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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借鉴新加坡模式为何弱化

30/05/17

作者/来源:马拉 多维新闻 http://china.dwnews.com

北京放弃邓时代思维 新加坡角色为何弱化

中国大陆在社会管理方面正在建立自己的模式,而同为儒家文化圈里的新加坡,一度曾是“中国大陆官员培训地”的角色正在弱化。

近日,香港《南华早报》刊文《中国已经发展到不再需要新加坡做榜样了吗?》称,新加坡一直是中国官员首要的海外培训地,这作为一个“关键支柱”支撑着紧张的中新双边关系。但是,眼下狮城的这一角色似乎开始发生转变。

政治观察人士指,中国大陆在邓小平时代制定的官员“外出”培训计划被执行了20多年,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反倒促成了北京认为“中国模式才是世界发展方向”,并且不遗余力地“正设法成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榜样”——自我感觉的良好,让中国大陆审视外界的心理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邓小平时代:做个“好学者”

近40年来,新加坡之于中国大陆,一直担当着社会管理方面的“老师”,一切始于邓小平主政中国后,对新加坡社会管理水准的认同。

港媒报道称,20多年来,新加坡一直是中国官员海外培训的主要地点。新加坡总统陈庆炎在2015年访问中国时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约有5万名中国领导干部到新加坡学习城市管理、社会治理和公共管理等课程。

1978年,邓小平访问了新加坡,面对新加坡良好的社会秩序,这个在政治上曾经多次被打压后,终于获得了中国实际最高领导权的政治家认为“中国应该学习新加坡的经验”。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让中国几乎丧失了政府部门功能,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管理模式都是邓小平颇头疼的棘手事务。

邓小平后来被中国国内的各界人士公认为是“改革的总设计师”,其中,邓小平敏锐地发现,李光耀建立的新加坡管理模式很对自己的“胃口”。

作为政治家,邓小平具有非常复杂的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他出身于富庶的农业家庭,而少年时留学过法国,青年时在苏联停留过,回到中国后又跟随着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变成了一个职业军人,并最终成为中国当年的实际领导人。

观察人士指,邓小平丰富的履历和“国家改革设计师”的思维方式背后,既保留中国儒教(孔子被认为是创始人)的深度影响,又有急切引导中国变革的内在需求,新加坡在社会管理方面的理论和经验恰好符合中国“好学者”的所有需求。

真正发生中国大陆官员蜂拥至新加坡寻求灵感的状况是在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途中要求中国学习新加坡良好的社会秩序,经历了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事件的中国政府重新审视了“社会管理”的命题,而新加坡似乎再一次证明自己的经验“北京可以复制”。

据称,近20多年来,仅在新加坡的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就约有1400名中国官员从“市长班”毕业。研究生院还提供短期项目,培训了1.5万名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政府官员,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

美国媒体《美国之音》关注到,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主政后,“习近平希望走新加坡模式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他认为这符合中国国情,也符合他个人的理想价值。”

不过,中国大陆对官员的培训转向了国内,而削减了将官员派遣到新加坡或其他国家进行培训的计划,被认为是北京“自我感觉良好”、“正设法成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榜样”的具体行动。

正在建立北京的“新模式”

政治观察人士称,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最高领导人会放弃新加坡模式的效仿,但中国大陆已经习惯于“拷贝”(copy)后的“创新”——中国并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不好,毕竟“创新”成为这个国家最流行和最有鼓惑力的词汇。

新加坡模式一直被北京认同,政党形态上,新加坡模式符合中共的利益;政府高效、廉洁,正是现任中国最高领导人所期待的;新加坡国民的满意度高,也是北京试图承诺给中国大陆公民的施政目标——显而易见,北京没有理由放弃新加坡模式。

不过,新加坡在国际政治上的表现并不能让北京满意。

美国在奥巴马时代设定了“亚洲再平衡”战略,新加坡成为坚定支持者,这样北京非常不满。

特朗普(Donald Trump)就任美国总统后,新加坡政府亦步亦趋的行为又让北京大为光火,历经20多年后,北京有足够的自信自己培训官员,而在特朗普唱衰全球化后,习近平已经代表中国有意替代美国在经济全球化的领导角色,对新加坡减少,甚至可能停止派遣官员培训亦代表了北京的态度。

分析指,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影响了北京对自身的判断。中国大陆的自信心前所未有地延伸到了各个层面,这其中就包括了对社会管理层面的认知。

持续的反腐运动和政治意志的统一行动,已经让中国大陆走上了正在建立社会管理“新模式”的路径,深谙新加坡模式的内核后,北京开始了又一次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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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