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李光耀刁难新加坡中国银行历史

21/01/17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近日,官方媒体的一篇社论,大意是,遭香港海关扣留装甲车事件,是一起商业船务公司运输过程中的海关程序疏忽,不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的政治化。香港海关有必要尽快提供扣押我国军事资产的法律依据。法律途径是小国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佳选项之一。在国际法下,遭扣押的装甲车享有主权豁免权保护。这个国际法原则受多个国家和地区承认,包括新加坡、香港与中国大陆。社论的言外之意是中国以大欺小,没有尊重新加坡享有的治外法权;治外法权是指新加坡享有免除香港与大陆法律司法权约束的权力。

新加坡装甲车遭香港海关扣留事件尚在发酵之中,后事发展如何可以拭目以待。

不过,借此契机,新加坡国民可以回顾历史,看看,当年的李光耀是如何的把简单商业事件复杂的政治化,李光耀如何以强凌弱,以司法与行政手段欺辱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的历史,并且回味一下,新加坡官方如何讥笑中国银行试图享有治外法权的历史。

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降格为马来西亚的州政府之后,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的未来命运,于是成为一个棘手的政治问题,沦为李光耀与吉隆坡的政治博弈筹码。根据学者如Garry Rodan,,Lily Zubaidah Rahim的说法,处理中国银行的分歧是新马双方矛盾的一个重点。

按照马来亚1959银行法令,外国政府控制的银行必须结束在本地的业务。这是针对中国银行的法令,因为中行是唯一一家由外国政府控制的银行。之后,中行依法结束在吉隆坡与槟城的分行业务。直到2000年8月1日,中国银行才重返马来西亚,以换取马来亚银行到中国上海开分行。

根据John Drysdale(1984)的记述,吉隆坡提出新加坡关闭中国银行的要求之所以被拒绝,是因为中国银行对新加坡的中国贸易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服务,而进口廉价的中国日常用品有助维持新加坡人民的低生活开销。换言之,关闭中国银行会对社会民生产生重大的不良影响。

回顾历史,吉隆坡要坚持关闭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除了可以摧毁新加坡的贸易经济之外,更可以加重李光耀的政治成本:丢失华人选票支持的代价。当然,李光耀必然也是从相同的角度考量来维持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的存在。说白了,李光耀自我的政治利益是根本因素。

事实上,新马合并后中国银行可以继续在新加坡营业,是因为合并协议承诺,在新加坡的所有银行都可以继续经营。然而,政府不保证这种情况会永久性的一直继续下去,所以中行是以暂时性营业执照继续的经营。

1964年间,中央政府修改银行法令,要明文规定不允许外国政府拥有超过50%股权的银行继续营业。明显的,新法令还是在针对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

1964 年12月30日,海峡时报第一版面上一则次标题: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将关闭,报导说:中央政府已经决定关闭中国银行在新加坡经营的分行,虽然,这一个决策不会立即的执行,所以中行可以暂时性的继续其业务运行。

1965 年6月19日,海峡时报第9页标题:中国银行已经在10周前被告知…,其银行业务将会在8月14日结束。由于暂时性执照是从2月15日算起的6个月时间,所以将会在8月14日期满,期满之日不会给予新的延期。官方证实在4月6日与6月11日,再次告知中国银行作好结束营业的准备工作,但是,银行至今尚未进行结束营业前的准备工作。

1965 年8月9日,李光耀为了保留继续当新加坡总理的政治权力,选择了让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的政治决策。于是,中国银行的营业问题不了了之,继续在新加坡经营分行业务。

人民党机关报于1969年6月1日发行的第75期,提供了李光耀对付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的部分重要历史补充与评论:

1965年4月间,在外力的策反下,一位中国银行的分行经理在违反北京总行指示的不当情况下,把一笔七百万元的本金存入渣打银行。虽然北京申诉被提取的七百万是不正当的违规操作,但是,司法裁判结果是中国银行的败诉,无法从渣打银行取回非法被提取的七百万存款。

李光耀以财政部的名义发表文告,胡说中国企图享有所谓治外法权。文告指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很明显的自以为享有治外法权;这种特别租借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外国人与外国商业在中国某些受条约约束的租借所享有的特权。历史上,帝国主义国家曾经在中国境内享有治外法权。事实是,中国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在新加坡享有治外法权,反而是英国,美国与日本在新加坡享有治外法权。

李光耀不发正式营业执照于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而且拒绝给予中国银行与英资,美资与日资银行的同等待遇。

李光耀阻扰与刁难,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和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与中国银行北京总行的联系工作。

李光耀利用入境新加坡签证的行政手段,干预中国银行北京总行派遣经理与其他行政人员前来新加坡分行主持与协助业务。

李光耀以中国银行流动资金不足为理由,规范银行的运作。1969年5月22日起停止中国银行支票的过账。

李光耀通过电台,电视台,报章诽谤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流动资金不足,以打击银行的声誉,诱使中国银行的存户提取在银行内的存款,试图制造市民恐慌出现银行挤兑。同时,也诱使银行客户停止通过中国银行进行日常业务,以打击银行的正常营运。

中国银行北京总行通知新加坡政府,中行将杯葛新加坡政府对银行采取的所有法律起诉。

人民党机关报没有解释1969年李光耀为何要关闭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一事。不过,这一段时事新闻可以从路透BBC在1969年5月23日的新闻稿获悉。

根据新闻稿的报导:’ 新加坡政府与总部设在北京的中国银行发生了面对面的直接冲突。因为政府下令停止中国银行的支票清算服务,这意味中国银行的支票不再被其他银行所接受。但是,数以百计的新加坡华人无视政府禁令,蜂拥到中国银行存款,以行动表示抗议。

事情是因为在本月初,中国银行拒绝派人到法庭面对政府指控中国银行没有满足20%现金储备的存款法律规定。中国银行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判有罪,并且罚款四万三千两百元,但是,银行拒绝支付罚款。于是政府宣布,任何商业银行无论是接受或者支付中国银行的支票都属违法行为。对此,中国银行依旧无动于衷,声称得到市民的支持,民间存款还是持续的源源不绝。中国银行认为这是新加坡政府的政治打压,试图妨碍银行的正常运作。

事实上,中国银行在新加坡贸易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新加坡橡胶经济提供高达两千六百多万元的中国进口贸易,并且对新加坡的中小企业和商人提供相当优惠的融资服务,尤其在资金上协助经营中国百货商品的百货公司。中国百货公司为人们提供了廉价的消费品。

中国银行得到社阵的公开支持,对此,政府提出警告,如果反对政府的事件影响到社会治安,政府将会直截了当的把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关掉。新加坡商人认为一旦中国银行被关闭,势必影响本地的融资服务。 ‘

总的来看,明显的,单独的关闭中国银行对中国与东南亚的经贸往来,毫无影响,因为其他的华人银行可以取代中国银行继续为双边经贸服务。事实上,英资银行的中国业务要远比华人银行更有市场份额。另一方面,李光耀如果彻底的打击中新双边贸易来往,会得不偿失,严重影响新加坡作为东南亚经贸集散中心的地位,更是十分不利新加坡贸易经济的成长。

回顾这一段历史,毫无疑问,李光耀对中国银行的叫嚣,纯粹是一种个人的政治表演,以满足西方资本世界的反共政治需要。象征性意义更重于任何实质性的意义。现实是,中国可以承担没有新加坡经贸的风险,但是,新加坡却无法弥补没有中国经贸的庞大损失。毋庸置疑,这一种国家之不对称现象,在今天的真实世界里,更是如此。

对当下新加坡内阁里的童子军与幼童军而言,李光耀的虚张声势被错误的看成是真实世界的现实,于是,一些口无遮拦,荒腔走板的言论,成为理所当然。这些小李光耀的表演,正好反映了对中新之实质性交往没有真实认知的可悲现象。当然,这也是李光耀的政治遗产。

当年,一个强悍的李光耀奈何不了秋风萧瑟的北京,此刻,几个窝囊的小李光耀要撼动如日中天的北京,是自信爆表?是不知天高?长者常说:多大的头戴多大的帽,不然,会落得一个没脸见人的笑话。


李光耀对中国银行根本无可奈何,唯有在国庆日派遣约十架坦克车以大炮口直接瞄准中国银行大厦,来宣泄满肚子的怨恨。Ah Fai摄影 江学文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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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