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英殖华人精英的輓歌

17/09/17

作者/来源:孔诰烽 明报 https://news.mingpao.com

邓永锵爵士辞世,引起一阵怀念「香港最后一位蓝血贵族」的风潮。邓爵士生前好友纷纷回忆他的英文如何了得、言谈如何风趣、生活如何有品味、人脉如何遍及英美上流社会。前特首曾荫权甚至发表了一封英文信怀念这位曾对自己雪中送暖的好友,十分感人。悼念故人,当然都说好话美话;但曾先生在信的最后加一句「香港失去了一位英雄」(Hong Kong has lost a hero),却令整个事情变得有点夸张。

我怀疑,原本对一位德高望重人物的怀念,已演变成一场英治旧高等华人的集体哀恸,大家都把英治时代的美与善投射在离世者身上。有论者甚至将这位曾在2014年上BBC力挺人大8.31落闸决定的「贵族」说成是「民主斗士」。

饮饮食食的港式高等华人

邓的离世得到英美各大媒体报道。有趣的是,这些媒体都不约而同地将这位港人眼中的「英雄」、「贵族」、「斗士」归类成「socialite」,与Paris Hilton、Kim Kardashian等当代西方socialite代表齐名。「socialite」是什麽?谷歌(Google)将它翻译为「名媛」,颇为适当。你找找英美历代着名socialite的名单,会发现她们大多是女性,通常都是有钱有权男人的妻子或女儿。在等级、性别森严的英伦和美东上流社会,强势男人忙于扩张商业帝国版图,或忙于管理国家和政治斗争,往往无暇晚晚进出「波场」,与其他精英交换八卦、联谊讲笑、品评潮流。他们都把这些维繫上流社会网络和为上流文化品味把关的软性事务,交给家中女性。

说一个人是「socialite」当然并无贬义,甚至是抬举。但前宗主国媒体将一位前殖民地「土着」眼中的精英模范描绘为女性化、软性的「socialite」,是不是代表了英治高等华人的某种集体状态呢?这令我想起读大学时常听到一些学长说考了入政府做AO(政务官)后,要升官最重要是多参加周末的游艇派对、大小饭局,多认识政府内外的达官贵人,争取进入有前途的「马房」。

很多年前,香港有学者提出「香港政治领袖贫乏」论,据说引起不少自视为厉害政治领袖人士不满。但多年之后,我们还是难以否认,虽然英国人在香港留下了不少优良的制度遗产,但港英培养的华人精英,就是缺乏有长远历史眼光和独立战略思维、判断力和行动力俱备的政治领袖。

香港的高等华人圈,多的是善于交际应酬却不学无术、精于替主子想方法解决问题、按主子订下的规条生硬管理下级的侍从。这些精英会为自己的一手标准英文和一口带有浓厚珠三角腔的英语自豪,偶尔更会在报章版面为了英文文法问题展开无聊的论战。这种人才,就算在旧殖民者离开后能登上大位,最多也只会一边妥贴服侍新主子,一边张罗自己的一些小利益,如免费私人游艇旅程、深圳豪宅、上海空姐情人之类。新主子最后要对旧精英集团展开凶残的清算和清洗时,精英们纵使腰缠万贯,也没有能力和意志去组织抵抗。

新加坡的《君王论》践行者

殖民体制培养出的华人精英在新时代庸碌无能,看来并非普遍现象而是香港特有。英国殖民主义在新加坡培养出李光耀、日本殖民主义在台湾孕育出李登辉,即是反例。

1950年代起英国正撤出马来半岛时,以讲闽南话华人为主、对中共趋之若鹜的左派势力在新加坡大盛。英国人看到马六甲海峡出现一个北京卫星政权的可能,以及传统亲英贤达的不中用,即开始物色和扶植在左派阵营内受英式教育薰陶的精英。剑桥大学毕业、说英语的客家籍反殖领袖李光耀,即在其闽南左翼盟友毫不察觉下暗通英国军情系统,在1963年发动政变,一举将亲共势力肃清乾淨。

李虽然与马来亚保守势力合作清共,但他深知马来精英对华人极不信任,留在马来西亚联邦将令新加坡发展举步维艰。一连串的族群厮杀导致新加坡在1965年以被马来西亚联邦驱赶出去的形式独立建国。当时李在记者会黯然落泪,但不少史家都相信,这乃是李一直暗中期盼的结果。

独立后李将「狮城」稳固地嵌进美国的冷战海洋围堵链之中,以保障马六甲海峡的安全,换取欧美的强力军事支持和出口加工市场,抵消区内回教国家和左倾国家对这个新兴小城邦的敌视。

李光耀是一个大独裁者,但他成功捍卫新加坡的主权与生存,并创造了持久繁荣,至今仍得到很多新加坡人肯定。

台湾民主之父的真才实学

出身于日治台湾中产家庭、在日治精英学校和京都帝国大学完成大部分学业的李登辉,在战后短暂左倾后归顺国民党。李在国民党政府内仕途顺利,并非因为他积极参加官场派对和饭局经营人脉,而是靠他的真才实学。

李在1968年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完成、获得美国农学会论文奖并在1971年正式出版的博士论文,研究台湾自日治时代起由工农部门间不平等交换推动的工业化模式,和这种模式对农村经济的剥削与破坏。李的论文,至今仍是研究台湾发展的必引经典。

李在回台湾大学任教期间,跟进发表了一系列探讨如何推动城乡平衡发展、重建农村的中文论文。1972年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长后,即招揽李登辉入阁,负责农村重建。1970年代,台湾城乡收入差距在李的主理下迅速收窄。农村生活的改善,大大帮助了国府在国际形势恶化时稳住南部地区的基层政权。

李登辉以扎实的学问和有效的政策在国民党扶摇直上,最后成为蒋经国的指定接班人。他接班后怎样狡猾地压制党内敌对派系,利用「后冷战」的地缘政治大势并与体制外民主运动配合,创造出和平民主转型的奇蹟,已是人所共知的历史。

以前很多人都问谁是「香港的李光耀」;最近我又开始听到有人问谁是「香港的李登辉」。正所谓「人比人比死人」,下次再听到有人问,我们不妨回答:「新加坡有个李光耀,台湾有个李登辉,香港出了个邓永锵。」至于三者所代表的三地殖民地精英的社群气质为何有那麽大差异?他们在政权更替后的际遇为何会有那麽大分别?这倒是很值得研究的学术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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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