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警方逮捕艺术工作者西兰巴莱

09/10/17

作者/来源:人民呼声论坛(08-10-2017) 转载自The Online Citi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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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中文翻译如与英文原文原意有不符之处,均以英文原文作为最终解释权。

警方逮捕站立在国会大厦外手持画板的艺术工作者西兰.巴莱

艺术工作者/社会运动活跃分子西兰.巴莱(以下同称Seelan Palay)于2017年10月1日星期日下午在芳林公园呈现了表演:“32年:镜子的审讯”。这是他为了纪念前国会议员谢太保经历了不经审讯32年的长期监禁所扮演的节目。

西兰.巴莱是通过自己创建的脸书网页公布这个表演节目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的。表演是在当天下午约2点左右开始。大约有20名观众出席了这场表演。在近10分钟的表演过程中,今年满32岁的西兰.巴莱说,他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能在同样的时间里不经审讯就被关押起来?

他在芳林公园的表演是获得准证的。在他离开芳林公园表演场地继续另一部分未对外宣布的表演时,对着自己的作品说,假设我面对着谢太保时,我会提出两个问题问他:

一个具有自由思想的人会被国家所认可的空间所束缚的吗?在这个问题上,同样地,一个具有自由思想的艺术作品是否也会局限国家认可的空间里?您想要知道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吗?让我表演给你们看。

他前往国家艺术画廊和国会大厦继续完成他的艺术表演,他的艺术表演道具以一面镜子。他站立在国会大厦前,举着这面镜子。在国会大厦,执勤的警方人员经过数次的劝告他离开国会大厦的范围,他仍然没有离开的情况下,终于在下午3.20分左右被警方逮捕。我们确实无法知道警方是援引哪一条法令逮捕西兰.巴莱的。在现有的法令下,一个人的行为可以视为是非法集会。

根据海峡时报的报道,警方说在下午2.53分获得在外执勤警察的要求予以支援的。他们获知“一个人手执着一个非法的抗议物件,站在国会大厦外面”。这个要求予以支援的呼叫应该是来自在国会大厦外执勤的警方人员。因为在西兰.巴莱站立在国会大厦保安警戒的栅栏外数分钟后。驻守在国会大厦的警方人员就从里面走出来了。

他接着就被国会大厦内的警车带走,直到星期天晚上(10月1日)他仍然在警署的扣留所里。他尝试表明自己的身份别警方人员所阻止。

谢太保博士是世界上被监禁时间最为长久的政治犯。

谢太保博士是在前社阵(已经解散了)的旗帜下参加竞选获选为国会议员的。他在内部安全法令下不经审讯被监禁和软禁。政府指控他涉及亲共反政府活动而监禁他。他被监禁了23年,接着被软禁在圣淘沙岛和被限制住在自己的住家、工作、旅行和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9年。谢太保博士长达32年的监禁期是比前南非总统尼尔申.曼德拉(Mandela)被(英国人)监禁的27年还要长久。

他被捕前是一名前新加坡南洋大学物理学讲师,他是社会主义者信仰者以及新加坡国会议员。随后,他成为一名博士和翻译者。

谢太保博士在获得释放后说,

“内部安全法令是一部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和打击的恐惧在人们心目中的法令”

“在行动党统治下。没有真正的议会民主……通常一个单独政党的统治陷入成为了个人的统治是极其危险的。而尤其更加恶劣的是成为了皇朝(世袭)统治。行动党政府并不喜欢哪些反对它们的报章和出版刊物。它们无法容忍接受尖锐的批评。他们似乎是那么的精英和傲慢,把自己视为是最适合和最佳统治新加坡的人选。他们是通过铁腕手腕统治着新加坡。尽管超过了30年的监禁,我的理想并没有被削弱。事实上,监狱的生涯只能使一个更加地坚决反对压迫和争取一个公平、正义和民主的社会。”

“一个人的非法集会”

回顾2009年,工人党主席林瑞莲小姐在反对秩序法律(2009年)修正法令(见网址:stood and oppose the Public Order Bill in 2009)时已经看到了其中有关涉及公共集会的法律出现的极大的变更。她提出了询问,

政府还需要使用多少权力来限制公民的自由运动会表达他们自己的信仰、或者被迫使用武力的程度,甚至致命性的力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她说:

“在新加坡,写在宪法第14条所约定的有关个人表达自由与集会的权利就像一个神龛。在这条约下的第二部分约定下,阐明人民拥有基本自由权利。无论如何,这条法令也同时授权国会基于安全与公共秩序的理由制定一些限制条例。尽管如此,法令起码的设定是公民拥有这些基本的自由权利。这条法令的修改是否已超越了基本准线,要求新加坡人民在面对着国家是放弃了更多的自由基本权利。”

林瑞莲接着重点指出了这条法令有几处是令人不安的。这几处令人不安主要改变如下:
公共集会与游行;
行使权力;
禁止执法过程中的视频拍摄

她注意到,

“更加令人感到不安的是,正如法令所阐述的那样,这些字眼已经不再存在限制五人或者五人以上的集会了。因此法令赋予了政府完全控制个别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利了。”

首先,把一个人可以定义为:组成“集会“的定义的滥用;

其次,政府之所以修改这条法律上,是因为曾经“意外“地遇上少于5个人的集会造成了对公共生活的干扰?

政府要扩大集会与游行的定义,除非他们拥有令人信服的充分证据证明其必要性。

律政部长山穆根在回应林瑞莲提出的有关修改允许警方人员确认一个人的非法集会的问题,做了如下的说明:

第四点,在杂项刑法法令下的集会人数已经被利用。法令的集会人数已经可能被利用来进行破坏活动的作用了。但是,更加合理的解释是,法令就是纯粹在专注于活动本身是更合乎逻辑的。而不是在于集会的任意规定的人数。例如,一个四人组成的群组有意识的进行骚扰,可能造成巨大的威胁比起20个有意通过和平方式进行的实现自己的愿望,危害性来的更大。所以,我们必须把焦点放在决定参与者和他们所造成影响,而不是参与者的人数。

我以如下两起事件为例。

在马来西亚发生的“兴都人组织”事件。本地一名活跃分子就一个人在马来西亚最高专员公署外面进行五天的抗议活动。他吸引了大批人群,包括许多马来西亚人在内集聚在马来西亚最高专员公署外面。可以理解的。这样的集会必然会造成马来西亚最高专员公署的关注。在这样的形势下,最理想的办法是让警方人员拥有权力告诉相关的人士停止抗议行为,并让他离开马来西亚最高专员公署。假设警方人员相信这个人的行为可能会造成触犯公共法令或者骚扰公众的利益。

于2007年亚细安峰会在新加坡举行期间,四个人绕过了法令要求超过五人或以上的集会需要申请集会准证的要求而举行了集会。

设置了一个人为定下的数据的门槛,将可以导致他们与警方进行猫抓老鼠的游戏。这将分散了警方人员在活动方面所应肩负起确保安全和保安的责任。我们在国会进行辩论时经常是假定人们的行为是合理性的。但是,不幸是事实是:经常有一小部分人在活动以外的范围出现许多滑稽的动作。假设把集会的人数定在最低,那么,应该选择哪一个集会的人的数字是适合的呢?5人?4人?3人?

允许在室外场所进行活动,不同的国家是有不同的法令规定的。有一些国家的政府是与我们相同的。他们定下来不超过3个人,就我们而言,我们仅仅是着重于有关的活动的影响情况。

被捕现场视频网址:https://www.facebook.com/theonlinecitizen/videos/10155815921176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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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