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从南洋大学图书馆到王赓武图书馆 4

26/11/16

作者/来源:山人

四、李光耀王赓武同谋推动复名
李光耀导演的南洋理工大学复名,也是与王赓武同谋推动的。这方面的机密资料也还没有曝光。李光耀和王赓武商量关闭南大和复名的事,一定记录在他的“起居注”中。其中必有许多秘密丑闻,李家兄妹才会为争夺这些秘密资料而对簿公堂。

因为这些秘密资料尚未曝光,现在只能就已知的点点滴滴资料,像拼图一样拼合起来,看出大致的画面,虽不中,亦不远。

二〇〇〇年,南大校友联欢会在温哥华举行。詹道存在会上讲话时表示,“希望南洋大学校友不要急于看到南洋理工大学改为南洋大学”。他当时手上显然已有复名的时间表。

二〇〇二年,南大校友联欢会在沙巴举行。詹道存在会上讲话时表示,“希望南洋大学早日复名”。这表示,复名时日已经最后决定了。

詹道存在跟校内一位南大校友谈及复名的事时说,当初,李光耀关闭南大时,曾经对黄祖耀说:“我今天关闭你的大学,以后会还给你一间更好的大学。”这个说法是为复名寻求合理解释。

李光耀和黄祖耀之间的协议,到今天都还没有公开。其中秘密只有他们两人才知道。

南大最终是被最后一届理事会出卖了。理事会的职责只是负责管理大学事务,无权出卖属于全体南洋华人的校产。南洋大学是由星马两地华人出钱出力创办的。最后一届理事会完全排除马来亚各州代表,不能代表南洋大学创办人。无权处理南大校产。唯一有权处理南大校产的是南洋大学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新加坡和马来亚各州代表组成。虽然在南大被关闭时已解散,但可以再迅速成立,以便接管校产。当时的理事会没有这么做,而把南大校产出卖给李光耀,是犯罪行为。所有出卖南大的人都必须向历史认罪。

南洋理工大学复名(改名)这么大的事,当然不是校长詹道存决定的,只有李光耀可以决定。他需要找一个他可以完全相信的人帮助策划,并代表他去推动。这个人就是他的老朋友王赓武。

李光耀是在什么时候和王赓武商定复名的呢?大概是在一九九二年年底的时候。这一年十二月,王赓武邀请李光耀到香港大学演讲。他们应该就在当时商定复名的安排。

为什么李光耀要在当时和王赓武商定复名的事呢?

这一年六月廿六日至廿八日,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在多伦多举行。韩素音老师在会上倡议在加拿大复办南洋大学,在马来西亚引起广泛的响应。有的人提议在马来西亚复办,有的人提议在云南园复办,并向新加坡政府提出要求。无论是在加拿大还是在马来西亚复办,对李光耀都是沉重的打击。

九二年七月六日,《南洋商报》报道王赓武的评论。他说:

由于北美与马、新的历史,地理环境完全不同,在加拿大复办南洋大学的建议是不实际的。……如果在新加坡复办南大,则是另一回事。

他当然反对在加拿大复办南大。他这是在代表李光耀说话。当初,是他和李光耀同谋关闭南大的。他所说的“在新加坡复办南大”,并不是真的“复办”,他心里想的只是“复名”。

九二年年底,王赓武邀请李光耀到香港演讲时,正好可以详细讨论对策。如果是“在新加坡复办南大”,该如何复办呢?最好的办法便是把“南洋理工大学”的名称改为“南洋大学”。于是有“复名”的举动。

王赓武未必同意保留“南洋大学”的名称,但皇上要他推动,他只好照办。至于具体该如何去做,那就由他去设计了。

韩素音老师在演讲时,开宗明义就说“南大的精神”,并解释说:“南大的精神就是海外华人的精神,就是三千万海外华人的精神。”这精神形之於文字,便是“自强不息,力求上进。”南大校友在响应时,也一再提及“南大精神”。这番话显然已传到李光耀的耳朵。

九三年一月卅一日,《星洲日报》报道李光耀的话:“假如那股精神完全丧失了,那我们就有麻烦了。”他这是在为推动复名宣传。

这一年六月八日,南大校友联欢会在砂拉越美里举行,主题就是“复办南大”,结果不了了之。

六月间,黄祖耀建议“南洋理工大学”恢复“南洋大学”原名(他在二〇〇四年出任南洋理工大学名誉副校长时如是说)。他当时或许是趁热闹,不甘落人后,或许是受指示这么说。无论如何,这个时间点,符合剧情。

徐冠林不止一次说,复名是他自己的意思。他这只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在整出复名大戏中,他是最后一个登场的傀儡。他的背后站着王赓武,王赓武的背后站着李光耀。南大校友多番指责徐冠林,实在有些冤枉。他也只能有苦说不出,除了硬撑之外,别无选择。

一九九四年,复名运动正式开始。当时,王赓武还在香港大学。新加坡这边厢需要一个官方人物和他相配合。这个人就是杨荣文。他当时是新闻及艺术部长兼外交部第二部长,就是候任的外交部长。为李光耀宣传是他的日常工作。

当时,香港一九九七年的大限将至。王赓武早已决定在九七之前逃回李光耀身边,复名将是他的一项重要工作。

九四年十二月,王赓武主办一个研讨会:“五十年(1945—1994)海外华人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演讲。他的讲题是:《移民地位的提升:既不是华侨,也不是华人》。在讲词中有一段话说:

在新加坡实际上也没有华侨,因为新加坡80%的人是华裔,他们现在都是新加坡人,因而根本不需要华人这一术语。

这段话有三层含义:
其一,王赓武正式宣称他和李光耀都“既不是华侨,也不是华人”。
其二,他断定全新加坡的华人都不是华人,而是华裔。
其三,他在策划华裔馆。

“华裔馆”这个名称是王赓武定的。其含义就在上面的话中。“华裔馆”是复名拼图的第一块大图板。至今官方从不透露华裔馆的由来,由谁倡议成立。

在新加坡这边厢,由杨荣文配合宣传。

一九九二年八月卅一日,马来西亚六个南洋大学校友会派出十二人代表团赴新加坡,拜访了新加坡副教育部长柯新治。九月五日发表联合声明,恳请新加坡政府在云南园续办南洋大学。

这样的要求不可能实现。不过,柯新治毕竟是校友,对母校还有些感情,只是他的官太小了。他向南洋理工大学提出办“南洋学院”,传承中华文化,承续当初创办南大的宗旨。结果当然也不获批准。

一九九四年,理大只同意设立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由两个南大中文系校友筹办。设在南洋大学图书馆内,位置就在六六年后的财务处。这是另一块拼图的重要图板。

在这之前,图书馆大楼用作大众传播学院的课室。陈六使先生的铜像不知去向。两个校友之中的一个到二楼去找,看到铜像被遗弃在一个黑暗的角落,没有阳光,也没有灯光,只看到一个黑影。陈六使先生为南大受尽屈辱,铜像也在身后受尽屈辱。

这个校友回到中心,跟另外一个商量,决定要求校方允许把铜像搬到中心。于是,一个写信,一个签名。几天后,校方回信同意,随即找两个工人来搬移。

铜像并不很重,但铜像下的石座很重,两个人搬不动。他们想出个办法,找来几块三夹板,铺在石阶上,再把石座倒卧在厚厚的麻袋上,一个推,一个拉,半寸半寸的移动。从三夹板上滑下来时,也是半寸半寸的滑动,十分缓慢,弄了很久才搬进中心,安置在进门左侧。这时候,经过十多年后,铜像才重见阳光。见铜像如见故人,两个校友都很感慨。

一九九五年,华裔馆和复制牌坊落成典礼前夕,铜像被搬到大堂石阶处,就是原来安放的地方。

复制牌坊是复名拼图的另一快重要图版。当时,找不到原来牌坊上的“1955南洋大学”几个字,不在南洋理工大学,也不在福建会馆,得找人复制。这件事就由末代主席的女秘书负责。她帮杨荣文,找人复制牌坊,挂上校名,完成了一件不小的事有功,便被提拔当大使去了。当时,杨荣文是第二外交部长。

十年后,二〇〇三年,徐冠林上任时说,“我们已把陈六使先生的铜像,从在华裔馆一个不显眼的地方,移到楼下大堂,让每一个进出华裔馆的人,都能向他致敬。”这“我们”当然包括“我”了,隐含的意思是:搬移铜像是由他决定的。这真是睁着眼睛说假话。搬移铜像是十年前的事,当时,没人知道他在哪里。凡是跟官僚政客相勾结的人都不会是君子,不知道什么是诚信。

两位校友还拟定一个南大史项目,但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写。后来找来李元瑾,以为他是校友,会认真对待此事,结果她什么也没写,她连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不懂,却指导学生写博士论文,制造了两本垃圾博士论文。这也很容易明白。她是王赓武的门徒,要是由她来写南大史,王赓武报告书那一章,该如何下笔呢?

后来几年,杨荣文大力宣传潘国渠(潘受)先生,并在一九九八年八月廿六日给他颁授名誉文学博士。他接受了,但十分感慨。这当然是为复名安排的,也是拼图的重要图版。

南洋理工大学则大力宣传要设立“旗舰中文系”,南大校友对此有些期待。二〇〇四年正式成立。这也是一块拼图的重要图板。

完全出乎大家预料之外,徐冠林却委任李元瑾为系主任。找个外行人来主持中文系,简直是侮辱中文系。校外的中文系校友对此十分愤怒。

其实,徐冠林所要办的不是中文系,而是汉学系。这当然是王赓武决定的。

王赓武写报告书时,就要把南大的中文系改为汉学系,他在报告书中说:

中国语言文学系应能造就中文程度很高的毕业生。然而,它在履行此任务时,应照顾到我们社会各种需要。……南大得考虑将该系改称为汉学系。

当时中文系师生都大加反对,结果当然是改不成。

四十年后,王赓武终于如愿以偿,在理大办汉学系。校内有位中文系校友对此十分不满,便提出辞职。徐冠林虚假挽留一番,也就不了了之。他当然不敢得罪王赓武,因为他的背后站着王赓武,王赓武的背后站着李光耀。设立汉学系的大权在王赓武手中。李元瑾只是王赓武的卒子。她当系主任,学武大郎开店,完全排斥中文系校友,以免在内行人面前献丑。

李元瑾除了担任中文系主任,也担任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

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成立之初,由李振传先生资助出版一份研究中国语言文化的学报。李振传先生是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的委员。他十分敬仰陈嘉庚先生和陈六使先生的办学精神,所以赞助出版这份学报。李元瑾掌权之后,认为“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不可以发扬“中国语言文化”。她于是把这份学报停刊了。另外办一份《华人研究学报》。她的做法,完全配合王赓武。按照王赓武的说法,新加坡没有华人,新加坡的华人都不是华人,所以“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不可以发扬“中国语言文化”。

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日,新加坡南大毕业生协会在南洋理工大学设立“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这当然是配合复名而设立的,但很可能不是王赓武的意思,因为理大起初不敢接受,直等到李光耀签名批准后才接受。

这以后,理大还有许多配合复名的宣传举动,其中,最引起南大校友不满的是颁发杰出校友奖给南大校友。这纯粹是为了笼络人心。

按照时间表,定在二〇〇五年正式复名。

二〇〇三年,詹道存退休,徐冠林接任。他的第一件要务便是复名。

詹道存和徐冠林之所以被委为理大校长都是因为他们有华校背景。詹道存童年在工商小学就读,中学上下午班分别在莱佛士书院和公教中学就读,直到初中三年级,因为功课繁重,放弃公教,专读莱佛士。正因为小学在华校就读,他思考时还是常用华语。小学教育影响一个人一生的语言习惯。

詹道存退休前,负责找个有华校背景的人来继任,继续复名工作。他找徐冠林就是因为他是公教中学毕业的。詹道存总不能找个华中或者中正的毕业生来继任,那样的风险太大。

徐冠林的华文能力,比詹道存和王赓武都要好。王赓武写的白话文,句法往往是英文,难以卒读。

二〇〇三年三月二日,徐冠林接受《亚洲周刊》记者访问,谈到复名时说:

不能说是势在必行,而是很可能完成的一件事。我今天其实可以做这个决定,不过现在还不需要。据我估计,下次(二零零四年)全球南大校友会在槟城聚会的时候,事情就更明朗了。

他太过得意忘形了。他以为自己真的可以做主,完全不懂“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主公叫他复名,主公也可以叫他不要复名。

二〇〇三年七月廿六日,徐冠林在一场公开演讲中主要谈论复名(讲题:《由南洋大学到南洋理工大学-华文教育的回顾与前瞻》)。他对复名非常有信心。

主持这场演讲的是王赓武。自十年前推动复名以来,王赓武一直都深藏不露,直到这场演讲才从幕后走到台前。他已经不必遮遮掩掩了。王赓武不仅是这场演讲的主席,他是整个复名运动的主席,连杨荣文都要听他指挥,可知他是在代表谁了。许多南大校友一直把矛头指向徐冠林,实有些冤枉。徐冠林只是最后登场的傀儡。

二〇〇三年九月十三日,华裔馆成立王赓武图书馆。这是复名拼图上的最后一块大图板。

第二天,九月十四日,《联合早报》刊登王赓武的谈话说:

复名完全是应该的,我们也等了很久。

王赓武这么说,实为违心之言,他不可能希望保留“南洋大学”的名称,但主公要他推动,他不能不照办。

二〇〇四年,在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十周年研讨会闭幕时,安排李光耀来讲话,一位马来西亚华教人士公然顶撞他。第二天他便宣布取消复名了。徐冠林一夜之间变成两面不是人,十分尴尬。

这位位公然顶撞李光耀的人并不是南洋大学校友。他的正义感足以让那些乞求复名的南大校友汗颜。

复名运动中断了,但王赓武仍然继续为李光耀服务。他的忠诚,始终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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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