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南洋大学教学媒介语问题研究

23/09/17

作者/来源: 新加坡文献馆

李淑飞博士论文:
语文政治、国族建构与新加坡华人社会权力重构:
以南洋大学教学媒介语问题为研究主线(1959-1975)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论文download URL: http://scholarbank.nus.edu.sg/bitstream/handle/10635/118991/LiSF.PDF.pdf?sequence=1

1、论文Acknowledgments 内 Dr. Wong Sing Kiong 应该是 Dr. Wong Sin Kiong;Dr. Nocolai Volland 应该是 Dr. Nicolai Volland。

2、论文58页:

注31:进步党的陈清木(C.C. Tan)极力建议扩大入读英文小学的学生范围,尼尔逊并不认可他的建议,但陈清木的修改建议最终却被殖民政府官员P.A.B. Mckerron 所接纳,其认为虽然目前推行这样的英文教育政策在财政和实践上存在困难,但应应尽力推广英文教育以造福殖民地,Colony of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Educational Policy in the Colony of Singapore: Ten Years’ Programme, p.38.

C.C. Tan 是Tan Chye Cheng,中文名是陈才清,不是陈清木。

当年,殖民政府教育部原本规定英文小学只开放给英国人和英国臣民的子女就读,所以民族小学生只能够先到民族小学就读。市议会辩论时,陈才清坚决反对这一建议,认为阻止华人孩子到英校就读是一个歧视性政策。有英国官员对陈才清反对华人孩子先接受民族母语教育的表态感到惊讶。历史上,陈才清代表了典型海峡华人崇洋媚外之反对认同华人民族文化的思维。其实,英国人也并非要鼓励民族语文教育,而是要建设统一的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语的国民中学。以马来人教育为例,马来教育只有小学没有中学,马来人的中学教育是到以英文教学的政府中学上课。

英国殖民政府的统一国民中学政策,多年后,终于在1979年由李光耀一手完成。打压华文教学媒介语的政治目的,在新加坡有着长远的历史渊源,所以刻意忽略或者无知于这一历史背景的的南洋大学历史研究,尤其是有关南洋大学教学媒介语问题的专题研究,可以看成是毫无意义的学术空谈。

3、论文内五段对王賡武的访谈记录,是内容中最有参考价值的部分,有助解读王賡武和南洋大学的不寻常历史关系。

183页:
注7 王賡武教授在笔者的访谈中表示,他的同学王邦文当年找他时,他们之间并未正式谈及要处理南大学制问题,然而在具体研究南大学科、课程时又不得不触及学制问题,学制、课程这些是分不开的,不谈学制谈不下去,因为他们课程委员会的理想是如何让南大的毕业生给大家都接受,不能说你是南大毕业就给你少一些钱,并让南大与当时吉隆坡和新加坡的两个马大的毕业生享有平等待遇,这就不能不谈学制问题。而对于自己的报告书中为何在语言问题上着墨颇多时,王教授称是因为其他方面大家都谈过了,在语言问题上之前谈及的还不多,而且其他的报告书谈南大问题时,新加坡还只是个殖民地,当他们做关于南大的报告书时,新加坡已经建国正式参与了马来西亚。因此看远一点,马来语是国语,不能不学,魏雅聆那时候完全没有那个需要,因此才会在报告书里对马来语强调颇多,但那是在马来西亚建国情境下关于南大的报告和建议,新加坡独立后报告书根本就应该作废,笔者对王賡武教授在新加坡国大东亚研究所的访谈,2014 年7 月25 日。

194页:
注 56 王賡武教授在笔者的访谈中称,以自己的理解,当时新加坡独立后,华社中有一部分人,包括华文报社的,南大的人,支持南大的人和华文学校的教师,他们心里面可能认为在华人占75%的新加坡,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有成为华文为主国家的可能。王教授认为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想法,但问题是李光耀认为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是不可能做到的。王教授认为李星可等人可能是害怕李光耀走英化的道路,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社论出来,但他称自己当时明白很多人都没有看报告书的内容,包括南大的一些学生领袖,王教授后来和有些人熟悉后问他们有没有看报告书,他们也承认当时主要看的是华文报纸的社论,而根本没有看自己的报告书,笔者对王賡武教授在新加坡国大东亚研究所的访谈,2014 年7 月25 日。

195页:
注 57 王賡武教授在笔者的访谈中称,当时提交完报告书后就到澳大利亚去访问,8 月10 日回来,就忙着吉隆坡马大工作,自己是大学理事会与教务委员会成员,又是系主任。没想到九月份新加坡政府把报告书公布,说准备接受,当时自己很惊奇。王教授称既然新加坡已经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报告书根本就应该作废,然而过段时间看报纸才发现却成了很大的事情。但王教授回忆称自己当时在吉隆坡看了后,明白是政治化问题,是在政治斗争的扭曲之中,牵扯到行动党夺权问题,和行动党之前的恩怨有关系。王教授称自己不属于政治团体,和政治也没有任何关系,当时是比较天真的,只是作为一个学者和教育家来对南大进行建议,因此当时只是在吉隆坡说自己的报告书不适用于新加坡独立后的南大,但却并未参与到这些论争中去,笔者对王賡武教授在新加坡国大东亚研究所的访谈,2014 年7 月25 日。

196页:
注59 王賡武教授在笔者的访谈中谈及,当时他们那代人对双语教育抱持偏于理想看法的一个原因是,错觉地拿欧洲特别是瑞士的双语及多语教育来比照新加坡。然而这里最大的问题是,欧洲的英语、法语、意大利语是相近的,习得多语的确是可能的,但新加坡的四种语言却各自归属于差别很大的四个语种,习得双语的困难要比欧洲大的多。王教授同时指出在新加坡,除了政治斗争影响双语教育的实施效果外,教材、教师、教学法等都是影响双语教育政策难以在新加坡更为成功推行的原因,笔者对王賡武教授在新加坡国大东亚研究所的访谈,2014 年7 月25 日。

249页:
注221 王賡武教授在笔者的访谈中,认为1965 年9 月30 日印尼发生的“九三零”事件在当时是个非常大的事情,他们当时都整个晚上没有睡觉,去分析和思考事件对新马和东南亚的影响,这个事件可能会影响到李光耀及行动党此段时间的政治手法。共产主义在印尼的突然被毁灭,使得东南亚的政治局势发生很大变化,左派的势力在东南亚急剧衰落,李光耀和行动党可能因此更有自信和信心去处理新加坡的左派问题,1965 年“华文官化事件”和“南大学潮”中李光耀果断采取强硬的手段,可能就与印尼“九三零”事件导致的东南亚政治势力变动有直接关系,笔者对王賡武教授在新加坡国大东亚研究所的访谈,2014 年7 月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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