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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傅高义《日本新中产阶级》 审视转型的阵痛

20/08/17

作者/来源:潘启雯 文汇报 http://paper.wenweipo.com

作为长期以日本乃至东亚社会为观察与研究对象、被认为是美国唯一一位对中日韩三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在学术生涯之初的1957年就曾接受自己的导师、美国杰出社会学家弗洛伦斯·克拉克洪(Florence Kluckhohn,是着名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的妻子)「你从来没有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又如何理解美国社会?应该负笈海外,在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中生活并沉浸其间」的教诲,并意识到如果一个社会学家缺乏在不同文化生活的经历,就无法真正理解美国本国社会。

于是,1958至1960年间,傅高义和妻子苏珊娜前往东瀛,在日本东京近郊「M町」(即「真间町」,Mama-cho,千叶县市川市的一个行政区,郭沫若和他的日裔妻儿也在此居住过,现为郭沫若纪念馆)进行社会学田野调查,深描战后日本社会快速变迁之际的「新中产阶级」和他们的家庭。基于这项研究,傅高义于1963年出版《日本新中产阶级》(上海译文出版社刚于今年5月翻译出版中文版)。

5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日本第一」和现在的「崛起的大国」,当年的「日本新中产阶级」和内地近年火热讨论的「中产」话题,虽说隔了半个多世纪,却几乎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傅高义的日本观察之于当下的我们,不仅远未过时,或许还将成为一面映照我们自身的有益镜子。

崛起的「工薪族」

在旅日的两年间,傅高义和苏珊娜请当地小学校长配合挑选了6户家庭,每周进行大量访谈和田野调查,其《日本新中产阶级》以近乎白描的方式呈现了当时日本新中产阶级的生活情景与家庭百态。

战后,日本在1950年代兴起了大规模产业革命,产业结构中的服务业比重大幅度提高,与此相伴随的是大量白领工作人群的出现。迅速成长的社会知识精英和一般职员、政府行政人员、学校教师、医生、律师、技师等掌握各种专业技能的人群,形成了一个不是仅仅以财产和收入,而是以职业、生活方式、观念意识等综合特徵为标志的「新中产阶级」。

在傅高义看来,这些迅速成长起来的「新中产阶级」,既见证了所谓「神武景气」,也同样为之努力奋斗。与之相对,多为独立小业主或地主群体的「老中产阶级」则更乐于守住各自的一亩三分地,却并未从1955年后开始的经济腾飞中直接获益,以至于不可避免地澹出历史舞台。新中产阶级的兴起则成为了日本复兴最重要的标志,而摆脱贫困的日本中产家庭也开始迫不及待地进入大量消费的新时代。

由此,傅高义从工作、学校、家庭和社区出发,揭示了日本新中产阶级或「工薪族」的别样社会图景:其一,「工薪族」的崛起,意义并不在其收入的多寡,而是他们所受僱的大型组织的出现及在战后日本所处的引领变革的地位,正是后者赋予这一新兴阶级以可预期的收入、声望和社会地位;其二,对「工薪族」的理解必须置于日本社会的脉络之中,换言之不能脱离他们的家庭关係、友谊模式、生活条件和教育背景,正是这些因素使得「工薪族」在日本不仅是一种收入稳定的职业,更是一种令人嚮往的生活方式;其三,日本新中产阶级的崛起并没有引发阶级间的对立与冲突,相反,它以文化扩佈的方式成为人们争相获得的一种新的理想生活方式。

传统与现代的颉颃

与「老中产阶级」相比,「新中产阶级」最为吸引之处就是有稳定的薪酬以及可以预期的晋陞,相较于资产阶级,工薪族的目标对于社会大众来说,容易实现,因而「工薪族」代表了一种「光明新生活」。别小看那些稳定的薪酬,诚如美国学者威廉.赖.克里所说,那些稳定的薪酬具有文化定位和有效激励的作用。因为人们对支持和安全、流动和价值的特定需要,而具有了特殊的社会功能:大家族系统为核心家庭所取代、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不断增强、女性独立与解放、家族企业让位于大型组织和政府机构、人口从乡村向城市的聚集,显然都是拜它所赐。

傅高义对日本中产阶级的研究和描述中,传统与现代的颉颃始终隐含其间:像所有迈向工业化的国家一样,100多年来,尤其是战后以来,日本一样出现了迈向现代的转变,但是与工业化时期的欧美甚至近代以来的中国相比,日本「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间,高度的社会秩序却依旧贯穿始终」。在傅高义看来,本该剧烈动盪的社会转型所以会呈现出「一幅较为有序和受控的社会图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惠于新中产阶级或「工薪族」的崛起:正是「工薪族为社会上的非工薪族树立了一种生活方式的范本,以此介导(mediate)西方化和工业化的直接冲击」。

在1967年日本政府所做的「国民生活民意调查」中,有近9成受访民众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由此可见,日本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结构已然成形。这无疑也从侧面验证了傅高义的论断:工薪族阶层将会是战后日本社会发展的稳定力量,进而形塑当代日本社会运作模式。

日「工薪族」追求国家认同

傅高义调查发现,社会的迅速变迁削弱了对传统意识形态的信仰,却没有出现具备一致性而又被广泛接受的新型价值体系。虽然缺乏对价值体系完整缜密的表达,但M町的居民对具体「什麽是值得追求的」却有高度共识,即忠诚和能力。

M町的居民对国家充满依恋,虽然感情複杂,但总体态度是积极的。他们认为自己和其他日本人一样,同属于一个独一无二的种族、语言和文化(这是日本长期孤立于其他国家之外的结果)。人们不乏对国家的积极情绪,但如何在国家传统中发现有什麽值得自豪的则并非易事。「老中产阶级」在与西方接触时更多地以沙文主义和传统复兴的观念予以回应,与此相反,绝大部分「工薪族」相信,日本必须使自己的传统适应于当代。但国家认同的问题在于,如何在自己的传统中发现既为日本所独有,又适用于当代的元素?

一些日本人讨论说,应该将日本强大的精神力量与西方优越的物质财富发展相结合,解决上述难题。但对于M町那些认为日本的传统既淳朴、迷信、非理性,同时又带着很强的封建色彩的居民而言,这个方桉却远远不足以解决难题。「二战」之前,日本官方大肆宣扬其国家神话,称其为千真万确的事实,很明显,这对于受过科学训练的「工薪族」来说也是无法接受的。

在傅高义看来,日本「工薪族」面临的问题是,在接受了现代科学和西方价值观的优越性后,很难对自己国家的文化遗存感到自豪—他们甚至不相信在这遗存中有所谓「独特性」。如果说在其他国家,有关一个民族的独特性的界定一直会在与不同国家的密切交往中不断地修订,那麽与这些国家的公民有所不同,M町的「工薪族」对西方文化突如其来的大规模的入侵缺乏应有的准备。

由此,包括M町在内的大多日本「工薪族」就处于这样一个失调的位置:他们爱自己的国家,但按照自己越来越接受并践行的西方标准,他们又很难再欣赏它。就像M町的居民很在意别人怎麽看待自己一样,他们也很在意西方怎麽看待日本。由于自身也不能确定究竟日本的何种特质具有价值或值得喜爱,他们热切希望得到来自外国人的评价,尽一切可能赢得后者的尊重。

2016年7月,《经济学人》发表特别报道称:「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不知『中产阶级』为何;2000年中产人数达五百万;2016年两亿两千五百万;2020年预计中国中产人数将超过欧洲总人口。急速壮大的中产阶级刺激了全球经济的增长,也改变了中国。」2017年4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表示,中产阶级支撑着社会的转型与发展;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建设仍有待改善,中国最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扩大中产阶级的力量。

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社会变革,过去的日本如此,当今的中国亦然。同日本新中产阶级一样,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成为社会尤其是城市发展的中坚力量。阅读《日本新中产阶级》或许会有种「时空错置」之感,它像一面镜子,借由日本观照我们在关键发展时期的焦虑和转型阵痛,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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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