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詹缘端 还原历史的真相

05/02/17

作者/来源:詹缘端 http://llgcultural.com

还原历史的真相--序陈良着《大马华族文史正论》

一切背离了公正的知识都应叫做狡诈,而不应称为智慧。不知道自己的无知,乃是双倍的无知。——柏拉图

陈良和我都是学中国历史的,从本科到博士,也有二十多年了。面对浩瀚的历史学和文史知识,我们大概还是跟小学生一样,终日只在故纸堆中鑽营,妄想抽绎出其中的人事道理和修身立命的某些价值,每每劳而少功。

历史经常如此,它像魔法师的宝典,总有令人想像不到的戏法。

谈中国历史或华教史或马来西亚史也罢,首先是历史的事实是什麽的问题,其次才是对这样或那样的史实如何解读与解释的问题。

如果历史的解释或意见离开事实,或者是假造或违背了事实,那样的历史观点就违反历史学的基本规范了。意见可以人人都有,但历史的真相与事实只能有一个。因此,德国兰克学派(Ranke School)坚信,人类社会是有「终极的历史」(ultimate history)。

对于历史学来说,维科的历史哲学提出「事实就是真理」(verum=factum)是这门学科的基石。以违反事实或造假的史实来发表对历史的各种看法,首先就违反学术伦理。

同样的,言论自由的逻辑,也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的。那类违反事实的言论,就像假借皮肤比别人高等而拥有种种特权的那样,不仅是无知,更是狡诈。

因此,对于一个团体或民族或国家历史的解释与看法,如果一定要以这个团体或民族/族群的屈服作为代价,全然不顾既存的历史事实与社会文化传统,这就是言论暴力或斲丧学术的强权论说了。

陈良反驳迦玛的系列称「纠谬」,所欲纠正的,是迦玛从中国史到马来西亚华人史和华教史的史实上所犯的各种曲说与谬误。

陈良借用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反覆质问迦玛的,正是从史实上根本推倒迦玛各种假说与谬说。我检查了迦玛洋洋十八篇的文化系列,竟没有採用一条切合其论点的一手资料(primary resource)来立论。

若说迦玛的看法有资料佐证,最强而有力的,都适足以反证其立论。比如他引述峇峇陈祯禄说「华人不爱护华人文化便是畜生禽兽」的话,竟说敦陈只是言不由衷的违心之论,以此来说明他自以为是的英人眼里没有华人整体的概念;进而强调英国人眼里只有客家、潮州、福建的「各个民族」,以及方言是不同语言或母语华语是想像出来的各种谬论。

至于他「独家发明」的华人各籍贯人士的猪仔祖先尽都是黑道、黑社会的私会党本质,只会嫖、赌和吸鸦片烟的全称历史论断,却并不只是他个人的版权专利。若是按照他的历史看法与逻辑标准(他的历史看法是用「推论式的」而不是论证式的),大概也可以轻易的推导出马来西亚其他民族的祖先都是苦力、贱民和海盗后代的结论了。

迦玛所谓的学术讨论与观点,竟是事实论证阙如的种种「假说」。就事实而论,陈良和迦玛鲁丁对马来西亚华人和华教史,以及对中国历史的看法的差别,是可以很容易判定的。

从这里也可以说明,「迦玛是不是华教的敌人」的提问,原是一个虚假的命题。对迦玛的质疑,应该是迦玛倒底是什麽人,迦玛系列造假的言论的目的是什麽?迦玛没有论据的种种谬说,竟能在言论自由与挑战华教的合理化说词下迅速窜红。迦玛在不需要检证各种论据的「言论自由」,还得到素有批判力的时评人的支持,无疑是评论界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咄咄怪事儿。

进一步说,对历史事实或事件尽可以有不同看法,不同看法也是学术讨论的常态。但是,看法不同又同时涉及南辕北辙的价值与道德判断(value and moral judgment),这就不能不追究不同看法之间背后的某种意图或用意了。

迦玛对华人历史与文化的看法(观点是说不上的),诸如普通话与方言是截然的两种语言、峇峇与各籍贯华人猪仔势力争衡、清末的立宪与革命派之争、华教对国家教育之抗衡、母语和国语的势不两立,採用的手法都是非此即彼的二分对立法。陈良客气的说是化约主义(reductionism)。

就我看来,迦玛将诸多历史时期的多重面貌化约为敌我、正邪、种族与国族的是非或善恶的道德判决,迦玛俨然成了史学权威,隐隐然就是某语文报章和政客们令人反感的种族叫嚣,甚至是失言的校长批其他民族祖先是妓女是贱民的底稿与翻版。

所以说,这种看法并不是迦玛独家的专利。迦玛笔下对华人史和华教史进行道德判决,恰是当前政治与教育的真实写照。在迦玛的逻辑下,谁要是反对单一源流教育就是反对国民团结,反对国民团结就是不爱国,进而可以轻易的加上恐怖分子的叛国罪名也不甚稀奇的了。

然而,我认为陈良的字里行间,其重要意义不在对迦玛有意或无意曲解的正误 (correction to the distorted),而是以不少一手资料,重新构建了他对马来西亚华人史与华教史的一种新的「历史解释」(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充实和丰富了向来相对模煳的华人史和华教史的论述。

个人想要补充的是,学术无论如何客观,总还是有主观投射的意见。建立在充实论据上的学理,也只能在论证的范围内有效。因此,学术上的权威意见或理论也是有其侷限性的。

韦伯(Max Weber)认为政治的权威来源于社会先天的传统(traditional)和后天的法制赋予(institutional)以及领袖个人的魅力 (charismatic)。许多学者都只重视韦伯论权威的这三个正当性基础(legitimation),但是经常忽视韦伯在西方历史与宗教研究中对社会行为强调的工具理性、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差别与关系。

迦玛的种种看法是非常工具主义的(理性是谈不上的)。他引述1996年底马哈迪在英文版《时代週刊》的访谈中承认,同化政策在马来西亚这个多元民族的国家是行不通的,但是他的下文为《1996年教育法令》明订使用国语作为各源流学校教学媒介语将之合理化为「但并不是以消灭其他语言为代价」来开脱,当然也是不必论证的。同时,他将马哈迪落实宏愿学校和英文教数理的政策,看成是「往国民学校的最终目标迂迴推进」,使得迦玛自己又快乐地回归到主张单一源流教育的美梦中去了。

迦玛可惜马哈迪和巫统治下的马来西亚国家教育在统一各源流教育的失败,失败的原因是董教总及华人社会的反抗,这便是他笔下的华人社会及华人史一路阻碍国民团结的原罪(originalsin)。

跟巫统或国阵政府五十几年来极力要统一各源流教育的国家教育,以便达成团结国民的目的作为唯一真理的逻辑一样,在迦玛笔下,这个真理是颠簸不破和不证而自明的。为了达成所谓国民团结,和一种国民教育的马来西亚,是应该也必须採取手段,任何手段也都只是技术问题,而不必考虑这个目的本身是不是合理(rationalization)的问题。因此,他为新加坡、泰国和印尼所谓的国民教育之成功而欢呼,为马来西亚的失败而声声歎息。

我想,我国国民教育的最大问题,正是深受这类所谓技术官僚与政治正确的教育目的所扭曲与干扰。遑论教育资源与平等性原则的长期严重缺失,种种反覆颠倒的教育蓝图和政策的连番出台,如同教育总监理所当然地以为都是部长的权力一样,再次暴露出我国的国民教育规划沦为政治权威支配下的产物,理性的讨论与议价空间阙如。

我们当然不反对国民团结的重要性,但是教育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这项理由而存在吗?国民教育是否可以更目的理性一点,同时考虑目的的后果是否符合原来的要求,代价如何等等问题。统合或同化各源流教育是否合理的问题,应该是国民教育体系自我检证的理性反省,而不是反而要求各其他源流教育向单源流教育的低头辩解。

国民教育是否可以更价值理性一点,同时考虑各源流教育不仅仅如教育总监承认的自国家独立前就存在之事实,同时对国家独立五十多年来的贡献与促进文化多元的价值意义,对发展国民多语文能力与跨文化人才(cross-cultures)是否具有深刻的社会作用与价值。

我总以为,历史学是以真实作为真理。而历史是人民所创造的这个命题,便是历史学的事实。人民可以合理化的解释与理解自己所创造的历史,让它更完善,更接近真实和真理。

从学术上说,刻意造假扭曲事实,以达到某种目的来否定存在的历史事实,不仅违反历史学的规范,像某份语文报章经常假造事实抹黑各族群的文化教育政治权益,早应该诉诸法律给予正义裁决了。

罗尔斯《正义论》(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提到的历史文化传统是正义来源的基础,历史文化的传统与价值是社会和政治正义的根基。谈历史文化意义首先必须是求真,再寻求真实中的价值与意义。

因此,一个多种民族、多元文化与多重信仰的国家,若硬是以单一文化与语言作为政治支配(英文是manipulate,要译成「操弄」也行)的合理化说词,我们可能就会为二战时纳粹德国努力打造现代德意志优秀民族最终的失败而痛惜,那犹太人之死还算不什麽教训呢?而日本打造大和民族和大东亚共荣圈的神话,最终以长崎和广岛吞下两枚原子弹为代价,也都不算什么吗?

如果不在事实与道德是非上对历史进行严格的检证,不仅可以合理化德、日两国的二战侵略史,任何历史都可以不顾是非与道德原则下自由陈说,快意恩仇。这恰恰就是迦玛的言论尺度,如果他还有言论尺度的话。

历史文化的价值,是由它的多元性特色而决定的。它好比自然界中的生态物种,多元才能保障生态的繁荣,单一即意味死亡和灭绝。

从这一点上说,马来西亚华人史的土生华人峇峇、福建、广东、客家、海南和潮州等等,说英语的和讲华语的,信奉道教的或佛教或天主教或伊斯兰教的,都同时构成了一个大马华裔族群的历史文化之特色,反映了华人文化的多重多样和深厚的社会内涵。陈良洋洋一十八篇文章的积极作用应作如是观,读者诸君自可细心体会。

最后应该谈一下2010年底巫统大会中,内政部长希山慕丁提到的马来人多元血统和包容论。新闻界评论巫统大会的文章很多,但是几乎没有重视希山的马来民族多元血统包容论和副首相慕尤丁的我是最纯正的马来人论之差别。

如果我们将马来同胞的民族成份与华人社会的方言籍贯和各种教育背景做为对比,大概可以发现,即便是同一个族群,各有各自的包容性与多元融合的精彩,这才是一个大马的当下处境。

巫统或国阵政府刻下处身的所谓新政治与新经济的十字路口,不正是介于在单一的马来至上主义(Ketuanan Melayu)和多元包容的马来文化典范之间徘徊的困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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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