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听陈平讲马共内奸莱特事件真相 四之三

08/10/17

作者/来源:陈平 (2013-09-17)乌有之乡(全文 乌有版)

五  打还是不打 殖民统治卷土重来

【导读】此时,我心里思绪万千。过几天,我就要坐火车前往新加坡和莱特进一步讨论他提出的有关重整党的政治结构,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问题。

在充满期待和激情的热烈气氛中,我于金宝附近小市镇阿逸古宁召开了霹雳党州委会8月会议。当我的秘书冲进会议室宣布日本已经投降时,我正主持有关党的一般事务的讨论。他是在收听电波特强、马来亚都可收听到的全印度电台广播时,收到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的。这一天是8月16日中午刚过。在会议室里爆发出一阵欢呼声之后,我随即把议题转为检讨一下如何更好地贯彻莱特之前的十月指示。此时,为了反映我们的运动是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我们在策划着为我们的游击队和政治机构重新命名。此外,我们也在如何有效地调配我们的秘密队,以及如何加速扩充我们的森林武器弹药库方面,早就做了不少工作。如今的问题是处理好一些尚未解决的零星问题,以及为我们自己同即将卷土重来的英国人较量做好准备的时候了。

在会议的第二天,我们霹雳派驻吉隆坡的一位中年华族女交通员捎来莱特一封信。信里,他命令我即刻赶往首都见他一面。全体与会同志都意识到它的紧迫性,并且一致同意我回来后应立即继续开会。我赶上第一班火车,抵达吉隆坡火车站时,跟一位来接我的同志碰了面,并由他护送我前往党在雪兰莪的新总部。这个新总部是刚从双溪乌鲁麻疯病院搬过来,就在附近一位英国人种植园经理的别墅。这一天是8月19日。

我来迟了几个小时,错过了见莱特的机会。他们告诉我,莱特有急事赶往新加坡了,不过临行前留下了特别指示,由与我职务相当的雪兰莪负责人交代给我。他就是杨果。

我原来就与杨果见过面。那时,我还是个年轻学生积极分子,在抗敌后援会活动。有一次,在槟城举行了有霹雳、吉打和槟城本身代表出席的干部会议。杨果也参加了这个由后援会北马局当时主要负责人黄望青主持的会议。杨果还是他的助手。(黄望青1973—1980年出任新加坡驻日本大使)

杨果很早就当上马共的职业干部。他聪明伶俐,热情肯干,忠于事业,很快就被提拔为槟城市委会成员。党后来调他去新加坡工作。在新加坡期间,他也是市委会成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英国人逮捕了他。随后新加坡殖民当局把他驱逐出境,并把他和一批被流放的党员、支持者一起用船运回中国。可是,当这艘船在开往香港的航程已经过半的时候,日本人开始入侵英国这块直辖殖民地。于是,这艘船立即掉转船头开回原来启程的港口。杨果在新加坡一上岸,又成为一个自由人。在日寇攻占这座孤岛之前,他就已经转入地下。

我们于1945年在雪兰莪的会面,是杨果和我在一起工作的第一次机遇。他交给我两份文件。一个是有关党在日本投降后将立即提出的八大主张,另一个是莱特在双溪乌鲁会议上的一个演讲纲要。此外,杨果还给了我他自己对这两个文件所写的心得笔记。

  这位雪兰莪州委书记告诉我,莱特在前一天就急急忙忙以中央名义于雪兰莪党的办事处召开了一次3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莱特本人、杨果和雪兰莪一位高级负责人。除了向与会那两个人发表演讲,莱特还提出八大纲领,并获得大家同意在党内传达。马共将于8月25日正式发表这个文件。
  我一面阅读即将发表的文件草稿,心一面往下沉。它要求党:
  1. 支持苏联、中国、英国和美国建立一个新国际安全组织;
  2. 建立由各民族选出的代表组成的马来亚民主政府;
  3. 铲除日本法西斯在马来亚的政治制度;
  4. 实行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确立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合法地位;
  5. 改革国家教育和社会状况;
  6. 改善生活条件,发展工商业,帮助贫苦大众;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实行每天八小时工作制;
  7. 稳定物价,惩办卖国贼、贪污分子、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分子;
8. 优待人民抗日军,抚恤为盟军事业而牺牲的烈属。

我意识到这个纲领平淡无奇,完全是对即将卷土重来的英国人采取绥靖的政策。它措词空洞一般,根本没有提及马共关于实现民族自决的基本目标。它对所有那些在整个沦陷岁月站在第一线为党的事业而浴血奋斗的人,无异是一个沉重打击。杨果的笔记和口头解释,加深了我的沮丧和失望。他描述了莱特在会议上的指示跟十个月前双文丹会议的指示,无疑是来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中央书记如今坚决地反对党采取激进立场。他说,目前是改变政治立场的适当时机。他号召在和英国人合作的同时,应集中力量于组织劳工和打入工会的活动。这完全是原地踏步。更糟糕的是,他要求我们公开解散我们的公开部队和暗中解散我们的秘密部队。唯一保留给我们的一丝渺茫的希望是,他指示把我们的秘密部队拥有的全部武器保存起来,并储存在森林里的储藏库。我们要从事和平斗争。

莱特在双溪乌鲁会议上匆匆忙忙地成立所谓“中央军事委员会”,使我更加大惑不解。打从我和戴维斯、布隆姆、查普曼开始交往起,这三个英国人就已重复要求同党的最高司令部代表接触。除了在英国人向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极其短暂时期,实际上在整个沦陷时期并不存在什么马共最高司令部。我只好一再敷衍,推说什么囿于交通联络问题,要同我们最高司令部的负责人联系非常困难。为了党的荣誉,我总是觉得绝不该向他们透露我们其实缺乏军事上的协调。如今战争结束了,我突然间才发现,我已被委任为“三粒星军”的第二号人物。莱特自任总司令,我是他的副手,接下来是我们雪兰莪第一独立队司令员刘尧。我以这个新头衔,奉莱特之命去双文丹见戴维斯处理紧急事务。又一次,我们党内没有任何人对我们中央书记的睿智提出质疑。他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而他身上始终笼罩着这个光环,尽管我们知道共产国际早已于1943年解散了。

当我抵达双文丹时,我是以游击队第二号军事司令员身份去见戴维斯。我自然可以理解,他搞不清楚我在马共组织里扮演的到底是什么角色。我和他于1943年9月在实牙力第一次见面时,也就是在他乘潜艇刚登岸后不久,我是以霹雳州委会党代表的身份和他接触。在1943年12月戴维斯和“张红”之间举行的达成我军和东南亚司令部合作的重要会议上,我是以中央联络员的身份参加的,随后我就成为戴维斯直接和党最高领导层联系的联络人。如今,随着日本投降,我忽然摇身一变成了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事情的真相是,我完全没有决定任何一项军事政策的实权。戴维斯知不知道这个实情,我无从查清。

戴维斯自己正处于非常微妙的地位。他完全不知道马来亚日军对自己天皇的投降令会采取什么态度。他几乎可以肯定将会得到情报说,有一些日军部队因为不齿于当战俘,正考虑违抗裕仁命令,负隅顽抗。更有甚者,戴维斯对马共最终意图深感怀疑。这位前殖民地警官在马来亚沦陷岁月处于地下活动的日子以及跟我们打交道的时间都很久了,足于让他清楚了解我们全党同志非常渴望争取马来亚的独立。

戴维斯从电台通讯获悉,原来准备反攻的英军部队——如今变成卷土重来的殖民占领军,至少要三个星期后才能在马来亚的滩头阵地登岸。谁将会在这段过渡时期控制这块土地呢?戴维斯知道,在英军到来之前,马来亚和新加坡这种无政府状态充满危险。英国军队及其英联邦友军,尤其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在刚庆祝完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胜利后,非常有机会立即卷入马来亚的一场反殖民主义的游击战争中来。

就我个人来说,我完全支持继续打下去的主张,可是莱特在双溪乌鲁会议上的指示,把这一希望粉碎了。不过,我还是尽可能快地赶回霹雳。如今,我得面对一项并不值得令人羡慕的任务,就是去向我们霹雳和吉打的部队传达要他们至少暂时解散的命令。

当然,我和戴维斯于8月22日在双文丹会面时,我不会向他流露自己遭受挫折的情绪。他则通知我,他很快就要动身去吉隆坡,到了那里,他将设法和日本驻雪兰莪总督SHOURA KAKAMA中将联系。他希望在马来亚和新加坡能够建立某种临时指挥机构来维持秩序,直至英军登陆为止。戴维斯要我立刻陪他到首都。他答应由东南亚司令部负责我的所有住宿,同时表明他将依靠我帮助他处理把政权从日本人手上顺利移交给英国人控制的事宜。这只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我看得出他的用意是想利用我来阻止马共游击队可能起来反对即将卷土重来的英国人的利益。我以我在霹雳有急事要办为借口,婉拒了他要我立即陪同他去吉隆坡的邀请。分手前,我答应他,等我完成北上任务之后,就会即刻来行政首都和他会合。

现在是8月25日,党内的革命气氛空前高涨。我们游击队的绝大多数部队,这七天来都在摩拳擦掌准备把武装斗争进行到底。不过,斗争对象如今变成了卷土重来的殖民地政权。

日皇裕仁8月16日东京广播发表后数小时,马来亚各地的日军司令部就开始向马共作出试探,表示想与我们谈判。他们清楚表明,他们很愿意不顾投降命令,盼望与马共和我们的游击队结成某种联盟。

日本人像我们一样,非常渴望和即将卷土重来的殖民主义军队作战。如果我们决定这样做的话,他们宁可参加我们的斗争,也不愿当战俘。我们分别接到森美兰、霹雳和吉打日军最高司令部提出的有关这方面的具体建议。在柔佛,我们也收到由较低级的军官发出的类似建议。柔佛州委会成员之间为此展开了激烈辩论。可以说,当时游击队伍中间渴望把斗争矛头转向殖民主义者并接受日军建议的呼声,占了绝对上风。在我不在现场的那个狂热纷乱的星期里,一整营又一整营的日军已经作出表示,他们愿意带着大量的武器弹药参加到我们这边来。

例如,我们吉打州的军事负责人阿和就曾经同该州最高级的日本军官进行特别会谈,其目的是要在该区建立一支由马共和日本人组成的联合部队。在霹雳,日方一位少将军衔的高级司令员和我们州委会副书记爱克之间的谈判,就于太平的日军总部举行。而爱克是我不在霹雳期间代表我出席。日军总部原先是设在新加坡,几个月前,当他们的情报机关判断英国方面的反攻将从马来亚北部开始,便迁移到太平。因此,实际上我的代表是在和控制着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整个日本军事实力的司令部进行直接谈判。

这位日本少将告诉爱克的话和日本军官告诉我们吉打司令员的完全一致:“你们如果选择打下去,我们一定支持你们”。我的代表毫不迟疑地立即答应,原则上马共将会继续打下去的。他还对这位日本高级军官说,他需要几天时间来研究具体细节。

因此,当我回去后告诉爱克一切情况都变了时,他极为震惊和难过。日本的突然投降,本来给我们提供千载难逢的时机促进我们的利益,而我们却不去抓住它,宁可放弃它。和战败的日本人结成广泛联盟的机会,就这样在我们的眼前流失了。虽然如此,这并不能妨碍约400名日本官兵个人静悄悄地加入到我们队伍来。他们一致觉得,接受向即将到来的英国人投降的命令,简直是无法忍受的耻辱,同他们接受过的武士道精神训练也是完全背道而驰的。由于本身带有种族主义思想,他们对于要臣服于白种人之下的未来深感恐惧。他们中有些人觉得,与其忍辱偷生,不如采用他们传统的剖腹自尽的方式了断自己。那些想加入我们队伍的日本人,显然要为自己这种做法寻找一个合理的说法。他们觉得,参加我们游击队,决不是和敌人为伍,而是组建一个可接受的亚洲人反对白种人殖民主义入侵者的大联盟。这种事态的发展,相继在每个州的地方上发生,而且避开英国人的耳目,但它最终将导致一个可怕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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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关键时刻,我担负起责任来确保马共各单位执行急转弯的命令,一个跟无疑是大多数人倾向于把武装斗争进行到底的愿望相违背的命令。其时,我对莱特这个指示背后的动机以及它是否明智,从来不曾有过丝毫的怀疑。我相信它是来自有效运作的党中央的意见。

即便是在让战败的日军加入我们的部队来反对英国人这一具体问题上,我最后也将莱特提出的理由合理化。他坚持认为,党在马来亚只是在华人中间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而另一方面,在马来人中间则很弱。他指出这是一个“发展不平衡”问题。他说,我们如果继续打下去,就只能依靠华人的支持。其实,我们当时在乡村马来人中间赢得相当有力的支持。我们在霹雳就曾开始吸收和训练马来人,但日本投降打断了这个计划。

向霹雳和吉打各级党委传达莱特最新指示的任务又落到我的身上。吉打的同志们至今仍未收到1944年10月双文丹会议的指示,所以,并没有作出成立秘密队的安排。这件事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他们的游击队的编制全部都是英国人所知悉,并且和各自的英国人联络官紧密合作。在我向吉打党领导人说明这一新指示精神后,他们才采取紧急措施。结果,只有一半的公开部队应要求而公开解散。

约有300至400名游击战士突然失踪了。最后,吉打州委会得想办法为这支突然不见的部队收藏好武器,并把他们解散。只有霹雳和吉打的少数几个地方的游击队,把我们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招牌的名字换了。同时也改换了我们的旗帜。到了9月初头几天,我完成了把党从积极准备打仗的方向改变过来的任务。我必须使同志们冷静下来,平息他们的情绪,制止过激的行为,甚至逮捕违抗命令者。我的精神和情绪差不多消耗殆尽。我用以下坚定不移的想法安慰自己,即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即刻开展抗英武装斗争,不过毫无疑问,未来的五年到十年,我们一定会这样做的。

此时,我心里思绪万千。过几天,我就要坐火车前往新加坡和莱特进一步讨论他提出的有关重整党的政治结构,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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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竹脚医院附近的实利基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办事处住了一晚。此时派驻我们新加坡总部的部队,是从柔佛调来协助在日本投降后的余波中,维持法律秩序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几个排。9月10日,这几个排的战士受邀参加在武吉班让举行的群众大会。会场上,我们一批华族女游击战士,身着三粒星军装,头戴三粒星军帽,成为全场众目睽睽的焦点。大会群众极其赞赏我们的战士。

原来,莱特计划成立一个5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委员会。他提出的重组议程,在会上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顺利通过。他继续担任党的领袖和临时中央委员会书记。临时中央除他外,还有阿仲——失去联系好久的在东彭亨的幸存老资格中央委员,杨果——雪兰莪州委书记,陈勇——柔南书记和我本人。

(节译自My Side Of History第八章)

1) 杨果,一位年轻的中学生,毕业于槟城某中学。这张就是从他的毕业证书上复印下来的照片。和我一样,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投身革命运动。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抗敌后援会于槟城举行的一次干部会议上。

六  怨气像一锅烧开的热水在沸腾

  【导读】莱特这一冷血残酷的命令,狠狠地给了我当头一棒。
由于公众对英国军管政府的表现的不满与时俱增,我又一次自马来亚被莱特召见。这一次我紧急应召来新加坡,是为了参加莱特早先指定的五人临时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成立会议。这应该是一种临时应急措施,直到一个符合当时形势的永久性领导机构得以建立起来为止。我的老朋友ITU司令员,也应召前来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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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新加坡的街道是那么静谧。英军已入城,我们柔佛州的游击队也已开了进来。我们晚上就在我们的实利基办事处歇息。办事处是棟大楼,战前原是基督教青年会分会会所。日本人后来曾用来作警署。第二天,我们准备好前往牙笼某一秘密地点见莱特。

在经历了前两天豪情满怀的南下行程之后,这次会议让我们觉得有点虎头蛇尾。莱特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建立一个仍然以他为领袖的临时机构上面。会上,连一个新的或具革新精神的政策也没有提出来研究。中央书记看来对自己在双溪乌鲁会议上提出的八大纲领被接受为党的指导方针,颇为满意。

作为一个刚被委任为中央委员的我,是该把州委书记的职位腾出来,并专注于总部事务的时候了。事实上,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而且看来一天比一天热闹。当地和地区发生的各种事件,加剧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紧张气氛。我把我在霹雳的职务顺利移交给爱克之后,又返回吉隆坡的洋楼工作。

原本希望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会改组为一支国防军的广大党员深感失望,因为我们部队发现自己要于12月1日解散了。这是需要小心处理的事情。半岛到处的军事检阅式上,可见到穿制服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列队在复员仪式上向公众致意。当然,他们都是我们的“公开”部队,是按规定解散并须把武器交给有关当局。在所有这些场合,英国军管政府高级官员都会即席慷慨陈词,赞扬我们战时的功绩。而在幕后,我们的“秘密”部队静悄悄地解散,融入平民生活。这些游击队也把自己的武器交出来,不过,这一次是交给党。大约4000件经正式途径交给英国人,其它5000多件的武器都流入我们在森林的秘密武器库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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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隆坡,我如今要同时兼管三个办事处的事务。一个是党的办事处,另一个是我们称之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军人协会的办事处,第三个是抗日联合会的办事处。退伍军人协会是莱特搞出来的。我认为他搞这个组织的用意,是想在我们游击队奉命解散和交出武器之后,利用它来安抚和宽慰党的队伍。我们虽然没有了一支军队,至少还有一个俱乐部。这是莱特的,显然也是英国人的观点。马共其他领导人的观点则截然不同。我们把退伍军人协会看作是对我们的事业可以发挥巨大潜力的组织。她可以作为一个现成的平台,用来保持和前游击战士持续的必要联系,同时又能继续维系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战斗精神。退伍军人协会雪州分会的总部坐落在福建会馆馆址对面的吉粦街一座三层楼建筑物。我下决心要让我们的退伍军人协会枝繁叶茂。

整个1945年最后的几个月,贫穷和缺粮相互影响的问题日益加剧,给党的许多工作造成严重的困难。不过,恐怕没有什么会比哪些刚被我们吸收过来的日本志愿兵的命运更为悲惨的了。他们宁愿参加我们的队伍,也决不向英国人投降。当他们看清马共将不再把战争继续下去的时候,他们中有许多人就此不知去向。他们并没有回到自己的部队。我猜想他们多数也许希望北上穿越边境,希望经陆路通过暹罗、老挝和中国南部回自己的故土。零星的一、二个,肯定已经被英国人抓获和关押起来了。有一批也可能命丧林海。但有一些中坚骨干分子留下来跟我们共存亡。

这些日本人在军事方面的专业水平和工作热情,对我们的事业无疑是非常有利的,但在经济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他们来参加我们的队伍,也带来相当严重的复杂问题。当决定接受这些日本人时,我们首先要想办法给他们隐藏起来。我们让他们分散居住在木屋区我们的群众中间。我们希望这样一来,当他们碰到一般检查时,不会引起注意,因为英国人总觉得华人和日本人一般上长得很像。不过,这只能是权宜之计。时机成熟时,这些日本人将到森林中加入我们的队伍。

在大多数地区,安顿这些日本人的特别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说到底,他们的人数也不多,安排他们到我们华族环境和解决他们三餐问题,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瓜拉江沙地区的情况,却是另一回事,因为有相当一大批为数约100人的日本人主动找上门来。这件事使霹雳州委会大为头疼。后来,当他们中大半数人得知我们不再继续打下去的时候,便离开了。不过,我们还得为留在瓜拉江沙附近的约20至30名日本人,提供社会环境的保护,因为他们中没一个会讲中文、马来文或英文。

很显然,我们不能把这批日本人交给英国人,因为这样做,会使我们涉及一项背信弃义的行动。不过,我们也不能长期继续支持外国人在我们当中生活。我们那些在木屋区居住的农民,家里原本三餐温饱都无法解决,更不用说还要拿出多余的粮食给这些不速之客。另外,为了让这些日本人能继续与世隔绝,又会涉及各种令人尴尬的社会手段。

最后,霹雳州委书记爱克不得已直接向莱特提出这个问题。他说,当地的共产党员现在冒着窝藏日本人的风险,随时都有可能被发现。莱特答应尽快就如何摆脱这一进退两难的困境给以答复。大约一星期后,他的命令来了:干掉瓜拉江沙的日本人。当然,这是一道非常恐怖的命令。这批日本人曾誓言效忠于我们。而我们也接受了他们提出要帮助我们的建议,而且想方设法为他们在我们中的存在严加保密。而这批日本人在和我们的群众一起生活时,个个表现非常良好。

爱克接着便下令我们一些武装小队,把这批日本人分一小批一小批地搬出木屋居民区,每次不超过2或3个,以免引起怀疑。命令清楚指示,以进行训练为借口,把这批日本人带到偏僻的森林地点去执行处决。

  应该记注,此时的莱特完全可以肯定早已重投英国情报机关的怀抱,像战前一样充当他们的特务,进行活动。我们这些准备吸收入伍的日本人被处决的事件,发生于1945年最后几天或1946年最初几天。此时,英国军管政府作为权力统治机构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
毫无疑问,莱特在如此敏感和如此动荡的时刻,如果事前没有和他的间谍上司全面商讨过这件事的话,是决不会发出这样的命令的。他如果擅自这样做,将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我依旧相信,莱特处理这批日本逃兵的手法,曾经得到英国军管政府某官员的正式首肯。说到底,当时政局纷乱,各类问题的压力十分巨大,这种解决问题的手法不失是一个既快捷又不会引起骚动的办法。尤其令人难于置信的是,英国情报机关竟然推说没有收到在和丰——江沙地区发生集体枪决的报告。依我想,有关当局完全不曾尝试去调查这件事,正是英国人在这件事上与莱特串通一气的又一明证。

莱特这一冷血残酷的命令,狠狠地给了我当头一棒。

  (节译自My Side Of Histry第九章)

七  勋章….道歉信….政治对抗在加速
【导读】莱特回来的时侯,马共的整个思想和群众路线发生了重大改变。从此以后,我们不再把自己当作是华侨。不仅如此,我们把自己当作是本地的马来亚籍华人。我们属于马来亚的一个民族。我们效忠的对象是马来亚,而不是中国。

1946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我作为三粒星军队8人代表团之一,从吉隆坡出发前往新加坡,出席东南亚司令部盟军最高统帅蒙巴登海军上将主持的一个特别授勋仪式。按照预定程序,我们每个代表都会获颁两枚勋章——缅甸星勋章和1939/1945星勋章,以表彰我们在二战中的贡献。

英国军管政府为我们订了豪华的住处——著名的莱佛士酒店。1月6日,我们在摩托车警卫队开路护送下,经圣安德鲁天主教堂,被载到离酒店不远的市政局大厦,现为市政厅大厦。抵达时,英国皇家海军军乐队已经在那里操演。我们身穿自己的军装,被迎至靠近市政局大厦台阶前的大草场的一个位置。一面英国国旗就披在讲台上。讲台置于通向大厦大门一段台阶半道的中央,讲台左侧放了一张小桌,桌面铺了布垫,上面摆放着要颁发给我们的勋章。

您也许会问,为什么日本投降已经快5个月了,英国人还那么破费,那么费时费事,那么大张旗鼓地褒奖我们?别忘了,我们16名游击战士于1945年9月12日就曾经参加过官方在这同一个地点举行的胜利庆典,并且被安排站立在显眼的位置。此外,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一个特别代表团被邀参加1946年6月8日在伦敦举行的胜利大游行,其安排已经敲定。难道这次1月6日的展示又是一次宣传花招?其目的是不是想以如此大肆吹捧使我们得意忘形,进而希望达到破坏我们反对殖民主义的决心呢?如果真是这样,蒙巴登海军上将和他的最高司令部的参谋们未免打错了算盘吧。

那天上午,和我们一起站在市政局大厦外面出席庆典的,还有两位国民党华人、三位马来人和单独一位星华义勇军的华人代表组成的不同团队。他们也是前来领取跟我们一样的奖章的。英国人是不是想通过这种误导性的姿态来展示它愿意对所有不同政治信仰的人一视同仁呢?或是让事情看起来没有种族倾向?解密文件如今揭露,戴维斯在停战后不久,就已立即要求应该对马共的战士颁发奖章的。但是他的这一建议的好处,经过漫长和繁复的程序才得到当局认同。他的建议最初提出来时,并不受欢迎。如果整个马来亚的内乱不再升级的话,有关方面原本很可能把它束之高阁的。某些方面大概以为,只要我们多加安抚吹捧,事情就能改观。

蒙巴登在讲话里提到我们在盟军对日作战取得的伟大胜利中所作出的贡献。他一讲完那热情洋溢的演说,便离开讲坛,步下台阶,走到我们队列面前,停了下来,同每位马共游击战士握手寒喧,亲自对他们的无私和勇气表示谢意。然后,最高统帅走回台上摆放奖章的小桌旁,我们一个个被叫到桌子面前,便于他把奖章亲自别在我们胸前。我们一个个握紧拳头,举到帽檐向他敬礼,而这位东南亚司令部最高统帅则以正规的皇家海军礼回敬我们。

当天傍晚,我们还得穿上整齐的军服,出席在新加坡政府大厦,即现在的国家宫举行的盛大鸡尾酒会。蒙巴登也蒞临酒会。我们都注意到他身上佩带各式幑章里,有一枚蒋介石总司令授予他的特别星勋章。他又一次来到我们跟前,同每位马共代表团的成员握手,用为了这个场合特别学会的几句华语,向我们每个人表示感谢。我还能和众多英国陆、海军将领打交道,并且同前第14军司令迈尔斯-登布希中将作了短暂的交谈。迈尔斯原本准备率领英军反攻马来亚,但由于日本宣布投降,原定计划只好作罢。不过,这位将军还是指挥他的反攻部队登陆,我亲眼目睹了在摩立海滩登陆的部分场面。他如今是东南亚盟军陆军部队总司令。

从鸡尾酒会回到莱佛士酒店的时候,我们又获悉英国军管政府给我们第二天安排了一个紧张的参观军事项目的行程。根据计划,马共代表团,还有国民党和马来人的代表团,将同我们一起参观岛上的英国军事基地。显然,这样一个要求我们参加的煞费周章的访问行程又是一个宣传花招。在我们马共看来,英国军管政府的用意在于向我们展示:如果我们敢于向战后重返马来亚和新加坡的英国人的权利挑战的话,我们必将面对的真正是什么。具体行程是按以下顺序参观:设于三巴旺海军基地的皇家海军远东总部;皇家空军实里达空军基地;设于阿历山大兵营的陆军总部。到达每个点时,有关基地的司令都将以英国接待贵宾的正规礼仪亲自出来接待我们。

马共代表团开会长谈至深夜,最后得出结论,即我们应该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表达党对英国军管政府在处理宋光同志的方式的不满。因此,当戴维斯和我们的官方人员第二天一早来到的时候,我们断然拒绝离开酒店的房间。我对戴维斯解释我们抵制参观的原因。我们的态度看来使他非常生气。他极力想劝服我们改变态度。我可以感觉得到,他在控制心中的气恼,就像过去有好几次在我们霹雳营地遇到问题时我见到的那样。不过,我们坚决不让步,并且只是临时才通知莱特我们的坚定立场,使他来不及改变我们的主意。最后,我们坚持立场不去,国民党华人和马来人代表团则按原定计划出去参观。

戴维斯对此决不愿善罢甘休。他一回到吉隆坡,就立即主动要求同莱特、刘尧和我在我们总部开会。对戴维斯来说,同他在一个房间里开会的,是前马共军事委员会全体成员。他决心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他以温和的口气作了简短的开场白后,便提出由于我们游击队代表团在新加坡对三位英军现役司令有所不敬,我们理应写封信道歉。接着,他又强调这封信最好只是直接写给蒙巴登上将本人。

我给这非同寻常的要求吓了一大跳。使我更加惊异的是,戴维斯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封直接致最高统帅的用打字机整齐地打的道歉信,内容涵盖了英国人要我们说的话。在这张单页纸的下端,留有适当的空白位置,等待我们在上面签字。我的感情由惊异变成愤怒。刘尧和我都望向莱特,看他会不会启示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可是,这位马共最高负责人却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耷拉着脑袋,一言不发。

我心想,英国人密谋通过这种对待调皮小学生的办法来展示他们的实力。这简直是一种侮辱。我又一次盯住莱特。可他还是没有反应。刘尧和我没其它选择,只好签了字。我们这样做是很不情愿的。通过原先的抵制行动,我们是有意向英国人宣泄我们对他们在马来亚推行的选择性公正及其相关威胁的强烈不满。英国殖民统治者对抵制策略实在恼羞成怒。他们认为非让我们当场受辱不可。于是,就设计出要我们卑躬屈膝的道歉信。据我所知,英国人把这封信当作一封绝密文件,之后从来没有公开暗示过,更不用说拿来发表了。在一连串促使我们下决心走上武装斗争道路的事件中,这是又一起关键性事件。

确保我们在那张事前准备好的道歉信上签名,是戴维斯最后一次以官员身份和我们打交道。此后不久,他特意前来向我们辞行。他要返回伦敦去了。他说,回国是为了从军队退役,不过,他同时表示,有意重回马来亚出任文职人员。

正好是在令人气恼的道歉信这个插曲发生后两个星期,莱特召开了他称之为“中央委员会第八次扩大会议”的中央会议。这次会议在吉隆坡举行。他邀请各州派代表出席。每个州都派出好几位高级干部来参加。最后选出一个12人中央委员会,接着又由它选出原已存在4个月的临时旧机构的那5个成员组成常务委员会,作为党的政治核心。这5人组合,随后被称为中央政治局。此后不久,马共把其活动区域,从策略上划分为三个部分,即由柔南党的高级干部陈勇担任负责人的南马局(包括新加坡、柔南和柔北);我们的中马局(包括马六甲、森美兰、彭亨和雪兰莪)则落到杨果肩上;我本人负责北马局(包括霹雳、槟城和吉打)。

就在同一个1月会议上,莱特还推出他为党制定的新政策。他称之为建立“马来亚民主联合战线”。其意图是要同其他党派结成广泛联盟。此外,它的目的还在于扩大我们公开战线的活动范围。这个政策密切配合在数星期前成立的得到党支持的两个政治组织:马来民族党和马来亚民主同盟。莱特企图以此来安抚党内那些依然相信对英国人采取调和和合作政策,将使我们一事无成的同志。

他建议我们应该以两种前途来考虑我们的斗争。我们可以追随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即印尼——译者)的方式,此时他们的民族主义组织正开展武装斗争,以反对各自卷土重来的法国和荷兰殖民统治当局。他说,选择这条道路意味着必须付出即时的大量的流血牺牲的代价。或者我们可以等待。莱特承认,英国军管政府正加紧采取镇压行动。他辩说,与其和它正面对着干,我们倒不如通过他的联合战线途径,利用目前的政治形势,以促进他所谓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莱特清楚意识到,党内普遍存在因示威游行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和英国军管政府采取其它许多镇压措施引起的不满情绪,因此,他也只好承认武装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他把它当作是没有特定时间范围的长远目标。

我对莱特不再抱幻想,是从去年8月他突然改变政策方向开始,接着他又同意那封致蒙巴登的道歉信,使这种醒悟继续提高,到了吉隆坡会议上,这种醒悟真的令我深感忧虑。在和一位代表私底下交谈时,我获悉有两名党员刚由莱特提名被接受为中央委员,他们实际上已经不再是马共正式党员。他们中一个曾一度担任森美兰州委书记,他的别名叫罗须磨,另一个是他的助手阿山。

罗和阿山都曾被日本人逮捕,经不起严刑拷打,出卖了党的秘密。他们是在接受充当日本人特务的条件后才获释的。特高科还发给他们每个人一支手枪防身。根据党对经不起日本人严刑折磨的党员的有关政策,罗和阿山最后被接受回党的怀抱,不过他们的身份只能是同情者而已。

莱特之所以能够操纵这两个中央委员的任命,完全是因为他利用当时党的严密组织的方式。根据为安全需要制订的严密措施规定,每个党员都不得过问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各个州的州委也是根据这个规定工作的,也从来不去干涉其它州委组织内部的事务。因此,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曾经和日本人合作过;这两个与敌人狼狈为奸本应终身被禁止入党的人却被选入马共最高秘密决策机关。实际上,对他们的各自任命,都是对组织安全的严重破坏。莱特作为中央书记,肯定比任何同志都清楚每一个人的详细情形,怎么能对党的规定如此肆意破坏呢?罗和阿山进入中央委员会以及他们因此而欠下莱特人情债的明显事实,引起我的密切关注。

就在八中全会举行其间,我们于1月29日发动了全马24小时总罢工。这是对宋光案件以及对强加于其他霹雳工会负责人的罪名和刑罚的抗议。在蒙巴登如今履任的新加坡,我们估计有约20万人响应我们实行罢市抗议的号召。这一声势浩大的支持浪潮,使英国人开始相信,如果我们受到挑衅,我们完全有力量使全岛陷入瘫痪状态。在一份有关此次事件的报告中,蒙巴登不能不承认马共组织能力之高及其在岛上的广泛影响力。在马来亚,情形也不遑多让。然而,马来亚凶狠的警察和军队巡逻队,却强迫一些居民区的店铺继续开门营业。

出乎意料的是,在我们发动总罢工5天之后,英国军管政府突然把被判4年监禁刑期而还剩3年9个月刑期的宋光提前释放了。大多数人认为,这是我们1月29日行动取得的直接成果。当然,他们完全不知道有致蒙巴登的道歉信这回事。我一直怀疑莱特和英国人在搞秘密交易。假如他能成功促使签署这封道歉信,那宋光就会尽快于最适当的时候获得释放。宋光获得自由的时间非常短促。紧急状态时期,他又因为是共产党人而再次被捕,并被驱逐回中国。他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不幸在中国逝世。

就在工潮日益扩大的时候,有位不速之客来造访我。他就是东南亚最重要的共产党人物——暹罗共产党总书记李启新。他在日本占领时期就和我们有接触。他就是两年前曾通过我的办事处以“老黑”的名义写信给莱特的那一位。他也是我们中央书记自称非常熟稔的哪个人。李这次在吉隆坡短暂逗留期间,还有另一位本地区共产党人物阿里明陪同。而阿里明原为印尼共产党排在前三名的著名领导人之一。阿里明曾在共产国际远东局上海机关工作,之后转去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任职。

李和阿里明从曼谷经陆路联袂来马来亚,准备同马共最高领导层进行商谈。他们期望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和暹罗三国共产党之间建立起更紧密的合作关系。我负责带他们一起去见当时也在吉隆坡的莱特。会面的地点就选在刘尧的豪宅。当轮到我给他们作正式介绍的时候,很明显,李完全不曾见过莱特。我不禁想起两年前莱特在美罗说的令人困惑的讲话……他是怎么老早就认识“老黑”的……他所认识的这个人又是怎样有本事的。

接着,我介绍阿里明这位曾获选为隶属于莫斯科和上海远东办事处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局委员给莱特。事情现在变得更加明显,阿里明在这之前也从来就不曾遇见过莱特。此时此刻,我的好奇心受到刺激。莱特一离开,我按捺不住问两位客人,他们过去有没有见过我们的这位领袖。他俩向我保证,这是他们第一次有幸见到莱特。我们的领袖为什么要骗人呢?

就像我在美罗时所做的那样,我决心不要再去多想这个令人分心的矛盾。兴许会有个说法,兴许没有。我又再一次把自己的观察收藏在内心深处,并把自己的精力专注于党的紧急要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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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爆发了一连串的工潮。当然,所有这些工潮都是由党组织的,但不是由中央而是由各个州委会。中央本身无法应付如此频繁蓬勃的行动。同英国军管政府的断言截然相反,我们完全没有到处去煽动这些动乱。我们在每个罢工行动中,都聚焦于工人队伍挣扎求存的实际状况以及他们的真正要求。正是工人们自己的状况迫使他们积极起来争取改善自己的命运。他们的经济状况,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正是这种绝境求生的欲望,形成了各州委会组织的罢工获得激动人心的反应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这些自发性的公众集会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正当工潮日益高涨的时候,英国军管政府开始密谋对策。一些高级殖民地专家提出的预测显示,除非采取某种措施镇压罢工及伴之以暴力行动,否则马来亚和新加坡的经济将迅速陷入混乱不堪的境地。他们当然考虑到,马共可能会从这些混乱中谋取自己的利益。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英国军管政府对财富的公平分配丝毫不感兴趣。贪污受贿日益猖獗。直到最近才有历史学者揭露,贿赂、剥削、诈骗和各种渎职行为,充斥此时的英国殖民政府控制的各个部门。法院贪污,文官贪污,军队贪污,警察也不甘落后。可军队和他们的司令却动辄开枪杀人。

当种植园的暴力事件蔓延到整个马来亚,并且逐渐发展到新加坡工业部门的时候,我注意到莱特一直非常低调。他依然极力保持自己神不知鬼不觉的作风,以及从中获得的保护。但是如今,他的英国间谍秘密身份,无疑使他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了。日寇占领时期,当同志们要求他把军事行动升级的时候,他却坚持要我们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劳工运动方面。如今,劳工运动有了发展,而且,闹得不可开交了。莱特的长远政策被证明是一个离奇准确的预言。他应该非常满意了吧。可惜,他分明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操控他的英国官员,必定对他拼命施加压力,要他压制工人的罢工行动。

莱特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只有一两次提及有关罢工的问题。他宁可不与我们正面对抗,因为他知道,首先自己是这个颇具争议的政策的始作俑者,如今又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功,他怎能推翻它呢!他也知道,如果那样做的话,就会激起对他的领导的反叛。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他口头上表示支持继续罢工行动,而且可以肯定地说,从来没有表示过任何反对的意见。

察觉到自己在党内威望日益衰退,我们的中央书记决心打这张证明对提高他过去在党内威信很有用的国际牌了。他在党内的闪闪发光的声誉,说到底是基于他自称和世界共产主义圈子内的高级人物有密切关系,而且,当然,还基于他自封是共产国际的成员。为了要出国,他需要各种证件。在1946年年中我们于吉隆坡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要我给他弄一本中国护照,为此,他给了我一张他在吉隆坡影楼拍摄的近照。

吉隆坡苏丹街有座酒店,是跟财经界和政治界都有良好关系的李孝式家族所拥有。李孝式其后在东姑阿都拉曼的独立后首届政府里出任财政部长。李的祖父是靠输入契约劳工——我们称之为奴隶劳工到马来亚和新加坡做苦工起家的。之后,这个家族又经营锡矿场。他们变得越来越富有。到了1946年,入住这家苏丹街酒店的客人,许多是穿梭于马来亚和中国之间的商人。这家酒店同当地国民党领事馆有着特别的交情。说来凑巧,我们有位同志和酒店的一名理事有点关系。通过这个关系,我们把一张莱特的照片连同一些钱,交给酒店。随后不久,我们就拿到一本名叫张展红的中国护照给莱特。护照虽非完全合法,但很管用。

此时党的最高领导层中,莱特排第一,陈勇被认为排第二,我被认为是老三。这个排名顺序,是莱特本人在去年9月新加坡的中央全会期间宣布的。他这次出国旅行计划是由新加坡先去香港,最后去上海,希望同中国共产党取得直接联系。莱特还宣布陈勇将会和他一起同行。在他俩不在期间,莱特指定我担任“代理中央书记”。

我现在相信,莱特此时已经开始对他和英国情报机关保持的定期会晤感到担心。当然,这种会晤到了香港,兴许到了上海也必定会继续下去。问题是要怎么做才不至于引起他的同行者的怀疑呢?所以,他决定把两人的行程分开。他本人乘客轮直接去香港。而陈勇则乘另一艘客轮,经曼谷去香港这块英国人的殖民地。莱特坚持说,行程分开来完全是出于安全上的需要。

结果,陈勇乘的船滞留在曼谷。由于无法和莱特取得联系,他只好坐火车回新加坡。那时,我们对这件事完全没有怀疑,然而这显然是莱特制造的整个骗局的一个部分。

中央书记的确按计划去了香港,随后又去了上海。可是,他回来后,对此次在国外所进行过的讨论,绝口不提。即便是对中央政治局的同事,他连中国党有什么忠告(如果有的话),也只字不提。我们得到一种印象,他在上海好像见了周恩来。但他对此不置可否。我后来证实,这不是事实。事实上,与他交谈的是周的一个代表董必武老先生。

莱特回来的时侯,马共的整个思想和群众路线发生了重大改变。从此以后,我们不再把自己当作是华侨。不仅如此,我们把自己当作是本地的马来亚籍华人。我们属于马来亚的一个民族。我们效忠的对象是马来亚,而不是中国。

我们开始根据这个路线在我们出版的简讯和报纸上发表文章,但立即遭到老一辈党员的反对。那些抗日战争爆发后离开中国流亡到马来亚的中共党员,全都表示不满。他们强烈反对把自己的命运跟马来亚联在一起,从而切断他们和中国的联系。他们也写文章强调自己是中国人,祖国利益高于一切,应该把精力集中起来帮助中国。他们决心保持自己的华侨身份。

莱特从上海回来也给我们的党务带来另一个重要改变。他告诉我们,中央委员会的职能需要大大加强。以此为借口,他建议把中央委员会分为两个平行的机构来运作。5人中央常务委员会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今后不再处理组织方面的事务。相反,她作为中央政治局,应该直接专注于政治方面的决策工作。我们被授予负责宣传方面的任务。今后,我们要负责监督新统一战线政策的执行,以及这个政策通过公开战线的活动取得的进展。

中央委员会的非政治局成员被委任为党的组织局成员。不论是政治局或是组织局都由莱特直接控制。他认为政治局和各州州委之间的联系,如果不能完全避免的话,至少也应该加以限制。只有组织局可以和州委一级的党组织打交道。所有这些新安排,对削弱政治局的权力和威信带来即时的效应,并且切断了政治局和党的基层组织之间的联系。这摆明是分而治之的一种模式。

然而,莱特的这些伎俩都无法阻挡随后于1946年至1947年爆发的罢工浪潮的高涨。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不论是英国人或是中国人的商人、种植园主和矿场主在招聘员工的时候,都对原马共游击队员采取歧视的态度。他们认为,当过共产党的森林游击战士的人,必定是潜在的麻烦制造者。我想,他们有这种想法完全可以理解。中央接到的报告说明,我们的党员队伍在这个问题上的不满情绪日益加深。他们纷纷要求党采取坚决的行动,并要求中央加紧找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于是,莱特再一次独断独行,他选择雪兰莪州委会领导进行特别严厉的批评和指责。尽管党内焦虑不安的情绪事实上来自马来亚和新加坡各个角落,莱特却仅仅选择雪兰莪州委会,尤其是其书记杨果。大家知道,杨果是中央政治局5人成员之一。在吉隆坡举行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莱特毫不留情面地指责杨果办事无能,让雪兰莪州党组织陷入混乱状态。

杨果听了怒火中烧。他知道,这些指责毫无根据。但他不愿在党的最高领导层的同事面前为自己辩护。莱特得寸进尺,指责杨果必须对他称之为“组织危机”的党内麻烦负责。杨果应该因此而受到处分。莱特提议,杨果必须从州委书记的职位上降下来,并且撤销他在中央委员会的所有职务。就党内而言,受到如此严厉处分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

莱特接着要求每个中央委员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些中委迫不及待地表示同意,其余的则保持沉默。我忍不住站起来为杨果辩护,虽然我承认当时我是用非常小心谨慎的方式发言。我的发言首先指出一点,即在我看来,我们讨论中的党的危机,存在于整个马来亚和新加坡,不只存在于雪兰莪而已。我认为,中央委员会包括我个人对这个问题,都应该负上责任。我这样说不言而喻的含意是,如果情形确实如此,莱特自己也该受处分。

大家都等待着我们的领袖听了会大发雷霆。不过他没这样做。不知是我的言语,还是大家普遍感觉到他有点迟疑不决,我可不知道。但是,在全体中央委员面前发泄完他的不满后,这位党的领袖决定把对杨果的不光彩降职处分收回,而代之以严厉警告处分。杨果一点也不愿接受。他当场提出辞去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职务,并要求把自己降到州一级工作。

接下来是一阵令人难堪的沉默。在场的委员们一个个站起身劝说杨果打消辞去中央委员的念头。就算莱特自己也缓和了他对杨果的批评。结果,决定挽留杨果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的职务,不过同意按照他的愿望,允许他搬回他的老家槟城居住。很明显,莱特意识到,杨果背后有一股强有力的舆论力量的支持。与其同这股力量对着干,莱特最终选择了给雪兰莪州委书记象征性地斥责几句就算了。

随后不久,杨果离开雪兰莪搬回他的老家乔治市。事实上,他这次返回槟城,是一次非常有用的让争议“冷却”的机会。但也因此触发了一连串事件的发生,以致最终清除了党内愿意同英国殖民主义调和的任何思想。

  (节译自My Side Of History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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