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从南洋大学图书馆到王赓武图书馆 3

19/11/16

作者/来源:山人

三、李光耀王赓武同谋关闭南洋大学
李光耀和王赓武同谋关闭南大的细节现在还未曝光。详细情节必定记录在李光耀的日记中。这些机密资料,目前李家人正在为争夺拥有权而打官司。总有一天,这些资料将摆在阳光下。现在只能根据一些已知的资料,像拼图一样,拼合出一个大致的画面。虽然不齐全,但李光耀和王赓武同谋关闭南洋大学,已是毫无疑问的了。

为什么李光耀要关闭南洋大学呢?这得先从李光耀的民族身份说起。他一生没有固定的民族身份。

他出生在峇峇人的家庭。峇峇人中,有的认同自己的华人身份,如陈祯禄先生和林文庆先生;有的不认同,如李光耀。李光耀一生讨厌华人,以华人为敌人,以消灭华人文化为职志。这跟他的出身和后来的经历密切相关。

在二战期间,他加入日本陆军报道部(情报部),帮助日军收集情报,宣誓效忠日本天皇。他当时是日本皇民。他为日军收集的情报,帮助日军攻击盟军和杀害抗日游击队有功,天皇因此在今年颁给他桐花奖。新加坡民间称之为汉奸奖。

一九四四年,日本即将战败,东条英机在七月十八日辞职下台。年底战争快结束时,李光耀担心英国人回来,将逮捕他,并判他坐牢。他于是设法投靠英国人。他的自传中有这样的记录(见《风雨独立路》):

我觉得最好趁局势还很平静的时候离开新加坡。我可以向报道部辞职,没有人会怀疑我的动机。于是,我请几天假,北上马来亚。我到槟城和金马仑高原实地探查,要了解哪一个地方比较安全。……我在槟城的时候住在韩瑞生家里。……他是莱佛士学院成绩最好的理科生,……我继续前往金马仑高原,莫里斯·贝克的家就在海拔3200英尺的冷力村。他是我就读于莱佛士学院时的校友,正跟一些朋友靠储蓄过活,同时种些蔬菜和块根作物。我这次旅途的全部费用,就靠半打锄头卖来的钱。这半打锄头是我从新加坡买来的,脱手时赚了一大笔。这里的农夫正迫切需要这种钢制锄头来干活。

他当时为什么要到槟城和金马仑去呢?他说“我到槟城和金马仑高原实地探查,要了解哪一个地方比较安全。”。这显然是假话,因为他离开之后并没有再去那里居住。

韩瑞生(1916-1983))当时的身份还不清楚。他很可能是英国人的情报线人。他和莫里斯贝克(Maurice Baker, 1920-?)必定有联系,知道莫里斯贝克住在哪里,所以李光耀先去找他,取得莫里斯贝克的地址,然后到金马仑去。

莫里斯贝克当时在金马仑种番薯,以农夫的身份为掩护。他实际是英国的情报员,隶属马来亚情报局(Malayan Secret Servies,简称MSS。可以参考里昂甘布Leon Comber 的《马来亚的秘密警察 1945-60》Malaya’s Secret Police 1945–60)。

战后,金马仑仍然是英国人的情报基地。

为什么李光耀不远千里到金马仑去见一位老同学,英国情报员呢?只有一个原因:他把日本军队的情报交给英国人,换取战后不被逮捕坐牢。

英国人在战后不仅不逮捕他,还送他到英国读法律,备受优待(参看《李光耀为何登上大不列颠号?》《李光耀飘洋过海伦敦补遗》《去问李光耀是不是英国代理人》,刊在新加坡文献馆)。从此,他效忠英国人,成为英国的代理人,并被英国人扶持上政坛,保护英国人的利益。

战后,英国人计划消灭华人的文化,先从消灭华人的教育着手。

一九五一年,英国人拟定的《巴恩报告书》和一九五二年制定的教育法令,都以消灭华人的教育为目的。南洋大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於一九五三年成立,成为英国人的眼中钉(参看《教育界对创办南大的影响和期盼》,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英国人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关闭南大。这件事就交给代理人李光耀去办。李光耀虽然是峇峇人,他有华人的血统,又有个华人的名字,不需化妆便能假扮成华人。他又把三个孩子送进华文学校为掩饰,一步一步消灭华文教育,最终关闭南洋大学。这是他对英国人战后不逮捕他的报答。

李光耀为了关闭南大,先后利用四本报告书。其中最关键的一本是《王赓武报告书》。这是李光耀授意王赓武写的报告书,按照李光耀的意图,拟订关闭南大的计划(参看董狐《兼并南洋大学》,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王赓武效忠李光耀,跟李光耀同流合污,狼狈为奸。即使是李光耀死后,他还为李光耀辩护,说他读过大学,不会是独裁者,荒谬而不以为耻(见《王赓武终于回答报告书的关键问题》,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李光耀攻击南洋大学,并最后关闭的理由是:程度低。李光耀的逻辑很简单:英文高於华文,英文大学高于华文大学,马来亚大学是英文大学,所以高于南洋大学,剑桥大学就更高了。

王赓武报告书完全配合李光耀的意旨。他在报告书中说:

南大至今只负起一个有限度的任务。它只着重于造就大批毕业生,而对于毕业生的就业机会,教学与研究的高水准,以及在多元社会中高等学府的基本目标,都不曾给予充分考虑。它至今只容纳国内华文媒介学校的学生。我们觉得这任务太偏狭。南大可以大事努力,以趋向为我们社会整体而服务之目标。

王赓武的这番话显然是李光耀教他说的,目的是帮助李光耀贬抑南大学生。他是马来亚大学毕业的。在他和李光耀看来,他的程度当然很高。然而他的程度有多高呢?以下就分析一下他的程度,以便显示他内心的虚伪与恶毒。

王赓武在大学本科的程度有多高,不得而知,只能根据他后来的学术表现来评断。

无论人文科还是社会科的研究方法都来自自然科学,所以通称“科学方法”。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都得上研究方法和基础的课,然后才准备写论文。论文是研究方法的具体表现。英国大学的研究生一般都得靠自己摸索,不上研究方法和基础课。英国大学的制度比较适合研究基础扎实的学生,在没有功课压力之下,博览群书,深入思考课题,对那些基础薄弱的学生就不那么合适了。

王赓武的中国历史基础十分薄弱,他应该到美国大学去上基础课,弥补不足。英国大学的制度对他的负面影响就远远大于正面,因而在毕业后,他无法继续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因为他无法看懂古代历史的资料,只好放弃,转向海外华人史。

研究生是不是掌握研究方法,可以从论文看出来。如果导师不严格,研究生很可能掌握不好研究方法,写论文时,只是依样画葫芦,一画就走样。

王赓武的学术根基薄弱,毕业后,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官场,一直都没有掌握好研究方法。以下就从研究方法来看他的两本书,一本是他的博士论文,一本是他的大书《中国与海外华人》。

论文的第一道工序是拟订题目。王赓武的博士论文题目是: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这个题目中有两个关键词语:“structure of power权力结构”和“five dynasties五代”。至于“north China中国北方”则是画蛇添足。五代(907–960)的五个朝代全都在中原,这个时期并无南北对立。至于十国(902–979)偏南方,并不属于五代,并不是同一个朝代的南北对立,就好比中国与泰国,虽然一南一北,但并不是同一个国家或一个朝代的南北对立。只要看到“五代”,便知道其地域位于中原,无需注明“中国北方”。王赓武的中国历史地理知识十分弱。

题目是否明确,与论文内容结构大有关系。这个题目传达的意思是:以“五代时期”的“权力结构”为核心课题,并解答相关的问题。可是内容并不如此。各章标题如下: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藩帅与唐廷 883-904
第三章 中央权力的发展 883-907
第四章 梁朝与唐室中兴 907-926
第五章 对藩镇的控制 907-926
第六章 朝廷的政治权力 926-946
第七章 藩镇的衰落与新权力结构的出现 926-947

论文的前半部讨论的是五代以前的事。五代(907–960)是唐代(618–907)灭亡之后的时期,而论文前半部讨论的却是唐代的事情,话出题外,文不对题。这样的论文是不及格的。

唐代的藩镇固然与五代的兴起有关,但五代毕竟不是唐代。论文的中心应该在于分析与讨论“五代时期”的“权力结构”。七章之中,真正论述五代时期的权力结构的只是第七章。不集中讨论核心问题,则论文结构必定松散,而且头重脚轻。这样的论文不及格,根本不值得出版,制造学术垃圾。

这篇论文的研究目的是:讨论后梁、后唐、后晋到后汉四个王朝,对于后周和宋代的统一的贡献。

这真是无稽之谈,完全不可取。他不懂中国历史,更别说中国文化。他对战国至汉代之大一统观念如何植根于中国人心,一无所知,因为他的中文基础差,看不懂三代两汉的文献。

五代的五个朝代都很短,后梁(907-923)、后唐(923-937)、后晋(936-947)、后汉(947-951)、后周(951-960),像走马灯一样,加起来前后只有五十三年,平均一个朝代只有十年半。后来的皇帝,只要不命短,一般都在位超过十年。康熙在位六十一年(1644-1662),乾隆在位六十年(1736-1796),比五代的总年数都要长。五代之中,没有一个统一过天下,对后来的各个朝代的统一,不可能有什么影响。赵匡胤的“黄袍加身”,只不过是不流血的政变,跟五代的制度无关。宋代的典章制度也跟五代没有什么渊源关系。各个朝代的统一靠的是武力而不是制度。今天,海峡两岸当如何统一,也不可能借鉴民初的军阀制度。王赓武根本就不懂中国历史,只是标榜“历史学者”而已。

他在马大时,读英国文学、历史学、经济学三个系的课程。虽然最后从历史系毕业,但由于他出身英文学校,不可能像南洋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那样,对中国历史有较深入的了解。

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出身英文学校,中文基础薄弱,大学本科又在英文大学就读,根本就看不懂中国古代的历史资料,对中国历史连一知半解都说不上,更别说通盘了解。在英国大学里呆三四年写一篇中国历史的论文,对中国历史能有什么了不起的见解呢?这样的论文,只不过是练习,在世界各地大学多如牛毛,根本就不值得出版,出版了也只能吓唬外行人,在内行人眼中,是百分百的学术垃圾。

王赓武大学毕业后,到伦敦大学就读汉学系的博士学位。由于他出身于英文学校,难于就读中国大学的中文系或历史系,只能读西方大学的汉学系。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中国古代历史课题。可是他在读完博士学位之后,却没有继续研究中国古代历史,转而研究海外华人历史,就是因为他中文程度低,运用古代历史资料时有困难所致。古代史料卷帙浩繁,而且全都是古文,他无法驾驭,所以只能转而研究海外华人史。这方面的资料英文的多。王赓武的中文程度有多低呢?

二〇〇二年,他编了一本纪念他父亲的书《王宓文纪念集》。其中有一对挽联,是他父亲的好友吴毓驩所作:

卅载论交情如骨肉忽闻晴天霹雳魂惊心悸涕泗滂沱
毕生育才仁同慈父欣看印新全马桃李遍栽春风化雨

这副挽联,上联说功业,下联说交情,是常见的写法。可是王赓武却把上下联排颠倒了。这只要看联脚两个字就明白。对联联脚“仄起平收”是基本联律。在儿子给父亲编的纪念集中,犯这样的错误,真是大不敬。

这绝不是“手民之误”,而是他的中文程度太低所致。輓联亦即对子。在王赓武的小学时代,对对子是童蒙的功课。他显然没学过,完全不懂对联的格律,也不会辨别平仄。

他这样的中文程度,绝无可能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古代历史资料浩如烟海,而且全是古文,他无法看懂,更别说驾驭史料。他不仅不懂古文,就是他写的白话文也不佳,多用英文句法,佶屈聱牙,难以卒读。

王赓武的《中国与海外华人》又是怎么样的书呢?他的信徒说这是他的“力作”。其实,这只是一本杂凑而成的书。

“中国与海外华人”这样的题目太空泛了,没有习惯的内容范围。一般的大学课程科目,例如:“微积分”、“植物病理学”、“量子力学”、“经济分析”、“人文地理”、“元史”、“唐诗”等等,都有一定的习惯范围,由行内学者努力研究而逐渐形成。“中国与海外华人”这样的名称,没有特定的内容范围,只要是跟“中国与海外华人”相关的事项,都可以塞进去。王赓武正是这么办,把以前写过的单篇杂凑在一起,充当专著。这本书共十六章:

第一章 华人移民类型的历史剖析
第二章 中文历史著作中的东南亚华侨
第三章 明代对外关系:东南亚
第四章 没有建立帝国的商贾——闽南侨居集团
第五章 宋、元、明与东南亚关系的对比
第六章 中国历史上的“公营”与“私营”对外贸易
第七章 政治意义上的华人——他们对缔造东南亚现代史的贡献
第八章 鲁迅,林文庆和儒家思想
第九章 新加坡的华人移民和定居者
第十章 华商文化
第十一章 东南亚华人的身份认同之研究
第十二章 外华新政策领域
第十三章 中国南部对海外华人的看法
第十四章 儒学思想边陲上的小龙
第十五章 “外华”的教育
第十六章 华人:什么样的少数民族?

这样的书完全是杂凑而成的。全书分十六章,可是却看不出各章之间的关系。随意选出这三章来观察:

第四章 没有建立帝国的商贾——闽南侨居集团
第八章 鲁迅,林文庆和儒家思想
第十二章 外华新政策领域

很难想象这是同一本专著中的三章。三者毫无关联,内容风马牛不相及。为什么?因为这本书是杂凑而成的,没有核心探讨课题,也不知道他想解答什么学术难题。

学术专著,必须有探讨的核心课题,并解答与课题相关的学术难题,不可杂凑而成。全文论述,则必须自成系统。各章之间必须各自独立而又互相呼应,如此才有系统。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专著,都必须有系统,杂乱无章,毫无系统的专著不值得出版。出版这样的专著,给学生极坏的示范,让学生以为杂七杂八,强为贯串,便能凑成一本专著,制造学术垃圾。

为什么他不写一部有系统的专著呢?他的学术基础薄弱,写不出有系统的专著,况且专著的系统来自对核心课题的思考与分析,需要时间。写一部学术专著往往需要三五年时间,甚至于十年八年,乃至于一生。他没有这样的时间。他的时间都去了哪里呢?都用在官场上。大学官场,校外政党,与官僚政客勾结以谋私利。可是他又需要大部头的书来撑门面,只好杂七杂八的拼凑贯串而成。这是急功近利的做法,非常不诚实的学术态度,是学术腐败。

如果把这本书改编成论文集,那又另当别论,但王赓武所需要的不是论文集,他需要的是大部头的专著,好用来撑门面。

王赓武年过六十,仍然不懂基本的研究方法,就因为他没受过这方面的严格训练。他的徒子徒孙就更是等而下之了,所以才有《陈六使与南大》(利亮时)、《南洋大学与新加坡政府的关系》(周兆呈),这样的垃圾博士论文。

英国的大学教育,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为目标。王赓武虽在伦敦大学呆过,却丝毫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只是跟着李光耀的指挥棒跳舞。

新加坡党报的小喽啰善于阿谀奉承,说他是“亚洲最杰出的学者”。这般党报的小喽啰连亚洲在哪里都不知道,怎会知道什么是学术?

从中国大陆进口的奴才的奴才,为了向上爬,阿谀奉承他“学者情怀,坦荡人生”,真是物以类聚,恬不知耻。

他的信徒又阿谀奉承他是“海外华人研究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学问得自勤学深思,不是得自阿谀奉承。这种阿谀奉承的话听多了,信以为真,就不求进步了。因为他当官,背后又有李光耀,狐假虎威,手中有大权,巴结奉承的人当然不少。这就让他一直坐在神坛上,不求进步。他实只是个打着学术幌子的政客。

王赓武写了二三十本书,真是多产。其中最多的是关于海外华人的话题,但都是泛论,没有深入探讨学术问题的专论,正如董狐《新加坡的同化运动》第四章所说:

王赓武写的书多属于泛论,如:《南洋华人简史》、《马来西亚概览》、《1949年以来的中国和世界:独立、现代性和革命的影响》、《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之路: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中国与东南亚:神话、威胁和文化》、《海外华人:从土地束缚到争取自治》、《不远游:移民与华人》、《移民及兴起的中国》等等。这类书也有用处,可以给一般人看,增加一些知识,但没有什么学术意义,也不需要花多少工夫去深入研究,只需花一点时间看一些现成的资料便能写成,更像是记者写的,而不像是学者写的。所以有位行内教授才会这么说:“名气虽大,文章不过尔尔。卑之,无甚高论。”

一个学者一生之中,只要能写一本书或一篇论文,足以传世,便已是了不起的成就,司马迁(约前145-前86)、班固(32-92)、刘知几(661-721)、司马光(1019-1086)、章学诚(1738-1801),便都如此,不必写这么多没有什么学术意义的书,反复炒冷饭,欺世盗名。然而,要写一本独辟蹊径的学术论著,需要花毕生的时间和精力,更要有扎实的学术基础,不能只靠英文。

他写海外华人的书中,说来说去不外两个话题:海外华人的身份改变,海外华人和中国的关系。这样的书一般记者都能写,不需要劳烦学者,所用资料不外报章上官僚政客的言论。这些书几乎都是在炒冷饭。

他在马来亚和新加坡都住了很长的时间,可是他从不通过社会调查去了解星马华人中占绝大多数的中下层百姓,对事情的想法和看法,只是纸上谈兵。

他住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时候,本可以就近研究当地华人,十分方便。可是,在论断这两个地方华人的社会问题时,仅仅以报章之政客言论为依据。他从不从事社会调查,借以了解星马华人社会中占绝大多数的中下阶层,对社会问题的想法和看法,因为他没有受过严格的研究方法训练。

他对新加坡华人的看法尤其如此,仅仅以李光耀一个人的政治偏见为论断的基础。他对中下阶层新加坡华人完全不了解,只是一味遵照李光耀的意旨来评断新加坡华人,所以才会说新加坡没有华人,新加坡华人都不是华人。本着这样的看法,新加坡也没有马来人和印度人,新加坡的马来人都不是马来人,印度人也都不是印度人。

直到二〇一一年出版的Chinese Overseas“海外华人”,他还是在炒冷饭。一盘冷饭炒了五十年,真是五十年不变,所以才有行内教授在看了他的书后说:“名气虽大,而文章不过尔尔,卑之,无甚高论。”

陈寅恪先生在西南联大讲课时,对学生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日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这才是学富五车的史学大师。王赓武不能望其项背。

王赓武并不是笨人。他写不出好文章不是因为他笨,而是因为他没有时间用于学术。他的时间都用在官场了。他不仅热心在校内做官,也热心在校外参与组织政党,还与李光耀勾结,做伤天害理的事。他的确只是个打着学术幌子的政客。

当年,王赓武按照李光耀的意旨,贬抑南洋大学不考虑“教学与研究的高水准”时,他想过他自己的程度有多高吗?

虽然机密资料还没有曝光,但就现有的一点史料可见,李光耀和王赓武同谋关闭南大,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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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