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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不正确与文学性:马共书写的「马共书写」

03/09/17

作者/来源:潘婉明(28-2-2015)燧火评论

反思的姿态之于文学轻若鸿毛,对马共而言或许是泰山之重。我不认为马共书写是非文学的。这些作品创作当时很可能是没有读者的,「书写自娱」成份浓厚。没有预设读者的书写行为一般来说比较单纯、坦率,也较无意识型态包袱。因此论者可以针对作品的文学性、其高度和技巧提出质疑,但否定其文学动机,则太过武断,也辜负了那些不辍创作的坚持。

近读海凡着《雨林告诉你:游击山头和平村裡》(吉隆坡:文运,2014),是一本很难归类的小书,半部小说半部日记,不过作者将后半日记归为「散文」。基于研究者本能,我很自然地先读「文献价值」较高的日记,从中索隐、计算作者的背景和经历,也窥看其见解、书写的诚意和层次。

作为一名马共游击战士,海凡读来像另一个贺巾,文字诚挚朴实,但小说水准不太稳定。前二篇章写女工生活和社会压榨,显得生涩且落俗套,可能也是对女性心灵的掌握不足所致。但后面以游击战斗为背景的几篇却异常精彩,除了人物形象不刻板,故事张力加大,整体的文学技巧也相对成熟。因此当我们谈到马共书写的「马共书写」时,值得讨论的,除金枝芒和贺巾之外,又添一人。

晚近十年「马共书写」一词在文学场域裡经常被讨论,但「马共书写」作为专用术语蔚为流行,却没有清楚的界定,不同学者在各自的定义或不定义下直接使用。其时我对相关论述有不同的理解,同时也出于对马华文学「以文述史」传统的好奇,因此花了一些时间阅读了当时我所能及的、以马共为题材的、即使马共仅以「不出场地存在」的文学作品。

在我的阅读裡,「马共书写」分为三个传统:即文学创作、报导文学以及由马共书写的「马共书写」。文学创作主要指以马共为背景/主题/主体,或围绕着「紧急状态」时期那个剿共年代的文学作品。事实上这类作品不少,散见在东西马华作家的零星篇章中,较热衷者有商晚筠、小黑、梁放、驼铃、黎紫书、黄锦树、李永平、张贵兴等人,其中有长篇或中短篇集结。追纵他们的作品,可看出「马共」从敏感课题过渡到纯粹创作的世代痕迹。

殖民结束后书写传统式微

如果不拘泥于「马」「华」,「马共书写」其实可以纳入一批以英文为媒介、以「类报导文学」为形式的作品。这些着作出于军人、文官、记者、作家、学者、传教士以及医护人员等具有殖民者身份人士之手,他们以自传、半自传、自传体小说、回忆录、见闻录等文体撰写实际生活经验。但这个书写传统没有延续下去,经过1950年代的高峰,随着殖民结束而式微。

然而另一个传统,马共书写的「马共书写」则在1990年代以来大放异彩。我们比较熟知的马共作家有金枝芒和贺巾,前者受到马共方面奉为「人民文学家」,他的作品经过整理再版,重新推介给大众;而后者则备受冷待,究其原因,乃政治不正确之故。主流马共对贺巾的创作颇有微词,认为他好发牢骚,把个人委屈转移到作品,人物刻划有所投射,将全体的缺失集中在单一角色身上,扩大其负面形象,不符事实。

我对「马共书写」的探讨截止于2011年,是次系统性的阅读和讨论之后【注一】,对陆续问世的作品并没有全面跟进。然而当「马共书写」一词渐退流行,作为学者的黄锦树仍持续关注马共作家的书写,而作为创作者的黄锦树则大肆书写让人很头痛的「马共书写」。他的「马共书写」被马共痛斥为胡说八道,不过这是题外话,未来有机会再谈。

针对贺巾的两部长篇《巨浪》(吉隆坡:朝花,2004)和《流亡》(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0),黄锦树认为它们欠缺文学趣味,也缺少文学经营,虽然篇幅大,但讯息承载量低;作品力求语言浅白,没有複杂的文学技巧或妨害理解的设计,内容严格限制在经验范围内,同时也清楚地界定可写与不可写的范畴,颇有抵制文学想像的况味,而这种内在视野的侷限,既是自我理解的侷限,也限制了他人对他们的理解。黄锦树期待看到潜伏于森林中数十年的、庞大的社会众生相,然而没有,因此怀疑贺巾的写作目的是非文学的,他只是用有限的虚构去「补史之阙」,而且那「史」,也不过是他的「我方的历史」。【注二】

前文提到,我读海凡如同看到另一个贺巾。两人同样来自新加坡,文青出身,经历地下组织和上队,个人行事低调,晚年重拾笔杆,作品具批判反思意识。根据日记计算,海凡大概是1953年出生的,他与1935年出生的贺巾,是相差了18岁的两个世代,但写作风格并无太大殊异。海凡的部份篇章也欠缺文学手法,仅仅是以小说为形式的「行军日志」,加上对话而已。因此我假设黄锦树对贺巾的评论也可及于海凡,起码部份适用。【注三】不过作为马共历史研究者,我对马共的认识不仅止于文本。除了一张张具体的脸,马共无论作为一个整体和个人,我都有所接触,因此阅读「政治不正确」的马共作家,我尤其慎重。

超越政治正确的文学实践

首先我不认为这些作品是非文学的。作者写作的目的肯定是「文学」的,即使仅以他们极有限或未更新的文学观来展开。从小说志期,可知贺巾和海凡大部份作品都在部队完成、及后再修订出版。创作当时,这些作品很可能是没有读者的,「书写自娱」的成份浓厚。他们不同于负起文教宣传工作的金枝芒,有创作的对象和任务。没有预设读者的书写行为一般来说比较单纯、坦率,也较无意识型态包袱。因此论者可以针对作品的文学性、其高度和技巧提出质疑,但否定其文学动机,则太过武断,也辜负了那些不辍创作的坚持。

「补史之阙」是事实,但或许跟「此时此地」的写实主义传统与信仰有关。贺巾和海凡的小说都受制于经验范围,他们都有不敢逾越的叙事界线,不过无关否决或抵制文学,纯粹是视野的侷限,包括个人的及文学观的。他们的创作开始得很早,贺巾在他还是中学生的时候,海凡最早的作品志期1978年,都在青涩岁月,而后面的革命生涯,更打断了他们文学实践。无论如何,他们的格局远比「政治正确」的「马共书写」开阔得多,中委阿和所着的《山高太阳红》(吉隆坡:21世纪,2006)就是很好的对照组。相较于那些形象高大、不合理的纯洁/善良/正直/服从的人物描写,贺巾和海凡的小说穿插了极多自我投射的反思,作品充斥跟内部对话/对抗的企图。海凡述史的动机不明显,而贺巾的「史」,纵然是「他的『我方的历史』」,却不是没有价值的。这正好可以答覆讯息承载量低的问题。

如同《巨浪》在某种程度上为「五一三学运」提供了「有力」的当事人说法一样,《流亡》对于帮助我们了解新加坡马共的革命路线、遭遇和经历也起了补白的作用。讯息多寡是解读的问题,不在作者,反而在读者的阅读位置。黄锦树是众多执着于「马共书写」的评论者中下功夫最深的(当然他在他人如我所下的功夫之上「胡作非为」的「创作」又另当别论),但他毕竟不是以历史为本业的,他没有考据、琢磨及延伸这些讯息的任务。然而正当马共试图凝聚自己的「我方历史」版本之际,贺巾在其经验范围内「据实」揭示的情节,正好反映了「马共书写」的内在多元,尽管有限、抑鬱、欲言又止。

如果理解到革命对战士心灵的戕害,则我们读海凡笔下那些极具人性化的人物,那些处处充斥人际之间的私心/斗气/不服/争胜/性别歧视/懊悔/愧疚/反省等等,就不再那麽理所当然了。反思的姿态之于文学轻若鸿毛,对马共而言或许是泰山之重。

【注释】

一、详见拙着,〈文学与历史的相互渗透──「马共书写」的类型、文本与评论〉,徐秀慧等主编,《从近现代到后冷战──亚洲的政治记忆与历史叙事》,(台北:里仁,2011),页439-476。

二、文见〈不在南方:论王啸平与贺巾晚年的小说〉,《香港文学》,348期,页61-68。

三、黄锦树另文指海凡与贺巾并无不同:「后革命时代」的马共小说,共同特色在长期患难与共培养出相濡以沫的情谊及信任,是革命失败后唯一值得珍惜的。(〈后革命时代的马共小说〉,待发表)

潘婉明 自由撰稿人、专栏作者。政治大学历史系、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研究兴趣包括马共历史、华人新村、左翼文艺与性别关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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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题材: 政治_politics , 历史_history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