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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儒家思想 弘扬中华文化

25/01/05

传播儒家思想 弘扬中华文化

作者: 陈慧麒 日期: 2005年第1期 来源: 探索与争鸣http://www.51dh.net/magazine/html/284/28450.htm

2004年12月3日至5日,“儒家思想在世界的传播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此次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承办。参加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有来自韩国、日本、俄罗斯、瑞典、巴西、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柬埔寨和中国等10个国家的130多位专家学者,大会收到学术论文70余篇。在为期3天的会议中,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就儒家思想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与发展、儒家思想在世界哲学中的地位、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术探讨。会议主旨,一是沟通中西文化,推动儒家思想的传播与发展;二是了解海外儒学发展现状,为当代中国汲取儒家文化资源提供借鉴和参考。
  
儒家思想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与发展
  
儒家思想经历了几个世纪的传播,早已走出了中国,走出了传统的东亚儒家文化圈,已经走向世界。在传播过程中,儒家思想结合当地文化,产生出不同特点。此次会议中各位专家学者就儒学在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亚地区及欧美地区传播的历史和现状作了介绍和讨论。

与会的一些学者介绍了韩国的儒学研究。韩国江原大学李爱熙教授认为,16世纪朝鲜朝金麟厚(河西)的诚敬论继承了性理学的修养理念再构了自身的理论,带有一种建立独自的真理世界的色彩。韩国启明大学哲学科洪元植教授认为韩国性理学实际创始者李退溪是把其创立的退溪学建构在对孟子的重新阐发上,即“重回人间 ”、“重回孟子”。洪教授从“重读孟子”的角度考察了退溪学的形成。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张敏副教授以朝鲜16世纪思想家栗谷李珥(1536—1584)的经世思想为中心,探讨了转型时期朝鲜儒学经世思想的特征。栗谷李珥着眼现实社会,以经世救民、弘邦救国为己任,立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改革,身体力行倡导务实。他所阐发的经世致用、利用厚生、实事求是成为朝鲜朝末期实学思潮发展的思维定式,故被评价为“朝鲜实学的鼻祖”。

关于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儒学研究,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文系黄文斌博士论述了21世纪初马来西亚儒学运动的问题与意义。他发现20年多年的儒学运动,与政治领袖的推动相关,其发展没有一定的连贯性,而其目的都集中在“伦理道德”与“净化人性”的层面。但更应该从“民族意识”与“文化自强”的角度来考量“儒学运动”的需要与意义。他还认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还缺乏推动“儒学”的环境,关键是缺乏“儒家人才”。若“儒学运动”只是流于报章的“宣传”与“热闹”的活动,它只能累积一些“社会文化资本”,但却不能保证民族文化能开枝散叶及创造文化。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会长、香港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李元瑾教授从新加坡两次儒学发展高潮(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检视中国、新加坡、东南亚之间的文化互动。他从新加坡儒学的纵向发展轨迹,考察中国元素的作用,窥探中国政治与文化因素如何影响新加坡儒家文化的发展,以及这种作用是否持久不变。在第一次儒学发展高潮中,它受到中国元素的介入和抽离的直接影响;东南亚各地华人都在回应中国不同性质和形式的召唤,编织了一片中国、新加坡、东南亚的文化互动景观。在新加坡第二次儒学发展高潮中,它的中国元素已抽离,并由当地元素取代和主导;它还反过来刺激中国儒学的发展,并已不再扮演东南亚儒学传播的中心或扩散地。

在西方儒学研究方面,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方朝晖副教授通过对南乐山(Robert C.Neville)的个案研究介绍了儒学在美国的动向,讨论了西方儒学研究中的范畴研究、孟荀研究及儒学的宗教性问题,并对西方儒学研究作了反思。沈阳师范大学吴星杰教授论述了儒家思想对近代欧洲社会变革的影响。他认为中国儒家学说通过传教士传入欧洲各国后,对欧洲启蒙运动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儒家思想对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也曾发生过重要影响,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社蔡德贵教授认为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是实现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实现东西方文化的结合与互补,是最高境界的灵与肉的结合。
  
儒家思想在世界哲学中的地位
  
儒家思想作为世界文化中的一员,在当今世界文化交融的过程中应该如何重新解释、如何确立其地位,这成为大家关心、反思的问题。对此,与会专家学者从不同方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马来西亚南方学院祝家华院长介绍了牟宗三对传统儒家思想转不出民主的分析。牟宗三认为中国社会没有阶级对立,这一现实条件不利于民主的产生。此外还有本质的因素,即中国文化展现的文化生命向度和西方的文化生命不同。中国哲学主要课题是生命的学问,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用心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安顿我们的生命。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罗安宪副教授介绍了孔子“直”论之内涵及其现实意义。他认为“直”在孔子以至儒家思想体系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直”是事物之常态,也是人之心理之常态。在孔子思想中,“直”也具有“应当如此”的性质,“诚”的外在显现即是“直”。孔子提倡“以直报怨”,反对 “以德报怨”。孔子“直”论所标举的人格,是一种胸怀坦荡的人格。正直、公正、坦诚,应当是为人处事的正确的心态。做人,首先应该做一个“直”者。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龚群教授从公民社会的视野解读孔孟。在孔子的思想中有着对社会中的个体的义务和责任的强调。孔子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参与意识,并且深刻地影响着他的弟子以及他身后的传统。而孔子所提倡的也并不是服从专制君主,而是服从礼,即社会秩序。但对礼的强调并非是在提倡盲从,维护礼的权威并不等同于他认同任何现实的政治权威,而是把道的原则放在首位,以道的标准来衡量现实政治状况。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陈鹏教授认为,学院化儒学一方面自限了儒学实践性开展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也使儒学理论和思想本身得不到健康的、更合理的发展。儒家精神必须落实在社会中,儒家必须突破学院体制及其角色定位,从立学到立教。从实践层面看,新儒学的基本特征应该是:从典藉走向现实,从精英走向大众,从书宅走向社会。

山东社会科学院儒学研究所刘宗贤研究员介绍了近现代中国儒学地位与社会转型。儒学的文化传承性、大一统的文化特性和文化整合性,是儒学的三个特点,也是儒学的社会功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正视自己的传统,现代化步入正轨,儒学也再度恢复了生机。我们应该接续作为民族文化之源的儒学,清理作为封建政治文化的儒学,整合在国民教育、国民精神中的儒学。

韩国国学振兴院朴元在教授讨论了儒教与自由主义。他说把儒教和自由主义结合起来研究的做法,契合于围绕自由主义的讨论而对近代西方哲学进行反思的研究思路。在对自由主义的讨论中我们首先会对西方的所谓“近代性”的正当与否提出质疑,由此我们也会自然而然地引出与其相对立的儒教思维的作为。
  
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研讨会中,中外专家学者共同探讨21世纪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儒学在全球文明对话中的新使命及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教授认为当今世界面临自然病态和生态危机、社会病态和社会危机、心理病态和精神危机、人际病态和道德危机、文明病态和价值危机。中华民族的智慧,为治疗化解人类所面临的这些严重病症提供了宝贵的智慧理念,以及能够切实实施的样式方法。和合是通达健康和乐之境的智慧理念和实施方式,和合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和首要价值,和合之境是中华民族的理想境界。其实任何宗教和哲学家的终极理想境界,都是无杀人(战争)、无偷盗、无说谎、无奸淫的和生和处、和达和爱的和平、幸福、快乐的世界。因此,世界各宗教都是相通相似的家族,实无必要兵戎相见,以暴易暴,以怨报怨,若此,则实与各宗教的原旨相背离。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罗多弼教授介绍了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和价值。自从中国人开始追求现代化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参考儒家传统提供的资源,尤其是华人和东亚人应该有这个机会。但是正如其它的文化传统,儒家传统属于全人类,所以儒家的思想文献应该尽量翻成各种语言,提供给大家。儒家思想给现代人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源。面对这些资源,现代人具有选择的自由,可以吸取资源里面的一些成分,也可以抛弃一些成分。但是不管你做出什么选择,儒家思想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宝库。保存和解释儒家思想文献,增进人们对它的理解是我们作为对儒家感兴趣的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不管你对儒家思想的评价如何,了解这个极其丰富多彩的传统一定会使你的生活更加丰富。

日本早稻田大学原总长、学校法人、国士馆理事长西原春夫认为东北亚,尤其是在中国、韩国和日本,最近都普遍存在着重新认识儒教和儒学的倾向。在各个国家中对儒教儒学的意义重新认识上最为困难的是,全球标准化的权利和自由的理念应该如何取得共存的问题。当前使人类陷入不安的纷争的背后,横亘着两大文明的并存,介入其中并扮演调停角色的应该是东北亚诸国的使命。其中,儒教思想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王殿卿教授指出,儒学需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对其地位、价值、命运、承传、生命、开放、比较、转化中重新定位。儒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两千多年来,它上承了两千余年周代以前的文明智慧,又在百家争鸣中得以丰富,后世儒家又对儒、释、道三者的精华进行了创造性的整合,使得儒学趋于理性与科学,近代以来又以其强大的生命力与包容的胸怀,吸纳一切外来文化精华,儒学不断融入现代继续为人类文明做贡献、不断进行现代转化。

南开大学哲学系李翔海教授对儒家思想与亚洲价值观的关系作了集中的探讨。他认为,对应于“欧洲价值观”,“亚洲价值观”的概念应当是可以成立的。因为“亚洲价值观”不在于它是否代表亚洲的统一价值,而在于作为一种诞生于亚洲的价值系统,既对应于欧洲价值观,而又具有现代性。作为人类文化的两大主流传统,亚洲价值观与欧洲价值观所分别代表的东西方文化精神,必将在全球价值的确立过程中起到不可或缺的重要历史作用。这是儒家思想之现代价值的根本体现。

河北大学哲学系李振刚教授认为现代人痛苦、困惑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必须追求的现代化决非是完美无缺的。现代性自我展现的存在本质,同时意味着事物“自性 ”的丧失,因为现代人追求的只是有限的、对象化的外在功利性价值,而不是人生安身立命的内在理境。克服现代性的缺陷,一是有待于现代化自身的发展,同时离不开对某些传统价值的皈依。儒家仁爱精神和社会伦理责任,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有现实意义。假如哲学史研究仅仅是一些过去的符号性的“死”知识的讲述,而不是活生生的历史文化生命之“道”的传承,那么其“合法性”的确值得怀疑;如果哲学史研究者慧心不泯,带着“同情和敬意”自觉地感悟、挖掘、诠释先哲思想中贯通古今的智慧,熔铸现代社会和现代人存在的合理性,哲学史研究就不仅具有“合法性”,而且本身就是在开掘民族历史文化的生命。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王杰教授认为,儒家文化仅仅是民族思想文化形态中的一种,但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只有在整体性(家庭、集团或是国家)中才能昭示出自己的存在和全部意义,个人的意志、情感也只有在群体关系中才能体现出来。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主体缺乏自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宋志明教授讨论了儒学价值观与民族精神的培育。他说儒家求道、求真、求诚的价值本体论培育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倡导积极进取、昂扬向上、勇于担当、奋发有为、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腾飞起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儒家强调真善美的统一的价值原则培育了讲道德、重教化的民族精神,对于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形成极大的影响。儒家成圣与合群的价值取向培育了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提供了理论支撑。

本次会议的召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会议的讨论十分热烈。出席研讨会的中外学者专家在儒家思想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形成了一些共识。他们认为:人类进入21世纪,在这个多民族、多国别、多文明的异彩缤纷的世界,在各种文明冲突和秩序重建过程中,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联系亚洲共同价值观、推动世界东西方文明对话的重要精神力量。发掘、继承和发扬儒家思想,加强拥有共同文化和传统的亚洲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和理解,进而扩大儒家思想在世界的传播与发展,提高儒家思想的影响,这是我们这一代学者的责任与义务。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思想,以及儒家和合观念有助于化解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宗族与宗族之间的矛盾冲突,既认同自身,又尊重他人,从而发挥儒家思想在当代的积极作用,寻本开新,创造未来,使东方文明的精髓神韵造福于人类社会。儒家思想不仅是熔铸中华民族精神的先驱,而且在东西方文明对话中承担新使命,将为亚洲在国际社会发挥主导作用而奠定良好的基础。相信在此次国际研讨会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的发言和讨论,不仅能够推动东西方之间的学术交流,而且能够在全球化时代为丰富世界文化宝库提供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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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