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林毅夫总结发言新结构经济学

01/01/17

作者/来源:林毅夫 http://www.nse.pku.edu.cn

时间:2016-01-04

林毅夫:思索与前瞻——新结构经济学专题研讨会(冬令营)会议总结会上的发言

我特别高兴看到大家积极参加了四天活动密集安排的首届新结构经济学冬令营,今晚由我来做个总结发言。总结其实是很难做的,因为这四天的时间里讨论的东西非常丰富,每个人心里都会有各自的心得体会和总结。我借此机会来谈谈我对新结构经济学的几点思考,供大家参考。

(一)新结构经济学的内涵

我就先从回答浙江大学沈璐敏同学的疑问:是不是在研究当中放进了结构就是新结构经济学?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不是”。因为我对新结构经济学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也就是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结构和结构演变的决定因素(包括影响劳动生产力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以及影响交易费用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的结构),并从这些研究来理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怎样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只有这样的研究才叫新结构经济学。如果一个研究不是从研究结构是怎么决定的,是怎么演变的,也就是没有把结构内生化,即使在模型中放进结构,也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结构可能产生的影响,这样的研究就还不是新结构经济学。以第一代的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为例,在其理论中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跟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是不一样,但是在模型中结构没有内生化,只是被当作是外生给定的,所以,结构主义的理论模型中虽然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结构的差异,但是,这样的理论分析不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同样的,即使在新近的经济学文献中,也可能有些论文以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差异所产生的影响,但是只要结构是外生给定的,没有内生化的,就不算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我再强调一下,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中必须把结构内生化,也必须把结构的演化内生化。所谓内生,指的是一个变量是模型中各个决策者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决策者做选择时不可改变的参数。当然这个定义是比较窄的,但是我采取这样的定义是有目的的。这是第一点。

(二)新结构经济学以要素禀赋和其结构作为研究的切入点

第二点思考,在现代的经济学文献里当然也有学者以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结构的内生化。比如有些经济学家用家庭偏好来推导出产业结构随着收入的提高而内生变化。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的是用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来内生产业结构及其变化。为什么要用要素禀赋结构来内生产业结构及其变化?因为我们研究的是发展经济学,不仅是研究结构如何内生决定和演化,还要由此内生收入水平的变化。要达到这个目的,从家庭偏好则做不到,它可以说明由于收入水平变化,家庭的需求会不同,内生出产业结构的差异,但收入的变化则被外生给定,同时,在开放的经济中产品可以贸易,那就没有办法决定随着收入增加产业结构如何演变。

从要素禀赋和其结构作为切入点来内生化产业结构,并且由此推动结构的变迁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和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差异是明显的,而且在每一个时点上是给定的。我们做任何研究分析,必须从一个给定的参数作为切入点,才能去内生那个时点的其它变量。如果这个参数本身对各个决策者来说不是给定的、不可改变的,那就不能作为切入点来内生出其它变量。每一个时点的要素禀赋是一个总量的概念,做决策的人不管是政府、企业、家庭都只能将其作为给定的参数,无法给予改变。

昨天有人讨论,是不是国际资本可以流动以后,要素禀赋给定这个假定就被推翻掉了,我认为不能被推翻。因为发达国家的资本可能往发展中国家流动,但绝对不会流动到使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本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资本一样多的程度。因为这是违反理性的。发达国家的资本一定是有人拥有的,他在配置资源上的目的是回报的最大化。如果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来,怎么样能得到回报的最大化?一定是流向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就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所以,即便发达国家的资本拥有者,愿意把资本流动到发展中国家,他们也不会流动到让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本一样多,因为这是违反理性的。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理论模型假定了国际资本可以流动以后,人均资本就不重要了;可是,这样的一个假定本身,就违反了新古典最基本的理性原则。实际上,即使资本可以在国际间流动,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禀赋来说,这是可以忽略的,是不可能改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禀赋结构差异的本质特性的。就像伽利略为了验证重力加速度,在比萨斜塔做实验的时候假定没有空气阻力,相对于他做实验时所用的铅球的质量密度和塔顶到地面的距离而言,空气阻力所产生的效果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我们现在从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出发,来研究产业技术选择,即使有国际资本流动,它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不同,所以,在研究产业结构时,国际资本流动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可以给予舍像,不用考虑。

其次,理论的目的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我们研究的是发展,很需要这个被作为分析切入点的参数,它在每一个时点上是给定的,但是随时间是可以变化的,如果不能变化,那么即使这个变量对所要解释的现象非常重要,对改变世界来说,决策者也将是无能为力。例如,Acemoglu在研究拉丁美洲和北美的发展绩效差异时,认为为何北美发展比较好,拉丁美洲发展比较差。他的理论模型的切入点是,四五百年前,欧洲对美洲开始殖民时,拉丁美洲天候严热,去那里的白种人死亡率很高,每个人在那里活下来的概率非常小,所以在殖民开始的时候就要大量掠夺,形成了掠夺性的制度安排。北美天气较温和,到那里的白种人大多活了下来,在那里一起工作,慢慢形成了社区性的、相互帮助的、权利界定清楚的制度安排。他写了一个很严谨的理论模型把制度内生化并做了实证检验,好像很有说服力。假定他是对的,拉丁美洲的人就永远没希望了。因为现在没有一个时光机器可以倒回到四百年前,而且还要说服上帝把拉美的天气改改变成北美的天气。你说有办法吗?如果没办法知道了也没用。

新结构经济学从要素禀赋结构作为切入点来分析,因为要素禀赋和其结构在每个时点上,对一个经济体中所有的决策者,不管是家庭、企业、政府来说都是给定不能变化的,但是,随着时间,资本是可以积累的,劳动力随着人口的增长也是可以变动的,这就让我们有个抓手来改变禀赋和其结构。

(三)要素禀赋和其结构是新古典经济分析的最基本参数

第三点思考,以要素禀赋和其结构作为分析的切入点的好处,不仅是要素禀赋和其结构在每一个时点上给定,随着时间可以变化,而且是,此两者是经济分析时最根本的参数。经济学家分析经济问题时,无非是从预算(所得)效应和替代(相对价格)效应来分析决策者的选择。张五常先生常说他研究问题,只考虑替代效应,也就是相对价格效应。这是因为他研究的不是经济动态发展的问题,所以,他在分析经济现象时只要看替代效应就可以了。我们研究的则是经济动态发展的问题,除了替代(相对价格)效应,有时还要看预算(收入)效应。其实,除了像研究统计学或是做经济计量的方法论之外,所有经济学家所提出的理论不管再复杂,到最后不是讲预算效应,就是讲替代效应如何影响决策者的选择。要素禀赋在每一个时点上决定一个国家在这一个时点上可支配的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总量,也就是这个国家在这个时点的总预算;在每个时点上要素禀赋的结构由各个要素在那个时点的相对稀缺性决定,这个相对稀缺性就决定了各个要素的相对价格(在一般均衡模型中,还需要考虑生产技术和家庭需求的特性)。所以,要素禀赋和其结构是新古典分析中的两个最基本参数。

(四)新结构经济学继承和发展了新古典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我想说明的第四点是新结构经济学借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其思想来源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如果不适应经济基础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什么是经济基础?按马克思主义指的是生产的方法和方式,也就是产业的技术、资本、规模、风险等产业结构的内涵。马克思从生产方法、方式为经济基础来研究制度结构等一系列的上层建筑的决定和变化,但是生产方法和方式及其变化是怎么决定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是外生给定的,没有解释生产方法、方式的决定和变化的机制是什么,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则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的变化。也就是,新结构经济学是从比经济基础更基础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作为切入点把生产方法、方式及其上层建筑都内生化了。所以新结构经济学既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也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了新古典经济学,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五)把结构内生化的重要性

为什么把结构内生化很重要,因为如果不把结构内生化,那么一个理论模型即便再漂亮,也不能真正解释经济发展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还经常会误导改变世界的努力。回到结构主义的例子,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差异当作外生给定,那么,就会试图用重工业优先发展或进口替代的方式直接在发展中国家采用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同样,新自由主义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差异当作外生给定,所以,也就会试图用休克疗法的方式要发展中国家直接去采用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结果是好心没有好的结果。另外,像解释卢卡斯谜题,如果在模型中没有将产业结构内生化,而是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直接当作外生给定,发达国家产业的资本密集度高,所需要的资本多,发展中国家产业的资本密集度低,所需要的资本少,随着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资本就注定会流到发达国家去,去帮助发达国家。这样根据这种模型,除非发展中国家改为采用和发达国家一样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否则发展中国家永远赶不上发达国家。不过,如果真按照这种模型来做,结果将和原来的结构主义的政策一样。其实这样的模型并没有真正解释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动的现象。实际上,发展好的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资本外逃,而且是资本流入。只有发展得不好的国家,资本才会流出到发达国家。原因是发展好的国家,随着资本积累,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到新的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更为密集的产业,资本的回报高,资本就不会外逃。如果按照结构主义去进行赶超,资本被配置到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不仅资本回报低,而且,为了保护补贴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就会有许多扭曲,创造了扭曲的租金和寻租的机会,寻租的不法所得就会有外逃的积极性。把产业结构内生化,才能解释在什么情况下一个发展中国家资本会流入,在什么状况下资本会外逃。

一个理论只有根据这个理论的逻辑所做的所有推论都不被经验事实所证伪时,才能暂时被接受,通常经不起这个考验的理论是因为这个理论把内生的现象外生化。经济学家容易做出好心干坏事的事来,一般是因为忘了所要改变的现象是内生的。

(六)内生化应该从最根本的决定因素作为内生化的起点

另外,要内生化就要从最根本的决定因素出发,不要把由这个最根本的因素所决定的果的中间变量作为出发点。从禅宗的语言来说,就是要从“第一义”出发来观察现象,不要从第二义、第三义出发来观察现象。在现实世界中,一个最根本的因会产生果,这个果又会变成因产生下一个层次的果,这个果又会变成因产生下下个层次的果,如此因因果果生生不息。如果,不是从最根本的因出发来观察世界而是从中间的果作为因出发来观察世界,似乎也能解释现象,但是按这种理论的政策建议来做的结果经常会事与愿违。例如上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前,经济效率很低,政府对市场有许多干预和扭曲,不难构建一个理论模型来说明这些干预扭曲会导致资源错误配置和寻租行为以致经济效率低,新自由主义就是根据这样的模型建议转型中国家按华盛顿共识把各种干预扭曲以休克疗法的方式取消掉。但是,这样的模型忽略了转型前政府的干预扭曲是政府违反比较优势,为了保护补贴在赶超产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需要而内生的制度安排,推行这种忽略扭曲内生性的转型方式的结果是经济的崩溃、停滞、危机不断。

其次,从最根本的决定因素出发来观察社会经济现象所构建的理论能够逻辑自洽地解释最多现象。比如在《中国的奇迹》一书中,我从中国转型前的要素禀赋结构作为切入点讨论了中国转型前后的各种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的形成和其效果,探讨的问题很多,我自信整本书的逻辑是一以贯之的。2007年的马歇尔讲座,我以同样的切入点把观察的范畴扩大到整个发展中国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六十年的发展成败,探讨的问题更多,整个逻辑也是一以贯之。我不仅讨论了各种扭曲及其效果,如何转型才能达到稳定和快速发展,同时还讨论了市场的作用、政府的作用、产业政策的作用,以及最优金融结构、教育结构,还有潮涌现象,等等。每个现象都可以写一个很严谨的数理模型,并且这些模型到最后都是可以加总的,内部逻辑自洽的,因为这些模型都是从同一个最根本的因作为出发点,所以能够形成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

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内生决定了经济基础,后者又内生决定了上层建筑,遗憾的是现在的主流经济学里,除了研究国际贸易的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HO)里还从要素禀赋结构来解释国际贸易的产生和流向外,其他的理论不管宏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劳动力经济学等等都没有结构的概念,不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即使是国际贸易理论到了八十年代转向以专业化来解释国际贸易以后,也忽视了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的重要性。例如,现在的国际贸易以异质性企业(heterogeneity firm)来解释贸易的产生;不管在那种发展程度的国家,每一个产业中,确实都有企业异质性的现象,其中只有比较好的企业才会出口,这个我同意。但是,在一个资本相对短缺的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很密集的产业里,不管企业如何优秀,也没有可能对资本相对丰富的发达国家出口资本很密集的产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实际上还是决定于禀赋结构的。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提出的专业化(specialization)也是这样,其实克鲁格曼自己说得很清楚,专业化谈的是同一个发展程度的国家之间的贸易,但是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之间的贸易,还是必须用赫克歇尔—俄林的理论来解释。我们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怎么逐步地趋向发达国家,需要了解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怎么决定和演进,怎么逐渐地变成发达国家。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切入点来研究最有说服力,而且,这个切入点可以逻辑一贯地解释最多的现象。

现代的主流经济学界由于忽视了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的产业技术和作为其上层的各种结构的差异,导致按主流经济学来做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成功的,我希望经由新结构经济学的努力,能把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结构差异性引进主流经济学各个子领域的理论模型中,这样不仅发展了主流经济学,而且,能够使现代经济学真正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真正帮助我们改造世界。

(七)新结构经济学未来努力的方向

那么从目前来讲,有志于从事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朋友们所要努力的是什么?我想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把新结构经济学体系中的各种理论数理模型化,另外一个是用数据来检验各个数理模型的推论。张乾在今天上午的报告中说过,一个理论只要逻辑清晰,都应该都可以数理模型化。新结构经济学对各种问题、现象的分析,逻辑是清晰的,应该都是可以模型化的,无非是有没有找到好的数学形式罢了。当然,我们要将结构引进经济学的数理模型并将其内生化,确实是不容易的。王勇已经努力了几年了,他刚和我做这方面的研究时,比现在年轻多了。还有邢海鹏教授也是研究了好几年了,我看他也是两鬓越来越白了。(付才辉:那老师,我要辞职。)你不用辞职,我给你买染发剂。

我同意王勇跟鞠建东老师做的这篇论文并不完美(指Jiandong Ju, Justin Yifu Lin, Yong Wang,2015.Endowment structures, industrial dynamics, and economic growth,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76,Nov.2015,pp.244-263,下文中提到的JME文章都是这篇),模型中做了很多特殊假定(ad hoc assumption)。但就目前来说,可以作为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模型。因为至少它表达了新结构经济学最核心的观点:即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有不同的产业结构,一国在某一特定时点的产业结构是由该国在那一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产业结构的变化是由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来推动。这个模型基本上是马歇尔的体系,即假定了信息是完全的、不存在摩擦的完美世界。如果把信息不完全、有摩擦等引进来,就可以讨论政府、产业政策等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如果再引进家庭进行储蓄提供资金,企业进行投资提供回报,以及有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等,就可以讨论金融的作用等等。所以我觉得JME这篇文章的模型可以作为一个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模型,在此基础上来模型化新结构经济学讨论的其他问题。

但是,我觉得我们野心也可以大一点。我跟才辉、陶勇讨论过,可以在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 AD)的一般均衡体系里引进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及其他结构,并让产业和其他结构的决定和变化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变化,使没有结构的AD体系成为这个更为一般的均衡体系的一个特例。我知道要引进结构并将其内生化很难。但是,阿罗当初要把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发展起来的新古典体系用数学很简洁地表示出来也是很难的。所以,他找了一个数学家-德布鲁和他合作,虽然,阿罗本身的数学也非常好。他们对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的整个体系、整个机制是什么都很了解,然后他们找了一个合适的数学形式把这个体系、机制表示出来。AD一般均衡体系的一个最大问题是没结构,我们现在认为经济发展的表层的现象是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表层之下则是决定劳动生产力水平的产业技术结构和决定交易费用的基础设施、制度安排的结构的不断变迁,而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产业、技术、基础设施和制度的结构和其演变则是有要素禀赋及其结的差异和变化所决定,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则是由家庭的生育选择所决定的劳动力的增加和家庭在消费和储蓄选择所决定的资本积累的相对速度所推动。

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在最一般的条件之下的新结构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我们能暂时接受JME的那个有很多特殊假定的模型作为基本模型。但是,最后的目标是要把这些根据特殊假定的约束都放松,把这些特殊假定都放弃掉。我同意张乾讲的,只要思路清楚,一定可以用数学模型表示出来,无非就是还不知道哪个数学方式合适。既然如此,我们就要有意识地去寻找。当年卢卡斯推动理性预期革命就是这样。他发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不能解释滞涨的现象,他对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和机制有了新的认识,他必须有一个新的数学方式才能表示出来,他就去找,找到了贝尔曼方程。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知道研究发展问题,结构非常重要,而且结构的决定因素和演化必须由要素禀赋结构来决定和推动,那用什么样数学方式能够表述出来?目前的微积分不能达到这个目标。陶勇提出的泛函是不是能达到这个目标?努力看看再说。在这一点,我同意才辉和陶勇说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但万一成了呢?而且,若泛函不行我们就再找另外一种数学方式。既然逻辑这么清楚,一定能用数学模型表达出来,这个我们一定要有信心。所以要是你们怕白了头发,没关系,新结构经济学中心给你们每个人准备一瓶染发剂。

但是,努力必须有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长远的目标到最后,当然是使阿罗-德布鲁的体系变成为我们提出的新的一般均衡体系的一个特例——不是推翻,是成为具有结构的一般均衡体系里的一个结构退化成没有结构的特例。在这个体系中我们可以把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每个发展阶段的结构特征都在同一个体系中表示出来。这个目标不是一年不是两年的功夫可以实现的,单单JME那篇文章就用了六、七年时间,也许要六七十年以后才能做成。虽然你们现在都还年轻,六七十年以后得几岁了啊?在这种状况下,我接受鞠建东老师的建议,我们每年应该先有五篇、十篇,使用模型有特殊假定的理论文章和实证研究的文章在杂志上发表。这必须是我们今天晚上在座的各位共同努力的目标。写的文章不用追求完美,写的文章只要逻辑上没有漏洞,即使有特殊假定也没关系。这个认识是我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时,我的导师舒尔茨教授跟我说的。他说,如果要等到一篇文章完美再发表,那他到那时可能一篇也没发表。这是他已经拿到诺贝尔奖后讲的话。我的意思是,我们要尽力去做,有特殊假定没有关系,有时即使犯错误也没有关系,有几位拿到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后来发现他的主要,使他拿到诺贝尔奖的那篇文章数学是有问题的。例如,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就是。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贡献,因为到底经济学的理论最主要的贡献是提供新的观点(idea),只要观点是对的、重要的,即使所用的数学有点问题,后来的学者可以改进数学。但是当大家都不知道那个观点,你先把那个观点提出来就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八)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工作

现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成立了,中心的任务是什么?徐佳君老师有很多好的构想。我在此说明一下我的想法,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将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将用来推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模型的构建,这个中心会有几位核心的、在中心工作的教授和研究人员,但是希望能以这个中心搭建一个网络来联系志同道合者,推动大家一起合作研究。我们可以经常在中心开会,经常来来中心交流、辩论。这是第一点。

第二,这个中心应该收集尽量多的数据,以支持大家做实证检验(empirical testing)。目前的学术规范要求在理论模型的文章里,必须至少用经验数据把特征事实(stylizedfacts)描述得很清楚才容易发表。一个理论模型应该有很多可检验的推论,即使没有数学模型,也可以根据因果逻辑推出许多可检验的假说,有了数据就可以做实证检验。现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绝大多数是实证检验的文章,而不是数理模型的文章。

新结构经济学中心还肩负有推广应用新结构经济学的任务。我深受王阳明的影响,一向是一个行动主义者: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如果认为我们倡导的这个理论是对的,我们就要将之付诸行动,而且,行动产生的结果必须是和行动前的预期一样,才能说这个理论是正确的。现在佳君和才辉都在努力,运用这些理论去帮助地方政府、帮助我们国家、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做政策,来看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所了解的结构和其变迁由什么因素决定的,政府、企业、市场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来助推结构变迁、经济发展。如果我们能实际做出结果来展示给社会看,这样,可以引起更多人关注和接受新结构经济学,同时,这也是我们从事研究新结构经济学所要达到的目的,也就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如果一个理论不能改造世界,那这样的理论是无用的理论。如果一个理论不能改造世界,通常是提出这个理论的学者并没有真正认识世界,这样的理论模型只是逻辑游戏。新结构经济学中心希望成为一个实践的平台,你们回到自己的学校、单位以后,需要实践的话,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在能力许可范围内,将尽力和诸位一起合作来推动实践。

这几天有人跟我提到成立一个学会,出一本新的杂志。这些是应该努力实现的目标。但是,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可能比较好的还是按照华秀萍教授的意见:不是一下子我们自己出个杂志,自己封闭性地进行内部讨论;我们应该打出去。所以,我们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我们每年选一些主题,开一些研讨会,找一些在国际上有影响的杂志来出专题讨论集(special issue)。我发现,在学界里面看专题讨论集的人比较多,在有影响的杂志出版,这些文章的观点和发现大家比较容易接受。

除了专题讨论集,我觉得我们还要有勇气,直接投稿到前五、前十的杂志。因为愿意出讨论专辑的杂志通常不会是顶级的。我们应该有勇气去建模、做严谨的实证直接瞄准主流的顶级杂志,接受匿名评审的考验。新结构经济还处于新创阶段,可以做的重要题目很多,如果每年能够在顶级杂志发表5篇、10篇论文,这样经过五年、十年在学界已经有了影响,再出自己的杂志,学界就不会说我们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

组织学会也要再隔几年。这个学会的成员不能只是中国经济学家,如果能够每年出专题讨论集,能在国外的杂志上发文章表,每年五篇积累下来,十年就是五十篇,新结构经济学就在经济学界立住脚了。从亚当斯密以来世界经济的中心就是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十、二十年后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在这个世界经济中心出现了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这个新理论体系是做研究的金矿,国外学者也会乐于以新结构经济的视角来做研究,到那时候研究新结构经济学的就不会只有中国经济学家,届时再来成立学会也就水到渠成。目前可以把成立学会作为目标,尽量去建立同盟军,鼓励更多的经济学家参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但暂时还是把这个目标放在心里面,不是马上去做。

(九)新结构经济学与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这个会上也有很多人提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问题,我相信新结构经济学应该得诺奖。我相信不仅是新结构经济学应该得诺奖,新结构经济学衍生出来的很多领域也该得诺奖。比如,最优金融结构理论,这是在现有的金融理论里面没有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可以解决发展中国家广大的农户、微小中型企业的金融问题。过去的金融理论都建议发展中国家按发达国家的金融安排来发展其金融体系,解决不了发展中国家广大的农户、微小中型企业的融资需求,经济发展不好,贫困问题不能解决;后来孟加拉出现了小额贷款,但是小额贷款是出于人道主义,贷款金额太小,不能解决发展问题。金融存在的目的是为实体经济服务,不同发展阶段的实体经济,它的资本需求和风险特性不一样,合适的金融安排当然不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诺奖的题目。其次,还有潮涌理论,对现有的宏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有很多重新的思考,是对现有的主流宏观理论的扩展,使宏观理论和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现象能够得到比较好的结合,这样的理论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更稳定,这也是诺奖的理论。再来呢,最近我常说的超越凯恩斯主义,目前的宏观经济理论是周期理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把应对周期和促进增长的政策结合在一起考虑,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有新的洞见,这也是诺奖的题目。

我们要努力,不要醒得早,起得晚。这些题目都是我常讲的,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出发,内生决定产业、技术结构和基础设施及制度结构,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这些结构都会变化;在结构演变过程中,都会对人力资本、金融、宏观的作用有许多新的认识和政策思考,这些题目都能够有严谨的数学模型和实证检验。12月18日上午的报告中我总结了十来个目前国际经济学界争论不清的问题,从新结构经济学来看这些问题都是一清二楚的,都可以用严谨的数理模型来回答,以及用数据做检验的。我希望大家可以尽快把这些研究做出来,不管是做理论模型还是做实证。

我相信沿着新结构经济学的方向去做研究,可能得到的不是一个诺奖,可能是三个五个,甚至是十个诺奖。但是我知道不会是我得到,肯定是在你们这一代或是在你们下一代。如果你们努力的话是在你们这一代,要不然就只在下一代。这是很显然的,因为我知道诺奖的评审过程。每年诺奖的评审过程是由诺奖委员会邀请大约一千五百名著名的经济学家做推荐人,这一千五百个人,包括北欧四国经济相关院系的正教授,先前诺奖的获得者,再加上国际主流经济学界上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我了解到这1500名经济学家中有一半的人会推荐自己,因为有名的经济学家通常都觉得自己的贡献很大,有一半会推荐其他人,被推荐的人中相对比较集中的也就只得到十来二十个人的推荐。被别人推荐的,推荐他的通常是自己的学生。即使,得到十几、二十票,进入了前五名,也不是第一次进去就可以获奖,通常要连续几年才有机会。

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学家要得诺奖前提条件是什么?我们不是北欧四国,我们现在也没有人得诺奖,所以,中国经济学家要得到诺奖必须先教出50名能进入国际排名前1500名的经济学家来。这个不容易,因为现在所有杂志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所控制。我们现在关心的问题——以JME那篇文章为例—-为什么难发表?因为目前的主流经济学家不了解发展中国家的现象,所以就要花很多时间去解释。如果我们写的论文是沿着他们的话语体系,按照他们的思路去写他们关心的问题,这样相对容易发表。沿着新结构经济学的新的理论体系写,他们老是半信半疑,而且也不认为这些问题是那么重要。所以,即使现在有100个、200个经济学家沿着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来做研究,要有50人进入国际前1500名大概很难,而且到时候你们进去了以后,也有可能推荐自己嘛。王勇也可能觉得我对这篇文章的贡献最大,因为数学部分大多是他写的啊,哈哈。(付才辉:啥也别说先给林老师来个诺贝尔和平奖。)这倒是有可能的。

既然不可能得诺奖,我为什么那么努力呢?作为一名学者我希望给经济学界引进一个新的视角,就是结构的视角,因为现代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基本上没结构,最近开始有人关注结构问题,但是,还很少,绝大多数的主流经济理论和模型还是没有结构,所以无法区别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我希望经济学界在研究经济问题时,大家先天地就会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结构差异,我希望给经济学界带进这个新的视角。

有了这个结构的视角后,我希望给经济学家研究结构时带进一个切入点。我刚才讲了,很多带有结构的模型是以更根本的因所决定的果作为研究的前提的,这样的结构模型并不能帮助我们真正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我希望经济学家在研究结构问题时能够以要素禀赋和其结构作为切入点。我很确信要素禀赋和其结构是各种结构的最根本的决定因素。本来马克思主义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已经够根本的了,但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讲生产方式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其决定的机制如何,也就是没有把生产方式内生化,只说是生产力演化的自然结果。以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切入点可以把生产方法、方式内生化,而且,要素禀赋及其结构自身的变化机制也是清楚的。

第三,我希望给经济学理论体系留下一个概念:企业的自生能力。企业自生能力指的是一个拥有正常管理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获得社会可接受的利润率的能力。我希望企业的自生能力能够变成经济学家讨论问题的一个通用概念。为什么我从出版《中国的奇迹》一书以后,讨论发展和转型问题很多,能够自成体系一以贯之,而且讨论问题时很快能够抓住问题的核心,因为我脑子里有一个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有了一个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就容易认识在现实世界中许多现象的微观基础,哪些制度或扭曲是内生的,哪些政策变动是不是会有预期的效果。企业的自生能力实际上是整个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微观基础。

最后,我有一个愿望。我希望经济学的理论能够帮助所有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实现共享和繁荣。以现有的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来说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似乎头头是道,但是,二战以来尚无根据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制定政策而取得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少数几个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获得成功的国家和经济体的主要政策在推行时,从现有的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我希望经济学理论有一天不仅能够作为批评的利器来说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也能够作为解决问题,推动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繁荣、共享的指南针。

我希望一个视角、一个切入点、一个概念、一个愿望能够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和共同努力的目标,要是能达到这样,我就心满意足。

非常感谢大家花了至少四天,有的人六天时间包括参加前两天的国际会议,在这里交流切磋新结构经济学。这么密集的智力交流是非常累人的。早上8点多开始,晚上9点多结束。我相信这样密集的讨论对大家有很多帮助,包括对我自己。衷心感谢大家的参与,也感谢会议组织者的辛苦和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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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