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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思想对建构亚洲价值观的战略意义

14/01/07

作者: 乐后圣 日期: 14-1-2007 来源: http://www.laocanmo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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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起,继日本成功实现现代化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也出现腾飞,到90年代,“亚洲的发展”已经令世人瞩目,这类经济奇迹挑战了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过的一个著名结论:新教伦理是促进资本主义萌发和发展的基本因素,东亚儒家伦理则无法逻辑法导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随着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东亚政要、学者,尤其是有“新加坡之父”之称的李光耀和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有意用“亚洲价值观”或“儒家价值观”来解释亚洲经济奇迹的文化根源或内在原因。尽管亚洲价值观有多副面孔,但其基本内涵主要是新加坡所倡导的“共同价值观”。李慎之总结说:“对亚洲价值阐述得最清楚的可能是新加坡提出的五大原则:一、社会、国家比个人重要;二、国之本在家;三、国家和社会要尊重个人;四、和谐比冲突更能维持社会秩序;五、宗教与宗教之间不仅应和平共处,而且应互补。用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的最概括的话来说,就是‘社会第一,个人第二’”。29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和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可以说是“亚洲价值观”的倡导者,但李光耀在倡导时更喜欢用“儒家价值观”来强调新加坡社会特点,说新加坡是与“西方自由放任社会”有差异的“东亚儒教社会”。马哈蒂尔更愿意倡导“亚洲价值观”,马来西亚的国家五原则也与新加坡五原则不尽相同,“其实是带有强烈回教色彩的马国价值观”。

“亚洲价值观”提出后不仅受到了东亚一些国家政要的欢迎,也得到了一些东亚国家包括日本和中国不少知名人士、专家学者的响应,曾经担心中国会被西方“文而化之”的人对亚洲与西方的“叫板”感到欣喜,视“亚洲价值观”为反抗西化和美国化的文化屏障。但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来势汹汹,难以抵挡,严重地打击了正往高处走的亚洲经济,使之大跳水后出现严重衰退,被认为是亚洲经济迅速发展“内因”的“亚洲价值观”自然又受到人们的广泛怀疑。就在这期间,亚洲价值观的主要倡导者李光耀等也对“亚洲价值观”和“儒学价值观”由奉为圭臬转向弃之如敝屣,变化之大、之快,令西方记者迷惑不解。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西方都有学者撰文反思“亚洲价值观”,有的学者甚至指责“亚洲价值观”正是东亚经济危机四伏的重要根源。但“亚洲价值观”的倡导者们并未服输,随着东亚经济有逐步恢复,依然有人认为可以重整旗鼓,以新的方式论证“亚洲价值观”的时代意义和合法性。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亚洲价值观”的讨论与20世纪80年代东亚文化热有着明显差异。后者研究热点多在工作伦理或经济伦理,前者的争论焦点重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

新加坡著名外交家以及被认为维护、奉行和倡导亚洲价值观的“新加坡学派”的主要人物许通美认为:首先,亚洲价值观是自己“从先祖那里继承”而来的“一系列的价值观念,包括重视家庭,尊重教育,储蓄、节俭和勤劳的美德,关心他人和团队工作的重要性等。”这“不是说这些价值观为亚洲人所独有。”“一些价值观具有共性”,“其中许多观念不久前还是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尽管它们近年来遭到了严重的腐蚀。”“这也正是西方恢复传统价值观运动日益高涨的原因。”其次,亚洲价值观“会被继承下去”,而不是“被发展、富裕民主化浪潮席卷而去”。例如,“日本和西方国家同样发达和富裕。然而日本却保留了许多主要的亚洲价值观。”许通美列举的以东亚人为代表的“东方能够为美好的未来提出可供选择的价值观念,”实际上就是许通美阐释的亚洲价值观。它包括:

“1.东方人不相信西方人习以为常的极端个人主义。 我们承认,个人是重要的,但个人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核心家庭的亲属的一员,是家庭、邻居、社团、民族以及国家一员。东方人深信,不管他们怎样做,他们必须把别人记在心上。在西方社会中,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相反,在亚洲社会中,人们要在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之间达成平衡。

2.东亚人民深信家庭的稳固,离婚率比西方低得多,而且作为风俗习惯,亚洲人不会遗弃年迈的父母。他们认为家庭是构建社会大厦的砖石。

3.东人尊重教育。与西方准则截然不同,在东方,尊重教育是社会名流乃至各阶层人士所持有的一种价值观。为了在学校获得优秀成绩,他们可以作出任何牺牲。在新加坡,许多母亲请假帮助子女准备年终考试。因此,教学和科学研究,亚洲学生一贯比西方同龄人出色。亚洲因此在21世纪具有一种竞争优势。

4.东亚人相信储蓄和节俭是一种美德。新加坡的储蓄率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46%,占世界首位。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其数额大于任何国家,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东亚人认为,个人、家庭和政府都应该勤俭节约,在生活上量入为出。这要比西方人热衷于消费、“计时”付薪、负责度日好得多。”

5.东亚人认为勤劳是一种美德,这是东亚胜过欧洲的主要原因。

6.东亚人实行民族团结合作。工会和雇主相互看做合作伙伴,而不是阶级敌人。政府、工商企业的雇员携手为国家的利益而工作。这种人生哲学与促成民族团结的能力相结合,是所谓东亚发展奇迹的秘密之一。

7.这里有人民与国家签订的亚洲式契约。政府维护法律秩序,为公民提供就业机会以及住房、教育和医疗卫生的基本需要。政府有责任公平宽厚地对待人民。公民要遵守法律,尊重政府官员,勤奋工作,生活俭朴;要激励孩子努力学习,自立自强。大部分亚洲国家政府不对失业者发放救济金,部分原因是由于失业人数很少,部分原因是为避免西方福利主义的通病。亚洲对未婚生育妇女不发放福利救济,值得庆幸的是,在亚洲,未婚怀孕和非法生育的情况非常少见。

8.一些东亚国家的政府努力使每一位公民成为国家的股东。90%以上的新加坡人都有自己的家。新加坡拥有股份的公民达到50.3%,是世界最高,而英国只有16.2%,美国只有11.7%。每年,新加坡在繁荣或国营部门工作的每位雇员会得到红利,并试图以这种方式建立公有社会。

9.东亚人希望政府使培养孩子的环境保持道德上的健康有益,也不接受色情、淫秽、下流言行及对宗教的攻击受到言论自由的保护等观念。调查表明,大部分新加坡人都不希望《花花公子》之类的杂志在国内发行。民主选举产生的韩国政府也拒绝迈克尔·杰克逊在韩国演出。

10.东亚良好的政府想要给人民自由。但是,与西方截然不同,它们并不认为自由是绝对权利。一方面,人们并不要求新闻媒体只充当政府的喉舌;另一方面,人们认为媒体一定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例如,新闻界没有权利在种族、宗教或语言群体之间制造风潮,也不许挑动国家的纠纷。而且,新闻应当给予遭受攻击方进行反击的权利。

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一直身居西方学术重镇(哈佛大学)却努力宣传和代言东亚“新儒学”,他在回答记者金融界出的“新加坡政府最近一直在强调亚洲价值观,根据您的理解,亚洲价值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的问题时说:“这不仅是新加坡的问题,马来西亚,乃至日本、中国台湾、中国内地也提这个问题。一个很具体的情况,就是1993年的曼谷会议。那次会议,有49个亚洲国家签署了《曼谷人权宣言》,日本没有签,可能是基于政治因素。《曼谷人权宣言》就想办法突出亚洲伦理的特色,以面对西方人权的挑战。根据我的理解,具体地说,在很多基本的价值取向方面,亚洲伦理和现代西方文明之间,有许多相异的地方。

其一是出在对人的理解上。到底人是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体呢,还是人际关系网络的中心点?”在亚洲,一般认为人是社群的一部分,是人际中心点。西方学者现在也慢慢了解到这个很需要性,认识到即使是把人当成人际关系网络的中心点,也不一定会消解掉人格的独立尊严。就是说,人的社会性和他的尊严可以配合。

其二, 究竟社会是由各种不同的冲突抗衡组成的,如卢梭所谓的契约论,还是经过长期的共识慢慢地塑造成的? 东方伦理认为,社会是一个信赖系统,就是说,即使有冲突抗衡但也有一个很基本的信赖。没人信赖,就没有社会。儒家有一个很基本的信念,就是不能‘足食足兵民无信’ 。有人问孔子,如果必须在食、兵、信之间做出抉择,那怎么办?孔子主张先去兵,再去食,但不能去信,因为民无信不立。信是非常重要的,信就是trust。 整个东方社会都很重视信。

其三,政府可不可以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 在西方一直有一个毛病,就是认为政府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罪恶,是inevitable evil 或者necessary evil。但是,在东方社会,人们认为政府可以扮演积极的角色,就是贤人政治。贤人是通过人的自我价值发展,等到个人力量增加了以后,就要对社会群体负起责任。换句话说,政治的责任感和个人的道德素养可以配合。

其四,西方自从启蒙运动以后,很多学者认为,一定要价值中立。我觉得这跟东方伦理不一致,价值不能中立,一定要有道德的选择。

其五,就是对家庭的重视。西方的学者最近才发现,现代西方发展出来的政府理论,家庭不仅不重要,而且几乎不成为关切的论题。在西方,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可以谈家庭,但政治学家不谈家庭。从儒家传统,即《大学》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角度看,家庭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家庭可以培养有政治责任感的人。另外,家庭的稳定是使得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的重要力量。

其六,笛卡儿以后的现代西方文明,有很多抗衡的,或者决然价值,就是非此即彼的二公法,譬如身和心、精神和物质、天和人、个人和社会,都是冲突的。但东方的思想,却是即此即彼,是这个又是那个,儒家有很多基本的信念,如本末、内外、先后、上焉、深浅、部分或群体,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譬如《易经》里提到的阴阳,阴阳一定是互补的,当然也有冲突,但却有既相克也相生的辩证的关系。总之,从基本的思维模式,从人与社会的关系,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人与天的关系,乃至对于家庭,对于人的社会角色等各方面讲起来,亚洲伦理和现代西方伦理有所不同32。这里,杜维明其实是从亚洲伦理和现代西方伦理的不同之处阐述了亚洲价值观的具体涵义,并强调了亚洲价值观与他所倡导的“新儒学”的内在相通性。

深圳大学学者吕元礼先生根据有关学者的论述及大量未被引述的材料,对亚洲价值观的概念作了这样的界定:亚洲价值观是与西方价值观相对应而存在、相撞击而发展的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它并不意味着存在一套为全体亚洲共同接受或认同的亚洲统一或同一的价值观,而是特指存在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以儒家文明为主体的价值观,是以儒家文明为主体的价值观在当代东亚的创新与发展。亚洲价值观虽然是属于“亚洲”,但其中一些内容并非亚洲所独有。实际上,亚洲价值观中的一些内容曾经也是西方主流价值观,只是随着消费时代的到来,这些价值观在西方日渐消失。由于新加坡政府维护、奉行和倡导的亚洲价值观最为典型、完整地反映了亚洲价值观,因此,根据新加坡政府领导人及有关学者的大量认述,吕元礼先生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加以增补而对亚洲价值观的具体内容归纳如下:“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宽容,宗教和谐;实用理性,中和思维;先有经济,后有民主;权利义务,平衡发展;自由虽贵,责任更重;民主目标,良好政论;领袖慎明,政府强大;以民为本,关注民生;政府人民,互尊互信;以法治权,以德治国;法纪严明,井然有序;各尽所能,各取所值;机会平等,扶贫济困;高薪养贤,厚禄养廉;忠孝仁家,礼义廉耻;重教尊学,克勤克俭。33”显然这样的表述更追求建立一个完整的亚洲价值体系。

另一种“亚洲价值观‘自认为是将儒家文明主体与西方价值观进行了“整合”和新的发展,这种“当代”东亚价值观的“创新”表现为“儒教自由主义”或“儒家资本主义”。前者主要指政治上的民本加民主”,经济上的“孔子加斯密”,道德文化上的“保守自由主义”。后者则以日本的工业文明为代表,称它是世界上除欧美、苏联以外的第三种工业文明模式,据说有三个典型特征:一是“以人为中心”的“人力资本”思想,二是“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原则,三是“高产乃是为善的劳动道德。34”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说:“由‘亚洲价值’这个词而推想其涵义是说:一、我们亚洲人有自己的价值观或价值标准;二、亚洲人的价值标准要比近几百年来主导世界,也主导了亚洲的西方价值标准优越;三、今后人类的价值观应以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亚洲人标准为标准。事实上,这样的理解同提出亚洲价值的人的意图确实是一致的。只不过在提出这一概念的人中明确也有比较骄矜一点与比较谦虚一点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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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