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从新加坡电影的发展谈当地电影的困境

06/12/05

作者: 郑燿霆 Zheng Yaoting 日期: 6-12-2005 来源: http://gpanda.bokee.com/3785146.htm

新加坡电影的发展可以追溯到100年前,第一位把电影带入新加坡的是一位印度人巴里(Bali)。1902年,巴里由外地带了一批欧美风景片和运动纪录片 来新加坡。首次放映电影的地点是一处位于新加坡河畔附近的空地,由于当时没有电力设备,所以只能利用蓄电池的电力来发动放映机播映这批影片,播映效果并不太理想,但已经足以让当地人雀跃万分。(1)

1925 年,新加坡邵氏兄弟影片公司创办人之一邵仁枚由上海到新加坡,他带去了上海天一青年影片公司(2)摄制的三部影片,希望能在当地戏院(3) 播放这些影片以牟取利润,但是由于邵氏兄弟来自不同的方言族群,和当地院商缺乏沟通的平台,再加上又受到远在上海的六合影业公司有计划的排挤。

邵仁枚的设想因为受到阻挠,唯有另谋出路,最终以2000 元的高价向当地一位宁波籍的孔姓商人租了一座位于丹戎巴葛,名为“华英”的戏院,(4)在那里专门播放由天一青年影片公司摄制的无声电影。在播映影片的业 务上了轨道之后,邵逸夫也来到了新加坡,兄弟两人在当地设立了新的影片公司,名为海星影片公司。(5 ) 事实上,在邵氏兄弟来新加坡设立院线播映影片之前,当地已经有两大影片公司,那就是由王宣化设立的南洋影片公司和黄敬一负责的南海影片公司。(6)

20 年代的新加坡已经有相当多间戏院在运作,(7) 但它们所播映的绝大多数都是由美国进口的影片。 有 声电影大概于20 年代中期之后来到新加坡。按照邵氏的记载:有声电影是1925年第一次在新加坡上映,片名为《如果我有一张会说话的相片》(If I have a  talkingpicture of you),由查尔斯·法罗(Charles Farrow)和珍妮特·佳诺(Janet Gayno) 主演。

国泰机构方面的档案则 (8)显示在1927年于新加坡维多利亚音乐厅(9)播放的《爵士歌手》(The Jazz Singer) 才是新加坡有史以来第一部(10)播放的有声电影。(11)无论如何,有声电影基本上就是从这时开始数量日益增加,也逐渐普遍,但必须注意的是,这些电影都是从外国进口的,(12) 没有任何一部是当地影业公司摄制的作品。
1929 年世界性经济大恐慌使得新加坡大部分的影片公司难以立足,很多影片公司和戏院停止运作,甚至有些还因此而结束营业。南洋影片公司为求生存计,唯有与海星影片公司结盟,成立了一间新的公司,名为海京影片公司。(13)

1933 年是新加坡电影发展史上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由必·埃斯·拉詹斯(B.S.Rajhans) 执导的《疯狂的(14)莱拉》(Laila Majnun,1933) 推出新加坡市场。这是(15)一部由外地摄制人员执导,在当地取景,以新加坡出色歌艺人才为主要演员的马来语影片,被认为是第一部新加坡本土制作的电影。影片由一间设在印度孟 买的化学公司出品。

《疯狂的莱拉》成为新加坡本土电影的先锋。影片的内容主要是叙述一对恋人因受到各自家庭的反对而不能在一起的故事,全剧由当地马来艺人 负责演出,电影推出之后虽然没有创下惊人的业绩,但邵氏兄弟却从中看出马来语影片市场里的商机。他们从上海和香港引进了拍摄器材和技术人员,建立了自己的 制片厂, 并从1937年开始 (16)在新加坡从事马来语影片的制作。影片的种类包括:家庭伦理片、爱情故事片和恐怖片等等。(17)

对于这些由邵氏拍摄的马来语影片是否受到当地马来观众的欢迎,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马来观众并不太能接受改编自印度影片或中国影片的马 来语影片,主要的原因是这些故事和主题无法使他们产生共鸣。

但是提摩太·威特(Timothy White)却有不同的(18)见解,他对这段历史作了以下的概括:“邵氏和国泰,尤其是在早期,印度导演把已经在印 度制作好的电影重拍,演员由新加坡人代替,对白改为马来语,但是剧本大体上没有更动。虽然这些影片是改编的,但是由于影片中有歌有舞,所以很受当地观众的 欢迎。”(19)   

这时期的观众所观赏的电影,大多数都不是以当地题材为蓝本的影片。这可以从相关统计数字中显出来:一直到1942 年前夕,在新加坡的戏院里上映的影片当中只有13%属中文影片,来自美国和英国的影片分别占了70%和16%。(20) 1939年,以陆运涛为首的国泰戏院开幕后,新加坡影业逐成两家分庭抗礼的局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新加坡刚上轨道的电影业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在日 本占领新加坡期间,尤其是从1943 年开始,马来亚和新加坡只允许播映日本制作的影片。尽管这些影片明显地是日本官方用来进行政治宣传的媒介,但按甄志安的观察,当时的观众似乎还相当喜欢这些影片。 (21)

威特认为,这些由在日本本土和被日军占领的东南亚国家的制片厂所制作的日资电影,如:《全面攻打新加坡》(Shingaporu  Sokogeki,1943)和《马来之虎》(Marei no Tora,1943),“……在风格上和日据时期的日军所谴责的好莱坞影片差别不大…… 因为日本电影受美国影片影响很大。”日本电影人也把他们的动画片引进东南亚,如《画册1936:桃太郎对米奇老鼠》(Picture Book  1936:Momotaro vs MickeyMouse,1942)和《桃太郎的海鹰》(Momotaro’s Sea Eagle,1942)等。

这一段时期,由于大量日本电影涌入当地市场,使得当地的电影制作人有机会观察日本电影的制作方式,这对战后当地电影的制作有着一定的影响。

日军投降,马来亚光复后,新加坡本土电影工业死灰复燃。由当地富商聚资成立了中华电影制片厂,(22) 拍摄了当地第一部华语电影《华侨血泪》。这是一部黑白电影,内容主要是描述在日据期间,华人在当地所受的苦难,影片中所有角色都由当地职业艺人(23)扮 演。

由于这部电影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中华电影制片厂又继续拍摄了《海外征魂》一片,影片内容和前一部大同小异,但观众的反映却大不如前,而自这两部影片 之后,中华电影制片厂也随之关闭。(24)

其实,战后不久,就有一些独立制片人计划在当地拍摄影片,作为对当时历史的一种记录。把这一意念付诸于行动的是新加坡富商黄奕欢,他组织了摄制队,聘请徐焦明(25)和刘曼为摄影师和编导,进入马来半岛,从马六甲开始,逐处把当时的抗日军活动记录下来,拍摄成为影片《马来亚之光》。影片记录了当日抗日军的生活状况;与日军战斗的细节和胜利游行的盛况。基本上这部影片没有什么剧情可言,纯粹就是一部军事纪录片,唯一可规划为剧情的就是影片中歼灭日军的一场战役,摄制队为了要摄制这场抗日战役,要求抗日军把在新加坡武吉智马山区歼灭日军的战役重新搬演,以便摄制队把当日的情况拍摄下来。(26)

与此同时,邵氏兄弟也重整旗鼓,开始摄制华语影片。当时邵氏首先聘请了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的名导演吴村负责拍摄邵氏在当地第一部华语影片《新加坡之歌》,影片描述了抗日军在二战期间与日军作战的情形,其中也穿插了三位女性在战前、沦陷和战后生活的转变。影片中的角色基本上全由当地演员担任,但除了主要角色是由当地职业艺人担任外,其他的角色都是非职业性的临时演员。 (27)

《第二故乡》和《度日如年》是邵氏继《新加坡之歌》后开拍的两部影片,前一部影片主要是描述南来华人在南洋一带刻苦奋斗的艰难生活,最终决定落地生根,以侨居地为故乡的故事;(28) 后者则是以当地各族人民在二战期间的苦难生活为故事主线,这两部影片的票房纪录平平。《度日如年》作为吴村为邵氏拍摄的第三部影片,成绩之差更是难以名状。

自此之后,邵氏停止在当地拍摄华语影片,而把制片方针全盘转向马来语影片市场。

随后,一家名为南方制片厂的新影片制作公司在武吉智马区设立。该公司拍摄了几部方言电影,但也因为得不到观众的肯定,最终也悄然退出新加坡影业市场。(29)

1947年,邵氏在新加坡成立了马来亚电影制作公司,这间公司有别于原有的邵氏影片公司,专门拍摄马来语影片。从1947—1967年这20年间,总共制作了将近160部马来语影片。在这期间,邵氏兄弟也继续从印度引进当地的导演和影片技术人员,所以这时的马来语影片很大程度上在剧本、电影风格和技巧等方面都带有明显的印度色彩,由于设备增加,加上摄制人员素质提高,所以在产量方面与二战前相比也显著增加。不但如此,这些影片内容和二战前的电影比较也有很大不同,这时期的影片以现代戏剧和情节剧为主,题材和取景皆为本土化,有较强的节奏感,音乐性也很强,娱乐性较先前来得高,所以更受当地马来观众的欢迎。

而国泰影片公司与邵氏兄弟一样,也在新加坡开设了自己的制片厂,专门制作马来语影片。国泰影片公司的马来语影片以类型片为主,而且多数以马来神话和传说为故事题材来源,与邵氏的情节剧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双方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新加坡本土电影工业呈现出一片欣荣的景象,造就了许多研究者所谓的新加坡马来电影的黄金时期的说法。(30) 这种繁荣景象一直持续到60 年代初期。

另一方面,在二战结束后,当地商人何亚禄(31)也在新加坡筹组了一间影片公司,开始时公司名为丽玛影片公司(Rimau Film Productions),后来改名为克丽斯影片公司(Keris Film Productions), 并在1953年与陆运涛商议 (32)联合设立国泰克里斯影片公司。(33) 在这之前,丽玛影片公司已在国泰机构的资助下拍摄了当地第一部马来语影片(Buloh Perindu,1953)。(34) 1960 年,国泰克里斯影片公司耗资十万元摄制了一部华语电影《狮子城》(Lion City,1960),这是一部穷家女爱上富家少爷的爱情故事片,由当地艺术工作者易水负责执导。为了能更好地摄制这部影片,国泰克里斯影片公司还特地为了挑选剧本而组织了剧本编导委员会,为了选择合适演员甚至组织了工作队伍到马来半岛去面试艺人,(35)影片动用到的主要演员有40人,临时演员达200多人。

随着电视时代在 1963 年的到来和观众口味的改变,当地电影工业面临了观众需求量下降,资讯和人才因为新加坡1965 年宣布独立而不能像先前那样在马来亚和新加坡之间自由流动等问题,给当地电影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困累。 1967年和1972 年,邵氏兄弟的马来亚电影制作公司和陆运涛的国泰影片公司分别结束了在当地的制片厂,(36)退出了在当地摄制影片的制作行列,但令人玩味的是70年代中桥机构(37)的设立。这家原来计划每年摄制3部电影的影片制作公司虽然在拍摄了 3 部电影就停止摄制工作,但在当时那种萧条的情况下,能有这样的成绩叫人不得不刮目相看。

中桥机构聘用了来自香港的影片摄制人才分别拍摄了《一家之主》(Master of the amily);《荒唐世家》(Family Degenration)(38)和以新加坡为题材的《桥的两岸》(The Two sides of the Bridge,1976)3部影片,其中《桥的两岸》最引人注意。在接下来的几年,虽然也出现了一些独立的电影制作人拍摄了一些符合大众口味的本土电影,如:《他们叫她埃及妖后》(They called her CleopatraWong,1978),甚至还有香港式的武打片《无敌小金》(Dynamite Johnson ,1978),但由于这些影片的题材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出新加坡的现实情况,同时又不具备当地的文化色彩,因此不能引起当地观众的共鸣。

威特认为尽管70 年代的观众或许觉得这些影片有趣,但那是因为这些影片的风格夸张、好笑,而不是因为这些影片表现的是真实的当地文化。 在这段新加坡电影发展的过程当中,有几个值得留意的特点。

首先,新加坡观众对当地制作电影的需求量低。 在新加坡电影业最蓬勃的时期,按照电影检查局1953 年的记录显示,那一年送交审查的剧情片共有783部,当中多数进口自英国,美国,香港和印度。(39) 在电影检查局1954 年报告中的数据显示,那年当地制作的电影有19部,进口的香港电影有181部,印度电影有145部,英国电影有51部,美国电影有270部。 接下来的几年,(40)当地制作的数量不断下滑。虽然单从这些数字并不一定能准确反映新加坡观众对本土电影的支持程度,但却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当时的观众对外国影片,尤其是美国影片的需求量是很大的。但不论促成这个趋势的原因是什么,新加坡的电影观众对外国影片的惯性依赖和需求却是从一开始就养成了,这形成了新加坡电影缺乏当地特色和草根性质。

所以尽管50 年代新加坡的电影观众观看电影的人均次数与香港不相上下;(41)直到1971年,单在这一年,到戏院去观赏电影的新加坡人就有 2800 万人次!(42) 但这么庞大的观众群并不能给予当地电影事业的发展带来任何形式的帮助!这个极度依赖外国影片的问题始终困扰着当地的电影制作人,至今依然如此。

从这里又衍生出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新加坡每人每年平均观看5部电影,和香港的现象大致相同,但是为什么新加坡却无法扶持每年平均出厂不到2部电影的当地电影工业?对于这个问题展开思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新加坡电影在独立后的衰落原因,进而为新加坡现代电影的发展梳理出一条脉络。   

其次,新加坡电影工业对外来人才和投资的依赖性过高。 推动当地电影工业的邵氏兄弟和陆运涛都不是新加坡人,他们在新加坡设立戏院和拍摄电影都是以商业利益为考量。他们从香港、中国、印度和菲律宾等地引进技术人员来协助当地影片的制作,但自始至终都没有为当地培养一批能独当一面的电影技术人员,以致邵氏和国泰时期的 当地电影业一直存在缺乏专业电影从业员的现象。

随着邵氏机构和国泰机构相继停止在新加坡拍摄影片,当地的电影制作也随之逐渐消亡。虽然基础性的硬件 设施没有随着邵氏、国泰和一些独立制作人的离开而消 失,但是很多电影从业员却随着当地公司的两大电影制作 场的关闭而离开新加坡。这给当地电影业的发展带来了严 重的人才短缺问题。从1980—1990年这10年间,新加坡电影的发展步伐基本上是停滞的。这些因素都直接或间接 地形成了1980 年末重整新加坡电影事业的阻力。

最后,新加坡政府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并没有考虑 到文化艺术的建设,更不必说要发展国内的电影艺术。 新加坡于1965 年正式和马来亚分家,取得独立,成 为新加坡共和国。政治上,这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因为它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和政治体系开始。

在建国初期,根据《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中披露,这个时 期的新加坡首先必须争取世界各国承认她的独立,其次是巩固国防,最后也是最让新加坡政府深感棘手的就是重建经济,这是新政府的三个当务之急,(43) 对于艺术文化活 动自然无暇兼顾。尤其是电影事业,原本就没有在新加坡扎下过任何基础,同时又处在这种无意的压抑情况,发展步伐更是举步艰难!再加上自 60 年代以来,当地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安(44) 和电影公司及独立制片人的纷纷退出,更是受到严重打击。

1987年,新加坡政府的文化政策有了显著的调整。在这一年,经济发展局成立了一个“推动电影事业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Promotion of Motion Picture Industry)掌管当地的电影事业,新加坡电影基本上从这时才逐渐开始摆脱困境。

1991年,新加坡政府在当地的国际电影节的闭幕仪式上宣布,有关当局将会拨款100万元来推动电影工业;并在5年内颁发30万新元的奖学金给有志于电影事 业的新加坡人。 事实上,这一计划的提出是新加坡政府对当时香港将于1997 年回归中国的反应。当时新加坡政府相信,

随着1997 年回归的逐渐逼近,蓬勃的香港电影事业必定会出现人才和物质外流的现象,新加坡正好抓紧这个机会,借助这些外流的实力来建立自己的电影事业,进而发展成为当地的电影重镇。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重整新加坡电影事业的计划是由经济发展局而不是由其他如资讯科技部等部门来负责,这个决定是富有意义的。

这里要提出的另一点是:这一份以提倡文化艺术基础建设为主的报告书中,并没有针对当地电影的发展提出任何建议!我们不难推断,当时的新加坡政府并没有把电影视为一种文化艺术活动。而由1990 年开始的新加坡电影事业的重新整顿,完全交由经济发展局和一些外资电影公司去进行,这也让人们理解到新加坡政府对于电影工业的兴趣完全是出自商业考量。

然而,这番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成果。原来宣称建成之后将会用作电影拍摄的唐城现已废置,而当年大张旗鼓对外宣称将会成为新加坡电影拍摄重地的大士村电影城(45)至今已沦为电视剧的外景拍摄场地,这些都证明了有关计划的推展并不顺利!由经济发展局全力资助,以当地轰动一时的杀人案为故事主线的开荒电影《乩童》(MediumRare,1991)票房记录惨败,各界对其制作水平批评不断。

在这部电影之后,新加坡制作的电影再次登上大银幕已经是4年之后的事了。1995年,香港导演杨凡执导的《三画二情郎》 (46) 和新加坡邱金海导演的《麵薄仔》为新加坡电影的发展开拓了全新的局面。 (1)吴华《狮城掌故》,收录于《南洋文摘》第13 卷,第7期(总151 期),新加坡南洋文摘社 1972 年7 月20 日,第477 页。 (2)很多著作都把邵氏在上海设立的影片公司称为“天一影片公司”,事实上,根据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央图书馆所藏的微缩胶卷(编号:ZR09213)上显示:邵仁枚在新加坡所设立的海星影片公司曾出版一本宣传刊物《海星》报,在这份刊物上的电影广告上,注明的都是“天一青年影片公司”,而不是“天一影片公司”,这一点值得研究邵氏电影公司的学者注意。 (3)

在东南亚以及港台一带把放映电影的场所称为戏院,这些场所绝少用于其他形式的舞台演出。 (4)有些书籍把这间戏院的中文译名定为“皇朝戏院”,这是受 The Empire这个英文名字的影响所致,但这显然是错误的,根据天一青年影片公司的宣传资料显示:这间戏院的中文院名为华英戏院。这间戏院的观众座位只设没靠背板凳和简陋椅子,门票分为 5 角和7 角半两种。 (5)海星影片公司是邵氏兄弟在当地设立的第一家影片公司,是邵氏机构的前身。 (6)廖金凤等编著《邵氏影视帝国》,台湾麦田出版社2003 年版,第48-49页。 (7)根据由傅无闷、郁树锟等人编著的《南洋年鉴》,当时在新加坡早已有为数众多的戏院在运作,新加坡第一间戏院是设立于1904 年,名为较为人所知的有:东方戏院,华英戏院,好莱坞戏院等,新加坡南洋商报出版部 1939 年版,第199-201页。 (8)(17)见 http://www.show.com.sg/shawstory/shawstory.Htm。 (9)

直到60年代末,在新加坡国家剧场(National Theatre of Singapore)正式投入服务之前,位于新加坡河畔的维多利亚音乐厅(Victoria Concert Hall)一直是当地最重要的演出场所。 (10)根据老一辈电影从业人员所提供的信息:这部影片是以留声机的器具,配合剧情,一边以播映机播放影片,另一边则用留声机播放相关录音盘中的录音,严格上来说这部影片并不能算是正式的有声电影。 (11)Lim, Kay Tong. Cathay: 55 years of Cinema. Singapore: Land-mark Books Pte Ltd, 1991.14. (12)有另一个说法:认为新加坡第一部有声电影是在 1929 年,同样是在维多利亚音乐厅播放,片名为《沉睡的山谷》(Sleepy Valley)。 (13)

傅无闷、郁树锟等人编著《南洋年鉴》,新加坡南洋商报出版部1939年版,第 199-201 页。 (14)必·埃斯·拉詹斯,印度籍导演,在新加坡电影发展史上属于最成功的先锋性人物,1945 年到1955 年之间执导超过 20 部以上的马来语电影。 (15)Uhde, Jan and Yvonne Ng Uhde. Latent Images: Film in Singapore.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te Ltd, in collaboration with Ngee AnnPolytechnic, 2003. 3. (16)

根据邵氏机构中文部已故经理蔡文玄在1990 年接受新加坡口述历史博物馆的访问时说:邵氏兄弟的影片摄制厂,在开始的阶段定名为邵氏制片厂,后来邵氏机构决定拍摄马来语影片,有关制片厂即改称马来制片厂,厂址设在惹兰安拔士(JlnAmpas),目前原址已被改建成为住房。 (18)Hussin,Hamzah.A Cultural History of Malay Films.第 4 届常年SEAPAVAA 会议报告,Kuala Lumpur,1999.3. (19)White,Timothy R.When Singapore was Southeast Asia’s Hollywood,The Arts,Issue 5,1997.23. (20)Lim, Kay Tong. Cathay: 55 years of Cinema. Singapore:Land-mark Books Pte Ltd,1991.21. (21)Chin,Kee Onn.Malaya Upside Down.Singapore:Jitts & Co,1946. 151. (22)中华电影制片厂的厂址设在芽龙24巷(Geylang Lor 24)。 (23)这些职业艺人并没有任何从事电影摄制的经验,主要都是一些歌台舞榭的舞台艺人,他们有舞台演出经验,却从来没拍过影片,对于如何走位,如何迁就镜头没有实战经验。

(24)唐奇声《本邦华语电影戏剧散记》,载《新加坡戏剧研究社成立纪念特刊》,新加坡戏剧研究社 1961 年版,第 70 页。 (25)根据《南洋文摘》第10 卷第 12 期第840页中显示,徐焦明曾经创组一间电影公司名为“群岛影业公司”。厂址原设在裕廊区的丹绒芭莱,后来搬迁到武吉智马七英里半处,这间公司给当地电影业的最大贡献是为当地培养了不少马来导演。 (26)朱绪《我与戏剧》,新加坡胜友书局 1987 年9 月版,第 126 页。 (27)《娱乐》(The Amusement) 1946 年 7 月 13 日,第 60 期。 (28)《闲新加坡华侨制片业》,载《星洲日报》1947 年。 (29)有关制片厂的拥有者,设厂及关闭日期,由于资料缺乏不得而知。 (30)Chia, Yueh Jean. Singapore Film Directory. Singapore: SingaporeFilm Commission, 1999.1-2. (31)

根据资料,英文姓名为Ho Ah Lu, 何亚禄是根据英文音译的中文名字。 (32)这间由何氏筹组的影业公司是在群岛影业公司(见注25)的基础上建设而成,群岛影业公司在面对巨大亏损之后把厂址及摄影器材转租给何亚禄,何氏把公司改名为:猛虎电影出品厂(即丽玛影片公司)。 (33)国泰克里斯影片公司的制片厂设在新加坡的东海岸路(East Coast Road)。 (34)影片由必·埃斯·拉詹斯(B.S.Rajhans)执导。 (35)

易水《大胆的尝试-为狮子城开拍典礼而作》,载《南洋文摘》第 1 卷第6 期,新加坡南洋文摘出版社 1961 年 1 月版,第 68 页。 (36)根据 Jan Uhde and Yvonne Ng Uhde. Latent Images: Film inSingapore. 第28页中指出邵氏机构和国泰机构分别在1967年和1972年终止在当地的影片拍摄工作。
(37)一间以销售中国百货商品为主要业务的商业机构,进入 70 年代,机构的董事局开始对电影业产生浓厚的兴趣,曾摄制过影片,也从事播映影片业务,拥有本身的院线。

(38)这两部电影由于缺乏资料,确实的摄制年份以及有关影片的工作人员名单已不可得。

(39)Koek, Cynthia. Annual Report of the Film Censer’s Office 1953.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4.

(40)Koek, Cynthia. Annual Report of the Film Board of Film Censer’
s Office 1954.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5.

(41)John, Lent. The Asia Film Industry. London: Christeopher Helm,
1990. 187.

(42)金华《新加坡电影业的回顾》,载《新加坡月刊》第64 期,新加坡月刊出
版社1972 年 4 月 15 日版,第 49 页。

(43)《李光耀回忆录1965 —2000》,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 年版,第15-16页。

(44)60年代,在这一个地区分别发生了马来西亚513种族暴乱、新马分家、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对抗、英军撤出新加坡等事件,这些政治事件给这一个地区造成了极为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

(45)Singapore Film, Video & Music Industries. Singapore: EDB. 1992.p3-4.在这本书中编者明确地指出新加坡西部的大士村(Tuas)将会发展成为新加坡拍摄影片的重要机制,这机制将定名为大士村电影城(Tuas Television World)。在上述厂址内,有关当局将会建设不同主题的摄影棚,为不同题材的影片摄制服务。 (46)在香港和台湾两地,这部影片的中文片名被译作《妖街皇后》。 参考书目: 1.见http://www.show.com.sg/shawstory/shawstory.htm。 2.Uhde, Jan and Yvonne Ng Uhde. Latent Images: Film inSingapore.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te Ltd, in col-laboration with Ngee Ann Polytechnic, 2003. 3.Singapore Film, Video & Music Industries.Singapore:EDB,1992. 4.John, Lent. The Asia Film Industry. London: ChristeopherHelm, 1990. 5.Koek,Cynthia. Annual Report of the Film Board ofFilm Censer’s Office 1954,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Office, 1955. 6.Koek,Cynthia. Annual Report of the Film Censer’sOffice 1953.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4. 7.Chia, Yueh Jean. Singapore Film Directory. Singapore:Singapore Film Commission. 1999. 8.White, Timothy R. When Singapore was Southeast Asia’ s Hollywood. The Arts, Issue 5, 1997. 9.Lim, Kay Tong. Cathay: 55 years of Cinema. Singapore:Landmark Books Pte Ltd, 1991. 1 0 . 李镜心《新加坡戏剧研究社成立纪念特刊》,新加坡戏剧研究社 1 9 9 1 年版。 1 1 . 易水《马来亚华语电影问题》,新加坡南洋商报出版部 1959 年 11 月版。 12.朱绪《我与戏剧》,新加坡胜友书局,1987 年 9 月版。 1 3 . 傅无闷等编著《南洋年鉴》,   新加坡南洋商报出版部 1939 年版。 14.《南洋文摘》1972 年 7 月 20 日,第 13 卷。 1 5 .《李光耀回忆录 1 9 6 5 — 2 0 0 0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 年版。 1 6 .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央图书馆,微型胶卷编号:ZR09213。 1 7 .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央图书馆,微型胶卷编号:ZR05651。 18. 金华《新加坡电影业的回顾》,《新加坡月刊》1972年第 6 4 期。 (郑燿霆,2001级博士,南京大学中文系戏剧影视专业,21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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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