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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马华新生代小说中的马共书写

10/09/17

作者/来源:王炎炎 http://doc.qkzz.net
王炎炎 暨南大学文学院2011级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马共·想象·历史 ——试论马华新生代小说中的马共书写

  摘要:“马共”长久以来是马华文学书写的敏感课题,直至1989年马共与政府达成协议结束对抗,马华文学中的马共书写才逐渐解禁。新生代作家通过隐晦的叙事立场对历史表象掩埋下的“马共”进行想象性的重塑,旨在解构官方的历史言说,以求最大限度地呈现作为历史主体,同时又是生命个体的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境遇。

  关键词:马共 历史叙事 人性化书写 想象

  马华人新生代的崛起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乃至东南亚华文文坛的重要现象,而马华新生代小说是当下马华文坛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马共长久以来都是马华文学书写的敏感话题,在复杂的历史原因与现实生存的考虑之下,马华作家们在写作中都有意无意地避讳着那些众人都不愿提及的记忆。这种回避既是不约而同,又是长此以往的,久之便成了作家们不轻易触碰的题材,充满了禁忌的意味。作为由华人为主要构成的马共斗争史,是任何一个马华作家都无法回避的历史,不论是对那些曾经拥有“马共经验”,抑或是更多对此经验疏远的人来说,马共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但是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并非虚幻意识的产物,“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的建构”。面对这段讳莫如深的历史,新生代作家顺势突破“禁忌”,相对于前生代、中生代而言,在新生代作家笔下“马共”依然是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符号而存在于马华历史与文学之中,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能指,在历时的演变中对马共进行了历史式的想象。

  一、马共想象中的历史叙事

  任何叙述都要选择一个视角,即看事情的方式和角度,无论是关于“真实”的历史事实,还是虚构的人物、事件。叙述视角往往体现着叙述者与故事内容之间关系的亲疏,因而叙述视角的确定对故事的讲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新生代小说中,马共历史和马共成员都是在他人的叙述中才得以显现,叙述者的身份始终是隐匿的、离心的。如《山瘟》“我祖上”、《七日食遗》“老祖宗”、《鱼骸》中的“他”,《山俎》第七部分中,甚至还通过马来夫妇这一外族的他者来叙述华人。作家们有意选择与安排这种既真实又间隔、既亲历又陌生的叙事视角,便隐约地显露出他们对成为“禁忌”的历史仍心有余悸,叙事策略上处理得仍是较为小心、谨慎,以试探的姿态摸索着书写被视为“禁忌”和需要窥探的马共历史。让历史在叙述中时隐时现,让人看不清楚真真假假,构成了一种亦真亦幻的叙事迷雾,借其来表达对官方宏大叙事的质疑乃至抗拒。这种旁观者的姿态和暧昧隐晦的态度并非是从历史中“出逃”,也并非要嫌弃、毁灭历史,只是言中了跟所在国现实联系的脆弱之处。

  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中分析说:“在所有心灵现象中,最能显露其中秘密的,是个人的记忆。他的记忆是他随身携带、而能使他想起自己本身的各种限度和环境的意义之物。记忆绝不会处于偶然:个人从他接受到的,多得无可计数的印象中,选出来记忆的,只有那些他觉得对他的处境有重要性之物。”马共书写中,所有记忆都是历史生长出来的枝权花果。《州府纪略》是从不同人物的视角口述而成,首尾相连,丝丝相扣,十一个叙述者各说各的,人物总处于被他人叙述的地位,表面上看是力图回到历史的原始统一;实际上,在不同的叙述者的叙述下,历史的真相却是迥异的。每个叙述者都试图想把历史的真相往对自己有利的一面拉,因而历史也就成了历史叙述者利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所谓的历史的真实也就变得可疑,变得不再可信,引导读者去思索判断其中被含煳、被回避的历史和记忆,充满了想象的张力。

  《郑增寿》中从未让郑增寿本人正式出场过,他一直是在被人寻找、追踪、叙述、争议中隐隐显现出来,关于他的一切都是他者(身为叙述者的“我”、作为官方代表的“泡泡”以及作为旁观者的民众)在表述。在官方将他视为马共残余分子时,时不时地出现旁观者的不同声音:其实“这何其平凡的名字似乎不太可能和马共历史的终结扯得上什么关系”,镇上人们对他的评价是“总也拼不出一个完整的形象”。“泡泡”最终也没有追踪到郑增寿的下落也没有证实他的真实身份,历史真相令人难以捉摸。《山瘟》中对温义的传奇人生仅是从通过“我祖上”这一他者的追述中得知的。“我祖上”的话不时被周围的人怀疑其真实性,不时需要“我祖上”的大老婆出来作证,叙述才得以继续下去。一边是祖上对温义骁勇忠义、灯下苦读马克思的追述,另一边是关于祖上拖儿带女的逃亡、一生怯懦的潜在叙述,隐而不露地凸显出“我祖上”话语的浮夸,温义神话始终令人疑窦丛生。

  小说中多种叙述的潜在差异本身就编织着错综复杂的可疑密码,使小说呈现出一种断裂、间歇的状态;这种表面上的杂乱无章,内在却是凭借着语言意指中的隐射,构成相互诠释、说明或是解构的局面。这种既含煳又明晰的叙事姿态,既是消解矛盾的一种机智,也是以往高压环境所造就的谨慎之延续。它不仅拓展了马共历史叙事的空间,在历史视域的复杂化过程中激活历史新的建构,而且这种矛盾的叙事策略也隐秘地透射出新生代作家在经历过种种变化后,表现出在历史和现实压力下执着中的变化、智慧中的无奈。作家们在消解、质疑官方的历史叙述,同时也对历史进行了想象的重塑。在他们想象的烛照中,历史中的人物和事件在纷纭迷离如雾团的叙述中越来越模煳抽象,最终连寻找者以及叙述者也隐匿在历史叙述的边缘与缝隙之中。

二、马共想象中的人性化书写

  新生代作家追求整体意蕴上的象征性、寓言性,且常常将故事人物置于亦真亦幻的场景之中,现实与梦境的交织与破碎交错构成了一种另类独特的审美空间。他们将马共融人对历史的重新诠释,把文学看作一种在历史语境中塑造人性最精妙的想象力量,一种重新阐释历史的符号系统。在历史之维度,从沉潜岁月河流的往事里塑造了一个个神秘的人物,或消解或重新阐释那段血雨腥风的马共历史,同时沉重的历史也对存在主体进行消解和重塑。

  新生代作家善用荒诞的手法,以“魔化”的姿态来映照马共政治武装斗争中的“稗官野史”。《山瘟》中的叙事交织在黄历牌诸事宜忌之下,带有鲜明的民间迷信色彩,兼具荒诞与诡秘,马共第三独立队队长温义“他是妖、山精”,“似人像兽”,“形同钟馗”,“在莽林中魑魅般穿越”。《撤退》中阿毛“狐一般狡狯的眼神”,“双瞳中闪耀着橘色的红光”,“常常在黄昏里从菰叶底下钻出”前来要粮,拿到粮食后“簌簌地披开园边的菰叶丛,钻进原始森林”,“没有人能从衣装辨识出他们”,也“没有人知道他们躲藏的确实地点”。《州府纪略》中连同为马共老成员的刘远闻都不知谭燕梅是何时加入组织的,她的马共身份一直笼罩着一股朦胧色彩,更添加了她传奇人生的神秘。作家们给予马共如此的神秘风采,但在张扬马共传奇的背后却又回避着敏感事件的叙述,《山瘟》中作者对马共游击队作战、复员、与中央谈判等历史事件的记述一笔带过;《州府纪略》中回避了谭燕梅如何加入马共、如何参加马共斗争等最被关注的历史场景,逆向地代之她传奇般的历史诉说。马共书写的笔触投向构成历史的个人,通过寻觅个体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中被颠覆与剥夺的踪迹重新书写历史。马共成员虽然“神出鬼没”,极具神秘色彩,但他们也只是血肉之躯而已,也有七情六欲,也要面对艰辛、苦恼的人生,这是谁都不能逃避的。这种人物塑造的凡人化也就打破神的倾向性,将目光转向被历史表象层层掩埋的小人物的悲喜过往,从而也使马共在历史想象中获得自由。

  不同于以往马共题材小说中人物单一型、公式化倾向,新生代作家彰显出人性的纷繁复杂。不仅涉及到马共题材中“败类”书写,如变节出卖同志、强暴自己的女同志、“从山里逃出来,还卷走党里一些钱,日日堕入销金窝”。而且也涉及到马共脆弱、卑微的一面,《州府纪略》中刘远闻与在革命中表现出的英勇无畏不同,面对爱情的抉择时犹疑、怯懦,他面对两个怀有自己骨肉的女人,“狠起心肠,索性不理,晚上睡到别人的营里,被子盖过头,任自己,也任她们自生自灭”。谭燕梅除了马共身份之外,更多的是被渲染成一位颠倒众生的女戏子,在她身上所体现的不是马共热血青年的反抗,而是一个善良女人的爱情、婚姻、家庭等多面悲剧人生。这些悲剧人生的探究澹化了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话语,挖掘出生命个体在历史主体中的遭遇。《山瘟》中“我祖上”少时是个纨绔子弟,口头禅是“风吹鸡蛋壳,财散人安乐”,祖上却在马共投降之后,打着黄老仙师的名义,生活得有滋有味。《夜行》的主人公在当年的马共军队中只是一个负责起火烹煮的小角色,宰杀野味时也会心生怜悯,“宁愿躲在灌木丛中自渎也不敢拥抱自己心爱的女人”,这样一个卑微、畏缩、怯弱的小人物,却也强奸自己心爱的女同志、出卖交好的战友。在这里,复杂人性被呈现,“英雄”被消解殆尽。传统政治革命叙事的定势性内容被修正、改写、打破,不仅仅消解了官方的历史话语,同时也消解了马共方面的英雄神话。

  作家似乎并无意挖掘潜隐的历史真相,只是试图在历史和文学的“想象”中,让这些小人物扭曲的人格在被压制的历史事件中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从而启发人们去关注马共想象中被忽略的个体书写,进而消解了以往马共想象中的典型化和神秘化。这种视点的下移不仅仅是一种叙事策略的转移,更是一种价值观和审美趣味的重新建立。

  三、马共想象中的反思

  新生代作家对官方历史叙事模式的质疑、解构,追求一种民间化、个人化的历史叙事方式,以求最大限度地呈现作为历史主体,同时又是生命个体的人的真实境遇:即人所拨弄的是非构成了历史,而后又成为被历史拨弄的无能为力的对象。任何历史,都不曾也不会因为人为的“禁忌”而消解、消失,回避历史、消解历史,到头来都只会消解历史过程中的自己。

  《夜行》中马共缴械后,带毡帽的男人除了一顶记录雨林岁月的毡帽外,他一无所有。相比他“总算还剩下一顶毡帽”,队长只剩下半秃的白发在风中飘扬。“他已经不能适应森林外的世界”,“他的灵魂却似乎随着缴出去的枪械被征服一并充公了”,生活重心被剥夺的同时灵魂也被剥夺了。最后毡帽也像断线的风筝一样随风扬走了,“男人还不能完全领会他失去了什么”,毡帽贯穿全文,这沉重的过去却也是他仅存有的一切,也随风飘散了。在小说结尾时火车即将到达终点站,他将何去何从却没有人知道。马共虽已成为历史,充满战火硝烟的日子虽已成为过去,但从那段历史中走过的、由年轻至白发的人却永远活在对马共的记忆里,他们将一生奉献给那段岁月,也最终走不出记忆造成的伤痕。

《州府纪略》正如小说中的人物刘远闻所说:“谁还记得马共呢,还有谁在乎历史……历史只是拖在时代背后的影子”。这句话借一位马共成员、当年的“抗日英雄”之口说出来,作者显然别有用意。《撤退》中阿毛在马共投诚后,衣衫槛褛的他颤抖着说“历史和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幸好我们不是最后的”,是否还有千千万万的人前仆后继地被历史“开玩笑”呢?这些折射出生活重心的顿失延伸到了他们精神灵魂的无处归依,也透露出马共人员被历史拨弄的无可奈何的落寞。《大卷宗》中爷爷认为“历史作整理工作也许更迫切……而人们是善于遗忘的”。进一步挖掘出华裔青年知识分子“我”在历史溯源过程中的另一种觉悟,即“在思索东南亚华人命运的同时,我将在时空中不着痕迹地消失,消失在历史叙述的边缘”。一种对历史之嗳昧复杂的畏惧和敏感脆弱的自我意识同时产生了,回首存在的历史,却被“历史”视作了洪水勐兽。《郑增寿》在“荒凉偏僻的乡镇里默默地随着岁月衰老、增寿、等死——等待被遗忘——被所有曾经记得他的人,这个时代,和永无定稿的历史”。这正是马共那段因禁忌而暖昧不明的历史的真实言说,人们在追寻历史的同时不但消耗了人的生命,还消解了人的精神,如此对历史的想象也写下了想象的历史。

  新生代作家借着沉重的历史想象的翅膀,书写着这些马共成员和以其生命为献祭的马共斗争,但作为个体生命的自己却在历史的时空中不着痕迹地消逝,生命的意义因“历史”的虚妄而被消解。无论是历史主体还是历史本身,都因此而在时空中不着痕迹地消失,最后留下的只有那些因历史使命而存在的“历史叙述”。然而被消解了意义的历史主体与历史过程的叙述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们或多或少都陷入历史悲剧的宿命之中,他们的命运与悲哀又何尝不是诸多在马共历史的阴影中无法获得新生的马华人所共同面对的呢?更让人感到悲哀的是,历史在消解存在主体的同时也自我消解了,最后留下的只有虚无。正如《山瘟》文末一段极具讽刺性的铭文:“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四、结语

  马华新生代作家将笔触深入到对马共历史和个体的想象之中,大胆操练着马华历史化的中国意识和迄今犹存的政治阴影,给马华文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历史和时代的大势与小人物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个人的遭遇与马共的命运,双重的苦难构成了马共想象的先天厚度。虽然选择了一种隐晦影射的方式来想象马共历史,但他们从历史的根源处探索,是想从源头上拨开历史的迷雾和政治的阴霾,更希望华人从历史的悲哀与迷梦中抽身而出,能够卸下沉重的历史包袱,真正正视当下社会环境,寻求改善之道,摆脱这种历史阴霾的笼罩,踏入新文化的建构历程。

  ①林春美:《马华女作家的马共想象》,《华文文学》2009年第6期(总第95期),第89页。

  ②【美】班纳迪克·安德森着,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时报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9页。

  ③【奥】阿德勒着,黄光国译:《自卑与超越》,作家出版社1980年版,第66页。

  参考文献:

  【1】赵毅衡,握过元首的手的手的手[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2】黄万华.在旅行中拒绝旅行——华人新生代和新华侨华人作家的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3】黄万华,戴小华.第二届马华文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C].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

  【4】黄锦树.梦与猪与黎明[M].台北:九歌出版社,1994

  【5】黄锦树.死在南方[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

  【6】黎紫书.出走的乐园·夜行[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

  【7】黎紫书.出走的乐园·山瘟[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

  【8】黎紫书,出走的乐园·州府纪略[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

    编 辑:张晴E-mail:zqmz060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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