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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斯企业理论看权威政治的有效性

13/07/05

从科斯企业理论看权威政治的有效性

作者: 《资本市撤》日期:13-7-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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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科斯的最大学术成就,并非是他广为人知、对传统政治具有震撼性的“科斯定理”,而是他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所阐述的、能够引证出权威主义政治必要性的交易费用及公司理论。但是,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人将科斯的这一理论引申到政治领域,就象哈耶克将市场机制引申到政治领域一样。

按照科斯的分析,企业是成本节约的工具。虽然市场能够通过价格机制合理配置资源,但对价格机制的利用需要支付成本即交易费用;企业组织可以将市场的自由交易变为在管理者控制安排下的内部分工,节省个人间相互交易所需费用,因此,企业机制在一定范围内替代了市场机制。市场与企业,是实现人际分工与协调的两种方式。

资源和利益的分配也是政治的主题,政治也需要处理人际协调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人际协调甚至是政治的主要职能。对应于市场与企业两种形式,政治也发展出民主与权威两种模式。在政治领域,民主机制相当于自由交易的市场,权威政治相当于由管理者控制的企业。

企业管理较之市场交易具有成本节约的优势,这是它被广泛采用的原因。但是,企业管理也有自己必须支付的费用即组织成本,当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后,组织成本会递增,导致管理收益递减;当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边际成本等于自由市场的交易费用时,企业管理的边际收益为零,此时企业只能停止规模扩张。可见,企业成本节约的有效性仅仅在一定规模范围内成立。在此规模之外,仍然是市场更有效。

由此似乎可得出结论,权威政治的有效性也受到规模限制。象新加坡那种城邦式国家,权威政治能够充分体现效率;规模越大,有效性越差。但是,决定市场与企业之成本多寡的并非仅止企业规模这一因素。科斯就曾指出:一切有助于提高管理技术的变革都将导致企业规模的扩大。这意味着权威政治的有效适用范围也会随信息、通讯、交通等方面的技术变革而扩大,权威政治的有效性将伴随技术的进步而进步。

另一方面,政治是比经济更复杂的领域,必然存在更多影响因素,一个与民主与权威两种制度的运行成本高度相关的因素是社会利益的分配格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越是经济不发达、物质条件不充裕的社会,对利益的争夺越激烈,越易形成贫富强弱悬殊、彼此极端对立的利益格局。这种社会要通过类似市场交易的民主方式实现人际协调和利益妥协,显然比经济发达、物质条件充裕、利益分化不悬殊的社会要困难得多。前者需支付更多的交易费用,也更难达到交易与管理之间的边际成本均衡点,因此更适于采用权威政治。

由此可得出影响权威政治与民主政治之有效性的三项变量:权威政治的有效性与管理技术的水平正相关,与政治共同体的规模负相关,与人均经济收入水平负相关;民主政治与此三项变量都正相关。由此也可得出结论:当主要由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状况所决定的社会利益格局足够严峻时,民主政治有效运行的成本将超出社会能承受的极限;在民主制度下,要么人际协调、利益妥协无法实现,社会反复震荡,政权软弱无力,要么民主制度徒具其形,被人为扭曲,进入“形民主实威权”的亚稳定状态。此时,权威政治能节约交易成本的优势将凸显,它至少能够在社会行为上完成民主机制所不能实现的整合,使社会能够有序、有效运转,这就是当代象中国这样的规模大国在实行权威政治后可以在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等方面表现出较高效率的原因。

这一结论不但可解释当代,也可解释重要的历史现象:一方面,历史上西方国家民主制度的扩展、民主政治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同步,这印证了民主政治的有效性与人均经济收入水平正相关;另一方面,历史上西方各国在经济不发达、物质条件不充裕的条件,由于利益争夺激烈,也曾形成贫富强弱悬殊、彼此极端对立的利益格局,此时不但民主制度无法落地生根,市场机制也无法自我运行,只能借助国家政权的强制力来完成必要的社会整合与资源整合。

因此,当今发达的民主国家,在其起步阶段几无不借助于国家的强制力。美国在立国之前对印第安人的血腥屠杀及其后一个多世纪的贩卖黑奴,强制黑人从事奴隶劳动;英国在国内通过“圈地运动”,在国外通过征服战争,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法国在非洲大肆抢夺殖民地,等等。正是通过这一系列借助于国家暴力的内部整合及外部掠夺,西方各国才能挺过内部利益分配格局严峻所导致的危险期,在达到国内物质积累充裕、国外处于竞争优势地位的新起点后,调和了国内的利益分化和人际冲突,极大降低了民主机制有效运行的成本,使民主制度的良性运转成为现实可能。

因此,西方宪政民主制度虽然在实现自由、人权、政治权力的和平交接及长期政治稳定方面有着诸多优点,但它也有一个明显的弱点或者说是苛刻的条件限定:由于民主制以分权、张扬个人权利为特征,实行宪政民主,必然产生人际协调和利益妥协方面的高昂成本;越是经济不发达、物质条件不充裕的社会,对利益的争夺越激烈,越会形成贫富强弱悬殊、彼此极端对立的利益格局,此时交易费用也越高。如果社会无力承付这笔费用,不仅上述宪政民主制度的优点无从体现,基本的社会治理也会陷入困境;不是民主制度被扭曲变形,就是国家丧失行为能力,而且还必然发生向弱势群体转嫁制度成本的弊端,令贫弱者处境雪上加霜。而在经济发达、物质积累丰富、中产阶级比重较大的国家,一方面它们更有能力支付这种交易成本,另一方面由于利益分化不甚悬殊,交易也较易实现,因此交易成本问题不构成社会太大负担,宪政民主制度才得以有效运行,社会也才能充分享受这种制度的好处。

显然,从中国的人均经济收入水平及相关的利益分配格局看,中国在现阶段还无力承负运行民主制度所需的高昂费用,因此,以权威主义政治节约成本就成了次优选择。现阶段如实行宪政民主,给中国带来的很可能不是进步,而是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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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