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以人民的名义掠夺人民

29/04/17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美国学者Mancur Olson从中国清末民初的土匪处理地方经济的历史认识到,土匪与在地居民是一种保护与掠夺的关系;在地居民以金钱换取土匪提供的人身与产权保护。这一种掠夺者与被掠夺者的定位,也体现在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上。官民就是通过资源分配来维持双方的共生关系。因此,如何分配社会财富的实况,决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实质性关系。

前些年,执政党以自满语调指出,即便是一个住三房组屋的家庭也有至少十数万元的资产在手,最穷的新加坡人也看得起彩色电视。这是天真幼稚的自我吹捧。然而,事实并非一如官方说的政府与人民的双双共赢。李光耀追求经济利益极大化思维下,官方政策确保政府在利益分配上能够赢了再赢。在利益分配是零和游戏结果下,政府的双赢导致了人民的双输。

现实虽然如此,但是,在政治文宣下,一个政府赢赢和人民输输的被掠夺现象,却反而成就了李光耀的非凡政绩,一个所谓的新加坡模式被盲目吹捧为模仿对象。

近日,一位拿新加坡薪水却专业为中国献策的教授,如是说:在新加坡,公共住房是为全体社会成员的,80%以上的家庭住在公共住房。公共住房投资是新加坡社会性投资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应当指出的是,新加坡的住房政策的指导思想就是「居者有其屋」的传统儒家思想。

另外,一位持新加坡护照的中国籍男子在香港传媒评论时事新闻时,如是说:CPF就是公积金,就是当时李光耀在新加坡建国的时候就开始创建这样一个制度。主要是为了什么,为了让老百姓工薪阶层都有房子住,就是说通过公积金来支付这个房子。

组屋是社会性投资? 居者有其屋是儒家思想?公积金是为了老百姓有房子住?这类观点都是被李光耀和主流言论误导的新加坡认知。信口开河与散播错误讯息都是不当职业行为。

要了解组屋和公积金的本来真面目,即政府如何以人民的名义掠夺人民的实情,还得细说从头。

二战后,英殖民政府为了解决住房问题,除了推出租金管制法律等以保障住房供应,也建设廉价公共租房。之后,李光耀继承了廉价公共租房制度。旋即,李光耀认识到英国人让政府承担业主责任是一个很愚蠢的做法。政府不仅仅需要有源源不断的庞大资金链来建设新租房,还要承担长期巨额开销来处理行政与维修。此外,供不应求,驱赶无能力交租住户,维修不当等等的行政问题都有附带的巨大政治成本。总言之,廉价公共租房是一门亏本生意。

李光耀的解决方法是,让政府卸下全部租房责任,改而将建筑,维修和行政等等金钱负担全数转嫁给市民。这一个出售组屋计划彻底改变了原本的政府与人民在居住问题上的关系。一、不再是业主的政府,变质为地产发展与配置中介商,可以从中牟取利润。二,人民为名义业主,要承担组屋的全部建筑成本,并且长期交付维修费,产业税等等相关开支。三,原本的业主与租客关系,变质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关系。换言之,政府出售组屋,百利而无一弊,是一个政府多赢的好方案。

政治上,这一种变质的关系使到组屋成为当权者政治勒索人民的重要政策工具。时间点上,国民服役和出售组屋计划同一时期进行。李光耀告诉市民,国民服役是要让你的儿子可以好好的保卫你的资产。李光耀也指出,市民一旦有了支付组屋债务的承担,会变得更为保守,他们会选择一个稳定的现政府。此外,支付买房的分期付款承担,造成了家庭双收入的必要性,大批妇女成为工厂女工,从而满足了工业化对人力供应的需求。

另外,出售组屋除了彻底化解政府的现金流问题,更成为积累国库财富的工具。李光耀打着为人民建设廉价组屋的旗帜,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强制性的收购人民的私有土地。之后,再以市场价格出售土地给建屋局以兴建政府组屋。在此,土地买卖之间的差距就是政府的国库收入,是李光耀为建立国际声誉而打造之第二只翅膀的最主要资金来源。在香港,政府卖地收入是常年财政收入,用来为人民提供社会服务。

还有,政府组屋有业主津贴之说应该是虚大于实。政府财政是黑箱作业,外人无从知道个中真相。早年,一名经济学教授白纸黑字的撰文,并且在国会辩论上,坚决反对政府组屋有业主津贴之说。不知何故,这一种反对声音仅仅响了一下,立即就不了了之。另一位在美国教书的新加坡学者则认为,三房式组屋确实是有业主津贴,不过,那是来自五房式业主提供的津贴。至于政府给予建屋局的津贴,除非那是现金交易,不然只是掩人耳目的账面交易,即便确实是现金交易,那也是政府在支付公共设施的建设成本。把政府购买公共设施的支付看成是业主津贴的说法具有欺骗性。从李光耀认为穷人有贪得无厌心态,提供社会福利会助长依赖劣习的观点来看,期待新加坡政府会做亏本生意是一个很不实际的想法。其实,新加坡的房奴现象就是这一事实的最佳注解。

公积金是英殖民时代的一个简单的理财计划,单纯的是为晚年生活而储蓄部分现有工资收入。在时间点上,公积金计划和李光耀,或者是,政府组屋都完全没有关系。

李光耀推出出售组屋计划后的反应不佳。一来,人民没有经济能力购买组屋,二来,租房比较购买组屋更符合人民的经济实况。李光耀为了落实国民服役,普及人民购买组屋,以及,成功解决住房的政治问题,允许人民动用公积金购买组屋。有此先例之后,公积金成为李光耀治国的不可或缺财政工具。随后,为了挽救停滞不前的经济发展,公积金可以用来购买私人有地产业与公寓,通过刺激地产建筑业,进而带动整体的市民消费经济,以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再之后,为了推进与强化新加坡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公积金可以用于金融产品的投资。接着,私有化公共服务可以提供更多消费选择的说辞下,公积金可以用来支付价格更昂贵的公共医疗服务。再有,家长可以借用公积金支付更高的大学学费。实质上,公积金已经沦为人民预付政府服务的现金流。

至此,公积金已经脱离了其原本做为晚年生活养老金的单纯目的,从而变质为新加坡政府可以通过诱因而间接调动的人民储蓄。在这层面上,作为生活养老金的人民储蓄,其产权究竟属谁?公积金是人民的养老金?还是政府的可动用储备金?于是成为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课题。

产权是对财产的所有权、支配权、收益权。举个例子,存放在银行的私人储蓄,个人除了具有所有权与收益权之外,更可以随时与任意的使用。换言之,个人对自己的私人储蓄,享有全权处理的权力。相比之下,个人虽然拥有公积金的名义所有权与部分的收益权,但是,除非被公积金局允许,个人不完全具备使用权。明显的,产权上,公积金不同于存放在银行的私人储蓄,虽然公积金还是属于个人所有。众所周知,通过精心设计的合法金融渠道,新加坡主权基金是公积金的最终使用者和全权收益者。

公积金除了被改变其原本目的之外,政府和公积金之间的实质性关系也有根本性的改变。

早年,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直接了当,领钱到期之日,人民就可以连本带利的全数取回多年累积下的储蓄金额,有如从银行提取定期存款一样。据悉,今天的公积金制度是一个资金池概念,类似保险公司经营模式,部分的公积金在最终时刻是要以保金形式投入资金池,之后,会员在有生之年,再从资金池定期式的分享红利。关键之处,早年的制度是一个现金概念,后者则变质为一个资金概念。换言之,政府不再以现金支付全数的公积金,因为被留下来的保金纯粹是一个账面交易。说白了,资金池承接了部分政府的偿还负担,从而消化了现金流的压力。保金与现金是反比关系,最低存款额越大,现金支付越小。这一个偷龙转凤是不是意味现金流有问题?

实际上,很多年前,早已经有专长财务的学者撰文从理论上质疑公积金制度的可持续性,尤其是其偿还能力。在此,或许,学识渊博的教授学者们可以为民解惑。

末了,值得一提的是,基于组屋的最终价值为零,组屋不具备做为代代相传的保值资产条件,因此,所谓的组屋资产价值只是水中月镜中花。以人民名义建设的国家制度,在最终却让人民一无所有。

诚然,新加坡老年人的最终出路是到新山的养老院过其余生。很不幸的,这却是讽刺性的体现了内阁部长的前瞻性思维和很有智慧的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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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