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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王賡武南洋大学历史叙述 三

18/11/17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历史教授王赓武对新加坡华人社会历史的判断,和真实社会现实之间,有着令人难于置信的偏差。实况究竟如何?看看王赓武说了什么而事实又是什么,相互验证结果,真相不难理解。

李淑飞(2017:P 194):王賡武教授在笔者的访谈中称,以自己的理解,当时新加坡独立后,华社中有一部分人,包括华文报社的,南大的人,支持南大的人和华文学校的教师,他们心里面可能认为在华人占75%的新加坡,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有成为华文为主国家的可能。王教授认为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想法,但问题是李光耀认为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是不可能做到的。王教授认为李星可等人可能是害怕李光耀走英化的道路,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社论出来,但他称自己当时明白很多人都没有看报告书的内容,包括南大的一些学生领袖,王教授后来和有些人熟悉后问他们有没有看报告书,他们也承认当时主要看的是华文报纸的社论,而根本没有看自己的报告书,笔者对王賡武教授在新加坡国大东亚研究所的访谈,2014年7月25日。

在此,王赓武说,新加坡独立后,华社认为在华人占75%的新加坡,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有成为华文为主国家的可能。换言之,1965年后,华社以为因为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华文有可能成为新加坡共和国的主流语文。

王赓武的理解,并非就历史现实来解说社会现象,纯粹是从预设政治立场提出主观判断。

1、新加坡华人社会历史,包括华人文化教育历史的演变,在整个新加坡历史里头,没有出现过断层现象,除了昭南岛年代有所停顿之外,所以无必要区分新加坡独立前后的华人教育现实。更何况, 1965年前后的新加坡都是李光耀在担任总理职务。还有,李光耀在1964 年11 月9 日的南大演讲承认:新加坡拥有教育自主权。换言之,吉隆坡中央政府无权规范,李光耀在新加坡设定的教育政策。因此,李光耀干预南洋大学的决策,和新加坡的加入与退出马来西亚无关。

可见,王赓武选择要细分独立前后历史,是和新加坡历史,或者说,南洋大学历史没有关系。

王赓武夹带私货的目的,是在企图模糊糊和推卸,王赓武报告书对摧毁南洋大学的重大历史责任。因此,王赓武在三个不同场合,一直重复同一观点。

李淑飞(2017:P 195):没想到九月份新加坡政府把报告书公布,说准备接受,当时自己很惊奇。王教授称既然新加坡已经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报告书根本就应该作废,然而过段时间看报纸才发现却成了很大的事情。

谢诗坚(2003.07.11):其实,你看时间表,王赓武报告书是在9月11日公佈,而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佈脱离马来西亚宣告独立。这就是说,在新加坡独立后不久,报告书才成为公开的文件。严格来说,当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我的报告书就失效了。因为我们是根据马来西亚的环境和现实提出这份报告书。我不知道为何新加坡政府仍然採用我的报告书,在事先我毫不知情。

香港大学《学 苑》(1986.08.14):当时我以为新加坡退出大马,报告书应被取消,因为它主要是为了新加坡参加大马的一个新的政治环境而设的;既然新退出,情况不同,报告书对独立后的新加坡已无意义,报告书是给大马之内的南大的。

《联合早报》副刊 (07/01/2001) :报告书拟好后在1965年5月呈上去,两个多月后晴天一声霹雳: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情况大变!以新加坡是马国一个州这样的前提下拟定的报告书一下子失去了基石。至于独立后的新加坡政府对南大的态度,王赓武强调这与他无关,他无权过问,也无能为力,留下的只是遗憾。

论述历史是要解释真相,岂能夹带私货?岂能另有所图?毫无疑问,历史上,王赓武报告书和新加坡政体是否是马来西亚一州的现实,无所关系。

2、王赓武提出的,华社认为在华人占75%的新加坡,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有成为华文为主国家的可能之说,不仅毫无根据,而且别有用心。

华人占75%的新加坡和华校和华人势力之间,没有一丁点必然关系。任何意图以此假借,来塑造新加坡华人人多势众,华校是强势政治势力的联想,更是具有严重的误导性。

新加坡华人社群是由受英文教育的政治精英,和受华文教育的草根阶层构成,体现了社会之政治权力架构的两极化现象。从政治的零和博弈现象来看,英文教育精英越是强势,则华文教育草根社会地位越是脆弱。历史上,以李光耀为首的政治精英,就是以狂风扫落叶的绝对优势,毫无悬念的,把新加坡传统华文教育体系连根拔起。

1959年李光耀成为新加坡自治邦总理后的其中一件历史性政治决策,就是接受《白里斯葛报告》建议,不承认南洋大学颁发的大学文凭,以及坚持南洋大学必需进行改组。《白里斯葛报告书》开启了李光耀积极干预南洋大学的历史进程。接踵而至的是魏雅聆<南洋大学检讨委员会报告书》,随后,王赓武《南洋大学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粉墨登场。三份报告书同出一辙,都是为了挫折南洋大学向创校宗旨办学的大方向发展。

李光耀也通过针对性之教育政策的措施,来打击南洋大学的进展。王赓武在《学 苑》承认:不久之后,新加坡不许马来亚学生加入,对南大打击很大。可以想像到六成学生是从马来亚的中学来的,这些中学有些地方比新加坡的中学强,独立后南大只靠新加坡的华校学生支持,差别很大。

除此之外,在新加坡本土,李光耀于1961年通过中学改制,来切断南洋大学的新生来源;南大的招生条件是六年中学教育,所以中四毕业生不符合大学入学准则。如此一来,接受中四毕业生入学的南洋大学,只能等同新加坡工艺学院,体制上,南洋大学必须降格为一所学院。也就是说,南洋大学丢失了一所大学的资历地位。

根据邱新民的记述,李光耀的设想是摧毁华校原有的高三制,因为没有了华校高三,华校初中生唯有改变教育源流,到以英语上课的初级学院就读。诚然,这正是一箭多雕的老谋深算。

如此任人宰割的华校和草根华人,如何会是王赓武所说的: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有成为华文为主国家的可能。历史事实却是正好相反,受华文教育的社群向来都是政治弱势者,总得逆来顺受的在夹缝中求生存。

华社面对如此严峻和残酷的政治现实,岂能会有如此天真愚昧的痴心幻想?王赓武的观点,显然缺乏历史依据的支持,可以说,简直是在胡说八道。

3、王赓武认为李星可等人可能是害怕李光耀走英化的道路,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社论出来,但他称自己当时明白很多人都没有看报告书的内容,包括南大的一些学生领袖,王教授后来和有些人熟悉后问他们有没有看报告书,他们也承认当时主要看的是华文报纸的社论,而根本没有看自己的报告书。

历史证明李光耀不仅是走英化的道路,而且更是把传统华人语文教育体系彻底摧毁。即便是在当年,三份针对南大之报告书的终极政治目的,亦是不言自明,根本无需做任何猜测。华人社会舆论包括华文报社论,主要是围绕民族语言文化去留存亡的忧虑,是在行使正当,合理合法的维权。易行《廿五年风雨话南大》记述了南洋大学经历过的坎坷历史过程。

1965年9月16日,《星洲日报》社论:“南大课程的调整前提,变成首先在于如何改变南大的教学媒介语…通观该委员的报告书,所建议的南大课程调整办法,主要精神似乎在于把南大改组为一个事实上的英文大学。” 由此可见,这篇社论是通观该委员的报告书之后而得出的结果,并不是无所根据的凭空捏造。

1965年10月26日,南洋大学10大学生团体联合会,在提呈有关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的备忘录指出:“从整个报告书提出的背景及其内容,学生认为它实际上就是行动党政府变质南大,消灭华教的立场基础。学生也认为委员会竟故意超越其职权范围,鲁莽与不必要地过问南大创办的宗旨和本质、教学媒介语,学系的存亡兴废、合并或改组、及调整师资,待遇等问题。” 同样的,南大10大学生团体的精辟评论,肯定也是仔细理解和严肃分析了整个报告书之后而做出的判断。看来,王赓武并没有阅读过南洋大学10大学生团体联合会的备忘录。

明显的,王赓武的意图是要通过不知名人士没有看过报告书就发言的意象,来否定华文报社论和南洋大学10大学生团体联合会备忘录的公信力。

其实,即便没有看过报告书就发言,也未必不行。学术性研究也是很大幅度的依赖二手资料。现实生活中,社会大众对政府白皮书之类的批评,可以根据官方和媒体提供的二手信息给予回应;这是很正常和可以接受的做法。

总的来看,王赓武使用如此不成理由的理由来捍卫王赓武报告书,却反而凸显了王赓武对报告书的历史责任有着一股莫名的焦虑。说到底,确实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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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