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新加坡中国大陆新移民社团

30/12/16

作者/来源:彭慧 华人华侨历史研究 http://www.chinaqw.com

  一、新加坡人口发展状况及中国大陆新移民社团的建立

  近年来,新加坡的人口及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两个趋向:一是人口出生率降低,二是人口老龄化严重。根据新加坡人口白皮书的数据,新加坡2013年总生育率是 1.20。过去 30 年来,总生育率一直低于 2.1的替代水平。同时,“新加坡公民人口在 2012 年进入一个转折点。超过 90万名婴儿潮人口(超过目前人口的四分之一)将成为银发族。从2020年开始,每年退休的人数将超过刚步入社会工作的人数,劳动人口将会随之减少。”这两大趋势对新加坡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而新加坡亦不可能像日本这类国家一样,即便承受劳动力萎缩仍能保持一定增长。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就表示,日本不欢迎外来移民,但仍能够承受长时期的低迷增长,是因为拥有非常雄厚的储备支撑。然而,“新加坡不能做这样的选择,因为我们承担不起人口老化、经济不振所带来的后果。”因此,适度引进新移民特别是华人新移民成为政府的最佳选择。政府决策主要体现在,一方面,为了避免人口萎缩,每年将引进1.5万~2.5万新公民; 另一方面,加大收紧对永久居留权的颁授,促进其向落地生根的公民转变。数据显示,获得新加坡永久居留权的人数,已从 2008 年高峰期的 7.9万人减至2013年的3 万人左右。

  在这一背景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新加坡中国新移民的数量开始增长。虽然没有官方统计数据,但据谢美华估算,在2001—2009 年新加坡接受的64 万华人移民中,来自中国的移民至少在30万人以上。如果再加上1990—2000 年的23 万中国移民,那么,从1990年中新建交以来,来自中国 (包括港台)的新加坡居民至少有50 万人以上,甚至可能达60万人。 而新加坡国家人口与人才署2014年9月25日发布报告称,截至当年6月底,新加坡总人口为547万。 因此,中国新移民的数量已占本地人口十分之一比例。而随着中国新移民数量的增长,各种新移民社团也逐渐建立并开始活跃起来。

  就目前来看,中国大陆新移民成立的社团主要包括以下五类:一是综合性社团,二是地缘性同乡会,三是留学生社团,四是校友会,五是地缘性商会组织。其中前四类为非营利性社团,而商会则为登记在册的营利组织。在第一类综合性社团中,以成立较早、规模较大的华源会和天府会为代表。地缘性同乡会则是近几年来新加坡新移民群体非常突出的社团组织,从实体登记的同乡会到虚拟的网络老乡会,林林总总成立了十多个。第三类留学生社团则以华新会为代表。第四类中国大陆高校在新加坡设立校友会也是近些年来高层次新移民群体中常见的现象。最后一类为地缘性的商会组织,这类组织多以中国大陆沿海经济较发达省份的在新企业为主要构成成员,其中以浙江商会与广东商会为代表。

  二、新移民社团的基本情况

  (一)两大综合性社团

  新加坡中国大陆新移民社团中影响最大、人数也最多的当数天府会与华源会。前者成立最早,而后者会员最多。

  天府会是中新建交以来最早在新加坡创立的新侨社团,1996年初创建,早期曾以川籍人士为主,但近年来不再区分会员来源地,成为一个以高学历专业人士为主体的社团,在新加坡有一定的影响力。据笔者访谈资料,天府会创立者杜志强1991年来新,有一定的社会资源。与此同时,新加坡时任总理李光耀极其看好中国经济前景,鼓励新加坡前往中国投资。在这一大背景下,杜志强利用中新两国的工作经验与人际网络,一方面介绍新加坡企业前往中国投资,另一方面介绍中国学生前往新加坡留学、工作。由于他曾工作于四川政府部门,因此,逢年过节四川省一些政府人员前往新加坡时会召集同乡聚会,以他为中心的一些活动逐渐开展起来,天府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并发展壮大的。

  华源会成立于2001年,是由来自中国各个省份的新一代移民所组成的社团。其宗旨是“协助会员更好地融入新加坡多元种族社会,促进会员间的信息交流与沟通;发扬互助友爱精神;促进会员与其他社团的友谊及交流;通过各类活动丰富会员及家人的业余生活;促进中新两国的文化和商贸往来。”该会目前号称有6000多名会员,被视作当地最大的新移民组织。创始人王泉成于1987年来新,创业成功后萌发了帮助中国新移民更快融入当地社会的念头。目前该会下设八个小组,成立以来先后开展了八百多项有意义的活动,其中包括:针对工作人士的职场讲座、面对家庭的节日庆祝、促进会员交流的联谊等一系列帮助新移民团体更好融入新加坡生活和工作的各类型活动。

  (二)地缘性同乡会的繁盛

  1.实体性同乡会的成立。从2008年开始,新加坡本地开始涌现出一批以中国内陆省份为主的同乡组织(见表1)。与天府会与华源会相同,这些新兴的地缘性社团主要履行三方面的职责与功能:一是帮助新移民融入,二是搭建商业网络平台,三是促进新加坡与来源地间的交流往来。关于这些社团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中国内地的行政区划变更促使了一些社团成立,其来源地与新加坡本地同名社团有差异。如龙岩会馆,本地已有一家成立于1938年的龙岩会馆,那为何还要成立新的龙岩同乡会呢?原因在于,1997年前,龙岩地区指人口约50万人的新罗市,属于县级市。1997年福建省撤区建市,把龙岩市扩大至地级市,包括新罗区、漳平市(县级市)以及永定县、 上杭县、长汀县、武平县和连城县。而已有龙岩会馆会员只限于新罗区。因此根据新的行政区划,龙岩市下辖的五个县市至今仍没有会馆组织,这是组织新龙岩会馆的最主要原因。 二是这些小社团由于人数较少,建立时间短,与前述的两大社团特别是天府会之间有密切的依附与协作关系。比如齐鲁会便是在天府会的促动下成立的。由于其经济力量弱小,很多活动基本依赖天府会的扶植。而杜志强本人,亦担任天津会的顾问。这几个社团在每年的千人中秋博饼活动、新春团拜活动中均有合作。

  2. 虚拟同乡会的繁盛与发展趋势。近两年来,随着网络交友软件的普及,新加坡新移民的网上虚拟同乡会突然爆发式增长起来。据笔者统计,截至2014年12月15日,新建的宗乡群如下:上海人(105人),四川人(72),江苏人(86),浙江人(56),山东人(105),江西人(19),福建人(31),湖南人(69),湖北人(64),广东人(23),贵州人(4),北京人(18),辽宁人(27),山西人(8),陕西人(46),黑龙江人(5),西北人(57),安徽人(16),三江会馆(江浙53),燕赵河北人(34),云南人(6),哈尔滨人(40)。这是非常保守的统计,各个群的总人数其实之后都有了很大的增长。譬如“安徽人”群从12月初创时的十几人,现已有121人。群的数量也增长到34个。

  可以预见的是,根据新加坡的法律,随着人数不断增加,这些虚拟社团很有可能注册成正式社团。上述的贵州同乡会、龙岩同乡会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譬如贵州同乡会,根据会长宋彬的介绍,QQ贵州老乡群是同乡会的雏形,通过这一网络加上实体人际网络,老乡们开展过多次活动,在此基础上,2013年该社团获准正式成立。 当然,如此众多的网上同乡会内部发展状态也非常不平衡,因此必定会经历一个整合的过程,部分可能转化为实体社团,而部分则会消寂。

  (三)中国留学生社团——华新会的发展

  华新会是新加坡第一个以中国籍大专院校学生和专业人士为对象的注册社团。关于华新会的历史有不小争议。资料显示,华新会最早是1999年新加坡国立大学(NUS)中国留学生创建的论坛HSBD。该论坛一开始就致力于为广大中国留学生的生活、学习、事业发展提供咨询和帮助。 2005年7月正式注册成为非营利社团。但另有丁姓网友认为,华新会是从其1998年倡办的新加坡第一份中国留学生中文杂志“华星”肇始。由于杂志入不敷出,他们寻求成本更小的网站,1999年11月注册华新域名。此后,与上述HSBD论坛结合,华新网于2000年2月开始运营。无论起源如何,华新会发展速度非常快,正式注册一年后,就有超过1万的注册用户,目前仍是新加坡中国留学生最常用的网站之一。

  实体化以来,华新网络与实体功能相辅相成,活动也开始走向社会。社团主要活动包括:服务新生,为中国留学生量身订做《华新新生宝典》;就业生活信息交流,不定期举办各种职场讲座;慈善捐款,为留新病困学生提供支援;娱乐休闲等。 但其非营利性质也制约了其前景,广告招标受到很大限制,社团财务及人事资源存在一定的发展短板。

  (四)中国大陆高校新加坡校友会

  根据社团登记资料,目前新加坡正式注册的中国大陆高校校友会组织有20个左右。代表性的有华中科技大学新加坡校友会、中山大学新加坡校友会、哈工大新加坡校友会、天津大学校友会等。

  此外,网络校友会这两年也开始出现,如“中国高校毕业生新加坡朋友圈”、“武汉高校毕业生新加坡朋友圈”等。这些校友会与一般社团相同,内部分工明确,承担着联络校友、扶持其融入的功能。但更重要的是,随着大陆高校与新加坡联系的密切,主要是大陆高校近年来走国际化路线,与海外高校间的科技交流越来越密切,对海外人才的需求也明显加大。这些校友会便成为人才流动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平台与渠道。前者主要通过校友会发布正式的招聘信息,后者则通过个人渠道在校友会内“招兵买马”。

  三、新移民社团的背景、特征及问题的分析

  (一)背景

  新加坡中国新移民社团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活跃,既有其必然性也有偶然性。

  其一,新移民人口大量增加且以非传统侨乡地区来源为主,他们需要成立自主组织以解决心理困境,创造经济机会。如果传统社团对新移民吸纳有限,新移民更会自主成立社团。这其中的反例是八邑会馆,其招新工作比较到位,因此新移民的融入相对顺利。2001年,新加坡首个以籍贯区分的留学生团体“新加坡潮汕留学生联合会” 即“新潮留”成立,会员都是来自广东潮汕地区的学生。这一组织最开始只是学生自发组织的民间团体,由于新加坡法律限定外国人不能注册社团组织,在八邑会馆的帮助下,“新潮留”正式注册。此后,八邑会馆另于2009年9月成立了对接性的新社团——会馆青年团,“新潮留”会员留新后便加入这一社团,成为会馆的接班人。这一方面有利于其事业与生活的重新起步,另一方面又为这一历史悠久的老社团注入新的活力。因此,潮汕地区新移民吸纳工作在八邑会馆有了良好开端。相比而言,其他社团纳新工作则没有到位,因此新移民不得不自行组织社团。

  其二,本地新移民抱团成立各式社团,与心理上文化认同的飘移与失重有一定关联。新加坡政府在构建华族文化时,有着三大特征,即突出的建构性、变动性及高度的掌控性,草根华族文化基本处于服从地位。但是,纵观这几十年,其力图打造的新加坡式“华族文化”却一直难以达成,从而导致中下层普通华人在文化上无所适从,新移民也难以在文化上快速融入。原因何在?在笔者看来,主要在于其文化政策内部存在着三大难以解决的矛盾,易造成华族文化上的困惑与彷徨。首先,新加坡政府对待不同族群的矛盾性政策导致华族文化易被解构和稀释。政府在很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对少数民族都采取了团体多元主义,以照顾人口处于劣势的马来族与泰米尔等少数民族。对于华族,政府则采取了相反的肢解性态度,通过限制方言使用来打破华人内部宗乡、方言群体抱团的状况,将华人还原成个体公民来直接与政府接触。这种双面性政策及对华族“公民化”的稀释政策间接影响了华族文化的发展延续,自上而下推广并替代方言的华语并没有本土文化土壤可以扎根。其次,新加坡政府的文化政策本身存在建构性与原生性的矛盾。由于建立时特殊的国际环境及作为小国的忧患意识,新加坡政府强调国家的凝聚力与内部团结,一直秉承文化建构论的逻辑。然而文化认同建构不排斥群体原生的特质,反而需要符号性的“知识”做为素材来“说故事”。而对于新加坡来说,真正有记载的历史从开埠算起不到两百年,本地诸如历史传说、遗迹等原生性的历史文化资源非常少,试图从中寻找群体意识的根据相对比较困难。政府由此不得不倚赖于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文化素材。然而,对作为占多数的华族,政府的态度则非常敏感。20世纪80年代后,新加坡政府一方面大力推崇儒家文化和亚洲价值观,鼓励学习早期中华文化,孔子等圣贤的画像被张贴于各中小学的教室内。另一方面,又唯恐华族文化独大可能会侵蚀其他民族的国家认同,因此对华族文化发展又限制重重。政府这种既需要又排斥、既限制又鼓励的矛盾态度,让处于被引导地位的中下层华人无所适从。最后,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建构过程中存在着中华源流与本土化之间的矛盾。新加坡的华族移民至此不过一两百年的历史,其文化与中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新加坡政府力图在文化认同上去中国化时总是绕不过这一瓶颈。2014年8月,在新加坡四十九周年国庆大会上,总理李显龙自豪地宣告:“经过多年的酝酿,新加坡华族文化已经逐渐形成一种南洋风格。”在新加坡媒体上掀起了所谓的“南洋风”与“新华风”(新加坡华族风格)的争锋。“新华风”派认为,“南洋”这一称呼仍是从中国视角来观察新加坡,“请堂堂正正地挂出‘新华’的文化品牌,这不光事关我们的文化事业能否超出狭小的国门,而是我们要如何自列于世界文化之林”。 对此,有人提出置疑,认为“独特的‘新华风‘有没有可能形成?”因为目前在新加坡,只有文学与语言领域被称为“新华文学”,其他艺术门类如书法、音乐等,能独成一家并产生影响的几乎没有。 由此,对于新移民来说,在主动寻求本土文化的融入时,却面临着当地文化的漂移与陷落,大量建立的新移民社团正满足了他们心理上的失落与空虚感。笔者曾采访一位社团成员鲍姓新移民,她移民至新加坡已有十多年,但仍不能认同本地文化,“虽然政府组织的各种文化活动很多,却没有根与灵魂,无所适从。”

  其三,各个社团(包括虚拟社团)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偶然性,与其创始人有极大关联。譬如天府会,据笔者采访所知,会长杜志强喜爱结交朋友。新加坡公司成立之后,经他介绍到新加坡工作的也是四川人居多。1992—1995年,他组织了多次聚会,1996年聚会规模达到600人之多。此后天府会便开始正式走上社团的发展道路。 另外,上述虚拟同乡会的爆发式增长,也与一名杰出的中国新移民L先生有关,作为新加坡保险业的精英,正是他通过自身丰富的人脉资源,创办了34个微信同乡群,且积极参与、组织各个群的实体活动。

  (二)特征

  与本地华人老社团相比,这些新移民社团有着以下几个显著的特征。

  首先,功能上对中国大陆的经济指向性非常明显。这也是为什么其领袖非但不似老社团侨领均为本地商界及侨界的权威人士,反而是与内地联系紧密、有一定社会资本的人士。这些社团最重要的职能是建立一个结合新加坡本地与中国间的商业平台。这个平台从两个层面发挥作用。第一,横向上看,它为社团内部成员之间搭建商业网络,为其生存发展提供机遇。譬如天府会会长杜志强就认为:“我们的商业互助、资讯互助,和这个帮助大家开创事业的互助上是最大的。我们经常交流、吃饭、聚会,都在讲我们哪个理事现在在做什么、我们哪个地方有什么项目,我们哪个地方有什么商机。然后我们互通信息,结果一下子我们会里面有好几十个在开创自己的企业,都做得非常成功。” 第二,纵向上,它成为普通商界人士与中国政府间接触与沟通的载体。与当代商业网络发展同步,新移民商业网络的重要特征便是跨国性与流动性,中国大陆由于其天然的亲缘性与机遇,成为他们投资的重要目的地,而这需要一个功能性的、半官方组织进行沟通,新移民社团正好承担了这一角色。就本地普通新移民商业人士来说,社团的这一功能也是凝聚他们积极参加活动的重要原因之一。譬如在社团活动中,“有请到部长还有社会的一些名人,他们(理事、会员)觉得挺好,……建立一些Networking, 又能受到别人的尊重。他们就会自己主动地想参与……”。另一方面, 对于这些新移民本身来说,“他们能够跟中国当地政府的一些不同的部门、不同的阶层的人有很多沟通,……(对)当地的一些业务有很多沟通、有很多帮助。” 在这种背景下,新移民社团包括虚拟社团的商业驱动性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与上述特点相关的是,新移民社团的心理凝聚功能有式微的趋势。尽管社团为新移民的文化心理认同提供了缓冲中介,但在个人立足与发展面前,原先那种守望相助,非本地人、本姓人不帮的思想已经过时。这与老社团目前出现的问题比较类似,也是为何近年来成立的新移民社团一般都身兼社团与商会两种职能的原因,同时是很多地缘性社团扩充成员来源地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商业利益的取向,一方面有利于鼓励成员参与社团活动的积极性,从而促进社团本身的快速发展,但另一方面,却又易导致社团纽带的单一化,从而弱化其组织凝聚力。作为地缘性社团,其成员必定来自各个阶层,而商业利益纽带的强化,会使得其内部的阶层分化更加明显,组织也更加松散。譬如笔者在采访虚拟社团发起人L先生时就得知,在创建各地同乡会的过程中,部分同乡在取得一定人际网络后,便另立山头,建立起各自的同乡商会、同乡精英会。 实体社团内部商界与其他阶层间的距离表现得也比较明显,而且很多直接以中上层商界精英为招募对象,下层劳工与普通工种人员不受其欢迎。

  最后,与新加坡传统社团一般具有多种社会功能、有着相对紧密的内部组织机构不同, 现在社团的组织形式更松散 , 一般只起商贸信息交流和组织聚会的功能, 但是聚会频繁,参与者众多 。 这一点与其他国家的新移民社团基本相同。尽管资料显示,天府会与华源会都有着非常详细的理事结构与明确分工,成员似乎各司其职,但实际运行过程中,基本只依赖约二十几人的核心成员进行决策。其运行机制一般是由会长提出议案、核心成员会餐方式讨论、会长定夺、秘书招集义工具体执行。会员大会召开机会非常少,领袖发挥的作用明显过大。但成员可能会频繁参加各种有利于个体发展的活动。

  (三)存在的问题

  如上所述,这些新移民社团结构上的松散及商业化的取向可能会产生以下问题。

  首先,结构上过于松散会导致内部运作制度化不够,理事、职员任免比较随意。很多社团并没有为工作人员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与平台,导致其对社团没有归属感,直接影响了社团事务的处理及发展。其内部的运作机制也较不规范,社团事务易为部分核心人员所操控。同时,部分社团内部关系复杂,会员为利益互相倾轧,诸如互相投诉、拉帮结派等行为导致社团多次分裂。其次,社团突出的商业化取向可能会导致部分理事与会员参与社团功利性明显,甚至把参与社团当作赚钱的机会与平台。据笔者调研显示,在不少社团的网络平台上活跃的基本都是从事保险或者产业经纪这些需要发达人脉网络的会员,他们入会本身就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此外,社团上层部分人员也常常利用社团事务来谋取利益,他们并不关心社团本身的发展。

  新加坡新移民社团出现上述特点与问题,有原因可寻。与其他国家相比,新加坡75%以上的华人构成及政府的正面融合政策使得一般移民社团常常具备的族群凝聚功能大大削弱了。族群意识所内含的种族与文化二重维度的认同感,可以跨越群体内部阶层及其他界线,是移民组织团结的重要纽带,此为多位学者的共识。 譬如美国的台湾新移民,尽管来自劳工阶级、小商家阶级和专业人才阶级,当他们要组建社团时,就“跨越了阶级的界限,而诉求于族群意识”。 对新加坡而言,本身并不存在中国新移民与本地主要居民间的种族差异,新移民与本地居民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文化认同上。近年来,尽管群体间文化差异及对立比较明显,社会上也出现了对新移民的非议,但政府对新移民态度则是正面性的鼓励融入,强化他们对新加坡身份认同的四个关键价值观,即履行国家兵役责任、遵守法律法规、拥抱多元文化、坚持选贤任能,使其成为一个新加坡人。 在政府强力引导下,无论是综合性社团还是地缘性社团都为促进融入而频繁参与当地文化事业,对社团本身文化凝聚要素反而不能过分彰显。因此,社团内不同阶层凝聚力不强,易产生分化,大部分社团运作也很散乱。一般而言,普通社团成员积极参与活动,主要出于两个原因,即体现他们的“集体意识”以及试图建立商业与社会联系的愿望。 既然社团成员的群体意识本身并不强烈,那么他们积极参与社团活动的后一原因自然更突出一些,上述社团商业化取向及成员的功利化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总而言之,与当地华人老社团相比,无论是注册在案的实体社团,还是网络同乡会,这些近二十年发展起来的各种新加坡中国大陆新移民社团,有着比较鲜明的特点与功能。它们迎合了快速增长的新移民群体文化上、经济上的需求,也为加强中新交流做出了贡献。但其过于迅速的发展态势及非制度化的运行,也导致内部出现了一定问题,未来可能会经历一个调整与整合的过程。

彭慧 华中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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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