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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家族政治惡斗撕碎新加坡神話

20/06/17

作者/来源:魯寧 文匯客戶端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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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第一家族”的政治惡斗持續發酵升級。這場惡斗的一方是新加坡現任總理李顯龍,另一方則是他的胞弟李顯揚和胞妹李瑋玲。

“國父”李光耀尸骨未寒,家族政治惡斗即刻上演,中間幾經反復交手,至進入本月中旬后,惡斗已徹底公開化。

從大處著眼,李顯龍痛斥其胞妹篡改李光耀遺囑;李顯揚和李瑋玲則直戳大哥李顯龍刻意要在條件成熟時,將國家權柄交給其子(李鴻毅)來“繼承”。果真如是,這個被西方輿論故意標榜這現代化民主國家樣板 的新加坡,將出現民主政治與“李三代”的格格不入。

從上周的后半段起,隨著李氏家族的“家丑”漸成新加坡“國丑”,此前仍幻想將李氏家族政治惡斗強行鎖定為“家事”層面的新加坡部分高官,亦開始身不由已地卷入其中。

新加坡前總理吳作棟(現榮譽國務資政)上周末出來發聲:“新加坡發展至今,戰勝過重重危機和困境,李光耀孩子間的事情正在公之于眾,但這些不代表我們,我們(指新加坡)不會被一個家庭的瑣碎糾紛拖垮。”很顯然,吳作棟試圖將李氏家族政治惡斗,與早就被神化的新加坡政體和發展模式作切割。

現任副總理張志賢也坐不住了。他所發聲明披露,他正就事件與李家三兄妹直接溝通,闡明不會支持任何一個極端決定或極端做法。由是,張志賢即刻招惹來李顯揚和李瑋玲的狠懟。

現任內政部長兼法務部長尚穆根,既沒有吳作棟“講政治”,亦沒有張志賢“識大體”,他一發聲就頗顯“火藥味兒”,他稱“相信大多數新加坡人已對李氏家族惡斗感到厭倦,希望政府把資源投放到更有意義的事情上來。”

吳作棟、張志賢、尚穆根,這三位政壇大佬的表態,暴露出新加坡政府高層對李氏家族政治惡斗的不同態度取舍。隨著事態進一步發酵與發展,隨著更多家族政治的內幕被家族成員“自我揭露”,新加坡內閣的政治動蕩已很難避免。而在涉及后李光耀時代的所有“政治安排”中,最刺激新加坡國民,尤其是青年一代國民政治神經的安排,無疑是關于“李三代”的真假難辨。域外的大國勢力,以及始終對新加坡虎視耽耽的兩大強鄰——馬來西亞和印尼,必然會拿“李三代”大作文章。由是,新加坡政壇之水必將越攪越渾。

站在中新關系發展變化之角度,分析李氏家族政治惡斗背后的經濟困境和外交困境,可更客觀因而更合理地解析“新加坡神話”早晚都得破滅的歷史必然性。

新加坡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勉強獨立”,其性質最初形同馬來西亞的一個“國中之國”,其獨立背景是美國取代英國,成為東南亞地緣博弈的主導性國家。

截止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新加坡的日子過得并不舒坦。始于1978年末的中國改革開放,新加坡的地理區位優勢,航運與金融的“自由化政策”,外加中新之間的良好互動,尤其是中國借助新加坡發展對外貿易和吸引外資,迅及成就了新加坡世界航運和世界金融兩大中心地位,從而托起了上世紀八十年新加坡經濟騰飛之事實,新加坡才得已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

安全上依賴美國約束和制衡馬來與印尼兩大強鄰,經濟上靠中國賺了個盆滿缽滿,新加坡由此呈現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繁榮二十年”。然而,國家太小,人口太少,產業與市場太單一的新加坡,不可能永遠在中美之間走鋼絲、玩平衡。因為世界是變化的,中美之變尤其是中國之變,更為顯著且變好變強的態勢已無從遏制。

變化的一大時間節點是2010年。彼此,歐巴馬政府強推“重返亞太”政策,中國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步子則越邁越快越扎實越自信。

中美之變,令新加坡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兩面夾擊”的尷尬境地。安全上,美國擴大在新駐軍,每年舉行的“香會”,攻擊中國之味愈益明顯,輿論“圍毆”中國漸成常態,南海島礁之爭,“新臺”關系之“不黑不白”,香港裝甲車被扣事件,所謂南海仲裁結果等一系列事件,新加坡在美國壓力下無可奈何選邊站,屢屢沖擊和傷害中新兩國友好交往的“政治互信”。

經濟上,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程度愈益加深加大,新加坡航運、金融兩大中心對中國大陸的重要性大幅度降低。尤其是上海自貿區建立并迅及擴容至東部沿海諸省及內陸經濟與交通樞紐城市,以及中國已從外資凈引進國轉變為中資凈輸出國,對新加坡經濟的沖擊是客觀存在的。

由是,新加坡很急很煩躁,或多或少將其面臨的困境歸究為中國的崛起,于是在TPP、亞投行、“一帶一路”等有利于新加坡經濟轉型、繼而擺脫經濟困境的“大事大非”問題上,新加坡一再出現“態度失誤”、“決策失誤”和“外交失誤”。譬如前不久北京“一帶一路”國際高峰論壇,僅東盟就有七國元首或總理到會捧場,偏偏李顯龍“無故缺席”,而事后又十分后悔。

因為迷信以不變應萬變——新加坡持續近二十年的看家優勢,在各個層面上均遭不斷稀釋中,其經濟增幅從此前的年均5%-6%,下滑到連保持2%的增幅都已十分勉強。鑒于經濟下滑與收入差距拉大,原本就系一對孿生兄弟,分配失公帶來的民怨積累,已令整個國家士氣低落、民間不滿情緒逐年遞增。

從李光耀晚年起,擺脫李氏家族控制的“民主化”訴求,漸成新加坡涌動的“政治暗流”。毫不會地講,這是一個日益成為“顏色革命”下一個目標的特殊小國。如果把新加坡的經濟、外交等“轉型之困”,作為李氏家族政治惡斗的背景緣由,那么,李顯揚與李瑋玲姐弟與李顯龍的政治決裂,意味著在李氏家族內部,已經有了與大哥傾力維系的“李氏利益集團”拉開距離的叛逆。

在很大程度上,李氏家族政治惡斗的外因,恰恰是新加坡受西方價值觀“洗腦”極深的中青年“自由派”和國內在野黨,對新加坡現有政局的思變和對抗情緒。因此,倘若李顯龍及新加坡政府未能妥處這場危機,危機本身很可能轉化為新加坡各種矛盾總爆發的導火索。

仍然站在中新關系之視角靜觀李氏家族政治惡斗的演繹態勢,筆者的一個基本判斷是,未來數年間,譬如以2020年為階段性觀察界線,新加坡政府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就世界之變尤其是中美之變,調整自身的治國理政策略。歷史不可能再為新加坡復制出一個李光耀,以李光耀巧妙周旋于大國之間、在大國博弈夾縫中贏取最大生存發展空間的“新加坡模式”已然終結。具體到與中美相處,新加坡的“墻頭草外交”將愈加無可奈何、身不由已。

由是,繼續維護中新關系的發展態勢敢情可好,但中國亦不必刻意而為之,無須人為強求什么,更不必為中新關系的某些不愉快而勞神費心還煩亂,一切順其自然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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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