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我的南大情、南大心

19/08/17

作者/来源:符懋濂(2017年8月12日)

(在陈国相学长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稿)

这回受邀在陈国相学长新书<注1>发会上发言,我感到很荣幸、很高兴。今天,我将按照发布会的要求,谈谈我在南大的美好回忆,以及毕业后在社会上的工作经历。这可算是一篇“由滴水知大海”的命题作文。

1959年会考结束不久,我真幸运,居然在云南园找到了工作。住进教职员宿舍后,那栽满相思树的秀丽山岗,从此变成了我的寻梦园!真是“山山皆秀色,树树尽相思”,魂牵梦绕数十载!

我在南大注册处工作,每天都和校园里的大学生打交道。看着他们的春风满面,听着他们的欢歌笑语,我除了羡慕,还是羡慕!是的,我几乎每天都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也加入他们的行列,那该多美多好啊!但对我这个家徒四壁穷小子来说,这仅仅是个梦想,谁知哪年哪月哪天,才能梦想成真?

两年过去了,我已深深地爱上云南园,爱上了这儿的一切:从工作到同事,从宿舍到图书馆,从花草、鸟儿到相思树。为了寻梦、织梦、圆梦,我下定决心报考南大。

在1960年代,“南大生”是个多么响当当的名字!我很自信,相信自己能做到:今天我以南大为荣,明天南大以我为傲!家里没法给我半分钱,我除了当“工读生”,还得教点补习,所以没有多余时间,较少参加学生会主办的多姿多彩的课外活动,该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尽管如此,三年工作,加上四年大学生活(其中两年半工半读),使我比一般同学更了解、更热爱南大,对南大更难以忘怀。长达七年的接触,让我十分肯定:南大的行政管理有条不紊,无论是课程制定、学生选课,还是考题保密、分数计算、信息传达,都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南大同学很成熟、很优秀,还有不少人出类拔萃、非同凡响。他们的学业成绩,他们的出版刊物,他们的语文能力<注2>,他们的领导组织工作,都令我十分仰慕、十分敬佩!至于我的老师多半来自中国台湾,他们勤劳俭朴,温文尔雅,是我为人处世的典范。他们学识渊博,教学认真,让我获益良多,在学术领域里如沐春风。如今,恩师王德昭、贺师俊、戴玄之诸位教授都已过世多年,但他们讲课时的颜容风采,仍然存在于我脑海中!

我念的是历史系,但我个人的爱好很多,除了历史学,我对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都很感兴趣。在读书风气浓厚的校园里,我如饥似渴地读了很多课外书,为我日后的历史教学与文章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语文方面,当时学习外语的风气很盛,南大根本不存在什么“华文沙文主义”, 除了英文,还把马来文、日文、德文、法文都列为各院系的选修科目。我选修马来文和日文,连续读了两年,取得优异成绩,并开拓了自己的文化视野。

1966年底,南大毕业后,我很幸运,第二年初就被派到立化华文中学教书。我教的是高中历史,把在南大所学的都派上用场,所以对教学工作很自信,很有满足感、成就感。当然,更重要的是:我的教学受到学生普遍欢迎,也得到校方的高度赏识,刚满三年我就当上了历史科主任。我还受教育部委任为中学历史课本评审员,受出版商邀请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甚至把我编写的历史讲义,印刷出版成《东亚史新编》、《欧洲史纲》,作为高中历史参考书。

在1974年初我被调到国家初级学院,但我还是念念不忘在立化的美好时光。国家初级学院是我国第一所初级学院,也是全国精英会萃的学府。它成立于1969年,专收英校与华校最优秀的中四毕业生,教师也是在全国范围内精挑细选的。这是个陌生的工作环境,但不到一年,我就和英文源流的同事打成一片了。某日下午, 我和教历史的Mr. Subramaniam闲聊时,他先问起我教的历史课程范围,然后说:“It seems to me ,your teaching load is rather heavy. How do you manage it ?”对我来说,这是个很奇怪的问题,因为《东亚史》也好,《欧洲史》也罢,不都是历史课吗?历史系毕业生教两门历史课怎么会觉得繁重?况且我已有七八年的教学经验,即便多加一门《东南亚史》也不成问题。在教学工作之余,我还有时间、能力在南大“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继续深造,并在1976获得硕士学位。

很明显的,对南大历史系的课程结构,Mr. Subra 一无所知。我于是趁机告诉他,我们没有荣誉学位,都必须读四年。从大一到大四,我们读的历史科目较多,范围较广。除了通史、断代史,还有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历史专题、专书选读,以及相关补助学科(如哲学、社会学)与外语(如日语、法语)。这么一来,就构成了比较完整的历史专业体系,确保其专业水平绝不低于名牌大学。

从Mr. Subra 及其他同事口中,我得知新加坡大学的课程编制很不一样。大一、大二所有文科生都属于“人文学部”(Humanities),从大三才开始分系,但仍不够“专一”,每个学生都必须在“主系”(Major)之外,加选个“辅系”(Minor)。如以中文为主系的学生,可选数学为辅系;以历史为主系的学生,可选地理为辅系。只有第四年的荣誉班,文科课程才有点的专业化的味道。这么看来,同是历史系毕业生,他们所读的历史科目,通常不到我们的一半(普通学位仅三年,又加上“辅系”科目),最多不超过三分之二(荣誉学位)。彼此的课程结构的既然不同,专业化程度有了差异,学术水平高低显而易见。因此,英文源流的高中历史两三门课,需要三名教师来分担,就不难理解了!由此可见,南洋大学的学术水平,是由毕业生的专业水平来体现的,绝对不要相信那些“报告书”的鬼话连篇!

在国初七年的美好时光,很快就过去了。1981年初我被调到刚刚成立的裕廊初级学院,担任华文部主任,并且协助学院建立课程体系和考试制度。这是学院最困难、最具挑战性的行政工作,所以我要求由两个委员会来负责。我选择领导“课程表委员会”,因为在南大课务组工作了五年,对于各类时间表的编排很有经验。当一切都上了轨道,大约过十年左右,我转变角色来领导“考试委员会”,为学院制定了一套完善的考试规章制度。我的领导能力与工作表现获得当局的赏识,先是要求我当副院长,接着又给我升级为“高级教育官”(SEO 1),目的是要我当中学校长。然而,我个人的兴趣是教书,不是搞行政工作,所以拒绝当校长。反正在学院里我学历最高,职称仅次于院长,算是个“老二”,又获得同事们的尊敬、合作,一切都称心如意。我选择留在部门主任位置上,直到1998年退休为止。

退休刚满半年,在1999年初,开放大学(即今社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办中文系,我受聘当了兼职讲师,讲授《中国通论》、《学士论文》等科目,而且一教就是十来年,欲罢而不能!其中几年,我还受邀为教育学院导师,为栽培华文教师做点贡献。

这所大学和一般大学大不相同,对讲师可说是一种新桃战!新挑战来自三方面: 先就课程而论,《中国通论》内容丰富多样,除了中国历史,还包含部分中国地理、传统文化、政治经济,真是五花八门。因此,在很有限的授课时间内,如何精挑细选课题,如何使之互相连贯,就成为一种新挑战! 在每届七八十位学员里,总有几位来自中国大陆,他们起初对新加坡人教中国历史、讲中国现状,难免抱着怀疑态度。直到上过三几堂课后,他们才发现我对中国现状、历史、文化的深刻认知,超出他们的想象与期望,居然把我当成了“中国通”。这当然和我的个人兴趣以及所受的南大教育有关。

其次,来自学员的高要求,是最大的挑战。他们多是中年人,生活阅历丰富,见识比一般大学生要广得多。他们当中除了教师,还有各行各业的人士,如媒体人、写作者、中医师、经理、经纪、商人、前国会议员等等。他们多数是高中毕业生,但也有学士乃至硕士、博士。当然,要满足每个学员的要求,是绝对不可能的;只要得到绝大多数人(五分之四以上)的肯定、认可,教学就算是很成功了。这点我终于做到了,成就感、满足感随之而来!

第三,开大讲师全是兼职的,而且每年一聘,随时还可以解聘。同事们来头不小,多数是本地大学的副教授,还有博士学位,毕业于名牌大学。如何与他们“同台唱戏”,而不至于荒腔走板,半途遭淘汰出局,对我这个南大硕士来说,无疑又是一大挑战! 校方采取“竞争上岗”制度,规定课程结束后,每位学员都必须在网络上给讲师做匿名评分(可加评语),然后由校方存档并打印给讲师们。来年是否接到聘书,就得看学员的回馈了!评分计算以5分为满分,如果那年平均分数是3.5分(或70%),而得分在平均数之下的人,肯定就得永远 “下岗”了!我每年都获得4.3分(或86%分)至4.5分(或90%分),属于中文系十几二十位讲师中得分最高者之一。这或许可以证明南大生不逊于任何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不管他们来自北大、东大还是马大、牛大。我对此自然很欣慰、很自豪——为栽培我的南大感到无比自豪!

尽管我的教学工作获得肯定,但我并不自满,“自强不息”是南大生固有的精神面貌。为了实现我个人的最后梦想,也为了再次证明母校南大的学术水平,六十多岁的我,毅然在2002年初报考上海复旦大学,攻读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学位。经过整整四年的刻苦钻研,终于完成了约28万字的博士论文《唐代明道文学观与正统历史观的比较研究》。我的导师对南大生的古文根底与学术能力感到惊奇,他曾两次问我有没有到过大陆或台湾留学。在他的鼓励、推荐下,这部论文已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和台湾花木兰出版社先后出版,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我终于实现了当年的心愿、许诺:“今天我以南大为荣,明天南大以我为傲!”

从我这个平凡的南大毕业生的一生经历中,大家应该多少可以看出南洋大学是一所怎样的学府吧?谢谢!

<注>陈国相英文著作《My Nantah Story, the Rise and Demise of a People’s University》长达400余页,是一部足以还原南大历史真相的杰作。

<注2>南大奉行名副其实的双语教育,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会计系、银行系、工管系的教材、参考书,多数是英文的。而学生会的喉舌刊物《大学论坛》,则有华、英、马三种语文的单一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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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