,以维护中华文化之承传。

民族文化认识与深化的工作都必须经过一定的学习与训练,通过研读中华文化的典籍,学生可以在此基础上往前创造与发展。由于中文系的课程包含中华文化的思想、历史与文学等范畴,若学生培训得好,基本上他们将具备承传文化的条件(黄文斌,2005:75)。因此,文化人才培养的重任就得落在中文系的身上了。

笔者选择南洋大学中文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乃南大中文系是马来(西)亚的第一所中文系,它的创立极重要且具有时代意义。它创立于1956年,是中华文化的最高传播站,当时马来亚人们对它寄予厚望。据笔者从访谈中了解,那个年代成绩好的学生都会选择进文学院,其中一个目的是希望选择念中文系。换言之,中文系是文学院的中流砥柱,首要设立的科系。

1955年12月30日发表第一批聘定之院长与教授名单19人,中文系教授在其中占了4人,分别是佘雪曼(1908-1993年)、潘重规(1907-2003年)、苏雪林(1897-1999年)(虽然《南洋大学十周年纪念特刊》里提到苏雪林是第一批聘定的教员,但从历年教师名录要至1965年度才见苏雪林的名字列在中文系教师名录内)、王永祥(新加坡南洋文化出版社,1956:189)。南大开课前,最先到任的十多位教授里,中文系便占了五分之一,佘雪曼和潘重规的名字更在名单的首二位,可见中文系在那个年代是极受重视和必要的科系。

笔者所收集到跟中文系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大部分都是对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的研究,少数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和一本研究拉曼大学中文系的本科论文。王润华和杨松年主编的《新马汉学研究:国大马大中文系研究状况探讨研讨会论文集》(2001)分别收录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对两校研究状况的论文。马大中文系共发表了七篇论文。

研究南洋大学的论著相当丰富,但注意到南洋大学的科系的研究甚少,至于专门以南洋大学中文系为研究主体者更是未有前例。虽然研究新马中文系的论著也为数不少,但大多谈及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或现今所存之中文系,尚未有研究者对南大中文系做过个案研究。目前与南大中文系最直接相关且较珍贵的史料便是由第一届,即1959年的毕业生于1979年所出版的《那晚在眉山》、相隔20年之后再成书的《南大第一届(1959)中文系纪念文集》、与2009年出版的《南大中文系离校50周年纪念文集》。这三本纪念性质的书刊有助于笔者了解南大中文系草创当时的细节、师生互动、系上活动等。通过书中著者的文章,笔者有如身置当年的中文系情景,并可深刻感受当时老师们对学生们的教导与影响。

综合以上的研究成果观之,大致可以发现下特点。其一,有关南洋大学中文系的研究近乎于零,而有关南洋大学的研究则多以南洋大学历史事件或发展为主要论述,缺乏南洋大学个别科系的研究。其次, 关于华文高等教育与文化承传关系之研究则多数是以民族忧患角度出发。若要证明南大毕业生的对承传中华文化的重要性则应由探讨毕生在社会上的贡献才能较客观地说明他们在承传文化的贡献。简言之,以承传中华文化的视角切入研究南大中文系可说是一项新的尝试及研究途径。从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南大中文系大发展概况,且还能了解中文系的课程设制将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看到毕业生在高等华文教育与承传中华文化的相互关系。

笔者根据第一手的原始资料整理出历届系主任览表、1956-1965年历年教师名录、重大改制前后的课程表。笔者也把原始资料结合前人研究的第二手资料重新整理在传媒领域服务的中文系毕业生览表。

笔者发现1966年改制后,南大中文系的课程竟有八成的课程与《王赓武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相同,与1965年以前旧学制时期的课程相去甚远,多了许多本土化课程。中文系课程设制开始转型并涵盖本土化课程。至于1974年再度改制后的中文系则在内忧与外患的打击下面对发展困境。

笔者在研究过程中面对了各种局限与困难。虽然有关南洋大学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若针对南洋大学中文系的研究却须从前人研究中抽丝剥茧,寻找有关南大中文系的蛛丝马迹。有关南大中文系的第一手资料资料零散,储藏散落各地,要收集齐全实非易事。幸得已故王慷鼎教授(1936-2011)生前把经年累月收集的各种特刊和原始材料赠与拉曼大学图书馆,笔者才得以一览部分第一手资料。

1950年,新加坡、马来亚唯一的大学——马来亚大学(University of Malaya)成立,陈六使慨捐建校基金叻币三十万元,但华校中学毕业生却无资格报考。陈六使有鉴于华校子弟升学无门,华校生全然被摒弃于主流社会门外,乃于1953年1月在福建会馆执监委联席会议上提议创办华文大学,并率先捐献叻币五百万元,号召华人社会以自己的人力物力,创办一所自己的高等学府。以此衔接中小学的华文教育,促成三个阶段的完整教育体系。

虽然马来亚大学最终计划创设中文系,但始终解决不了华校生继续深造的需求与困境。其原因在于华校毕业生根本不具备进入马大深造的资格,又如何进入马大中文系。另外,马大中文系收生非常有限,无法满足广大华社子弟的需求。最重要的在于华社需要的是“华文教育”,而非仅为中文系一门学系。一个学系的效用,当然不足以和一间完整的大学相提并论(新加坡南洋文化出版社,1956:3)。

从创办的宗旨来看,南洋大学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华裔子弟的升学问题,显然地这是从现实角度出发去考量。此外,第二项宗旨则是为解决华文教师荒。1949年以后,不仅华裔子弟无升学之路,来自中国的华校师资也一并被截断。为了延续新马地区的华文教育,在本区域内培养师资成为了当务之急。南洋大学的宗旨似乎皆是从现实需要去考量,但其背后尚隐藏着欲维护民族文化传统的理想。这一点就表现在两大特质之中。

华人民族之所以为华人这一民族乃因中华文化内蕴在其中。文化的传承须由教育开始,南大创立的其中一个重要考量点便是承传中华文化。从探讨南大中文系与中国、台湾中文系的渊源,我们可见南大中文系所需肩负的中华文化传承重任。继而从新马华文教育背景,我们便可得知南大创立对于华社的重要性。从南大中文系的师资与课程,我们亦可见中华文化的精髓都深植其中,潜移默化至学生的思维中。

笔者发现南大中文系在1966/67学年度的一年级新课程无论是必修科目或选修科目都完全按照王赓武报告书所建议之课程进行改革。虽然目前无从得知其实际执行的课程有多少,但一叶知秋,中文系的课程转型是必然的。

中文系课程的转型并非突然的转折,…南大中文系课程的转型实是一早就已揭示了中文系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发展方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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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