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马共语境 历史书写的弔诡

10/09/17

作者/来源:缀文者 缀文者情动而辞发 观文者披文以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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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29日星期四

历史书写的弔诡——以马来亚共产党的抗日贡献为讨论语境

罗伯特•潘•沃伦曾在《南北战争的遗产:百年纪念沉思》(The Legacy of the Civil War)一书中清楚的阐明他的历史观:“历史不能给予我们未来的既有方针,但它可以引导我们更全面的了解自己以及共同的人性,以让我们更好的掌握和支配未来。” 诚然,人类撰写历史和学习历史的目的从来就不仅仅是为了记录旧事或追慕古人,而更多是为了给今人整理出宝贵的经验遗产,以让其在面对扑朔迷离的未来时能够有所借鉴和参照。历史的价值似乎无可否定,但是今人真的能够直接通向历史的宝库并从中汲取资源吗?答桉是:不能。

事实上,今人与过去的历史之间必然出现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历史书写的弔诡。历史书写是人类记录历史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一般人认识历史的常用途径。问题是,历史书写从来就不是人类集体记忆的产物,而是操持在少数人手裡的“创作工具”。所谓“创作工具”,是指历史书写不单单是对发生过的事件进行追溯性的描述而已,它往往是一种能够左右当下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过程。这种“创作工具”若是掌握在具备学术良知的史家的手上,自然能够为今人总结出客观而有价值的历史陈述;但它若是操持在意图不轨的政客手裡,今人不仅无法通过历史书写的途径认识历史,而且很可能与真实的历史完全脱轨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书写即是一把双面刃:它既能还原历史以让今人更接近过去宝贵的经验,也能扭曲历史以使今人对过去经验的认识永远滞留在误区之中;对于后者而言,这其实就是历史书写的的一大弔诡。本文将以马来亚共产党的抗日贡献为讨论语境,通过之间的比照进一步解释历史书写的弔诡现象,最后试图提出纠正这一弔诡现象的历史研究方法。

第三者的论述:马来亚共产党于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1942年年初,太平洋战争在东南亚正式打响,日本侵略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整个马来亚地区,最后于是年的2月15日迫使英殖民政府全面退出马来亚的政治舞台,长达三年八个月的日本统治自此开始。面对英军的怯弱无能和日军的残暴猖獗,马来亚地区的民众并非无动于衷,而是暗地裡积极筹建反抗日军的部队;马来亚共产党正是此次筹建抗日部队的主要推动力。根据日本学者原不二夫《日本占领下的马来亚共产党》中的论述,马来亚共产党在马来亚的抗日运动中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抗日的努力与贡献可从三方面加以审视:

一,马来亚共产党提出完整而清晰的作战纲领。1941年抗日战争未全面爆发之前,马来亚共产党在第二次中马来亚共产党央委员中决定了抗日的两大紧急任务及三大口号 ,充分体现出马共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

马来亚共产党的作战纲领主要透露出三条信息:一,马来亚共产党的抗日宣言是在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的二元对立语境中产生的,足见当时的马来亚共产党并非一群没有政治立场和见解的乌合之众。相反地,他们的政治意图鲜明,而且对敌方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二,马来亚共产党虽然主要由华人所组成,但是其抗日的号召是向“全民”发出的。这充分显示当时的马来亚共产党并非一群孤军奋战的敢死队,而是由有着团结意识及成熟战略的抗日组织。三、马来亚共产党从未漠视英殖民政府在马来亚地区的势力和影响。虽然英军当时已经撤出马来亚(直至1943年年底才重新渗入马来亚地区),但是马来亚共产党清醒的认识到仅凭自己单薄的军事力量是无法撼动日军的军事根基的,因此并不排斥与英军联手的可能。这也证明马来亚共产党不是一群没有长远规划的激进战斗份子,他们能够以冷静的头脑分析战争的局势以及敌我势力的对比,进而作出适当的应对措施。总之,马来亚共产党在作战的方针上已经作好与日军抗衡的准备,而坚实的理论基础正是其实践具体抗日行动的重要跳板。

二,马来亚共产党具备健全的抗日组织。日军入侵马来亚前夕,马来亚共产党就已经在积极筹建抗日队伍,即后来统一命名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军队。该军队共分为8个独立队,分别布置在雪兰莪州、森美兰、柔佛州北部与马六甲、柔佛州南部、霹雳州、彭亨州、丁加奴州及吉打州,对日本侵略者展开全国性的游击战斗行动。由此可见,马共的抗日运动是具有一定规模的,而抗日军正是通过这种严密的组织确保其对日军所形成的持续性威胁 。

三,马来亚共产党于抗日战争中的所创下的战绩。凡是谈及马来亚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自然绕不开其实际在战场中的战绩。原不二夫在文中引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所编的《战史丛书•马来进攻作战》:“日军战后向联合国提交的该军的正式死伤人数‘约600人’。此外,‘马来作战’中战死者3507 名、负伤者6150 名。”另外,他根据生田惇《日本陆军史》里的记载指出:“日军在侵马战争中的死亡人数高达6900,其中3400人左右是在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死的。” 这些赤裸裸的数字皆由日方所呈报,所以基本可以相信,而这也充分说明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下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确实对日本侵占者的统治造成了重创。

以上是第三者观点对于马来亚共产党的抗日贡献所作出的历史陈述,其间并未掺入任何政治意图或主观情绪,在众多历史书写模式中可以说最接近历史真实。

霸权的声音:官方有关马共抗日事迹的历史书写

所谓“霸权的声音”,是指当权政府根据自身的政治利益所认可的历史陈述。“霸权的声音”可以通过许多不同媒介发出,如官方出版的历史专着、官方经营的博物馆、官方支配的主流媒体及官方批准的学校课本等。结合前面引述罗伯特•潘•沃伦的历史观时所强调的历史之教育功能,本文将着重探讨当今马来西亚政府与新加坡政府如何通过中学历史课本的历史书写来发出其“霸权的声音”,进而试图垄断学子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

马来西亚的历史课本主要分为国中课本与独中课本两种;前者是官方批准的全国性流通的课本,以马来文作为书写媒介:后者是少数华校自己编写的课本,以中文作为书写媒介。以二者在处理马来亚共产党的历史评价上作进一步区分,国中课本明显採取强烈的批判态度,而华中课本则更多以一种同情的视角看待马来亚共产党的事业。下面我们将根据马来西亚国中历史课本的书写内容和形式揭示“霸权声音”的渗透如何改写马来亚共产党抗日期间的事蹟。

马来西亚国中课本

首先,官方批准的国中课本在描述马来亚共产党于二次战争中的抗日事蹟时只有以下的一小段:“当日军占领马来亚时,马共提出和英国合作击退日本。马工成员通过在新加坡的101特训学校接受关于游击战的训练。这间学校成了马来抗日部队的总部。马共成立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团(MPAJA)或者是马来人民抗日军。英国当局通过136部队提供武器给上述团体。当战争结束后,英国军方要求MAPAJA解散并交出所有的武器。MPAJA同意解散,但却没有交出全部的武器,反而把一部分的武器收藏起来。” 这段记载透露出两条信息:一、马来亚共产党的抗日运动是在与英国合作的前提下展开的,但这种历史叙述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1942年2月15日英军投降后,马来亚版图上唯一与日军抗衡的军事力量就是马来亚共产党组建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其抗日活动并没有因为英军的离去而中断。直至1943年底,马来亚共产党的首领与英军代表才在一次军事会议中达成合作协议,携手共同对抗日军。由此可见,官方课本有意通过抹杀马共马来亚共产党于1942-1943年间的抗日事蹟来澹化其抗日贡献。

其次,课本中隻字未谈马来亚共产党在抗日过程中所经历的战役及歼敌数字(即使是同英军合作),而是把焦点放在马来亚共产党战后私藏武器的事件上 (结合课本上文的论述,似乎暗示马共是带着目的与英军合作的)。这种历史书写上的“避重就轻”不但刻意删除了后人对于马来亚共产党抗日事蹟的追忆,而且也反映出马来西亚政府仅仅将抗日战争视为战后英马斗争的前奏,而非一个独立自足的历史时段。

最后,课本有关马来亚共产党的其馀论述都专注在其战后发起的一系列恐怖活动,并且通过血腥的图片和煽情的文字对马共加以丑化。这样一来,马来亚共产党于二战中所作出的抗日贡献被迫退居二线,甚至在官方陈述丑化运动中澹出历史舞台。更有甚者,国中课本在谈到马共时经常将其与暴力联繫在一起,如下面的表中就从“马共的威胁/迫害”、“马共的暴力”及“马共暴徒”三方面对马共组织展开论述,从而加深学子们对马共的负面印象。

总之,国中课本或者有意抹杀马来亚共产党独立抗日的事蹟、或者採用“避重就轻”的历史书写模式、或者深化马来亚共产党形同恐怖分子的恶劣形象,最终后想要达到的目的即是澹化学子们对于马来亚共产党抗日贡献的认识。

新加坡中学课本

相对于马来西亚的历史课本,新加坡官方批准的课本并没有完全抹杀马共的抗日事迹和贡献,但无论是从叙述篇幅还是内容编排上来看都未能达到与真实历史相符相契的效果。兹下将三种版本的新加坡中学历史课本(1994、2001、2007)为参照对象,试图揭示“霸权声音”的诠释与历史事实之间所存在着的鸿沟。

1994年的新加坡历史课本

在“马来亚抗日队伍”的栏目中,该课本对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作出简要的介绍,描述该军如何在马来亚森林里与日军周旋、如何通过种植农业物以确保供给、如何通过分发报纸煽动仇日情绪等;但是栏目中隻字未提马来亚共产党,即没有承认马共乃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最重要的主干 。这种历史书写中的“疏漏”无疑直接抹杀了马来亚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另外,该课本在之后的“马来亚的共产党人”栏目中才将马来亚共产党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联繫起来,肯定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确实是由共产党人所掌控的(这种情节编排上的错位亦可视为历史书写的缺陷) 。但是,由于这个栏目是放在马共与英殖民政府互相交涉的语境中来谈的,所以此中的历史叙述更多偏向于突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不为人知”的政治意图:将马来亚地区置于共产主义统治之下。马来亚共产党到底是否有此意图是说不清楚的,但该课本有意识的澹化人民抗日军的抗日事蹟而把重点放在马来亚共产党“抗日后”的计划。这种历史书写方式不仅有事后诸葛之嫌,而且也不能客观的再现马来亚共产党抗击日本所作出的贡献。

2001年新加坡的历史课本

在“抗击日军”的栏目中,该课本与1994年版的一样对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作了介绍。值得注意的是,2001版课本在叙述有关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抗日事蹟时增添了更多内容上的细节,如提到抗日军森林生活的艰难以及抗日军如何通过乡村聚会笼络抗日分子等 。增添历史细节表面上是一件好事,但是由于该课本在描述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时依然隻字未提马来亚共产党,所以在讨论马来亚共产党抗日贡献的语境中,这些历史细节的补充不仅没有历史书写上取得预期中的进步,反而留下了更大的裂缝。

其次,相对于1994年版的课本,该课本在“马来亚的共产党人”的栏目裡进一步澹化了马来亚共产党与马来亚抗日行动的关係。栏目裡虽然提到许多共产党人在二战中“协助”抗战并且赢得了马来亚人民的拥戴 ,但是没有指出马共成员其实就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主力干将。换言之,该课本以模棱两可的“协助”一词取代较有分量的“参与”或“筹划”,是一种间接抹杀马共抗日贡献的书写技巧。

2007年新加坡历史课本

相对于先前两个版本的历史课本,2007年版在处理马共抗日这段历史的内容上明显出现减损的趋势。虽然该课本首次表明马来亚共产党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之间的密切关係,但是对于马共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只是寥寥带过。课本仅提及人民抗日军一旦机会成熟就会突袭日军,却忽略了许多重要的历史细节,如马共在战争中的歼敌数字、马共笼络当地华人的方法、马共与英殖民政府之间达成协议等 。这种对历史细节的任意删减固然是一种草率的书写历史的手法,同时也妨碍了学子们深入了解马共抗战贡献的契机。

总之,新加坡历史课本在处理马来亚共产党的抗日事蹟时虽然没有像马来西亚课本一样一味抹杀,但是其中内容编排上的错位以及重要史实的遗漏导致马来亚共产党的抗日事蹟无法得到完整的还原和诠释。官方的“霸权声音”在历史教育的领域中无疑是最具权威的,但这并不代表历史书写只能依附于这个霸气十足的历史话语机制。“小历史”的崛起正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小历史”的陈述:马来亚共产党对自身历史的书写

“小历史”是相对于官方所代表的“大历史”而提出的制衡概念。随着近年来官方对舆论控制的逐渐放鬆,许多旧时的马来亚共产党员开始拿起笔书写他们自己亲身经历的马来亚共产党历史。这些“小历史”大多不以正规的历史传记面世,而是通过党员自传的形式重新诠释那段风雨飘淼的历史。很多自传中充斥着党员的情绪语言和偏激思想,其中也不排斥作者本身错记历史事件的可能,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霸权声音”遗留下来的历史漏洞,因此仍然具备参考价值。本文将以马来亚共产党员张佐所写的《我的半世纪》为参照文本,进一步探讨“小历史”如何回忆马来亚共产党的抗日事蹟。

张佐,1922年出生于广东花县,是一名经历过四十三年斗争岁月的马来亚共产党员。他因1937年“7・7事变”而卷入援华抗日的热潮中,成为“学生抗敌后援会”的积极分子。两年后,张佐成为马来亚共产党第二批派至新加坡参加英军主办的101军校军事训练,是为马来亚抗日军第二独立队的成员之一。此后,他分别担任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二独立队第一分队党代表、五独第三中队指挥和政治队长,最后于1944年受委为第十三中队党代表。通过上述的简历,可见张佐不仅与马来亚共产党的领导层保持密切的关係,而且更是亲身参与了马来亚共产党的抗日运动。

在《我的半世纪》中,张佐多处写到马来亚共产党的抗日事蹟,在此主要总结出三个重点加以讨论:一,马来亚共产党确实与日军进行流血的生死搏斗。他在书中就有两段有关日马之间具体战斗的记载。其一,1942年9月1日凌晨,马来亚共产党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成员在雪兰莪州于睡梦中遭日军包围,牺牲了九名党员 。其二,1942年底在一场位于波赖•暗邦的战役中,张佐所属的“第三中队”八十余名成员在无伤亡的情况下,成功歼灭五、六十名日军,为马来亚抗日斗争做出了显着的贡献 。张佐在描述这些历史事件时虽然难免使用了夸张渲染的艺术手法,但这些具体的战例也从一个侧面证实马来亚共产党的所谓抗日不仅仅是喊一喊口号或挥一挥旗帜的事,他们在浴血奋战中品嚐了胜利与失败。这些有血有肉的历史书写却是官方的“霸权声音”所避而不谈的。

二,《我的半世纪》中写到马来亚共产党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如何协助维持农村治安,消除民患。当时抗日战争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而趁乱局而起的土匪集团活动十分猖狂,不仅掠夺民众财产,同时也干下拐带强奸妇女之事。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在防止土匪骚扰民众的事件上协助当地民众歼灭土匪、铲除后患。这些维持农村治安方面的举措为马来亚共产党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换来了民众的赞扬和拥戴 。

三,张佐在回忆录中证实了马来亚共产党与英军联合抗日的协议。英国当时答应马共的要求,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并同意为马来亚共产党训练一批军事干部,以便展开马来亚国内的武装抗日斗争。1941年12下旬,张佐连同29名青年前往新加坡接受101军校的军训。离校时,他们获得英军配给的武器,其中以各类炸药为主 。另外在1943年年底,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领袖莱特、振南等人在一艘停泊在海面的联军潜艇里会见英国联军军官,并接受联军改编为联军的一支部队。双方所签下的协约表明武器、粮饷、装备将全由联军负责提供。当时联军就在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控制下的各地森林上空使用巨型轰炸机B29空投联络官人员及武器、粮食装备等来支援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由此可见,英军与马来亚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中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对日军作出反击的,而双方这种紧密的合作关係却经常被官方的历史陈述所忽略。

总的来说,“小历史”的陈述虽难免带上浓厚的主观色彩,但是它对马来亚共产党的抗日贡献所作的细节记录还是拥有不可否定的参考意义。

澄清弔诡:走向开明的历史研究方法

以上大致介绍了三种历史书写的模式,而现在必须回答的问题是:这三种历史书写的模式能否共存?或者说,三种模式是否有共存的需要?美国当代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在他的“Historical Text as Literary Artifact”一文中主张历史叙述的成败取决于历史学家能否从零散的历史事件中编织出合理的“故事”来,而这种“编织历史事件”的行为即可称作“情景编织”(emplotment)。换言之,历史书写即是从时间顺序裡取出事实,然后再进行编码(encodation)的过程;一个历史学家首先得是一个说故事者,从事实中编出一个可信的故事 。海登•怀特也指出历史事件在价值判断上是中立的(value-neutral) ,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将特定的情景架构(plot structure)与他所赋予意义的历史事件(historical events)结合起来,而这种编码行为本质上与文学写作并无不同 。更关键的是,作为象征机制(symbolic structure)的历史叙述并非对既有的历史事件进行“再生产”(reproduction),而是引领读者对既有的历史事件进行合理化的思索及情感上的投射 。最后,海登•怀特借用李维•斯陀“总和谐性”(overall coherence)的观点指称,历史叙事其实是保留某些事实,又放弃了某些事实的结果,因此历史正确的写法应该是“众多的历史事件”(histories) 。

当我们将有关马来亚共产党抗日贡献的历史陈述放入海登•怀特的思维模式时,很自然的就会遇到两个问题:一,历史的书写既然是一个对历史事件进行“重新编码的结果”,这就意味着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等待被发掘,而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是不可以以个人的主观意愿(“再生产”的意愿)为转移的。如此一来,到底谁最有资格充当一段历史的剪裁者与编码者?这裡就牵涉到历史书写应该如何定义的问题。历史书写应被视为一种现实政治的工具还是视为自给自足的目的本身。若是前者,霸权政府出于维护其政治利益的考量对历史进行“再生产”就无可厚非了;若是后者,霸权政府不仅没有资格充当唯一的历史的剪裁者与编码者,它还必须在编码历史的过程中扮演一个辅助性的角色——它的历史陈述只能打开(作为目的本身的)历史书写的一种面向,但不能干涉或垄断历史书写的其他面向;它只提供一种历史诠释的可能性,而非历史诠释的绝对性。

二,以“众多的历史事件”为历史书写的指导原则,有关马来亚抗日历史的编写是否应该在“大历史”的官方构架之外包容非官方的“小历史”叙述?“历史书写”根据海登•坏特的定义不是一种“再生产”的行为,而是一种引领读者对既有的历史事件进行合理化的思索及情感上的投射的过程。要让历史的读者培养合理化的思考方式和适中的情感投射,前提就是历史书写本身不可以掺入各种政治意识形态或历史学家的主观意志。换言之,历史书写必须经过一个“淨化”的过程,从而以最纯淨的形态公诸于世,让世人对发生过的事进行合理而适中的评价。问题是,所谓的历史“淨化”是否过于理想化?或者说,历史书写可以完全以一种纯淨的形态呈现出来吗?我们的结论是:历史“淨化”在逻辑意义上是可行的(因为一切历史的书写都预设了一个客观存在着的历史事实等待被发掘),但是在实践意义上几乎不可能落实。人类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尽量接近历史的纯淨形态,而这其中的契机就是承认“(大写的)历史”不是一个霸权政府或一名历史学家口中所述的“(小写的)历史”;它是“众多历史事件”互相参照和借鉴的综合产物。

“众多历史事件”的历史观必须能够包容歧义,并且试图在众多歧义中寻找共通的意见和话语。用一个较具文学性的表述方式来说,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书写既不是一人说了就算的“一锤定音”模式,因为这种独断而专制的书写模式只会造就“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历史“哑境”;也不是允许分歧长期存在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模式,因为这种莫衷一是的模式只能停留在“众多历史事件”的书写过程,而始终无法提升至“统合众多以为一”的书写结果。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书写必须以“众多的历史事件”为历史书写的指导原则,让这些历史事件(意见、立场、观点)之间互相交流、沟通,甚至于辩论、吵架,最后在求同存异的大语境下进行整合。整合的结果未必就是历史真实的面目,但它至少确保历史的面目已不再被任何人造的纱布所遮蔽。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走向开明的历史研究方法”。

结语

依据我们所提出的“开明的历史研究方法”重新审视关于马来亚共产党抗日贡献的历史书写,我们发现这已不再是“大历史”的官方构架之外能否包容非官方的“小历史”叙述的问题,而是“大历史”应该如何有效包容“小历史”的问题。只有当“霸权的声音”(Hi-story)和“小历史的陈述”(Her-story)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对话”并且以“第三者的论述”作为这场对话的裁判,马来亚这段历史的书写才有可能向理想的纯淨形态迈进。当然,这一切毕竟只是从理论上编织出来的美丽憧憬,现实的情况往往让我们束手无策、嗟叹不已。要让美丽憧憬不至于成为美不可及的幻象,要让历史书写不再沦为可笑的弔诡,要让历史真实得到最大程度的还原,这需要所有史学家、政客以至于全人类共同付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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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题材: 文化艺术_culture, 历史_history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