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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语言地位对家庭母语保存的影响

23/07/17

作者/来源:张学谦 台东大学华语文学系教授
台湾国际研究季刊 第九卷、第一期 (2013/春季号)

新加坡语言地位规画及其对家庭母语保存的影响

本文运用Spolsky(2004)的语言政策理論架构,从语言管理、语言意識形态及语言实践这三方面讨論新加坡的语言地位规画。 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多语言、多文化的国家。 其语言规画常被视为达成「必知英语的双语现象」的成功故事。 过去的研究常以官方是否成功的推行共通语进行语言规画评估,却忽略共通语对非共通语造成的影响。 本文从语言生态的观点出发,探讨新加坡官方多语言地位规画的社会、歷史背景,指出新加坡虽然成功的将英语打造为共通语,不过,却是以牺牲其他语言为代价,从相关的家庭用语的调查可知,占人口多數的华族其母语也急剧流失。 本文建议语言地位规画应该以「语言生态典范」(Ricento, 2000)为基础,抑强扶弱,在推展共通语的同时,注意弱势语言支援系统的建立,如此,才能避免削减式的双语现象。 形成共通语与母语共存的添加式双语现象。

阳光难道不是普照世界各地吗? 我们难道不是同样呼吸着空气吗?仅赋予三个语言权威的地位,让其他民族成为又盲又聋,这样做,你不会觉得惭愧吗? 告诉我,你认为上帝是如此无能,而无法赋予公平性,或者是上帝因为太过嫉妒,而不想公平的给予?

壹、前言

移民歷史造就了新加坡多族群文化的特色。 1819年英国在新加坡岛建立了殖民政权,让这个小岛成为移民运动和垦居的集中地。 移民在1867年和1914年之间大批勞工由外涌进新加坡,达到移民高峰。 到了十九世纪末,多族群文化特色已经成为新加坡明显的标记(PuruShotam, 1997)。

华人(Chinese)、马來人(Malay)、印度人(Indian)、其他人种(Others)是新加坡的四大族群,简称CMIO(PuruShotam, 1997)。 根据1957年的人口普查,这个小岛拥有最少二十种语言,來自四大语系。 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华人占总人口的74.1 %、马來人占13.4 %、印度人占9.2 %、其他人种占3.3%(Wong, 2011)。

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前,曾被英国殖民统治了一个多世纪,也曾被日本军事占領三年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归英国统治,开始追求新加坡自治和独立。 新加坡于50年代后期逐步取得自治权力,1963年加入马來西亚聯邦,摆脱英国统治,兩年后脱離马來西亚聯邦,成立新加坡共和国(徐大明、李巍,2007)。 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纷纷独立,这些新兴国家通常复制欧洲的「一个国家、一种语言」的语言民族主义模式,推行单语政策,作为国家建立的基础(Lo Bianco, 2007)。 新加坡这个多语言、多种族的国家,在1965年独立后,并没有独尊单一语言,而采取「多元语言国家的模型」,企图以语言平等达成,国家建构(洪镰德,2002)。在语言地位上,保留前殖民政权使用的英语外,还赋予其他族群语言平等的地位,因此,马來语、华语和泰米尔语和英语一样都是新加坡的官方语言(official languages),其中马來语为国语(national language)。

新加坡的语言发展主要是在地位规画及语言教育规画。 本文尝试从Spolsky(2004)的语言政策理論架构,探讨新加坡的语言地位规画,研究问题有三:一、语言管理:新加坡如何规画多种语言的地位,进行语言多样性的管理? 二、语言意識形态:影响新加坡语言地位规画背后的意識形态和动机为何? 三、语言实践:语言地位规画形成什么样的语言生态,对族群语言保存与移位(language shift)又造成什样的影响? 关于第三个研究问题,本文将集中在华语推行对新加坡华族「方言」保存的影响,同时也探讨华语本身未來可能的前途。 [注1]

许多评論者都将新加坡视为语言政策成功实施的典范(Spolsky, 2004; Kaplan & Baldauf, 2003)。 相关的研究主要从问题解决模式出发,评估政府执行的语言政策是否达成官方设定的目标,而官方则常以是否成功的推行共通语(lingua franca)为主要考量,忽略共通语对非共通语造成的影响。 简单的說,就是缺乏语言生态的观点 为。了弥补这个缺失,本文将从语言生态(ecology of language)的观点评估新加坡语言地位规画。 Haugen(1972)最早提出语言生态观,他主张语言生态注重研究语言及其环境的互动关系,并且强调不仅需要描述语言的社会和心理狀况,同时也要注意这些狀况对语言的影响。 Honberger(2002: 35)总结支撑多语政策的语言生态观的三个意識形态:「一、语言演化:语言和其他语言在生态系统中一起生存发展;二、语言环境:语言及其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环境互动;三、语言濒危:要是在生态系统中,缺乏适当的环境资源,语言就会濒危。 」Rappa与Wee(2006: 21)认为语言政策需要平衡多方势力,要加入「关聯的」(relational)概念,例如「平起平坐」(equivalence)、「取代」(displacement)、「互补」(complementarity)。本文除了讨論新加坡语言地位规画的变迁,还运用新加坡人口普查及相关家庭用语调查,探讨共通语的推行,如何影响其他语言的存续。

本文结构如下:前言之后,第二节从歷史的角度探讨新加坡语言地位规画的变迁;第三节讨論英语和族群语言在教育的地位以及推行华语的社会运动;第四节探讨语言地位与族群语言移位的关系;第五节为本文的结論与建议。

贰、新加坡语言地位规画的变迁

语言政策深受社会变迁的影响(Cooper, 1989),因此,探讨新加坡的语言地位规画,就得考虑相关的社会语言因素,如政治、经济、歷史、社会和文化等因素,这些非语言因素才是决定语言地位规画的主因。

Rappa与Wee(2006: 80-81)提出新加坡语言政策的四项主导观念,有助于理解新加坡语言政策的变迁,列出如下:

1.赫德式的语言与国家关系,强调同质性的教条,将差異视为危险、離心離德,导致限缩语言的政策;
2.为了维持新加坡族群多元社会的和谐,必须尊重和平等对待各族群,多元文化主义或是多族群主义(multiracialism)导致指派给各族群一个官方指定的母语,但也舒缓了迈向单一语言的极端倾向;
3.承认英语在世界经济扮演重要的角色。新加坡缺乏自然资源,也没有足有的农业可供外销输出,因此集中在开发人才,培养能吸引国外投资的工作环境和人力资源为。了和全球市场竞争,新加坡政府认为英语是接触科学、科技的管道,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4.在上述三项观点背后都有「忧患意識的意識形态」(ideology of survival)或是「实用至上的意識形态」(ideology of pragmatism)。政府的政治論述常采用「危机叙述」(crisis narrative)的形式点出迫在眉睫的问题,然后引进政策并說明这是解决危机最有效、最理性的方法。

以下參考Kaplan与Baldauf(2003)将新加坡的语言地位规画分为四个时期:一、二次大战前;二、二次大战后;三、与马來西亚的合并及分離;四、独立国家阶段。

一、二次大战前的语言地位规划

二次大战前英国殖民时期的语言政策虽然「独尊英语」,以之为唯一的官方语言,政府施政的立法、行政、公告都是以英文为本,不过,并未压制其他族群语言的使用,容许族群语文报纸的发行,也开放族群源流的学校(郭振羽,1995)。 殖民当局「分而治之」的策略,倒也给新加坡发展出四大主流学校教育,不过,这些学校都是用单一语言进行教学,这样的单语制,让各族群之间难以互通有无。 华人透过方言组织成立学校,一开始以方言授课,后來受到中国的影响,1917年华语成为华校的教学语言,1919年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教育。 新加坡的华校教育是独立前最普及的教育,学生人數甚至曾超过「英校」(徐大明、李巍,2007)。 虽然,英国殖民时期多种语言并存,不过双语人口并不多,这和族群人口居住区域集中,以及殖民当局「分而治之」的政策有关。 当时的社会语言狀况就是费许曼(Fishman, 1972)所說的「双言非双语」的现象(diglossia without bilingualism),英语充当高阶语言,其他语言淪为低阶语言,不过,彼此又无法互通语言的狀况。 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聯系透过「中间人」进行。二次大战之前,英国殖民政府主要重视在商业和贸易的利益,并不关心语言或是教育(Kaplan & Baldauf, 2003)。

二、二次大战后:语言平等原则的确立

二次大战后,新加坡开始追求自治与独立,语言地位的法制化受到重视,进行一連串的语言规画。 五六十年代,语言问题曾造成新加坡的种族和政治冲突。 一开始是因为华语遭受不平等待遇,而展开抗争。 战后英国殖民政府为了摆脱华校引发的社会冲突,以英校取代华校以及强迫华校转用英语教学的手段,试图消灭华文教育体制,结果引起华人的不满和对抗。

争取华文教育平等待遇的运动,在1955年6月6日,成功的动员了603个华人社团代表參与,又成立「华文教育委员会」争取华语与华校的平等待遇(黄庭康,2008)。 为了平息民怨,新加坡政府于1955年成立「各党派调查华文教育委员会」,负责检讨华文教育的问题。 新加坡政府于1956年发布「各党派调查华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以下简称「各党派报告书」)。 该报告书对新加坡日后的语言政策制定有着深远的影响,最为重要的是,族群平等原则的确立。 报告书从社会语言多样的事实出发,反对压制,要求保有族群语言与文化,确保族群的认同与尊严。 另外,各党派报告书指出「平等化策略」的建议,应当适用于所有的族群,主张「不应该孤立对待华文教育,不論我们提出任何建议,都应该适用于所有的种族,也就是应该毫无保留地平等对待华文、马來、印度、与英文教育」(黄庭康,2008: 118)。 各党派报告书中,跟双语教育政策有关的条文主要为(董霄云,2008:76):(一)平等对待以各种民族语言为教学用语的语言源流学校;(二)学校至少应该教授兩种语言;(三)各种不同的语言源流学校采用相同的课程标准。

三、与马来西亚的合并与分离:马来语为国语

新加坡对抗英国殖民政府的语言不公,催生了族群语言平等的原则;接着在追求独立时,却又独尊马來语为国语,不过,仍然保有多元承认的原则,将其他族群语言定为官方语言。 新加坡在追求与马來西亚合并以及独立初期的语言地位规画,就是独尊马來语的多语政策(郭振羽,1995)。多语原则已经在各党派报告书获得承认,独尊马來语为国语,并尝试提升马來语为共通语的原因,则与当时新加坡的国家想像有关。 新加坡人口不多、地方不大,一直到1965年退出马來西亚聯邦之前,没有多少人认为新加坡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因此,新加坡的执政者认为处于马來大海的新加坡小岛,最终还是得跟马來人占多數的马來半岛合并(黄庭康,2008)。 新加坡于1953年成立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争取脱離英国殖民统治,当时新加坡人的政治发展目标是与马來亚聯邦合并,成立马來西亚聯邦。 因此,在语言地位上赋予马來语崇高的地位。 这样的做法可能引來华族和印度族认識的疑虑,因此这段时期在语言地位論述方面,有不少是說明何以需要以马來语为共同语。 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为何不采用华族的语言作为共通语? 毕竟华人是新加坡人口最为多的族群。 1959年人民行动党赢得大选成为执政党,行动党必须争取华人群众的支持,反击政府试图消灭华人文化的指控,因此,推行平等化策略,对四种源流的学校一视同仁;另外,也考虑到行动党试图与马來半岛合并 为,了避免让马來半岛的马來人认为新加坡是「第三中国」、「小北京」或是「强烈的中华沙文主义者大本营」,因此,刻意避免过度华化,当然不可能让华语成为国语(黄庭康,2008)。

人民行动党于1957年发表『五年计划书』,重申新加坡应该以马來语为共同语,实施双语教育,在此,马來语不仅是跨越不同语言沟通的桥梁,还被视为跨过柔佛海峡,进入马來亚聯邦的桥梁。 Aidil(2007)认为从1959年到1979年这段时间是马來语的黄金时期。 1959年新加坡成功自治邦,人民行动党通过选举,成为执政党,1959年自治邦宪法正式将马來语定为国语,马來语是学校的必修课。 在马來语学校注册入学的人數大增,1959年小学有15784人就讀马來语小学,到了1965年增加到28,247人(Aidil, 2007: 160)。 新加坡政府积极进行马來语推广政策,除了成立马來语文文化协会以及马來语文教育咨询文教学会,还规定所有的学校教师,须具备第一级马來语程度,公务人员需具备第二级马來语程度。 另外,还办理中学程度马來语课程,成立马來文源流中学。 新加坡于1963年成功的加入马來西亚聯邦之后,还继续推广马來语,包括以下语言传播作为(郭振羽,1995):
1.成立国语行动理事会;
2.推行全国团结周以及国语月和国语周运动;
3.增加马來语广播时间,马來语节目时间,在1954年时占广播时间的15%;1963年增加到20%;
4.为公务人员举办马來文课程;
5.政府公告及公文,开始使用马來文;
6.海峡时报刊载马來文课程。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政府在推行马來语文时,同时坚持不同语言源流学校平等的原则(徐大明、李巍,2007)。 不过,也因为坚持多语政策,与马來西亚聯邦的独尊马來语的单语政策抵触,再加上其他的因素,导致新加坡于1965年8月9日宣布退出聯邦,成为独立的国家(Kaplan & Baldauf, 2003)。

四、独立国家阶段: 多语并存英语独尊的地位规划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独立当天宣布,「要建立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这不是个马來国,也不是个华人国,也不是印度国。 让我们真正的新加坡人,不論种族、语言、文化、宗教,团结一致。 」(郭振羽,1995:62)。

1965年新加坡国会通过的『新加坡共和国独立法桉』明确地规定各族群语言的地位(徐大明、李巍,2007:109):
第七节
第一款马来文、华文、泰米尔文鹤英文为新加坡的四种官方语文。
第二款马来语为国语,罗马字母书写系统的马来文为国语语文,
上述条款受下列条件的约束。
第一项任何人使用、教授和学习任何其他语言的行动不能受到禁止或妨碍;
第二项本节的内容不损害政府保存和维护新加坡的任何其他社区语言的权利。

由上列的条文可以看出,新加坡的语言地位规画延续独立前,马來语为国语的多语并重政策。 总理公署于1965年10月发表的公告确立四大官方语言政策(星洲日报,1965年10月2日):在新加坡,四种官方语文─即马来文、华文、澹米尔文和英文─都是同等地位的官方语文。 马来语是我们的共同语文,它是我们的国语。 ……新加坡的宪法将重新规定各语文向来所享有的地位,即新加坡有着四种官方语文……而以马来文作为共通语文和国语。

不过为,当初了合并而独尊马來语的理由已经不再,这份公告所說的「以马來文作为共通语文和国语」,后续虽然保留马來语的国语地位,不过仅具象征性功能,使用于国歌、典禮及军队的口号。

到了1967年,新加坡政府决定放弃以马來语为共通语的政策,从1957年开始进行的全民马來语推展运动,到了1967年就划下休止符。 独立后,最重要的语言地位规画议题是选定共通语,当局很快就恢復殖民时期以英语为尊,但承认民族语言的政策,即「多语并存英语独尊」的政策(郭振羽,1995:64;徐大明、李巍,2007)。表面上,新加坡的四种官方语言都有平等地位,国家領袖在重要庆典都会以这些官方语言发表演說,不过议员在国会的发言,很少使用英语之外的语言进行发言。就此而言,华语、马來语及泰米尔语被设定为族群内部的语言,充当传承族群文化的功能,并非政府部门的工作语言,英语才是实际的政府工作语言以及社会的共通语(吴英成,2010)。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四种官方语言在1957年时,很少人以之为第一语言,Pennycook估计这四种语言的人口只占18.6% (Kaplan & Baldauf, 2003: 124)。

独立建国这时期最迫切的问题应该是打造国族认同以及确保经济发展。新加坡政府的做法是避免独尊单一族群的文化,强调新加坡为多元种族的国家,并且把新加坡面臨的生存危机、经济挑战作为激发民众休戚与共的群体认同(Kiong & Pakir, 1996)。需要注意,英语虽然跟其他族群语言同列为官方语言,但是其他族群语言仅具有各自族群共通语的地位,并不像英语作为族群之间的共通语。 新加坡政府选择英语成为实际的官方工作语言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汤云航、吴麗君,2006):(一)继承英国殖民地时期遗留下來的行政传统,方便官方纪錄、行政和法律行事;(二)英语为中立语言,不是任一民族的母语,最能为各个族群人民所接受;(三)英语是新加坡与世界接轨的语言,英语为国际共通语,是重要的商业和科技语言。

第二点关于中立语言的論述,值得探讨。 在四种官方语言中,除了英语外,都有其相对应的族群,也就是說,仅有英语具有族群中立性(ethnic neutrality)的性质。 选用前殖民者的语言,并不少見,主要是各族群彼此竞争语言权,加上语言嫉妒,互相抵制,导致无法采用本土语,印度和非洲国家就是如此。 就非洲而言,「正是由于统治精英信誓旦旦要推广多语制,反倒为英语的进一步传播铺就了道路,宪法给了太多的语言与权利,中看不中用。 」(艾布拉姆.德.斯旺,2008:210)[注2] 。 这项评論也适用于新加坡的狀况。 由于新加坡独立运动主要是受过英语教育的精英所主导,对英语当然有所偏爱。 缺乏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識,很难推翻前殖民语言,改用本土语言。

中立性和实用性是合理化英语作为共通语的兩个常見論述。 采用英语为实际的官方工作语言有以下的优势(郭振羽,1995:66):(一)英语有助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英语为西方科技、国际贸易的用语;(二)对个人而言,通晓英语对个人经济与社会地位提升,也有所助益;(三)英语是中立性的语言,英语是唯一不与特定民族挂钩的语言,对其他族群彼此不占优势,不至于因为语言产生不和。 中立性之外,实用主义(pragmatism)也是支持英语的意識形态。 根据实用主义的邏辑,事物的价值必须从经济-技术理性加以衡量,认为无需考虑倫理或道德的論述(Pennycook, 1994)。Pennycook(1994: 247)把英语实用功能表述如下:「英语为中立的媒介,可以借此获取重要的知識,是族群之间沟通的中立媒介,以及參与全球经济不可或缺的语言,也是教学的重要语言。 」中立性、实用、有利等說法为是了把语言「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澹化英语本身的意識形态色彩,事实上,这种做法本身就反映了将语言视为商品的「语言工具論」(linguistic instrumentalism)的意識形态。 根据语言工具論,「语言存在的价值在于它是否能达成特定的功利性目标,如,经济发展、提升社会地位或是促进族际沟通」(Rappa & Wee, 2006: 24)。[注3] 在实用主义的主导下,英语是实际的工作语言,充当重要的垂直控制工具,尽管国家将族群语言定为官方语言(2006)。

Fishman(1971)根据大传统(Great Traditions)的多寡或国家的意識形态区分三种国家可能采用的语言决策類型:(一)A决策類型缺乏公认的大传统,独立后,常延续前殖民政府的语言为官方语言;(二)B决策類型选择一个具有大传统的本土语言作为官方语言;(三)C决策類型的地区有众多相互竞争的大传统存在,通常妥协出多元的模式(张学谦,2006)。 新加坡族群多元又各有其大传统,可以說是C决策類型,即「多元模式国家」(multimodal nation)的范例。 另外,新加坡多语并存英语独尊的政策,也符合Stewart所說的「多元政策」,也就是,「承认并保留若干重要语言,而选择其中一种或若干种为官方语言,并作为国内不同群体间沟通的语言」(郭振羽,1995:57)。

新加坡的语言政策有在地以及全球策略这兩个部份。 在地策略方面就是采用具有地缘政治重要性的马來语为国语,同时也照顾其他本土族群的语言地位需求,赋予官方语言地位。 这个部份是基于族群和谐、社会安定的考量,坚持采多语政策与马來西亚聯邦的单语政策对抗,甚至不惜退出聯邦。 这些做法相当具有前瞻性,李光耀深知在地认同以及当家做主的重要,他說(汤云航、吴麗君,2006:22):无论是好是坏,我们是在东南亚,而且永远不能离开这个地方。 我们所制订的政策,就是为了确保我们跟邻国在东南亚地方和睦共处,但有权在自己的家园当家作主。 任何活动,任何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原则为准绳。

另外, 为了确保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新加坡政府采取英语作为对外的全球策略。 英语主要是作为工具而非情感連结。 郭振羽(1995)引用社会心理学家凯尔曼(Kelman, 1971)的「感情性的依附」(sentimental attachment)与「工具性的依附」(instrumental attachment)的概念进行新加坡语言政策的评估,认为新加坡的语言政策大致符合凯尔曼的兩大要求,他說(郭振羽,1995:66):新加坡的语言政策乃是经由多语政策来谋求民族和谐与政治稳定,由英语的应用而维持经济进步与社会繁荣。 由此而产生的「工具性的依附」,在长期之后,或转变为对新加坡的「感情性的依附」,由此萌生「新加坡认同」和「新加坡文化」。

问题是族群语言和英语分别代表的「感情性的依附」与「工具性的依附」是否真能如执政者所规画的达成各自的语言分工,而不会有所关聯。英语的实用价值虽然受到重视,不过,文化上的价值则受到怀疑,甚至贬低,英语成为腐化西化的象征。 语言与文化息息相关,英语的中立性事实上也不攻自破,因为李光耀认为英语带來的「文化荒芜现象」(deculturalizaiton)以及道德败坏的问题(Pennycook, 1994: 247)。 如何对抗英语不良文化的影响? 族群母语作为认同以及英语作为工具的二分法,又被用于语言地位规画,反映在学校课程安排。 下一节讨論四种官方语言在教育的地位。

叁、语言的教育地位规画

语言政策尝试透过政府的力量改变人民语言使用的习惯。学校的教学语言和语言课程是语言政策实施改变语言使用的重要管道。 新加坡的语言教育规画反映官方独尊英语而母语作为附属地位的格局。 新加坡除了以学校推行语言之外,还运用社会运动推行华语。 本节回顾新加坡的语言教育地位政策,讨論英语和母语的语言教育地位,并检讨背后的意識形态及推
行方法。

一、学校的语言规划

吴英成(2010)将新加坡华人双语形态的发展分成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华人家庭以祖籍方言(F)为主要语言,华语(h)与英语(y)次之。1950年代后,进入第二阶段则以华文(H)为教学语言的华校与英文(Y)为教学语言的英校并存,祖籍方言(f)仍然活跃于华族社群。 1960年代进入第三阶段,实施双语教育,华校学生须修讀英文(y)为第二语言,

英校则修讀华文(h)为第二语言。 第四阶段(1970至1980年代)华校招生锐减,1987年停办华文学校。 1979年开始推展以华语取代祖籍方言的「讲华语运动」。 1990年代之后为第五期,全面以英语(Y)为教学语言,华语(h)仅为必修科,此时英语成为第一语言,华语为第二语言。

资料來源:吴英成(2010:53)。
注:中大写字母表常用语言,小写字母为次常用语言。 F/f为祖籍方言、H/h为华语、Y/y为英语。

新加坡1956年通过的各党派报告书根据平等原则提出双语教育的主张,独立后推行以英语为主同时保持民族语言的双语教育。不过,随着英语霸权的建立,民族语言教育从教学语言退居为教学科目之一。 說來讽刺,殖民后期,英国尝试以英语取代华校或是将华校英化,受到相当大的反弹,并未成功(黄庭康,2008),不过,原本的种族源流学校在独立后,反而消失不見。

1979年『吴庆瑞报告书』公布,认为过去二十年的双语教育并未成功的培育出通晓双语的人才,因此根据分流的原则,为不同程度的学生设定语言学习目标:没有能力学习兩种语言的学生,只要学习英语就行,中等以及中上程度学生学习第一语言(英语)和第二语言(华语);优秀的学生则把这兩种语言都作为第一语言学习。 另外,从1979年开始,新加坡政府设立九所「特别辅助计划」中学(Special Assistance Plan)培养双语人才,规定只有小学離校考试成绩最好的8%的考生,才可以进入这些中学(徐大明、李巍,2007)。

1987年政府提出「人人讲英语」(English for all)的口号,合并不同语言源流学校,在所有的学校内实施英语-母语的双语教育政策,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英语教学视为母语教学,各种族语言则被视为第二语言,到了高中华文为选修课,英文为必修课(董霄云,2008;韦红,2003)。英语成为教学媒介语,族群语言作为第二语言,仅用于母语科和道德教育科。1996年的资料显示,各学校华文课程占全部教学时间的比例为:小学约占20%到29%,中学约占14%到18.5%(周清海,1995)。 1990年开始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全部使用英语授课(劉满堂,2000)。 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显然未达成各族群语言平等的原则,政府重视英语,积极提倡英语,加上在升学就业等方面,都将英语列为首要条件,英语逐渐成为共通语,母语淪为附属地位,族群语言则不断衰微。

就像台湾的原住民族语认证考试一样,新加坡也透过母语考试建立母语学习的奖赏系统。[注 4] 虽然新加坡双语教育独尊英语,母语只是陪衬的角色。 不过,母语仍然是必须学习的语言。 新加坡政府透过将母语设为考试项目,作为学生母语学习成效的检核,因为母语考试涉及升级或升学,母语不好的学生,有些还会请家教补习(Rappa & Wee, 2006: 90)。 从1965年开始,规定母语为小学離校考试的必考科目,自1966年起,中学一年级的学生必须讀修母语课程;1969年母语成为新加坡—剑桥普通水准考试的必考科目,分流考试中,双语成绩也是重要的考评项目(董霄云,2008);政府规定母语是学生升级以及申请进入大学必考的科目,没有通过母语考试,大学就不能錄取(韦红,2003)。

二、讲华语运动:从文化到经济定位

新加坡政府建国后,积极的进行语言地位规画,最重要的就是「四大官方语言政策」和「双语教育政策」,不过,令人讶異的是,汉语方言虽然占人口多數,却被排除在外,没有任何地位(许小颖,2007)。 华人为新加坡最大的族群,华人占全人口的74.1%(Wong, 2011)。 政府的人口普查把华人分为十个方言群(dialect groups)。 虽然新加坡大多數的华人的母语非华语,政府仍然把华语定位为华人的母语,这种母语是不自然的官方「指定的母语」。 华人中闽南语人口占人口的60%(福建话占40%;潮州话占20.1%)按理說,闽南语应该比华语更具备共通语的地位。 为什么选择华语作为华族的通用语?

新加坡最通行的华族共通语是福建话,选择华语的原因应该是基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考虑(韦红,2003)。 邹嘉彦、游汝杰(2003)将新加坡的英语、华语和方言分别刻画为「顶层语言」、「高层语言」和「低层语言」,他们从语言竞争力的角度分析何以闽南语不敌华语的原因:(一)人口竞争力不够强,闽南语为母语的人口不足三分之一,不像台湾跟香港当地语言都占了70%以上;(二)经济竞争力低:除了跟中国及台湾的民间商业往來,经济价值不高;(三)文化竞争力平平,新加坡的闽南语文化,不比香港的粤语活跃。这些竞争力的分析,需要考虑政府方面 为了推展英语和华语刻意打压方言,造成方言语言活力不振。 至于华语何以取得高层语言的地位? 邹嘉彦、游汝杰(2003)同样提出三个理由:(一)强劲的政治竞争力:华语运动为国家语言计划的一部份,得到政府的制度性支持;(二)独一无二的文字竞争力:华语有较为普及的书面语;(三)背后的文化竞争力:华语记錄中华文化中的精英文化,同时也被用于对抗西方文化的冲击。

华语作为文化堡壘的功能向來受到政府的重视。 英语和母语存在着互补关系,前者作为工具性的语言,后者作为认同标记的语言。 母语在双语教育中,扮演传承民族文化的使命,满足民族认同的情感需求。李光耀(1996:419)在1984年推展华语运动說:我们坚持双语政策的一个持久不变的原因,就是在情感上我们无法接受英语为母语。用一种我们在情感上无法接受的语言作为母语,将会使我们的情感蒙受伤害。我们将对自己感到怀疑。我们的自信心将会被削弱。

李光耀在其他地方提及双语教育再次强调双语教育的重要性,认为要是放弃双语教育,将会丧失文化,成为伪西方社会(韦红,2003)。 英语成为族群之间的共通语,而族群母语则成为族群内部的沟通工具,母语除了促进族群和谐,同时肩负着保存亚洲价值和传统文化的使命(许小颖,2007)。

以下补充說明推展华语运动背后的三个意識形态:语言问题論、语言中立性以及语言实用主义。

对于语言多样性(language diversity)大概有三种不同的看法:问题論」、「资源論」或「权利論」。 这三种看法构成不同的语言意識形态,影响语言政策的形态,产生不同的社会语言效应(Ruiz, 1984;张学谦,2011)。新加坡政府一向把语言多样性视为国家建立的阻碍(Rappa & Wee, 2006)。李光耀在接受NHK访问时,就提及新加坡各种族群内部的多样方言有碍建立国家一体感,并且希望新加坡能像日本一样成为「单一民族,有着同样的种族、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文化、同样的宗教。 」(Rappa & Wee, 2006:88)。不过,由于坚持多元文化主义,让新加坡政府避免将单一语言强加在三个主要族群之上 为,了给予各别族群一体感(sense of unity),新加坡政府赋予各族群一个官订的母语。 华语主要是作为华族内部的共通语加以推行,官方认为方言分歧易造成族群内部分裂,不利国家凝聚(national unity),因此在1979年开始推行讲华语运动。 [注5]

华语运动初期有兩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尝试改变家庭内方言的使用;第二阶段将家庭說华语的习惯延伸到社会,如咖啡店、小贩中心、商家等场所(张楚浩,1995)。 1991年之后,讲华语运动的重点由改变說方言的习惯,转变为双语需求及文化认同。 推广的对象也市井小民,转为接受英语教育的华族新生一代(董霄云,2008)。 另外,1994年的推广华语运动委员会的成员大都是受英语教育的高级知識分子,有助于消除华语为下层语言的社会偏見,提升华语的形象(陈松岑、徐大明、谭慧敏,2000)。

讲华语运动的目的是鼓勵华语使用,同时降低其他中国方言的使用。每年举办一个月,至今仍然实施。 新加坡政府官员在公开场合时常发表推动华语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以华语取代方言。陈照明(1995:97)记载了相关谈话,比如說,在1979年9月,全国推广华语运动工委会主席林继民就明确的表示:「我们推广华语是希望华人社会放弃方言。」1981年王鼎昌部长也表示,「推广讲华语运动的目的是要以华语取代其他华族方言。」(陈照明,1995:97)。

语言问题論常导致负面语言规画(negative language planning),限制和缩小可以选择的语言项目,通常牺牲弱势族群的语言权利(Kaplan & Baldauf, 1997)。 新加坡政府常以族群中立性为由,推行规画指定的语言,英语和华语都被视为中立语言,不同的是,前者作为族群之间的共通语,而后者则作为华族内部的共通语。 许小颖(2007)指出,在50及60年代,
福建话是华族中使用人口最多的方言,政府却因为华语不是任何一个华人社群的祖籍方言,具有中立性,而被选为族群内部共通语。 中立化的意識形态跟新加坡歷史有关,为了避免族群冲突,族群议题常被「去政治化」。问题是这种以中立性为名,进行取代方言的做法,显然违反语言人权,造成语言差别待遇,更有可能造成群体对抗,而引起社会不安。

新加坡政府对英语抱持着语言工具論态度,其他母语则视为认同标记。 这样的分工,由于中国经济的崛起,新加坡采取工具性的语言观,让华语从原本的认同功能,加上实用的经济价值(Wee, 2003)。注6 讲华语运动和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同样都在1978年。注7李光耀及吴作栋都强调华语的经济价值,认为如果忽略华语,以后跟中国做生意就没有优势了。 华语的经济转向无疑提供学习华语更强的动机,因为语言存活很大部份取决于语言提供的社会升迁及经济利益。 由于华语成为有价值的经济资产,弱势家长要求小孩学习华语方兴未艾,可能导致其他弱势族群改学华语,造成其他族群语言流失。 华语的语言工具論是附加到先前作为认同标记之上,推展华语的目的也不在于取代英语,仍然以必知英语的双语现象作为目标,另外,推展华语以牺牲方言为代价,方言被贬低(Wee, 2003)。

方言被贬低主要是因为政府使用美化华语、丑化方言的手法进行宣传。比如說,华语被视为是凝聚华人社群的整合力量,而方言则造成分裂;华语是优美、有教养的,而方言则被视为粗野不文,缺乏文化价值(Bokhorst-Heng, 1998: 250-51)注8。这些手法和当初台湾推行国语的手段如出一辙。 另外,跟台湾一样,新加坡政府同样以「错误的兩难」(false dilemma)來迷惑家长,让家长误以为母语和华语不能兼顾,必须从中择一(cf.张学谦,2011)。1979年李光耀的演說,就要求华人在方言和英语及华语和英语之间做出选择(周清海,1995:48-49):由于我国人口当中有二十五巴仙并非华人,我们不得不采用英语作为各种族之间的共同语言。如果我们继续使用方言,那么英语势必成为我国不同籍贯华人之间的共同语言。 ……这是一项无可避免的选择:英语和华语,或是英语和方言? 在逻辑上,这项决定是明显的;在感情上,这项选择却是痛苦的。

值得注意讲华语运动特别以家长作为宣导对象,尝试影响家庭由方言转向华语,让华语成为新加坡华人的「母语」。 新加坡政府推广华语就常为宣传了孩子的未來,家长应该跟小孩說华语,李光耀在1979年讲华语运动的开幕式致辞指出(董霄云,2008:94):我国的华族家长,为他们的子女面对这样的选择—是英语和华语呢? 还是英语和方言? 如果他们让子女讲方言,或者更糟的是,要孩子讲方言,他们的子女对于学校的功课就会感到非常吃力。 因此你们应该鼓励你们的子女讲华语,不讲方言。

除了将母语视为学习阻碍之外,也强调家长需要以身作则,1984年讲华语运动的口号就是:「请讲华语,儿女的前途,操在你手裡」(许小颖,2007)。 李光耀指出,讲华语运动「最终的考验,在于父母和他们的子女在家裡是不是用华语交谈,这就是母语的意义。 」(陈照明,1995:98)家庭是母语保存的最后堡壘,当家庭不再使用族群语言改用华语的时候,由方言转向华语就彻底完成了,这应该不是母语的意义,而是「母语死亡」的定义。

讲华语运动运用语言行销的手法进行语言推广(张尹赢,2007)。 除了劝說家长和学生之外,还运用大众传播媒体,如包括报章、广播电台和电视,宣传鼓勵华人常說华语。 最激烈的手段是禁止媒体使用汉语方言。另外,新加坡政府还鼓勵建立汉语拼音及汉字书写的语言景观,如食物名称、公司、婴儿命名,新街道和住宅区命名,同时还以汉语拼音取代方言拼音(许小颖,2007)。

肆、语言地位与语言移位

新加坡是个多元族群社会,政府当局实施必知英语的双语政策,一方面将英语定为各族群的共通语,充当实际的官方工作语言,一方面赋予三大族群语言官方地位。 政府将英语和母语做互补性的功能分配,前者作为实用工具,后者作为族群文化认同。 对于各族群内部的语言分歧,政府则指定其中一种语言作为族群共通语。 家庭语言使用是语言保存的最后堡壘,也是语言能否存活的重要指标(Fishman, 1991)。 从语言生态來看,语言之间互有关聯,本节将根据相关的家庭语言使用调查,检视新加坡语言地位规画对语言保存与流失的影响。

Li等人(1997: 381-82)列出影响新加坡语言流失的主要因素,包括制度性因素、地位因素,次文化因素(subcultural factors)、社会文化因素等。 这些相关因素中,语言政策应当扮演关键的角色。 徐大明、李巍(2007:118)关于新加坡语言使用的调查显示,政府政策对族群语言转移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们說:新加坡大规模的语言转用现象,基本上是政府的语言政策作用的结果。 目前全社会的语言状况仍然是一种不稳定的双语状况,大致上保持着从民族语言转用英语的趋势。

Kaplan与Baldauf(2003: 127)将政府进行的语言规画在过去半世纪造成的影响,归纳为六项互相关聯的语言移位:
1.从印度语移位到英语和马來语;
2.从马來语作为共通语到少數语言;
3.从汉语变体(Chinese varieties)到华语;
4.从英语仅充当工作语言变成共通语和母语;
5.从非标准的双语现象到必知英语(English-knowing)的双语现象;
6.从文盲及半文盲到讀写和双语讀写。

过去半世纪以來的新加坡语言地位规画虽然造成语言流失,但也创造了一个「必知英语的双语社会」,英语作为学校的第一语言,加上族群语言作为第二语言(Pakir, 1991; Kaplan & Baldauf, 2003: 133)。 就语言保存而言,新加坡语言政策造成新加坡语言在兩方面的流失,一方面是不同的汉语语言被华语所取代,另一方面,各族群也转向使用英语(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11)。 新加坡的桉例显示,语言政策与族群语言的延续力息息相关。

Kaplan与Baldauf(2003)从语言生态的观点,分析英语和华语扩展跟地位提升之间的关系。 在1960年到2000年之间,1956年政府决定采用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双语主义之后,英语的使用大为扩展。 1979年讲华语运动开始之后,同样可以看到华语迅速成长,同时方言随之衰落。 上述的观察符合相关的社会语言使用调查,以下提供相关的人口普查资料以及家庭语言保存的实证研究,以了解语言政策对语言保存的影响。

新加坡是个讲究规画的国家,政府相当注重人口普查,以之为施政规画及检讨成效的依据。 新加坡的人口普查于1980年开始收集「家庭用语」资料(郭振羽,1985),接着每十年进行一次,最近的一次普查是2010年。表二为家庭最常使用语言的四次人口普查资料。

由表二可知,英语和华语活力十足,成长迅速,以英语为家庭主要语言的人口,从1980年的11.6%到2010年的32.3,增加了近三倍(20.7%)。以华语为家庭主要语言人口,则从10.2%上升到35.6%,增加了25.4%。值得注意的是,华语虽然人口比率高于英语,不过,华语主要作为华族内部的沟通,和英语作为各族群的共通语,情况不一样。 除了华语和英语外,其他族群语言都有流失的狀况,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华族方言,另外三个族群变化不大。 华族方言做为家庭主要语言的人口,从1980年的59.8%,到了2010年急剧下降到只剩下14.3%,减少了45.2%。 从这也可以看出讲华语运动已经快达成其取代方言的目的了。 图一为1980至2010英语、华语及华族兴衰图。 从图一可以清楚的看出,在英语与华语的夹击之下,华族方言快速衰微,而英语和华语则不断成长。

潮州人是新加坡华人的第二大族群,Li等人(1997)的调查却发现,潮州社区年青一代已经放弃族群语言,就算在家庭領域,也转用华语或是英语,同时语言转用也有阶层化的现象,在语言态度上重视语言的工具性价值,又把语言和族群认同分割处理。 他们的调查显示,就算是多數族群在政府的社会政策下,也会觉得有必要放弃传统的生活方式及母语,以换取社会地位与经济利益。 Gupta与Siew(1995)以民族志的方式进行新加坡家庭的语言移位调查,结果发现同样是由方言移位至英语及华语,他们从态度以及社会压力探讨语言移位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华语被分工为维护华人传统价值和文化,但是在祖孙三代的家庭,却見到不少祖父母屈就儿孙的语言使用,而非依传统的孝道美德,晚辈顺应长辈的语言选择。

另外,在态度上,他们发现华语运动造成华人认为方言没有实际价值及地位低落。在语言使用上语言代沟造成代与代之间沟通困难,亲情维系不易。作者指出华语运动反讽之处(Gupta & Siew, 1995: 313):「发起讲华语运动的目的正是了以华语统一新加坡华族并且了传承中国文化和传统。 」Kaplan与Baldauf(2003)指出,新加坡的语言移位改变了语言生态,造成新加坡成为语言越來越同质化的社区。 另外,把语言和族群身份绑在一起也降低了新加坡双语互通的程度,过去在华人社区有不少人会說马來语,在马來社区则有不少人会說华语跟泰米尔语的双语者。

吴英成(2010)将华族家庭用语的变化,归纳为兩个过程:「脱方入华」与「脱华入英」,这兩个趋势。 前者大致上已经完成,后者则于2004年成为事实。 根据新加坡教育部针对华族小一新生家庭常用语的调查(吴英成,2010:52),华族家庭用语正朝向「脱华入英」的方向。 小一学生在家讲华语的比率,1980年有25.9%,到了1990年达到最高峰67.9%,接着逐年递减,2000年为45.4%,2004年为43.6%。 然而,小一新生在家讲英语的人數则不断上升,从1980年的9.3%增至1990年的26.3%,2000年上升到40.3%,2004年则达到47.3%,首度超越华语,2009年的资料显示,小一新生在家讲英语的人數将近60%。

华族家庭用语变迁的方向,可以从语言地位的高低加以解释。 华族方言虽然人數众多,具有人口优势,不过,非但没有任何官方地位,更是华语运动要铲除的目标。 家长未能将母语传承给下一代是语言流失的主因(Fishman, 1991; Romaine, 1989)。 父母对母语的态度深受语言政策影响,语言分班制一方面以污名化的方式,将母语丑化为让人看不起的后段班语言;强势语言则被美化成唯一有价值的语言资源,是前段班的语言(Skutnabb-Kangas, 2000),弱势语言常和低社会地位和形象牵連在一起,其族群成员常常避而远之,改用其他的语言(张学谦,2011)。 这应该是「脱方入华」的社会心理因素。

华语较少受到污名化,相反的,在官方的语言分工,还被指派为族群文化象征。 同时华语享有官方语言的地位,按理說,应该和英语平起平坐,为何还会产生「脱华入英」的现象? 英语和华语的地位实际上并不均等,英语是实际的官方工作语言,享有各族群共通语的地位,而华语则是华族内部的共通语,在地位上虽然高于方言,却无法与英语平起平坐,毕竟新加坡的语言政策是必知英语的双语政策,英语为主导,华语是附属的语言。语言分班制引发的语言移位作用,同样发生在华语身上,越來越多的新加坡家庭转用英语,同时语言也出现阶层分化的现象。 汤云航、吴麗君(2006)认为,家庭语言逐代移位和语言阶层分化显示,华语的地位不高,已经成为社会上较不成功人士、教育程度不高人士的语言。 赵守辉、劉永兵(2008)调查新加坡家庭背景、父母语言态度及社经地位和家庭用语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显示:一、家庭用语和居住条件正相关性表示新加坡正迈向一个按语言划分阶层的社会;二、华语与英语非功能互补现象,呈现一面倒的趋势,因为英语的声誉和使用价值较高,只有英语学习受到鼓勵;三、约三分之二自认为英语口语不太好的家长,仍然坚持以英语与孩子交谈。他们的研究显示,华语在声誉方面远不及英语,「华语正在成为一种贫穷和边缘化的身份符号,这种贫穷和边缘化的自卑意識,反过來又导致了华语在家庭中运用的加速下降」(赵守辉、劉永兵,2008:135)。

总之,英语为顶层语言,华语为高层语言,方言殿后为底层语言。 这三者地位的高低是其语言能否保存的关键因素之一。 张裕宏(2005:261)将语言市场做不平等的分配,导致弱势语言一个一个接着消亡的共通语,形容为「吃人的共通语」。 他认为共通语虽然表面上有如天使般的无害,实际上,共通语后來可能成为唯我独尊的共同语,变成吃人的虎姑婆。 新加坡的例子就是如此,马來语共通语的地位被英语取代后,就成为象征性的国语,没有实质的功能和地位;原本福建话作为华人共通语的地位,政府以华语取代后,急剧衰微。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当华语将方言鲸吞蚕食之后,接下來,华语可能也难逃同样的命运。 赵守辉、劉永兵(2008:136)已经就此提出预言:出于在争夺文化资本的竞争中不甘人后的心理,定会有越来越多作为儿童用语「隐形规画者」(invisible planner)的家长们,再次发挥他们过去二三十年在促进语言变更中(从方言到华语)的巨大作用,更加勤勤恳恳、不惜余力地为攀上英语这个社会阶梯,第二次变更他们的家庭用语(从华语到英语)。

何以采用多元主义的语言政策,在语言实践上却形成英语独霸的语言生态? 艾布拉姆. 德. 斯旺(2008:153)提出的悖論值得參考,他說:「其政策本为促进语言多样化,却事与愿违,反而巩固了英语的霸主地位……要推广的语言越多,英语的使用频率就越高。 」本文认为独尊英语的现象,并非如德. 斯旺在讨論南非桉例所說的,「好心的政策如何带來了惡果」(2008:153),如果从「语言帝国主义」(linguistic imperialism)(Phillipson, 1992)及「语言歧视主义」(linguism)(Skutnabb-Kangas, 2000)的观点加以检视,就能发现国家常将语言资源与权利做不平等的分配,导致名为多语政策,却造成独尊单语之实,而新加坡的桉例则反映了Tollefson(1991)所說的「规画语言就是规画不平等」( Planning Language, PlanningInequality)。

伍、结论与建议

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多语言、多文化的国家。 新加坡语言政策是管理语言多样性的工具,同时需要达当局设定的社会语言目标,整体而言,必知英语双语政策成功的达成以下的社会语言目标(Pakir, 2001:342):
1.为这个欠缺腹地又缺乏资源,只能依靠人力资源的小岛提供快速的经济发展;
2.在多元族群中,推广一个共同的沟通模式;
3.在人口最多的华人族群,其内部存在五种互不相通的方言,推展共同的沟通模式;
4.赋予国内语言与文化多元主义官方承认;
5.打造奠基于亚洲和东南亚传统的新加坡认同和忠诚感;
6.融入马來语为多數的区域;并且
7.促进顺畅的国际接轨和区域交流。

本文从语言管理、语言意識形态及语言实践这三方面讨論新加坡的语言地位规画。 在语言管理方面,新加坡政府主要以必知英语双语政策,将马來语定为仅具象征意义的国语,然后将英语定为实际的官方工作语言及全国的共通语,同时赋予族群语言官方地位,除了作为族群本身的共通语,还赋予族群认同和文化传承的功能。 新加坡语言管理背后的意識形态有多样,其中倾向多元并立的意識形态为多元文化主义或多族群主义,而语言问题論及实用至上的语言意識形态则导向独尊单语。 从语言实践可以看出语言地位对语言生态的影响,新加坡虽然成功的推展共通语,却是以弱势语言为代价,华人的方言急剧流失,而华语也因为不敌英语的强大势力,节节败退。 语言地位与语言移位之间的关聯,印证了Kymlicka(威尔•金里卡,2004:156)的論点:当今世界,除非在公众生活中使用,否则一种语言很难长存,这一点证据确凿。 因此政府决定哪些语言为官方语言,实际上就是决定哪些语言将继续存在,哪些语言将死亡。

新加坡政府虽然赋予三个族群语言官方语言地位,不过,却没有给予和英语平起平坐的实际功能,顶多只能算是互补功能,难怪族群语言面臨被英语取代的危机。 族群语言地位不彰,从它们在学校教育的地位就可以看出,英语是教学语言,母语不过是一门学科。

台湾族群语言在独尊华语,族语缺乏官方地位及制度性支持不足之下,就算人口最为多數的福佬族群也面臨母语流失的狀况,如何逆转母语流失,迈向添加式的双语现象是当前语言规画的重点。 台湾和新加坡一样,都面臨族群语言急剧消逝的危机。 新加坡政府早就赋予族群语言规画地位,虽然,提供族群语言一些制度性的支持,不顾,由于采取「英语扩张典范」(diffusion of English paradigm),强调「对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单语观点」(Phillipson & Skutnabb-Kangas, 1996: 429)导致族群语言受到严重的冲击,形成削减式的双语现象。 新加坡的经验显示,对于共通语的推行,不能毫无节制,就像García(1992)语言花园比喻所暗示的,如果不加管理的话,强势的花卉会蔓延到整个花园,造成其他小型的花卉无法生存,花园的管理者需要舍自由放任的做法,抑强扶弱,才能维持语言花园的多样性。 新加坡的例子显示,法理上的语言地位平等,要是无法落实在实际的语言使用的地位和权力,恐怕是中看不中用的官样文章。 如果仅重视语言的经济价值,却忽略了语言的社会心理功用,特别是家庭代际的亲情沟通与族群之间的身份认同的归属需求。 国家成立的目的为,就是了保障个人生命的完全发展,这是当代宪法规范的最高准则。 本文建议,国家应该以建立共通语与母语共存的添加式双语现象为目标,以「语言生态典范」(ecology-of-language paradigm)(Ricento, 2000)为规画取向,推行能确保族群语言延续、语言资产的发展及语言人权的维护的语言规画与语言政策。

参考书目
艾布拉姆. 德. 斯旺(乔修峰译),2008。 《世界上的语言:全球语言系统》。 中
国广东:花城出版社。
吴英成,2010。 《汉语国际传播:新加坡视角》。 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館。
李光耀,1996。 《李光耀40年政論选》。 新加坡:时代出版社。
周清海,1995。 〈语言与教育〉收于云惟利(编)《新加坡社会和语言》页43-73。
新加坡: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洪镰德,2002。 〈新加坡的语言政策〉收于施正锋(编)《各国语言政策—多元文
化与族群平等》页543-84。 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员会。
韦洪,2003。 《东南亚五国民族问题研究》。 中国北京:民族出版社。
徐大明、李巍,2007。 〈新加坡语言政策研究报告〉收于徐大明《社会语言学研
究》页103-19。 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尹赢,2007。 《新加坡「讲华语运动」的语言行销分析》硕士論文。 台东:台
东大学语文教育学系。
张楚浩,1995。 〈华语运动:前因后果〉收于云惟利(编)《新加坡社会和语言》
页125-37。 新加坡: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张裕宏,2005。 〈Ui少數人语言暴力到多數人语言暴力的语言市场倫理:台湾中
原化的华夏传统模式初探〉收于林哲民(编)《张裕宏教授論文选集》页
259-71。 台北:台湾大学语言学研究所。
张学谦,2006。 〈印度的官方语言地位规划:第八附则与语言承认〉《台湾国际研
究季刊》2卷4期,页131-68。
张学谦,2008。 〈国家能否挽救弱势语言? 爱尔蘭语言復振为例〉《台湾国际研究
季刊》4卷4期,页21-47。
张学谦,2011。 《语言復振的理念与实务:家庭、社区与学校的协作》。 台中:新
新台湾文化教育基金会。
许小颖,2007。 《语言政策和社群语言—新加坡福建社群社会语言学研究》。 中国
北京:中华书局。
郭振羽,1995。 〈语言政策和语言计划〉收于云惟利(编)《新加坡社会和语言》
页57-73。 新加坡: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陈松岑、徐大明、谭慧敏,2000。 〈新加坡华人的语言态度和语言使用情况的研究报告〉收于李如龍(编)《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页48-90。 中国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陈照明,1995。 〈第五章小学华文教材和华语政策〉收于云惟利(编)《新加坡
社会和语言》页91-111。 新加坡: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汤云航,吴麗君。 2006。 〈新加坡语言政策与官方语言的功能〉《承德民族师专学
报》26卷3期,页20-26。
黄庭康(李宗义译),2008。 《比较霸权:战后新加坡及香港的华文学校政治》。
台北:群学。
董霄云,2008。 《文化视野下的双语教育—实践、争鸣与探索》。 中国上海:上海
教育出版社。
邹嘉彦、游汝杰,2003。 《汉语与华人社会》。 香港:香港城市大学。
赵守辉、劉永兵,2008。 〈新加坡华社家庭用语的社会语言学分析《社会科学战线》8期,页131-37。
劉满堂,2000。 〈新加坡的语言政策:多语制和双语制〉《陕西教育学院学报》16
卷4期,页77-79。
威尔•金里卡(邓红风译),2004。 《少數群体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与公民权》。 台北:左岸文化。
谢世涯,1995。 〈华语运动:成就与问题〉收于云惟利(编)《新加坡社会和语言》页139-57。 新加坡: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Aidil, Subhan. 2007. “Planning for Malay Language in Education: Lessons ofHistory and Present Ecology,” in Viniti Vaish, S. Gopinathan , and Liu Yongbing, eds. Language, Capital, Culture: Critical Studies of Language in Education in Singapore , pp. 157-74. Amsterdam: Sense Publishers.
Bokhorst-Heng, Wendy. 1998. “Languag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 Singapore,” in JA Foley, T. Kandiah, Bao Zhiming, AF Gupta, L. Alsagoff, Ho Chee Lick, L. Wee, IS Talib, and W. Bokhorst-Heng, English in New Cultural Contexts: Reflections from Singapore , pp. 287-319.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Press.
Cooper, Robert L. 1989.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shman, Joshua A. 1971. Sociolinguistics: A Brief Introduction . Rowley, Mass.: Newbury House.
Fishman, Joshua A. 1972.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An Inter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ce Approach to Language in Society . Rowley, Mass.: Newbury House Publishers.
Fishman, Joshua A. 1991.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 Clevedon, England: Multilingual Matters.
García, Ofelia. 1992. “Societal Multilingualism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 in Transition,” in Heidi Byren, ed. Language for a Multicultural World in Transition , pp. 1-27. Lincolnwood, Ill.: National Textbook Co.
Gupta, Anthea Fraser and Siew Pui Yeok. 1995. “Language Shift in a Singapore Family.”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 Vol. 16, No. 4, pp. 301-14.
Haugen, Einar. 1972.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 Stanfor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ornberger, Nancy H. “2002. Multilingual Language Policies and the Continua of Biliteracy: An Ecological Approach.” Language Policy , No. 1, pp. 27-51.
Kaplan, Robert B., and Richard B. Baldauf, Jr. 1997. Language Planning: from Practice to Theory . Clevedon, UK: Multilingual Matters.
Kaplan, Robert B., and Richard B. Baldauf, Jr. 2003. Language and Language-in-Education Planning in the Pacific Basin .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Kelman, Helbert C. 1971. “Language as an Aid and Barrier to Involvement in the National System,” in Joan Rubin, and Bjorn H. Jernudd, eds. Can Language Be Planned? Sociolinguistic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Developing Nations , pp. 21-51.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Kiong, Tong Chee, and Anne Pakir. 1996. “The Making of National Culture in Singapore,” in Edwin Thumbo, ed. Cultures in ASEAN and the 21st Century , pp.174-88. Singapore: UniPress, Centre for the Art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for ASEAN-COCI.
Leimgruber, Jakob RE in print. “The Management of Multilingualism in a City-State: Language Policy in Singapore,” in Peter Siemund, Ingrid Gogolin, Monika Schulz, and Julia Davydova, eds. Multilingualism and Language Contact in Urban Areas: Acquisition, Development, Teaching, Communication .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Li, Wei, Vanithamani Saravanan, and Julia Ng Lee Hoon. 1997. “Language Shift in the Teochew Community in Singapore: A Family Domain Analysis.”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 Vol. 18, No. 5, pp. 364-84.
Lo Bianco, Joseph. 2007. “Advantage and Identity: Neat Discourse but Troubled Union: Singapore’s Medium of Instruction Policy,” in Viniti Vaish, S. Gopinathan ,and Liu Yongbing eds. Language, Capital, Culture: Critical Studies of Language in Education in Singapore , pp. 5-24. Amsterdam: Sense Publishers.
Pakir, Anne. 1991. “The Range and Depth of English-Knowing Bilinguals in Singapore.” World Englishes , No. 10, pp. 167-79.
Pakir, Anne. 1998. “English-Knowing Bilingualism in Singapore,” in Lubna Alsagoff, Zhiming Bao, Anne Pakir, and Lionel Wee, eds. Society, Style and Structure in Language, pp. 82-110. Singapore: Prentice Hall.
Pakir, Anne. 2001. “Bilingual Education with English as an Official Language: Sociocultural Implications,” in James E. Alatis, and Ai-Hui Tan, eds. Georgetown University Round Table o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1999, pp. 341-49.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Pennycook , Alstair. 1994.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 London: Longman.
Phillipson, Robert. 1992. Linguistic Imperialism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hillipson, Robert, and Tove Skutnabb-Kangas. 1996. “English Only World-Wide or Language Ecology?” TESOL Quarterly , Vol. 30, No. 3, pp. 429-53.
PuruShotam, Nirmala Srirekam. 1997. Negotiating Language, Constructing Race: Disciplining Differences in Singapore .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Rappa, AL, and Li Wee. 2006. Language Policy and Modernity in Southeast Asia: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Singapore, and Thailand . New York: Springer.
Ricento, Thomas. 2000.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in Thomas Ricento, ed. Ideology, Politics, and Language Policies: Focus on English , pp. 9-2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Romain, Suzanne. 1989. Bilingualism . Oxford: Basil Blackwell.
Ruiz, Richard. 1984. “Orientation in Language Planning.”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ilingual Education , Vol. 8, No.2, pp. 15-34.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11. “ Census of Population 2010 Statistical Releas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Education, Language and Religion .”
(http://www.singstat.gov.sg/pubn/catalogue.html) (2012/9/10)
Skutnabb-Kangas, Tove. 2000. Linguistic Genocide in Education- or Worldwide Diversity and Human Right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Spolsky, Bernard. 2004 . Language Policy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ollefson, James W. 1991. Planning Language, Planning Inequality: Language Policy in the Community . London: Longman.
Wee, Lionel. 2003. “Linguistic Instrumentalism in Singapore.”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 No. 24, pp. 211-24.
Wong, Wee Kim, ed. 2011. Census of Population 2010 .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Zhao, Shouhui, and Liu Yongbing. 2007. “The Home Language Shif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Language Planning in Singapore.” Asia – Pacific Education Researchers, Vol. 16, No. 2, pp. 111-26.
Singapore’s Language Status Planning and its Impact on Family Mother Tongue Maintenance
Hak-khiam Tiu 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Taitung, TAIWAN

注1:
新加坡常以「方言」指称汉语各种「语言」,如福建话、潮州话、广东话等。 这些所谓
的「方言」彼此并无法互通,按理說,应该是不同的语言,而非方言。 不过,「方言」
这个词,能够显示不同的汉语语言,在新加坡的社会语言意义,因此,沿用「方言」
的用法。

注2:
艾布拉姆. 德. 斯旺(2008:213)提到三项有利前殖民语言保持优势的机制:「族群
分立以及与之而來的语言嫉妒;个人偏向于选择能借之获取高端职位的语言;精英集
团必然会选用可将(无讀写能力的)圈外人排除在外的语言,以期壟断好职位。 」

注3:
相反的,一个语言不具工具价值(non-instrumentally)「要是一个语言被视为形塑个人
的族群或是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份,并且其存在与社区的价值的理由是让社区人士
能维持认同感的象征价值。 」(Rappa & Wee, 2006: 24)。

注4:
有些反对母语认证的人会說,全世界,没有那个国家在考母语,除了新加坡外,爱尔
蘭也有母语认证考试,学生參加会考时,可以选择英语或爱尔蘭语,以爱尔蘭语作答
可以加分优待,想进入国立爱尔蘭大学以及师范学院就讀的学生,也需要通过爱尔蘭
认证(张学谦,2008:31-32)。

注5:
事实上,新加坡华人之间并不缺共通语,谢世涯(1995:142)指出:「新加坡自开埠
以來,方言一直是华族新加坡人日常工作、贸易洽谈、交际与家庭的用语,尤其是闽
南话,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约占全华族人口的40%以上,是不同方言群人口的通用语。 」
学者估计,97%的华人在讲华语运动开展之前,听得懂福建话(Kaplan & Baldauf, 2003:
124)。

注6:
语言工具論认为语言存在的理由在于是否能达成特定的功利性目标,如接近经济发展
和社会升迁。 如果语言被视为是族群或文化认同的部份,就是非工具性的语言,其社
区的功能在于提供社区成员象征价值及认同感(Wee, 2003)。

注7:
华文经济价值提升的同时,新加坡政府却也减缩华语在高等教育的地位,1978年以中
文媒介语的南洋大学与以英语媒介语的新加坡大学合并为国立新加坡大学。

注8:
具体的例证,请參考陈照明(1995:99-100)。

本文为国科会补助计画《家庭语言政策与语言保存》(NSC 101-2410-H-143-009-MY2)的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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