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新加坡儒学会议之旅

07/08/07

新加坡儒学会议之旅

作者:傅佩荣 日期: 7-8-2007 来源: http://book.sina.com.cn/nzt/history/his/rjyxdrs/4.shtml

曾经为期一周的新加坡儒学会议在1988年9月初结束,那时我的暑假也跟着接近尾声。留在脑海中的,除了新加坡令人耀眼的秩序与整洁,滨华酒店舒适的接待之外,就是大会中的点点滴滴了。新大东亚哲学研究所主办这样一次会议,的确令人印象深刻。

来自五个地区的中国人,用中文讨论儒学问题,争辩之激烈是不难想象的。任何想为大会归纳几点共识的努力,注定是无法成功的。因此,我只能就自己的观察,提出一些感想。

首先,我不得不佩服劳思光与余英时两位先生在主题演讲中铺陈的两种观点:一是脱力论,二是游魂论。合而言之,中国自近代以来,传统文化早已陷于脱力状态,在面对西化与现代化的挑战时,显得力不从心。儒家呢? 在政治、教育、社会的解体过程中,沦为游魂,无所附丽。这两种看法既消极又悲观,有什么好佩服呢?

令人惊讶的是,三十八篇论文约有半数跳不出上述观点的笼罩。譬如,大陆学者谈到儒学的未来时,有两种分歧的意见:一是认为五四运动以来的反儒学不够彻底,以致阻碍了现代化的进展;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儒家化了,成为中国传统,因此若不摇撼儒家思想所造成的超稳定结构,是无法排拒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无法真正走上现代化。这两种意见各有部分道理,但是未免忽略了脱力论与游魂论,以致一方面想把儒家说得很糟糕,另一方面又把儒家说得很够力,好像中国人脑袋不大灵光,让这么糟糕的东西左右了两千多年。

代表台湾地区的学者也是各说各话。有人认为:台湾地区的儒学教育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是失败的,在社会教化作用上也是失败的,因此全民的道德水平普遍低落。我的直接反应是:既然儒学教育失败,又怎能要它为全民的道德负责呢? 如果儒学教育成功,而全民道德仍低,它就该好好反省了。也有人认为:台湾当局利用儒学来巩固执政,使儒学对于台湾地区的政治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我想到什么?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儒学至少对于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正面的影响。然而,经济与政治可以截然划分到这种对立的地步吗? 或者,我们竟把所有成就归于其他因素,而把所有困境都怪罪于儒学?

因此,儒学陷于脱力、沦为游魂,是一种值得参考的事实陈述,可以不涉价值判断。那么,它还有没有未来呢? 我想起存在主义文学家加缪 (A.Camus) 的一段轶事,当读者批评他的《异乡人》过于荒谬颓废时,他说:” 觉悟到生命是荒谬的以后,不会就此告终,却反而是个开端。” 他想在荒谬之上,重新建构生命的意义。

儒学经过脱力与游魂的考验之后,可以涤清传统所积淀的包袱,像封建、专制、特权、人情、面子等,都可以暂时撇开,重新由学术思想的角度去研究儒学的真义。孔子与孟子怎能为后代号称儒家的人负一切责任呢? 我们今天研究儒家的人应该为自己负责,在理论的解析上是如此,在实践的体证上更是如此。

儒家能够 “开出” 民主与法治吗?

这个问题在新加坡儒学会议上一再出现,赞成与反对之双方歧见甚深,无法协调。即使获得了协议,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这在根本上涉及事实问题。

为什么要求儒家 “开出” 民主与法治呢? 因为民主与法治是可欲的,“可欲之谓善“,凡是善的东西儒家都可以而且应该开出,因为儒家掌握了人的本体,立乎其大者,断然没有理由开不出西方可以开出的东西。

事实上呢? 今日自由国家所追求的民主与法治,从形式到内涵,是如假包换的西方产物。那么,为什么是西方开出了民主与法治,而不是儒家开出呢? 当然,儒家也许可以开出,只要你再给它一百年时间;不过,一百年恐怕太长了,恐怕我们早就被历史淘汰了。

如果面对上述事实,还要为儒家辩护的话,大概只有以下三途。第一,承认西方文化有其独到之处,可以在事实上领先开出令人可欲的民主与法治;第二,儒家思想与民主法治是“相顺“的,而非“相逆“的,因为只要机缘凑巧就可以自行开出,不然就算是向西方学习,也并不违背儒家的精神;第三,西方的民主与法治虽有优越性,但也带来一些后遗症,因此现在更需要儒家来对症下药,化解困境。

以上三途各有理据,并且彼此之间并不冲突,可以合而观之。首先,西方文化当然有其独到之处。我们不必像《河殇》影片的解说文那样,以西方为海洋文明,中国为内陆文明,然后肯定前者优于后者;这种黑白二分的决定论是无法自圆其说的。民主与法治在西方经过长期的实验,付出重大的代价,才得到初步的成功;如果追溯根源,则希腊的人文理念、罗马的法律本位,以及基督教以上帝为人类天父的信仰,都有某种程度的孕育作用。

其次,儒家思想与民主法治的原理,基本上是相顺的。譬如,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及“得乎丘民而为天子“之类的话,充分肯定了民本理想。这种理想与“民有、民治、民享“相顺,是不辩自明的,但是谈到付诸实践,则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了它并未成功。至于法治,则儒家反对的是“人君密用之术“,而不是衡情度理之法,同时再往上提升,以德治与礼治来补其不足。孟子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乃颠扑不破之语。孔子所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放在今天社会来看,照样是至理名言。

由此接到第三途,就是儒家能否对治西方式的民主与法治所带来的后遗症? 这个问题如果简单回答“能或不能“,都没有太大的意义。理由有二:一、儒家不是万灵丹,更不是救火队,如果社会出了问题,儒家不可能也不必要提供急救的药方;二、儒家讲究修身,由个人自己开始克己复礼,逐渐及于家人、亲友、同事等,这是从根本上化解人的问题,人若没有问题,社会自然也就没有问题了。因此,儒家未曾开出民主与法治,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西方缺乏儒家这种人文关怀,也不是什么致死之疾。双方互相学习,才是文化交流之道。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向西方学习民主与法治吧。

---

分类题材: 社会_society , 政府制度_policy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