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历史的真实与真实的历史

22/01/17

作者/来源:符懋濂

同一历史事件,为什么各书的论载或说法有所不同,甚至迥然而异?这是爱好历史的学生经常提出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我们只要了解历史学的特性和本质,便可以找到肯定而正确的答案。

历史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它和其它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一样,既是客观性的又是主观性的。这个特性,使得历史学在本质上截然不同于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等自然科学,更截然不同于数学。因为数学和自然科学都是绝对客观的,完全不含有主观的成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历史”一词具有三层涵义,也是必须予以诠释的,否则大家就无法充分理解“历史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这句话的真正涵义。

当我们说:“历史是不会重演的”。这句话中的“历史”,是指历史事件的本身(可简称为“史实”)。

当我们说:“某些日本历史家企图篡改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这句话中的“篡改历史”,指的是篡改历史事件的记载(可简称为“史书”)。

当我们说:“掌握因果关系虽是学好历史的正确途径,但有时并非易事”。这句话中的“历史”,所指的既非史事的本身,亦非史事的记载,而是对历史的研究与诠释(即“历史学”,可简称为“史学”)。

毫无疑问,“历史事件的本身”是绝对真实的、完整的和客观的。无论我们对“史事本身”的态度如何,是赞成还是反对,是喜欢还是厌恶,我们都无法改变它的真实性,破坏它的完整性,以及使它染上主观色彩。因此,“史事本身”在历史领域是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任何的“史事记载”或“史事研究”都不能也不敢向它挑战!因为后两者一旦被判定为“与史事本身不符”,就变成一文不值的东西。只可惜“史事本身”不会说话,它必须依靠历史家作为代言人。

在理论上说,“史事的记载”应该完全以“史事本身”为依据,和史事本身也应该完全一致,即完全是真实的;而且也必须是客观的,不容许带有主观成分,否则就是不忠于史实。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史事记载不可避免地具有以下的局限性,以致降低了本身的可信度:

第一、由于客观条件的局限,史事本身不可能原原本本的全部被记载下来。换句话说,史事记载绝对不等于史事本身,甚至不是史事本身的大部分,而往往只是史事本身的一小部分。

第二、同时,这一小部分的史事记载,未必属于史事本身的主体(即主要部分),它在历史本身中可能只占次要位置。

第三、它们即使属于史事本身的主体部分,但由于记载者个人的一时疏忽,造成或大或小的错误与遗漏,也恐怕是在所难免的。

第四、史事记载既然要经过取舍、筛选过程,而记载者(如记者)多数并非经过专业训练的史学工作者,所以“舍本逐末”也是常见的现象。

第五、记载者未必是历史事件的目击者,他们可能只是凭着道听途说,加上自己的想象力来完成某一“现场”报导(如对1989年“六四事件”的报导)。

第六、俗语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事人的记载也未必完全可信,因为他们可能隐瞒真相,掩盖某些对自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因为个人的好恶,致使史事记载产生了片面性。

第七、史事记载如属于当事人的回忆录,则可能因时隔多年,加上当事人老迈,记忆力衰退,所论述的史事未必完全正确无误。

第八、弄虚作伪是人类的本性或劣根性之一,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史事记载的作伪,比比皆是,其中有全伪,也有部分作伪,如“有其人并无其事”,或者“有其事并无其节(情节、细节)”。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孟子便注意到这作伪问题,所以提出“尽信《书》不如无《书》”以警戒世人。

必须指出:古人作伪使我们对于古代历史产生了错误的认识,或许尚属小事;但今人作伪使我们信以为真,则非同小可,它可能使我们对于某些重大政治课题,做出错误的论断。远的不说,就以中共十五大期间,国际媒体津津乐道的所谓“赵紫阳上书中共中央,要求平反六四事件”,就是今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作伪的典型例子。

由于受到史事记载(即史料)的诸多局限,历史家或史学工作者在研究和撰写历史过程中,必然面对各种严峻的考验与挑战。若加上史料残缺不全、处处留白,则使史事的研究、诠释与编撰更是困难重重。

掌握史料只是研究和撰写历史得先决条件之一,它并不能确保我们所写的历史具有高水平、高增值。我想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有了足够而可靠的史料,撰写历史并不很困难(至少比文艺创作容易),但要把历史写好却很不容易(可能比文艺创作更困难);人人都可以撰写历史,但真正出色的历史学家犹如凤毛麟角。这是因为要成为历史学家,必须具备若干特殊条件。

早在唐代,中国著名的史论家刘知几便感叹文人易得、史家难求,并提出所谓“史家三长”之说,即史家必须具备才、学、识三个基本条件(见《史通》)。清代史学者章学诚在“三长”之上,再补充了“史德”一项(见《文史通义》)。接着, 民国初年,梁启超又将“史德”列入“四长”之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强调指出,要想做一个出色的历史家,必须具备史德、史才、史学与史识等四个条件,缺一不可!

所谓“史德”,即历史家的个人品德修养。章学诚称之为“心术”(“德者何?为著书者之心术也。”),心术不正者,当然不配作为历史家。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除了为人耿直、公正不阿外,还得是非分明、疾恶如仇,才能写出有价值的历史著作。反之,如果一个史学工作者,急功好利,依附权贵,充其量只能成为称职的御用文人。中外古今,都是如此,绝无例外。

所谓“史才”,即历史家的才能、才华,也就是研究与撰写历史的综合能力。我们大体上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与说明:一方面是指,史学工作者不仅应擅于搜集史料,辨别史料的真伪,并且擅于运用正确的手法(如工具书与史学方法)去芜存菁,出色地完成历史的研究与诠释任务。另一方面是指,在写作技巧与语文驾驭能力上,都可达挥洒自如的境界,能够把历史写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或者提纲挈领,深入浅出。此外,在今天,如果能够掌握一两门外文,以便阅读外文资料,对于提升“史才”也是大有帮助的。

所谓“史学”,即历史家的学养,其中包括专门知识与普通知识两个范畴。前者要求历史知识够丰富,不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史,历史家都要广泛涉猎。后者则要求凡是和历史相关的各种知识,如地理、经济、政治、哲学、文学、艺术、民俗……等等,都是历史家不可或缺的。历史家惟有在博学广识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追求精专, 从而成为某一历史领域的专家。

所谓“史识”,即历史家的见识或眼光,也就是要求历史家能对某些历史课题提出深刻而独到的见解。要做到这一点,历史家必须依靠历史哲学的指引,掌握高超的判断能力。有了非凡的史识,历史家才能正确分析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透过历史现象,找出历史事件的本质,甚至做到“知人所未知,言人所未言”。相反的,如果没有史识,他们所写的历史,无可避免的,将成为枯燥乏味的史料堆积,或是死气沉沉的陈年往事。

总之,史书易得,史家难寻。况且史事记载的局限性,史事研究与诠释的主观性与片面性,是由历史的本质或特性所决定,任何历史家都无法完全改变它。在这个世界上,绝对客观的历史(指写的历史)是不存在的;我们所能读到的,只是相对客观的历史。同样的,尽管求真求实是史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也是历史家应有的专业精神,但因受到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我们也只能获得“历史的真实”,却永远找不到“真实的历史”。同时必须强调的是,“历史的真实”并不等于“真实的历史”,因为前者属于“部分的真实”,后者才涵盖“全部的真实”,才全面接近于史实的本身。

再者,历史的因果关系多半是错综复杂的、非表面性的,而人类活动的动机更是潜在的、不易察觉的,所以使得后人(包括最卓越的史学家)很难针对某些历史事件的“起因”或“动机”、“影响”或“意义”,作出绝对准确无误的判断与诠释。如果加上历史家个人的主观愿望或好恶,对史事诠释的主观性与片面性几乎也是无法避免的。

面对这样的困扰,一般读者应该如何对待史书呢?我想除非我们打算“打破沙锅问到底”,不然还是听信孟子说过的老话:“尽信《书》不如《书》”,对于史书的某些记载或说法,尤其各书不同的记载或说法,应该抱着存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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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题材: 历史_history, 文化艺术_culture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