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从马华文学到新兴华文文学

13/08/17

作者/来源:张锦忠 台湾中山大学外国文学系副教授
http://www.fgu.edu.tw

重写马华文学史,或,
离散与流动:从马华文学到新兴华文文学  

优美的国土还在飘忽,
未倦的双足,扬起,扬起。

──杨际光:〈镜子〉

残叶在巷裡听见踱步往返,
长久的寂静不弃不眠的人:
谁曾为自己铺下可走的路?
期待中,寻找远远的声音。

──杨际光:〈新酒〉

本文从离散与流动角度出发,观察马华文学的过去,也展望马华文学的前景,旨在重写具当代性的马华文学史论述。马华文学从离境开始,现在还在离境中进行。离境,其实一直都是马华文学的象徵,更是从马华文学到新兴华文文学的写照。中国文学不离境,便没有马华文学的出现。邱菽园中举之后不再离境,新加坡古体诗便少了一千多首佳作。郁达夫、胡愈之不离境,没有海外文集,便只是现代中国作家,而不是二次大战前后的马华文化人。离境之后,郁胡才产生一批难以归类的作品。马华文学一开始就是离散文学:从中国与中国文学离散到南洋,而在星马的文化场域蔓延滋生。文学的地方感性使得马华文学渐渐有了自己的属性。但在独立建国之后,随着华裔移民及其后裔因政治与经济等因素继续离散,马华文学也继续流动:不仅是地理上的流动,语言上的流动也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二十世纪八、九十年马华作家在国内外的耀眼表现,已足以与当代其他离散华文文学集结汇流,并形成一个新兴华文文学的局面,同时也替马华文学找到另一条出路,以便打开国际市场。

(一)

一九六七年,李星可编译的《现代马来西亚华文小说选》(An Anthology of Modern Malaysian Chinese Stories)出版1。这本选集在马华文学史上自有其重要地位,除了它是第一本马华小说英译集之外,多少也跟汉素音那篇后来常被人提起或引用的导言有关。2其实编译者李星可自己也写了一篇前言。李在文中概述马华文学发展时提到辜鸿铭、邱菽园与林文庆三人逝世,象徵了「旧派马华文学的结束」(Ly Singko 1967:24)。古体诗文在马华文学複系统中早已被边缘化,但是从来不曾销声匿迹。显然在李星可的概念裡马华文学还包括了古典文学,他甚至说邱菽园「可能是最伟大的旧派马华诗人」(1967:24)。三人之中,辜鸿铭生于槟城,后来回到中国,在北京大学教英国文学,最后死于祖国;邱菽园生于中国,幼年南来,返回中国读书应试后,复重来新加坡办报鼓吹革命,最后在新去世;林文庆生于新加坡,回到中国办学,后来返新,于战后去世。这三位旧派文人本身可以说即「作为离散文学的马华文学」的见证者,而且不仅是单向的流动,辜林就是归返或回流的例子。这样的离散与流动,不管是在十九世纪或二十世纪,都是马华文学明显的现象。二十世纪初以来在报纸副刊以白话文书写的殖民地时期马华文学作者,也和辜邱林三人一样,有人南来,有人侨生,有人客死他乡,有人被遣送出境,有人倦鸟知返,他们步先人的足履,频频在大陆与半岛或岛屿之间往返流动。

马华文学史家通常指出,马华文学「发生」或「出现」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同时,即一九二○年前后,或者稍早,彷彿找到历史的源头并不是太难的事。文学的来源,文学为何发生,如何冒现,不是这裡要讨论的课题。不过,可以说明的是,中国人因种种政治与经济因素,离开国境,南渡星马,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一个南洋汉语方言群侨社已告成形。和过去两三百年来中土人士零零散散来到南洋不同的是,十九世纪的华人南下是大规模的远赴海外谋生的移居模式。对这些客居他乡的南中国人士而言,诉诸文字的行为,如写信作文题诗,诚属有所需要,也是文学与社会互动的常态。到了学校、报馆、文社成立,文学已不仅是私密的个人抒情表意行为,而是公共场域的活动现象。华文文学即可在这个多语异乡环境发生、开展、繁衍,儘管由于客观条件不足,其生产、活动与市场形态有所侷限,但生产与流通管道已略具规模。无论如何,这个中国境外的华文文学营运场域的存在,乃由于福建广东一带的中国人离开了中国国境,将他们的闽粤方言、文化习俗、与文学表现带到南洋。

换句话说,中国文学不离境,中国作家不出走,不下南洋,便没有马华文学的出现。这个说法,表面上很像套套逻辑,其实不然。中国文学和马华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主题与内容,很多时候相去不远,甚至毫无二致,因此以主题或内容界定何者是马华文学何者不是,意义不大。另一方面,离开中国而到马来半岛或婆罗洲的华文文学,如果没有外在或历史的客观因素介入或干预,很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是中国文学。也就是说,十九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向南洋的流动,可以有「中国文学──>离境──>中国文学」或/与「中国文学──>离境──>马华文学」的模式。这种「回溯建构」的文学史观(其实所有文学史书写都是回溯建构),基本上可以用来整理或诠释马来亚独立以前的几场论战。在「侨民文学论战」中,被斥为「侨民文学」的,即「中国文学──>离境──>中国文学」模式中的中国境外「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当然可以发生在中国境外,以外国事物为题材或背景,如中国作家游东南亚的旅行文学,同样是以南洋风土人情为内容,却不是马华文学,但是这些境外「中国文学」,却不尽是书写南洋景物,也不是中国作家的旅行文学,它们(只好)是马华文学。3

文学史书写的其中一项工作,即描述作家作品在文学系统裡的位置。这些十九世纪以来发生在星马的境外「中国文学」,如果它们纯粹隶属中国文学,我们在马华文学的脉络中对它的关注也就有限,因为它们在中国或马华文学複系统裡头的位置相当清楚。问题是这些其实是境外「中国文学」的文本却又是马华文学,既在马华之内,又在马华之外,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很可能并没有它们的安身之处。

(二)

离开中国国境后的中国文学的命运,为甚麽会有这两种模式?而在「中国文学──>离境──>马华文学」这模式中,中国文学如何过渡到(具有「马华文学独特性」的)马华文学,尤其是重要的课题。下面我藉用一简单图式提出这样的描述性诠释:

离境出走后的中国文学当然可以在境外的文学场域继续保持或複製中华属性(即黄锦树等人所说的「中国性」),但是一旦客观环境改变,境外中国文学也就难免被边缘化了。而境外中国文学势必处于马华文学系统边缘的原因也明显不过:儘管它在星马发生、生产,但作者虚构想像的是他乡异域的叙事空间,缺乏地方感性(sense of place)。相形之下,离境之后的中国文学之所以走上本土化之路,成为马华文学,也在于它彰显了文学的地方感性。另一方面,土生华人保留了某种程度的中华属性,但育成中华文化属性的语文(华文)与教育(华教)重要层面缺席,而以英文或马来文创作书写,作品也还是马(来西亚)华(人)文学(也可以叫「华马文学」﹝华裔马来西亚文学﹞),因为这些作品具备地方感性。

由此可见,地方感性和文学属性关係密切。换句话说,与其讨论语焉不详的「马华文学独特性」,不如探讨分析马华文学作品中的地方感性。理由很简单:发生在中国境外的战前马华文学,固然流露居外或移外中国作家的中华属性,同时也显示了这些作家的地方感性。「地方感性」为后殖民或新兴文学的重要特质。马华作家和中国作家一样以华文汉字书写,叙事抒情手法也可能相去不远,但是由于文本的地理背景不同,只要这种地方感性获得充份彰显,自然就会如葛蕤(Stephen Gray)所说的,影响创作的种种表现,「包括产生新的叙述语言」以和母体文化的传统有所区隔(Gray 1986:7)。正是这种地方感性促使战前马华作家(居外或移外中国作家)思考文学属性,展现文化认同,翻译在地知识。重读张金燕、陈鍊青、曾圣提、黄征夫等人当年的南洋论述,也让我们看出马华文学的发展,无法以萌芽期、成长期、衰退期等生物史观来分期断代。或者说,这样的分期,对我们瞭解马华作家的地方感性之进展,以及色彩鲜明的马华文学之出现,并毫无帮助。事实上,没有了地方感性,战前马华文学便只是中国文学搬移到星马生产或加工的文学成品,贴上了「马来亚製造」的标籤也还是(境外)中国文学。没有地方感性,马华作家就是「侨民作家」,就不会有双重意识。

(三)

七十年前,黄征夫论述南洋华侨时提出华侨的「固定性」、「永久性」,认为「华侨是绝对不能离开南洋的」,华侨应以南洋为家乡,不能以「客寓」待之。和多数战前的马华文学工作者一样,黄征夫也是南来作家,也曾经是华侨(他后来又回中国去),他的说法颇能颠覆当时一般华侨对南洋没有归属感的现象,彰显「华侨」一词的疑义,当然有其前瞻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殖民地纷纷寻求脱离殖民统治的途径,马来亚与新加坡各族人民也力图当家作主,以建立自己的国家。从战后到独立,在那短短十来年的时间,英国殖民政府、马来民族菁英份子、华印裔移民的代言人、马来亚共产党人,纷纷在各自的公共域界之内为这块热带土地及自己的未来思考了不同的方桉。不过,说马来亚独立是华巫印三大民族携手合作完成了建国大业,显然是过于理想化或教条化的教科书说法,与历史事实不符。不管怎样,马来亚独立,华侨纷纷入籍,成为马来亚公民,虽然是基于现实环境,却也可以说是落实了「以南洋为家乡」的理想。

我前面说过,马华文学一开始就是离散文学:从中国与中国文学离散到南洋,在星马的地理空间与文化场域蔓延滋生。而文学的地方感性使得马华文学渐渐有了自己的属性。不过,从字面上来看,离境不是一个静止、固着的现象;离境是个流动的意象,因此已不能用来描述独立后有了文化属性的马华文学。这个说法反映在成为马来(西)亚国民的马华作家身上,也不是没有道理:他们已不再是「华侨」,离散是他们的历史和过去,现在他们追寻到了自己的国家与认同,有了公民权与身分证,他们是离散终结者。不过,历史的反讽或弔诡之处也在这裡。独立建国之后,华人虽和其他族群同为公民,马来人主导的政府(尤其是在一九六九年五一三事件之后)却独尊马来语文与文化,华人经商与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也饱受限制。在过去四十五年的马来(西)亚历史裡,前二十来年为多元文化、多民族政治的摸索期,族群关係外弛内张,后二十多年则是实行单一语言文化计画与马来民族政治权力独大时期,各族关係更无法和谐。事实上,新经济政策与社会结构重组的结果,马来西亚虽未实施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apartheid),却在不少政商文教领域保护马来民族特权,将其他族群国民共享国家社会资源的权利排除在外,形成马来西亚式的种族隔离(mapartheid)。对政治不满,生活理想受挫,公民权益受损,离家去国便成为不少马来西亚华人的选择,尽管多数人还是留下来,过着低限民主的日子,期待马哈迪的二○二○年宏愿提早实现,后马式隔离时代(post- mapartheid)的来临。换句话说,随着华裔移民及其后裔因政治与经济等因素继续离散,马华文学也继续流动,继续写在家国以外。

「以南洋为家乡」的华人为何要在后殖民时代再移民?他们往哪裡去继续追寻家园?第一个问题上面已试图回答,第二个问题的答桉其实是进行式的:东南亚华人再移民仍然在进行中,「固定性」、「永久性」在哪裡,可能要亦来才有答桉。不过这裡不妨回溯与检视马华文学过去与现在的流动模式与方向(地理上的流动)。二次大战之后,从中国南下香港文学工作者纷纷再南下,赴星马参与笔耕,在报馆工作,或到新成立的南洋大学教书,一时之间,马华文坛可谓人才济济,虽然不少人(如刘以鬯、黄思骋)后来又回香港去,有些人在马来亚独立后还留下来,或者才到星马来,到了七、八○年代方才再移居他乡。这裡不妨简单举几个例子。《蕉风》早期主编方天,着有短篇集《烂泥河的呜咽》,作品风格富写实主义色彩,后来移居加拿大。早期《蕉风》鼓吹马来亚化与写实主义文学,方天即为推手之一。当时马华文学主流为凸显阶级斗争的社会写实主义文学,《蕉风》的写实主义可谓在「镜子旗子派」之外另闢蹊径。4白垚鼓吹新诗再革命,多次革新《蕉风》,为现代诗大推手,友联旗下的报刊都有他的影子,在马来西亚住了至少二十年,却于盛年再移居美国。诗人杨际光(贝娜苔)一九五九年来马,先后在《虎报》、马来亚广播电台、《新明日报》任职,在香港出版的诗集《雨天集》为马华现代诗经典之作,其重要性不下于亚弦的《深渊》在台湾诗坛的地位,却于一九七四年移居美国。杨白二人在后五一三年代离马移居他乡,或许认为华人政经地位日渐低落,此地已不是终老的福地。三人其实是马华作家移出他国的例子,移出后和马华文学的关係也渐行渐见远。方天移居加拿大后有没有再创作,不得而知,白垚念念不忘沙巴神山,偶写旧体诗应景抒怀,杨际光补鞋之馀偶尔也写点散文,但他们的重要作品早已在人在马来(西)亚时完成或出版。5

另一方面,五、六○年代以来,不少受华文教育的华族子女,由于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的管道不畅通而到台湾留学。其中不少留台生在马来西亚已参与写作行列,有些人则到台湾之后开始试笔。李有成在马来亚出生,当年也曾是《蕉风月刊》与《学生周报》编辑,和文友组犀牛出版社,出版诗集《鸟及其他》,但是赴台湾深造之后,和林绿、陈慧桦一样成为马华离散诗人的例子。林绿、陈慧桦与王润华等人组星座诗社的桉例已是大家都知道的,这裡不赘。东马的小说家李永平和张贵兴也在赴台之后变成居留台湾。其中林绿与李永平大学毕业之后赴美深造,可是取得学位之后并没有回到马来西亚,而是再返回台湾。马华文学便是这样不断离境与流动的现象。一九七○年代之后,更是如此。到了二十世纪九○年代,这些留台生已渐形成一支台湾文坛的「外来兵团」,其中有人还频频得奖。他们在台湾发表诗文、出书、参与编辑工作、在大专院校教书,积极投入文化工作者行列。这些作家,如李永平、张贵兴、黄锦树、陈大为、锺怡雯,加上已故世的商晚筠、已移居香港的林幸谦及常在台湾得奖的黎紫书,以及最近在台出书的潘雨桐与李天葆。6

这批马华作家在台湾文坛的表现与受到肯定的另一层意义,乃是马华文学的流动性与跨国性,同时也表现了离散与流动的多种形式。马华文学在台湾文坛亮相,大体上可分为(一)留台生─作家在居留台湾期间的作品;(二)曾经留学台湾而人已返马或离台的留台生─作家在居留台湾期间的作品;(三)已入籍台湾的马华作家的作品;(四)从未留台的马华作家的作品。这些在台湾发表或出版的马华文学作品在台湾文学複系统中的位置、影响力与受肯定的程度不一,但它们都是马华文学跨洋过海,到台湾文学场域活动流通的见证。7

(四)

在白垚倡导新诗再革命的同一期(第七十八期),《蕉风月刊》刊出社论〈改版的话:兼论马华文艺的发展路向〉。文中提出中华文化变迁说,今天看来,颇可反映出「新兴华文文学」论的历史脉络。社论认为:「中华文化南下伸展,在『海外』已形成了三大『重镇』:一是台湾,一是香港,一是星马」,而「中华文化在『海外』,特别是在星马,正如同当年西欧文化播植到『新大陆』一样,它虽是古老文化的一脉相传,但新的土壤却赋予它新的生机;在新的雨露中,它将长得更为年青而健壮」,《蕉风月刊》编者以为这就是「马华文艺运动所具有的另一层意义」(蕉风社1959:3)。我认为这说法颇能契合马华文学作为新兴华文文学的理论。

华人离散族群当然不限南下,「再移民」已成华人离散族群的一大来源。而港台东南亚也成为主要再移民来源地。「中华文化变迁」,变到后来也可能变到没有中华文字(语言上的流动)。故今日美加除了渐渐形成一华文文学系统(六○年代的台湾留学生今日仍留美,而更多台湾作家移居美加)之外,而华裔中以英文书写者也大有人在(尤其是在美国与加拿大),他们并和其他来自亚洲的族裔构成亚裔美国或加拿大文学,远景值得继续观察。

新兴华文文学的理论,其实来自新兴英文文学。来自千里达的唯.苏.奈波尔在英国毕业之后,立志以写作为生,终于在英伦文坛扬名立万。当今英国文坛,除了奈波尔之外,尚有石黑一雄、鲁西迪等外来兵团,他们形成了当代英国离散族裔小说主流。奈波尔等三人兼具英国外来移民作家与英文印度作家、加勒比海地区英文作家、或日裔英文作家身分。他们的作品既深具出生地文化与人情风味,在表现英国城市或乡镇氛围方面也毫不逊色。而后殖民/后移民论述的离散、溷杂、流动、跨国等特质,让这些文本揉合了东方与西方、现代主义与第三世界、边陲声音与大都会视野,既引人入胜,又丰富了当代英国文学风貌。而在英语文学世界中,南亚作家地位举足轻重,非洲、加勒比海群岛等英属殖民地也名家辈出,早已形成新兴英文文学的气势。这些后殖民作家频频在英美出书,在书市佔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

观乎今日海外华文文学的表现,也颇有这等形势。约五十年前中华文化离境南下的港台星马等地,经已产生许多优秀作家。他们的作品风格繁富、表现殊异。这一批海外离散华人作家,或以写实或现代主义手法,或用后殖民或后现代的方式表达、建构他们的历史想像与地方感性。他们之中不少人是二次战后出生的一代,没有传统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包袱。其中不少人更到处流动,四处移居,总是在家国之外书写。我们大可说流动性与跨国性乃新兴华文文学的特色。

如前所述,八○年代以来,马华作家频频在台湾发表作品、出书,表现可以说既全面又抢眼。这些马华作家的表现,可以说代表了马华文学的成就已足以和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表现一较长短。马华文学之外,新加坡作家如陈瑞献,作品也在海峡两岸出版。香港文学与台湾的交流更是繁密。而台湾作家则往东流动,流向在美加地区,作品慢慢从留学生文学转变为多语亚美或亚加文学的一部份。当代中国文学当然也难免继续离散流动,高行健移民法国、虹影移居英国不过是其中两个例子。不管流向如何,在中国以外,亚洲─环太平洋地区的当代华文文学早已或正在涵育作家居留地的地方感性(儘管他们频频变易居所),在或多或少的中华属性之外,居留地的生活感触,异文化的冲击,或过去的经历与记忆,加上作家对自己身份属性的反思,形诸文字表现的正是一种新异风貌的华文文学,以「新兴华文文学」名之,可谓恰如其份。尤有进者,整体而言,这些中国周边国家的华文作家所书写的,也是一部流动的、离散的华文文学史。

不用华文文学多中心的说法,而以新兴华文文学的理论来概述这些中国以外的当代华文文学表现与建制,主要还是各华文文学複系统规模与产量不一,不一定都是「重镇」。新兴英文文学的情形亦然。以马英文学为例,我们可以指出,英文文学在马来西亚有学院建制,有作家,有作品出版,也有市场,但论规模,恐怕不如新加坡的英文文学,论作家的表现与知名度,也远不及印度英文作家,更遑论与加拿大文学或澳洲文学比美,若以中心观念来看,它只能是自己的中心,不可能是别人眼中的重镇,顶多若干新加坡英文文学作家会来交流,或若干菲律宾英文作家会在《东南》(Tenggara)出现,但是在新兴英文文学脉络下与其他后殖民国家的英文文学集结,反而能打入国际市场。华文文学的多中心论也是如此。从各林立的中心(假设有这样的中心)并看不出这些中心之间的关係,很可能每个中心只是以自己为中心,既无法解释文学系统的内部关係,也无法说明系统之间的国际关係。比较之下,新兴华文文学的跨国性至少处理起某区域作家流动至其他区域的现象就方便多了。

(五)

从马华文学到新兴华文文学,从华文文学到英文文学,十多年来我对上述马华文学课题的重新思考,竟和马/华文学渐行渐远:走向马华之外的华人离散社群,走向华文以外的华裔英文书写。如此「重写」的结果,似乎有点始料未及。当然,说马华文学必须离境,离开马来西亚,到台北这个华文文学营运中心,才「新兴」得起来,难免有点妄自菲薄。吉隆坡的《星洲日报》举办花踪文学奖,并不比台北《中国时报》及《联合报》疲态毕露的文学奖差,而且还扩大举办全球性的华人文学奖,停刊多时的《蕉风》由南方学院接手,正在酝酿复刊,各种文学活动也时有所闻。不过,华文文学在新千禧年马来西亚的处境,并没有比我在上一个世纪九○年代初撰写的〈书写隐匿与离心:论七、八○年代马华文学的处境〉文中所陈述的情形好到哪裡去。国阵政府仍然奉行独尊马来文化与马来文学的文化计画。近年开放甚至鼓励使用英语为教学媒语,其实只是马哈迪唯恐马来人在全球化趋势之下竞争失利的对策,并非诚心实施多元文化主义及双语或多语文计画。大环境没有改善,本地华文文学的市场也没甚麽进展,出版业依旧不景气,同人诗社或文社仍然不多,大型的定期文学刊物还是无法生存,学术与学院资源仍旧匮乏,马华作家唯有凭个人才气与际遇,继续流动,继续离境,到「帝国中心」周边的其他中华文化环境发展,利用他国的文化资源成就自己的文学事业。或者离开华文的语境,远走高飞,到美国或加拿大等英语文学环境发奋图强,向哈金(或林玉玲与陈文平)看齐,以英文创作。当然,不离境,而以马来文书写,也是出路之一,将来如果华裔马来文作家人数众多,「峇峇文艺复兴」(Baba Renaissance)也不是没有可能在马来西亚出现。以英文或马来文书写的华裔文学,当然还是华社的文化资本,而且也颇有可为,不过对马华文学的发展并未形成干预。以不同语文书写的华裔作家,其语文教育背景往往不同。换句话说,以华文书写的马华作家极少会或有本事改弦易辙,选择改以马来语或英语书写,顶多偶尔也用另一语文创作或翻译(李国七的例子是个特例)。这样看来,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远景,还是有赖于新兴华文文学的发展。

不过,我还得指出,以「离境」为马华文学的象徵,其实不无弔诡与辛酸之处。鄂芜所谓的象徵,原指某套促进国家团结、反映人民为共同理念携手合作的信仰系统(Atwood 1972: 31),而以「离境」为马华文学的象徵,其符义刚好相反,部份反映了被边缘化的人民,不得不然的离心选择。而选择离境出走之后,其实还是一样要面对身份/认同/属性的疑义与问题。同样的,离散、流动、跨国与再移民,也难免产生去中心、对居留国文化的调适或抗拒等问题。这些问题显然不是这裡所能解决的。

参考文献

Atwood, Margaret (1972) “Survival.” Survival: a Thematic Guide to Canadian Literature. Toronto: House of Anansi. 27-44.

白垚﹝凌冷﹞(1959)〈新诗再革命〉。《蕉风月刊》78:19。

Gray, Stephen (1986) “A Sense of Place in the New Literatures in English, Particularly South African.” Peggy Nightingale (ed.) A Sense of Place in the New Literatures in English. St. Lucia: U of Queensland P. 5-12.

蕉风(1959) 〈改版的话:见论马华文艺的发展路向〉。《蕉风月刊》78:3。

鲁文(1959)〈文艺的个体主义〉。《蕉风月刊》78:4。

Ly Singko, ed. and trans. (1967) An Anthology of Modern Malaysian Chinese Stories. Singapore: Heinemann.

杨际光(1969)《雨天集》。香港:英华出版社。

杨松年(2002)〈给书写台湾文学史提一些意见:整理新马华文文学史的经验〉。「台湾文学史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南:成功大学。

*本文为国科会研究计画「重写文学史:马华文学与複系统文学建制」(计画编号NSC89-2411-H-110-028/NSC90-2411-H-110-002)之部份成果。文中部份观点或文字亦见诸另一篇拙文〈离境:从马华文学到新兴华文文学〉。该文为拙着《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台北:麦田出版,2003)一书绪论。

[1]这本选集的封面书法题字将书名译为「现代马来西亚中国小说」,「中国小说」显然是误称,而非指本文所论证的「境外『中国文学』」。

[2]最近的例子是杨松年在台湾文学史研讨会的论文,即引述汉素音的说法讨论马华文学的定义。

[3]我们也可依同样的思维模式看待在台湾的「马来西亚境外『马华文学』」,例如黄锦树或张贵兴的大部分作品,题材内容都是东马西马事物,似乎也有点「侨民文学」的处境,台湾文学史家要如何替他们在台湾文学史上找到容身之地,也不是那麽容易。甚至像张爱玲的例子,尽管陈芳明费了不少唇舌,可是还是有很多人不同意她是「台湾作家」。当然,反张当「台湾作家」的人也不是没有道理。张派作家固然深受张爱玲影响,受马奎斯影响的台湾作家也不少,马奎斯的书(中译)也在台湾出版,说不定哪天他也来花莲或埔里走一趟,即使如此我们也不会因此把他当台湾作家。基于同样的逻辑,鲁迅或巴金也不是香港作家(至少一般读者不会把他们当香港作家),虽然在某个年代,在星马读鲁迅巴金,香港的南国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巴金作品集几乎就是定本。我们在星马读张爱玲的情形也同样,或相反,因为除了台湾的皇冠版,我们还可以在同一个年代读到香港盗版的《流言》与《传奇》,或只有香港版而无台湾版的英文本《赤地之恋》(Naked Earth)。一般星马读者大概不会视她为台湾作家,甚或香港作家,尽管她在香港唸书、工作、出书。中国或亚洲近代历史的发展,使得许多华人(及华人作家)身份暧昧,(作品)属性複杂,张爱玲只不过是其中一例。广义的马华「侨民文学」也不妨视为这样的时代产物。

[4] 「镜子旗子派」为鲁文在〈文艺的个体主义〉中的用语。「鲁文」可能是刘戈(白垚)的另一笔名。

[5] 方天、杨际光与白垚三人刚好都是《南洋商报》文艺副刊二○○一年出土的马华文学家。

[6] 潘雨桐在八○年代已由联合文学出版短篇集两册。

[7] 关于马华文学在台湾文学複系统中的位置,参见拙文〈(八○年代以来)台湾文学複系统中的马华文学〉,亦收入拙着《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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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