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我有一个梦想

11/06/17

作者/来源:黄钟珠 中文翻译 林康 人民论坛

编者按

1. 《1987 SINGAPORE MARXIST CONSPIRACY 30 YEARS ON》是由1987年在“光谱行动”被捕者为纪念被捕30周年而共同撰写和出版的。这本书与2017年5月21日正式出版发行;(中文译音为《1987新加坡的马克思阴谋30周年》 )

经编委会同意,我站刊载了该书部分中文翻译文章。中文翻译文章是由林康先生的。

特此说明

我有一个梦想

作者简介:
黄钟珠(Ann Ng),“光谱行动”若干被扣者的好友,新加坡基督教学生运动的成员(1979-1984)。1984年移民到澳大利亚。

总理忽然召开临时记者会,引起到处议论纷纷。所有镜头聚焦在他身上,他开口说:“今天到这里来,我要把迟来的正义,还给曾经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捕,特别是1987年五、六月的22名被扣者。”他继续往下说,“这是先父采取的行动,我遗憾地说,是他治国期间所犯下邪恶罪行中的一个,我要为当时对事实的错误描述深切表示后悔并致歉。那22个来自不同机构的被扣者,都是想要造福社会的人,他们根本不晓得马克思主义是什么……”闹钟这时响了。这意味着我无从听见好总理往下要说些什么。

1987年5月21日,那是个深深印刻在我脑子里的日子。因为那天,电话在异常的时间响了。当时,我和龙秀金(Jane Leong),我亲密的好友及女儿的教母,一起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度假。我们原订那天回家,下午的班机。前一晚我们刚去看了汤姆•克鲁斯的电影《七月四日诞生》(Born on the Fourth of July),脑海里仍满是他的影子和影片中残酷的战争,电话却一大早,在早上五点钟扰人清梦地响了。是一个基督教学生运动的年轻成员打来的电话。电话筒传来他混乱的话语、忧虑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诉说着逮捕的事,让龙秀金先别回国。因为来电的时间,我们难免怀疑他是不是喝醉了,或误信了什么谣言。我们将信将疑地等着看白纸黑字印刷的新闻(那是互联网还不普及的日子),来印证他说的那些。

我们当然被吓着了,忧心忡忡。一切都不清楚。怎么会深夜四处去抓人,究竟有多少人被捕?过了些时候,我们终于看见16个被扣者的人头照。照片显然意在制造惊悚,把所有人都拍得像江洋大盗。

秀金恨不得找到第一趟回家的班机(秀金就是这么个人),好马上回去看能做些什么。可是,当她意识到回去只会让自己被抓进牢里,于事无补,只好在理智面前屈服。她能怎么办,这可不是和个别几个对手的斗争,而是面对着整个国家机器。我们从所谓“阴谋”的图表看出来,被捕的人当中,独缺基督教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她一旦回去,肯定逃不了被捕的命运。她,以及另一个大半要抓的领导人,陈月浩(Juliet Tan),当时都不在新加坡(月浩当时在英国唸书)。

下来几天我们忙疯了,尝试从远方搜集能找到的任何相关信息,并设法联系关心此事的朋友。我们接到许多匿名电话,那是基督教学生运动的年轻成员设法给我们传消息;他们固然害怕,但还是勇敢地尽力做他们认为该做的事。《海峡时报》仍是我们不得不依赖的消息来源,但不久后,纽西兰的一些朋友整理并公开了相关的替代性新闻。逮捕的范围大得出奇。从关心社会正义的宗教团体,到评议“报章与印刷品(修正)法案”(Newspaper and Printing Presses Amendment Bill)的律师组织,到探讨客工权利(或欠缺权利)课题的剧场工作者。内部安全局在设法把“阴谋”集团一锅端的努力中,甚至凭空想象地将一名七十年代已流亡国外的学生,也可笑地牵扯了进来。

《海峡时报》连篇累牍都是叫人作呕的报道,一再重复相同的宣传调调……马克思主义者,推翻,暴力,天主教会,钟金全……我们知道这是给新加坡人洗脑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虚构的话听久了,人们就会信以为真,再也分不清真相与谎言。

我们在国外能做些什么?这些认识的朋友,秀金大略知道他们在不同团体中在做些什么——他们无非想为处于社会底层的不幸者做些好事。他们阅读、写作、思考,就政府和社会的价值观发出疑问,尝试推广有所不同的价值观(不错,其中有些是教徒),指出法治中的非正义的弊端,或者利用创造性的手法把一些社会真实呈现出来。在自由世界里,这些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不想在小小的城市国家,它却被夸大至形同叛国。

我们下来忙着联系我们认识的那些关心此事,愿意给被横暴下狱者提供某种协助的人。传言出来,说在牢里有人面对刑求,有人被连续掴耳光;负责侦讯的官员当着被扣者面前大声唸出她私人的信件,藉此来羞辱、摧毁被扣者的意志。

我们当然也去找了澳大利亚的天主教会,当时的主教乔治•培尔(George Pell)成了针对此事向新加坡政府致函抗议的200个国际机构与负责人中的一个(尽管他当时就有顽固、不易说服的名声在外)。

我们在澳大利亚的联系管道之一,“印度洋与太平洋”(Indian Pacific),撰写了关于这次逮捕的报道。国际特赦组织的国会之友群体(Parliamentary Amnesty International group),以及若干其他团体,听闻新加坡政府及其内部安全局这种对付异己的行为,都表示了反对与抗议。
我们这一端倒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也或许只是我没有记住。我们只是持续并经常性地做着各种对外联系工作——一边偷空照顾那个让我们能保持活力与一丝生活乐趣的我的小干女——一边担心那些被捕的人下一刻会面对什么遭遇。他们什么时候才能获释?他们能见到家人吗?16个在牢里受苦的人,我们难以全面留意每一个人的际遇和处境。我们听说,天主教会为被扣者举办了弥撒,为他们祈祷;我们还听说,钟金全的家人团结起来,表示对他的支持;纽西兰密集地追踪报道此事的发展;我们听说分布在欧洲的朋友如何行动;我们不断和澳大利亚的各个团体会面,说服他们对此表示抗议、抗议、再抗议。要不是全球都注视着新加坡,我们相信被扣者将面对进一步恶劣的处境。

从事所有这类政治活动,都会结交到新的朋友,认识若非如此不会认识的人。我们接触到站在正义一方的各个不同机构。当年秀金四处奔忙,到悉尼、到塔斯曼尼亞州(Tasmania),去会见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朋友,去参与要求释放22名被扣者的运动。当她后来终于回到新加坡时,她把一整年的时间都用在照顾家庭和获释的朋友。

这一段历史,这一些机构,我至今仍未轻忘。我关于政府承认错误、释放正义的梦,至今仍旧只是个梦。然而,既然连柏林围墙都有坍塌的一天,1987年离开当下毕竟也还不是那么久远,人一辈子会目睹什么发生,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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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题材: 政治_politics , 新马政经_gpsgmy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