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李光耀和王永元的同流内讧

09/03/08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王永元在1950年代的新加坡政坛上曾经叱咤风云,个人的名声响彻云霄,直逼人民行动党的两大派系领导人:李光耀和林清祥。虽然如此,但是在新加坡的政治历史文献中,有关王永元的资料似乎颇为欠缺,这是一个刻意或是无意的结果,不得而知,所以历史中的王永元是有一层的神秘感。

王永元是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会计毕业生。根据丹尼士布兀的文献:李光耀是在1954年间的一个晚宴上邀请王永元加入人民行动党。另外,根据拉惹勒南的说法,他是在报界服务时,因工作账目上的交往而认识了当会计师的王永元。按这些文献记载,那么王永元应该是由拉惹勒南介绍给李光耀认识的。李光耀为什么要招募王永元呢?这是因为李光耀在1950年回新加坡之后,就主动网罗各路人马以壮大英语中产阶级派系的力量。1950年招募了拉惹勒南,过后也通过马来报人尤索夫的牵引,去招募其他马来精英。这招募群中也包括了李绍祖医生。

根据澳大利亚学者占士明津的说法:李光耀引进王永元的主要目的,是要中和並牵制林清祥在华人政治中的名声和地位。王永元掌握流利的福建方言,在群众大会上能够吸引与刺激方言群众的反应,有很大的号召力。李光耀在斗倒王永元之后,本身决心下功夫学习福建方言,直接和群众沟通。由此也可观察到李光耀对政治的坚决信念。不过李光耀也已经失去信心寻找並扶持,另一个方言从政者来取代林清祥的位置。

明津也认为:始料不及的是王永元名声的快速崛起,反而给于李光耀在党内外的极大政治压力。这一个意外的发展却更凸显了李光耀在党内外的困境,所以更厌恶功大震主的王永元。因此,李光耀决定彻底的铲除王永元,这一个自己制造出来的心腹大患。研究人民行动党历史的美国学者汤姆士白鲁的分析是:党领导现在决定了要在政治上彻底的摧毁王永元,以告诫有个人政治野心者,这是挑战党中委会集权领导权的下场。

于是,李光耀的策略是:首先,打击王永元的个人形象,称他为‘多妻主义者’,为他塑造了一个缺乏道德观念的人格。李光耀也在记者招待会上坦言,自已在公开场合称王永元为‘一个骗子和流氓’。其次,在政府行政上‘给他足够的绳索上吊’,所以李光耀与他的同僚在国家发展部的运作上,制造官僚上的阻碍,以打击王永元的工作效率。

根据约翰戴士德的文献:对王永元提出的4百万元的发展经费要求,财政部常任秘书波葛士说,他接到部长的指示:将之拒绝。当时担任财政部长的是吳庆瑞。而按同一文献,吳庆瑞对王永元的看法是这样描述的:我即刻对他感到反感,把障碍物摆置在他的每一条通道上。

王永元面对的政治结果是:因为无法有效执行国家发展部的计划,而丢失了部长职位。这位新加坡的前市长王永元,在过去的近两年时间里凭办事业绩,成功塑造了人民行动党是‘廉洁高效率’政府的形象。但是,转眼之间,这个‘廉洁高效率’的人物,却在人民行动党的内讧政治斗争过程中,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即没有道德,也没有办事能力的骗子流氓。

白鲁的文献记载了这一段历史情节:党文件在事后是这样记载:他(王永元)在担任新加坡发展信托局的9个月时间内沒有建下任何房子,因为他摧毁了行政班子,並驱赶掉那些能够协助他建设房子的人。换言之,王永元是因为办事不周而丢失了官职。

白鲁对王永元事件的分析是:人民行动党采用一个三重的策略。首先,攻击王永元是一个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者,是一个不道德的人物。其二,把芳林(补选)投票看成是支持,与认同人民行动党政府行政业绩的一个政治议程。其三,指王永元与右翼利益集团有所勾结,来打击王永元靠激进左翼的形象争取华人选票。

占士明津对这一场政治斗争的描述则是:是总理的个人意愿要在各个层面上摧毁王永元的人格。相信是李光耀的指令要政治部进行24小时的监视,以嗅出他的(行为不端)行径。

王永元在被人民行动党开除了党籍之后,另起炉灶组织人民统一党,在原选区-芳林补选中和李光耀派系再次较量。1961年4月29日的芳林补选,王永元取得总选票的73个百分点,以大幅度票额击败人民行动党的代表。这一场补选战中,林清祥派系作壁上观,因为这原本就是衍生自李光耀同流的内讧之争。

王永元成功击败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代表,给李光耀带来了更大的困扰。因为安顺选区的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在这期间突然病逝,必须举行另一个选区的补选。李光耀即刻陷入了火烧城门的局势,大有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十分尴尬处境。李光耀在政治上可能倒台的危机,引起了英国人与马来亚马来政治的极度恐慌。马来西亚这一个政治概念,就是在这一种时代背景下提出。长话短说。马来西亚为的就是要让马来亚的马来政治势力,介入新加坡政治,为李光耀解除兵临城下的政权危机。

由此可见,王永元政治事件,确实是有其出乎意料之外的深远影响。所以马来西亚虽然绝对不是由王水元引起,却是来自李光耀和王永元的权力之争。世事难料,过后,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也是在王永元辞去芳林议席,而导致的另一次芳林补选的事件之后发生。

回顾历史,新加坡的先后加入与退出马来西亚,似乎都和王永元与芳林补选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关系。这一个情况大慨可以作如是了解:1961年李光耀在芳林补选上的失败,被亲西方政治势力看成是左翼华人政治势力的猖獗,于是让李光耀大开新加坡城门,公然邀请马来政治入并参政,以防止新加坡沦为第三中国。1965年李光耀在芳林补选上取得大胜之后,证明了李光耀提出的第三中国论,只是一个假说不能当真,所以新加坡也就没有必要留在马来西亚。因此,西方势力让新加坡独立,以便继续为西方利益服务。

除此之外,王永元事件对新加坡的政治环境,也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並在最终形成为新加坡的一种政治文化。首先,这一个教训挑战李光耀政权的叛变者的例子,在往后的日子里逐渐的发展,並在最终把新加坡的异议分子形象塑造成:要不是缺乏道德人格,就是说谎的骗子,与政治流氓。其二,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王永元事件与随后类似事件,也清楚的表达了一个重要的新加坡政治讯息:挑战人民行动党要付出巨大的个人代价,以及面对非常严重的打击下场。其三,在1991年的民选总统制度下,民选总统在宪法权力下,可以给他所不认同的政府‘足够的绳索上吊’。诚然,要解读新加坡政治,尤其是新加坡政治文化,就必须回头看新加坡历史,尤其是1950年代的政治斗争历史。这是因为新加坡的许多政治文化,就是源自这一个大时代政治斗争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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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题材: 历史_history, 政治_politics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