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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导人访新加坡从“取经”到“叫板”

30/11/08

作者: 洪艺菁 日期: 30-11-2008 来源: http://www.anti-cnn.com/forum/cn/thread-121092-1-1.html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很多领导人都访问过新加坡,也借鉴了新加坡许多行之有效的具体做法。近年更有不少官员、学者、记者,对人民行动党和新加坡的政治 模式深感兴趣。这背后有着一股怎样的政治力量在推动?这些人有不同的背景,带着不同的目的而来,他们是抱着怎样的心态来观察行动党和新加坡?

  许多中国年轻人和新加坡年轻人一样,出来工作后都希望能拥有自己的房子。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们也定期把月薪一部分存入一个户头,这户头名称也和新加坡一样,叫做“公积金户头”。它最早是由前总理朱鎔基担任上海市长时在当地推行,后来逐渐推广到全国。

  公积金制度是中国最早从新加坡搬去的制度之一。中国对新加坡的学习之旅,官员是主体。除了高层的访问,南洋理工大学自1992年以来,也为中国培训官 员,除了开设被称为“市长班”的管理经济硕士学位课程与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课程,也开办一些短期干部培训班,至今已培训了4000多名中国各级官员,让他们 分享足以作为“新加坡模式”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不过,中国来新加坡取经之路,还可追溯到更早的时候。而要了解中国为什么想学习新加坡,就得先对中国的政治改革道路有所认识。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徐湘林教授指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不根本改变现行政治制度的条件下,对现行政治运行体制的改良和变革”。这个过程可分为试探性改革、审慎性改革和结构性改革三个阶段。

  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十年动荡,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识到激进的改革所可能产生的风险。渐进的政治改革不但对整个政治体制的变化影响不明显,也比“震荡疗法”式的激进改革更有回旋余地,改革的社会代价也在渐进的过程中得到一定的化解。

第一个“十年”

  中共在1978年至1989年进行的是一种探索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有如“摸着石头过河”或“步子小、缓缓而行”。

  开放后的中国,开始有意向其他国家学习。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1978年先后访问日本、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他此行也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创 党人之一、时任副总理的吴庆瑞博士会晤,后来还邀请吴博士访华,并聘他为国务院经济顾问,为中国经济发展提出建议。这可算是中国借鉴新加坡的开端。

  邓小平回国后,中共在1978年12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这一年,也是新中关系的重要年份。

  在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来党的领导工作中出现的失误提出批评,也对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政治方面作出重大决策。邓小平也在会议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1980年,时任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后来当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及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到新加坡进行两个星期考察。期间,他坦诚地问新方 联络人吴博韬,为什么中国的土地、水源、能源和劳工便宜得多,却无法像新加坡那样吸引到许多投资?吴博韬当时答说关键在于政治稳定所产生的信心和不断提高 生产力。

  因此,中国在有效借鉴新加坡的经济建设经验的同时,也逐步开始借鉴精神文明建设及司法、政党建设等社会发展方面的经验。

第二个“十年”

  1988年,中国物价改革的失败和经济体制双轨运行所产生的种种腐败,激发了社会的不满。1989年至1998年期间所进行的是审慎的政治体制改革, 以政治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为优先考虑。村民选举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和监督职能逐步扩大。政府也实施了公务员制度,并加强对腐败党政官员 的惩治。

  1990年,新加坡和中国正式建交,也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当中国在90年代进入改革攻坚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又想到了新加坡。他在1992年南巡时发 表谈话,呼吁广东省不仅在经济上要赶上亚洲四小龙,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超越它们。他当时说:“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 们的经验。”

  在这之后,中国就开始对新加坡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察。1992年,中共中央派出以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为团长的考察团,到新加坡进行两个星期的考察访 问,掀开了中国全面总结和吸收新加坡经验的序幕。考察团回国后出版了《新加坡的精神文明建设》报告。随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和各省市陆续派出多批考察 团来新深入了解政党、政府、经济、司法、金融、社会保障、城市规划和建设等方方面面。

  1994年启动的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发展计划,又把两国拉得更近。这不是一般的经济投资合作,还包含了大规模的管理软件转移、城市规划发展和经贸官员培训。这种紧密合作,也为日后两国在多个领域的紧密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三个“十年”

  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其经济体系和政治管理体制受到国际政经体系多方压力。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也面临着巨大的生态、资源和环境保护 困境。城乡差距和区域经济差别扩大、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和乡村治理困境,都成为威胁社会政治稳定的重大隐患。

  因此,中国在1998年至2007年推行的是一种结构性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改革和治理理念。当局提倡让公民有更加便利的政治参与渠道,并强调政治和政府对社会问责和在行政管理上的效率。

  2002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的曾庆红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青年团主席、环境发展部长林瑞生为团长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代表团。

  曾庆红当时说:“党际关系是中新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重视学习和借鉴人民行动党的治党治国经验,这已成为我们党际交往的一个重要内容之一。”

  去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更是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布局。十七大报告除了谈到任期制、票决制、常任制等课题,也以相当篇幅论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去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曾二十多次提到解放思想。在深圳组的讨论中,他更是提出“深圳 要敢于叫板新加坡”。这使得学习和追赶新加坡成了南方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新方向。在那之后,深圳连续召开了多场学习新加坡的研讨会,从学术界到政界都刮 起了一股向新加坡学习的旋风。

  汪洋过后又在多个场合上提出“广东叫板新加坡”的概念,要广东以新加坡作为榜样,甚至超越新加坡。他之后接受本报专访时,进一步阐明“广东叫板新加坡”的意义。

  “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它的发展都有自己的需求,人类的制度文明不可能简单地搬到一个地方完全套用,都得和当地的实际结合。在结合的过程中,新加坡的每一步都走得比较成功,所以在这40年里才能走到今天的时局。”

  他说:“广东过去在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中走过许多弯路,因此广东现在想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与广东的实际结合起来,走出一条适合广东的路子,最后 成为像新加坡这样的先进城市,如此而已。此外,广东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有很大的成就,也遇到很大的问题,很多问题可能是新加坡过去遇到过的。”

  新中关系绝不是单方向的。新加坡能引起中国学习兴趣,除依赖制度优势和优良的政府治理而建立起来的国际形象与口碑,新加坡在同中国打交道时也积极展示自身优点,并通过大规模共同利益联接,赢得中国高层至民间欣赏和信任。

  2007年,国务资政吴作栋提出与中国合作发展生态城的概念,立即获得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大力支持。这个合作项目是继苏州工业园区之后,两国的另一巨大合作项目。

  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新加坡领导人也多次访华,其中内阁资政李光耀至今已访问中国约30次,堪称世界上访华次数最多、也最深入的国家领导人。

  1978、1992、2007,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三次思想解放,其中都有新加坡的身影,这是非常独特的景象,也为人们探究新加坡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关系,注入了特殊的视角。

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虽然中国的政治改革是渐进式的,但如今回顾起来,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的30年中,中国的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主要可分为三大方面: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改变;中国共产党内部和政府行政过程的改变;以及国家和社会关系与公民权利意识的改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主任景跃进教授认为,中国的政治思维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那种寄望于党内高层的改革派的“新权威主义”走向“行政民主或治理民主”的道路。

  当中国的经济改革遇到阻力时,中央也施行了放权让利的措施。不过,这却是一种时而收、时而放的拔河。放权的实践一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收权或 集权便成为一个方便、有效的解决方法。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却可看到民主政治在一定范围内的实践,例如有相对的公职竞争、民本导向的福利政策、公告权利的适 当规范、公告财政的民主参与和监督等。

  在中共内部,许多重大决策都讲求民主化和科学化。高级干部也积极向外界学习,以便更好地推行依法行政、问责、以民为本的施政方针;政策过程的民意吸纳;公共政策执行的绩效评估以及各种形式的公民参与等等。

  随着单位制的逐渐瓦解、非政府组织(NGO)的出现、中产阶层的浮现,公民个人的自由增加了,公民权利意识也加强了,但附带而来的却是利益集团或利益政治的形成。

  中国政府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重视民意与达成政府责任之间形成动态的平衡,在推动政治改革的同时,也可以保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人民行动党在民主制度下依然可以保持一党独大的局面,自然成了中国在这时期的理想学习对象。

  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在不同时期曾向日本、俄罗斯、西方国家和亚洲四小龙学习,新加坡不是唯一的学习对象。但中日战争、俄罗斯共产党倒台、西方国家和中国之间人权课题拔河,都影响了中国官方和民间对这些国家的态度。

  新加坡和中国的良好双边关系、两国领导人、学术界、媒体和民间的积极互动,却带动了中国对新加坡政治体制的学习热潮。

  中国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去年11月接受新华社访问时,表示他认为中国接下来的政治发展将与经济发展一样,遵循增量改革或增量民主的道路,不可能发生整体的突变性改革,但是某些领域将不时会有一些突破性的发展。

中国学者:研究新加坡从经济到政治

  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的孙景峰教授所收集的资料显示,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对新加坡的研究比较薄弱,一则因为新加坡太小,很难引起人民的重视和研究兴趣;二则因为新加坡坚持“非共”政策,与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过,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考察团数目增加,中共内部出版的多份考察报告,已带动了有关新加坡的学术研究。

  《东南亚》、《东南亚研究》、《东南亚纵横》、《南洋问题研究》、《当代亚太》等区域研究专刊,都曾发表多篇有关新加坡的研究论文,一些综合学术刊物 和大专学府的学报如《政治学研究》、《策略与管理》、《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学术论坛》、《思想战线》、《暨南学报》、《山西大学学报》、《河南师范 大学学报》等,也刊登有关的文章。

  据中国期刊网的数据显示,1994年至2006年在中国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有关新加坡的文章,已超过4000篇。

  许多中国学者受东亚研究所等机构邀请到新加坡当访问学者,在本地进行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回国后也纷纷出版论文,介绍他们的观察与研究心得。

最早讨论热点:新加坡的经济成就

  新加坡经济成就是中国学者最早的讨论热点。在上世纪90年代后出现了十几部有关新加坡经济的专著。总论方面有陈乔之、曹云华的《新加坡的宏观经济管理 》(1992年)和 王勤的《新加坡经济发展研究》(1995年)。

  专门研究方面有刘心一、秦泮义的《新加坡税收原理》(1991年)、邱华炳的《新加坡证券市场与投资分析》(1993年)、张书的《新加坡金融制度》(1998年)、财政部的财政制度国际比较课题组的《新加坡财政制度》(1999年)等等。

  李路曲的《新加坡现代化之路:进程、模式与文化选择》(1996年)是总体论述新加坡现代化进程的力作。曹云华的《亚洲的瑞士——新加坡启示 录》(1997年)是从政治、经济、社会三方面研究新加坡实施追赶型发展战略所遇到的挑战。陈祖洲的《新加坡:“权威型”政治下的现代化 》(2001年)则突出新加坡现代化的政治特色。探讨新加坡成功经验的著作还有郑维川的《新加坡治国之道》(1996年)和李一平、周宁的《新加坡研 究》(1996年)。

2002年后新热点:执政党的建设经验

   新加坡政府,尤其是执政党的建设经验,是2002年以来一个新的研究热点。王瑞贺的《新加坡国会》(2002年)介绍了新加坡议会制度的形成和特 点。孙景峰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形态研究》(2005年)则论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历程、环境、机制、合法性等,尝试从执政党的角度解答“新加坡 之谜”。

  为借鉴海外新加坡研究成果,中国学者也陆续翻译了多篇外国人的著作,包括苏联安季波夫的《新加坡经济地理概论》、美国杜维明的《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 伦理与企业精神》、英国赫夫的《新加坡的经济增长:20世纪的贸易与发展》等等。新加坡巡回大使许通美教授的著作《探究世界秩序——一位务实的理想主义者 的观点》,也在中国翻译出版。

  苏州大学还成立了中国—新加坡比较研究中心。上海的华东政法大学也成立了新加坡政治与社会研究中心,由研究新加坡政党政治制度多年的李路曲领导。深圳大学则在这个月成立了新加坡研究中心。

  中国学者大多对新加坡政治制度和人民行动党给予高度的评价。其中吕元礼的《新加坡为什么能?》可说是近期最广受研究新加坡的中国学者引述的专书之一。

  吕元礼教授原任教于中共中央党校,目前是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

  他说:“如果说西方社会比较值得称道的是自由世界的话,那么新加坡值得赞扬的应该是和谐社会。”从新加坡身上,吕元礼看到一个重要元素:要构成和谐社会,就要坚守天道(坚持价值永恒的价值观念)、地道(脚踏实地、与时并进)、人道(顺应民心)三大原则。

  吕元礼去年八月在《联合早报》所主办的公开讲座上演讲时,表示希望中国人大代表能像新加坡议员那样接见选民,办些“民事诊所”。

  他说,这个情景对新加坡人来说或许是习以为常,但对他而言却非常新鲜。选民一个个进去了,谈过后,议员就写了封信,就好像病人看病后,拿了个病方就 走。虽然100个人当中,能实际解决问题的只有20%左右,但经过了这个程序,人们心里上会有种安慰。在他看来,那不仅是个民事诊所,也是个民情诊所。

  不过,中国的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新加坡的权威体制却颇有微词,对中国借鉴新加坡模式更是不以为然。但是,他们的文章都基本上不否定新加坡特殊的政治体制为新加坡带来的经济繁荣与国家进步。

部分学者:对新加坡模式不以为然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在《新加坡的“选举权威主义”及其启示》这篇文章中认为,新加坡的政治模式属于“选举权威主义”,即运用执政党历史上形成的权威资源,通过对政治资源、经济财政资源与社会资源近乎垄断的控制。

  他指出,中国人个个是“政治家”,知识分子、民众与各阶层的社会成员都对政治有高度敏感与参与愿望。此外,中国的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在改革开放过程 中累积了“官僚的经济腐败、发展过程中的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等相当多的社会矛盾,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又存在着长期的矛盾与紧张,一旦出现多元竞 争时,反对党必然会把这些问题作为攻击执政党的突破口。

  相反的,新加坡国家小,人口少,只有城市而没有农村,只有中央而没有地方,也没有不同地区的巨大经济社会文化差距。

  萧功秦说:“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恰恰在长期执政中逐步解决了困扰这个国家的种种问题与矛盾,并在解决过程中获得了更为丰沛的权威合法性资源。在执政党的经济效绩取得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即使边缘性的小党取得竞选资格,也不会构成对执政党权威的挑战。”

  因此,他认为中国如果仿效新加坡,“其结果会如同东施效颦一样,适得其反。”

  不过,他也指出新加坡反对党虽不会对执政党权威地位构成真正挑战,但有如“疫苗”般,却能够防止执政党因为长期执政而出现政治惰性。

  “某种意义上,人们仍然可以把这种低度民主模式看作是从权威体制向更高度的民主化模式长期演进过程中的一个中间阶段。就这一点而言,新加坡的‘选举权威主义’对于中国后全能型的权威主义向民主转型,仍然可以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

  荷兰学者马毅仁批评新加坡的《成者王侯》这篇论著,也在中国的《读书》杂志上分三期转载,并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也昭示着中国知识分子在看待新加坡模式时,要试图用更加全面、更加多元的角度来结合自己的国情加以考察。

中国媒体:行动党成功秘诀成热议话题

  新加坡的政治模式和人民行动党的成功秘诀,也是近年来海外媒体,尤其是中国媒体越来越感兴趣的话题。

  其中《南方都市报》《学习时报》《东方早报》《羊城晚报》《云南信息报》《南方》月刊等,都纷纷派记者到新加坡采访,以深入了解新加坡的政治体制。除 了报章杂志直接派记者来考察,中国的报纸也大量转载那些在新加坡从事多年研究的中国学者对新加坡政治制度和人民行动党的分析。

《中国青年报》:新加坡是真正“为民服务”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在2005年11月,分上下两篇,刊登了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教授的《向新加坡学习什么》这篇专论。

  蔡定剑教授指出:“新加坡的成功主要不在于它的权威主义,而是真正‘为民服务’。如果只讲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权威统治一面,不讲它时刻为民办事,为争取 人民支持和选票的民主基础;只讲严刑峻法的管理,不讲它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和娴熟的法治水平,就是对新加坡经验的极大误解。 ‘为人民服务’绝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他曾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亲身感受新加坡的各个方面,也考察了两名议员的接见选民活动。

  他指出,很多去过人民行动党总部考察的中国领导人、官员和学者,都对总部的小楼表示惊讶。

  “这个执政40年成就辉煌的党,总部坐落偏僻但交通方便的机场路边,是许多居民的组屋中间一座再普通不过的只有二层高的小楼,办公室和会议室设备简 陋,党总部只有11个工作人员。曾多次有人提议在市中心最繁华的乌节路建一座行动党总部大楼,党经过反复考虑取消了这一计划。认为党的总部大楼建在市中心 太显眼,使人民随时感到党高高在上。于是党的总部从繁华闹市搬到了远离市区的居民区。”

  他在文章中写到:“行动党总部这么少的工作人员,表明它没有、也不可能承担任何政府职能。还表明党的核心并不集中在上面。可见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不在政 府之外、政府之上,而是在政府之中,在选区人民群众中。行动党不显示权力,而是时刻告诫不忘人民,不能脱离人民的支持,并且从制度上保证这样做,这才是新 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民主体制下一党长期执政的根本所在。”

《南方都市报》:新加坡是深圳的“二师父”

  《南方都市报》今年1月在《再造深圳》系列报道中这么形容:深圳多年来主要是在向香港学习,对于深圳,香港是第一位的,是深圳的‘大师父’,而新加坡是深圳的‘二师父’。

  早在1983年深圳特区初创时,时任市长的梁湘就率领周溪舞、罗昌仁、甄锡培等市领导访问过新加坡,研究如何办特区。继梁湘学习新加坡掀起一波高潮 后,1990年时任深圳市长的郑良玉又率团访问新加坡。当时深圳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面临国际制造业转移的大趋势,研究的问题是如何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如何 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1998年,张高丽担任深圳市委书记后,又派考察团到新加坡进行深入了解,回来后考察团向张高丽提交了详尽的考察报告。

  报道也提出虽然深圳市长许宗衡大张旗鼓地提出“向香港学习,为香港服务”,但“在一些方面更肯定新加坡的成就,尤其是在城市规划等方面相比香港,深圳认为新加坡做得更好,而新加坡的战略意识和一些大手笔发展如裕廊工业区的成就,更是香港无法望其项背的”。

  中共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今年1月发表的中青班赴新加坡考察团报告《新加坡的政党制度》中表示:“新加坡以选举制巩固、强化执政党合法性及其社会基础,以委任制选贤任能、实现精英治国的制度设计,确有可借鉴的地方。”

  报告指出,西方民主选举制度的不足之处在于人民手中的选票有可能导致极端福利主义者甚至投机分子上台,影响政治的稳定。新加坡的制度是在允许其他政党 存在的情况下,保持人民行动党的绝对优势地位,以较好的政绩和廉洁的作风来取得人民的信任,赢得他们的选票,巩固自己的执政之基。

  “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在民主政治建设的模式和体制、机制等问题上,必须走出一些理论和认识上的误区。如‘民主=选举’、‘多党=轮替’等等。”

香港《亚洲周刊》:中国的新加坡梦呼唤思想大解放

  香港《亚洲周刊》今年3月以封面专题报道形式,探讨《中国的新加坡梦呼唤思想大解放》,其资深特派员纪硕鸣随后发表的《中国的新加坡梦》文章中指 出:“中国推崇新加坡的亚洲价值观,推崇服从权威统治。更多的人对新加坡威权的认识为‘重威’,没有看到新加坡社会的威,是柔性的威,是符合统治的威,并 不完全是强人和个人的‘威’。香港区新当选的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表示,新加坡虽然一党独大,但也是普选出来的,‘有新闻自由,英式普选制度,是经过民主政 治的程序产生的政府’。刘梦熊认为新加坡值得中国学,但要学其精华,更应该看到新加坡的‘软件’,而不是硬件,否则‘画虎不成反类犬’。”

  由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主办的《南方》月刊今年6月以“取经新加坡”为主题,发表了特派记者所做的报道,认为新加坡经验在客观上可以为推动广东各地进一步解放思想,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提供有益的借鉴。

  他们在新加坡采访期间,也到李显龙总理所负责的宏茂桥集选区范围内的德义区了解李显龙总理如何亲自接见选民。

  在昆明出版的《云南信息报》,今年7月趁着昆明规划、建设、城管、财政等部门90名干部分批到新加坡参加新加坡管理大学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培训课程之际,也派出记者实地深入采访,连续四天大篇幅刊登系列报道。

  《南方都市报》今年11月也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博士做了一次专访,请他谈中国为什么要学新加坡。

  郑永年是中国政治、国际关系与社会问题专家。他指出中国学习新加坡,不应流于模仿,必须自主创新。

  “你向新加坡学习,不是去模仿,是去学习一种精神。新加坡的模式本身就是向很多国家学习的结果。自主创新非常重要。中国的一些地方官员容易把学习流于 模仿。制度性的东西跟产品不一样,不是一双鞋,学着造就能造出来。在学习别人的时候,学习它的精神,但自己一定要有创新精神,而不是照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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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