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现实主义写作仍有可为

06/08/16

作者/来源:庄华兴 / 流军

现实主义写作仍有可为——兼谈流军长篇小说《林海风涛》

马华现实主义的当下处境

此时谈马华现实主义创作,或许很多人认为不合时宜。有人说历史已经终结,当下是后主义时代。也有人认为,坚持现实主义美学观就是坚持19世纪的世界观。言外之意,是指坚持写实主义的作家思想守旧、落伍、不思长进。在过去二十年来,马华现实主义不断遭受“揭底”(“破产论”的判言为巅峰),已形同瘟疫,人人避之唯恐不及。

在创作上,今天即便偶尔出现令人眼前一亮的写实作品(梁放新著《我曾听到你在风中哭泣》堪称一例),作者感兴趣的无非是远去的历史现实,马共和砂共题材即为典型例子。对笔者而言,历史大叙事的写作如何能与当下的命运产生联系,才是值得我们关心的问题。单纯为历史铺陈叙事,或为历史添翅膀,或骑劫历史、天马行空,都不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初衷。简言之,一个作者如何总结历史经验,进而以谦卑的态度看待当下人的命运,这才是回答大历史叙事的现实性意义所在。

文学思潮并非线性发展,但无论人类的思想与世界观如何变化,它仍有一个不变的关照中心,这就是“当下人的命运”。有关人们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误解与贬抑,大陆作家璧华尝批评那些作家未经严格的写实的基础训练就进入写意(这里指现代主义),轻易对写实主义文学产生误解。“他们根本不了解写实主义,以为写实主义只是照相式的反映现实,在写作过程中不需要想像,也不需要暗示、象征、创造意象的写作技巧。因而把写实主义作家的作品贬得一文不值。”显然,这是出于写实主义美学严重被误解而提出的辩护,却也很容易顾此失彼,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现代性意识驱使下,写实主义美学被质疑并非写实主义美学本身,而是美学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偏见。另一边厢,在资本主义大潮下,文学的思想性被解构,批判能力丧失,代之以纯美的追求,结合当下讲速效的电子影像发展趋势,文学的写实无论被误解或被映像取代,思想性进一步被边缘化,现实主义文学似乎已无立锥之地。这就是当下马华文坛的现象。

当下现实问题

当前的马来西亚面临独立五十年来最大的内在问题,内部领导者的贪腐、集权化与独断化、执法机关的失能、百货腾涨带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压力,当政者却企图把种种问题转化为民族矛盾(如刘蝶广场骚乱事件、茨厂街紅衫军挑衅事件),或制造恐怖氛围以阻民众发声。作为第三世界多元族群小国,延续着个别民族保护伞的政治体系(Patronage system)运作,族群问题被操弄以及被无限度扩大。面对这样的处境,公民社会在政治高压下完全丧失制衡能力。

在外则有帝国主义如美国及其欧洲同盟国藉保卫世界和平之名出兵干预中东与北非地区,导致多股势力的形成,晚近崛起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是为一例。伊斯兰世界内部权力的失衡与分化亦牵动本区域与国内伊斯兰势力的消长。上世纪80年代大马伊斯兰的复兴不仅仅是国际伊斯兰运动影响所致,在时间点上,它恰好落在冷战末期本区域共产主义影响退潮的时候。如果说前者是填补后者留下的空隙,两者或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即帝国主义及其资本主义文明。在国际新形势之下,前述演变纯属巧合?谁又是始作俑者?主宰世界经济且以正义姿态者打恐的资本大国可以免除罪责吗?半个世纪以来被视为区域安全最大威胁的共产主义消弭了,迎来了极端宗教思想与武装斗争的隐患。诚然,这些都不是华人问题,莫非新马华人就可以隔岸观火、置之度外了吗?面对这些问题,作家们如何思考与发声?作为第三世界知识者的作家们,显然无法等闲视之。

创作除了作为一种审美活动,更体现作家个人对生活处境的关照与思考。在现在主义强调“人的处境”与写实主义强调“人的生活处境”之间,笔者以为两者没有矛盾,但后者不应被排除在外。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意识形态对立状态结束迄今较为突出的马华作品,在书写风格上有一面倒之势,无论在声腔与取角上亦与某些境外主流发展亦步亦趋。被誉为马华文学奥斯卡的花踪小说得奖作品是很好的明证,其中更曝露了评审们(特别是外来决审)的品味。过去的现实主义作品,往往被批为主题先行、道德优先,而当下作品写人,非污秽不堪与极度扭曲,布局谋篇非奇巧则无以称佳构。这些作品以形式、技巧与超丰富的想象进行包装,出口转内销,駸駸然奠定了这一代人的审美品位与思想。这是近二十余年来马华作家所走的道路,作家无法直面当下、思考翻滚震荡的时代与现实,而选择思想缴械,只能沦为文字工匠。

《林海风涛》与华人史主题

流军新著《林海风涛》是继《在森林与原野》之后又一部以马共森林游击战为题材的写实长篇。直到上世纪70年代,新马两地虽已分家,但文学文化联系显然无法一刀两段,华文和马来文学的情况皆如此。原出生于柔佛边加兰的新加坡作家流军(1980年入籍新加坡),对马共题材的情有独钟,说明那个风云年代在两地以及不同世代华文作家的记忆中占有何等重要的位置。流军先生一生孜孜矻矻进行创作,到从心所欲之年仍守着这份记忆,历史的帷幕被掀开,需要面对与回应的不止于一两代人。

《林海风涛》围绕在“劫夺弹药武器”、“缺粮-种粮找粮”、“行军-突围”的情节主线上推展。情节的具体铺陈,从福隆港伏击战(第1章),到断粮、受挫而决定北征(第2章)。间中穿插队伍的重新整编、安插工地的地下工作(第6章)和中委蓝国瑞从插队到被发现通敌(第7章),以至最终被揭穿的故事(第11章)。情节结构基本上是直线发展,并不复杂。

归纳起来,《林海风涛》的主题比他的前辈金枝芒在《饥饿》中揭示的主题更进一层。后者的主题是“饥饿”,《林海风涛》欲诉说的已不限于“饥饿”,还有“匮乏”。如果马共斗争可以喻为华人在新马的奋斗,金枝芒和流军这两代作家不约而同对华人奋斗史的局限性显然有所领悟。两人都把这最不堪的一面写进小说,《林海风涛》虽少了《饥饿》的意识形态痕迹,但在艺术经营上却犯了一些毛病。

无论是“饥饿”或“匮乏”,投射在新马华文文学场,都是重大的主题。作为铭刻新马华人身份与记忆的华文文学,基于政治与文化地位的被边缘化或有名无实(如新加坡华人文化的萎缩与大马华人文化的浅层化),华人文化文学的发展始终是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饥饿/匮乏情况下发展、苟存着。 华人文化文学在本土的境遇与马共在北迁过程中,面对饥饿与匮乏是互为表里的。

这个重大主题的象征性与含义的丰富性值得作家们一书再书,但读者也对作家们提出更大的要求,即必须要有思想含量与批判精神。换句话说,仅仅是反映现实或调侃现实(与历史)并不足够,而需要把这个主题提升到哲学层面進行思考,才有所得。

《林海风涛》一方面是从文学出发,另一方面又必须恪守现实或不离真实太远。作者在小说后记表达了这点警惕:这是历史题材,所刻画的艺术形象不能离史实太远。我小心谨慎,克制悬想,不让虚构越界。换句话说,作者尽量按照真实的史实进行撰写,尽量不让文学的想象与虚构逾越真实。 在这前提下,恰恰给作者形成了一个难题:以小说文体表达历史题材,应该照顾文学性(小说)还是真实性(历史)?两者如何拿捏?或如何把小说和历史凑在一块?

这个问题,可以用“现实主义”(realism)的审美视角来回应。首先,现实主义强调描写现实,反映现实。其次,现实主义的审美方法是塑造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因此,“现实”、“典型环境”、“典型人物”与正视、还原历史现实的要求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现实主义美学强调思想性,它包含在美学整体性的要求中,这也是以大写的历史为创作蓝本不可或缺的部分。

马来西亚过去短短半个世纪,走过崎岖不平的道路,固然独立建国了,但真正意义上的家国有没有建立起来?马来民族主义-左翼知识分子即认为马来西亚仍然是一个意想中的民族国家(nation of intent),有者更直言是失败的国家(failed nation),说明马来西亚建国从一开始并未遵循正确的轨道。马华知识分子与作家如何思考与回应?面对当下,有什么问题值得知识分子和作家们去思考?譬如历史遗留的问题、族群问题,以及当下异常严重的人口贩卖问题、洗黑钱问题、异端宗教思想问题、环境问题、第三世界领袖道德问题。
显然,我们还需要借助现实主义的眼睛,方能看清与思考当下的问题。

热带丛林大观

整部作品最引人入胜之处是对自然丛林与虫鱼鸟兽的描写,文中对野外行军解决粮食问题等都有或深或浅的着墨。譬如写罗密树下捡面包果,还有炸鱼、抓甲鱼、打老鹰、補蟒蛇、挖竹笋、猎象、猎猴、吹蝙蝠、烤蚁蝎、烤蚍蜉等找粮行动。热带丛林蛮烟瘴气,行军亦面对阿巴虱、蚂蟥和鬼影虫的进袭或纠缠,都有精彩的着墨。无论是书写森林、灌木丛或虫鱼鸟兽,皆如实展现了热带丛林大观,给久居都市的人们带来阅读上的特殊经验,甚至给某些人带来一种猎奇感。

美中不足的是,小说对细节的描绘仅仅点到为止。细节描写是现实主义写作最擅长的技巧,恩格斯论文艺美学特别强调这一点。小说中美中不足之处如:写到罗铁砂对森林植物的熟悉与丰富知识,是透过叙事者一笔带过,在实际行军途中并未见细致的描述(页113)。在拔营过河一节,兵员折损多人。但是,留给读者的阅读感受是惊险多过悲伤,此事关细节描绘趋于印象化所致(见页276-279)。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林海风涛》却弥补了前人小说没写的情节,如金枝芒的《饥饿》重点在描写长征途中军队面对粮食问题的煎熬与挣扎,而《林海风涛》补充了决定北迁之后,在部队中发生郭晓松和方明皓因北撤路线问题发生的争执。

毫无疑问,流军是以“局外人”书写局内的事,《林海风涛》可视为是马共战略大转移文学叙事的代言。作者在后记透露自己在动笔前的实地考察与访谈,并获得相关人员的倾心相授。这个“局外人”视角使小说多了一份明亮的色彩,节奏也显得比较明快。小说中的人物偶尔还开点玩笑或苦中作乐。

艺术技巧犯规

因时间和空间(环境)的距离,书写马共必然面对不少常识性问题,如用语、行内语、陌生的动植物名称、用具名称等。 《林海风涛》不少这类例子,面对这些情况,叙事者往往从幕后走到台前解释,这违反了小说叙事法则。 兹拈数例:

p.168:“暹鬼烟”就是红丝烟,产于暹罗(泰国)而得名。

p.276:芦花也是水蔗的一种。学名叫芦苇。生在水边,常年开花,浅紫色,密密匝匝,随风摇曳像波浪一般,芦花荡因而得名。

p.312: 注射HG迷幻剂是逼供的一种手段。犯人被注射后陷于迷幻状态,问什么都会照实说出答案。不过有缺点:分量少一点不管用,多一点则昏迷不醒;每个人的抵抗力都不同,要做到恰如其分不容易。

p.381: 藜望树属棕榈科,丛生植物。树干如碗口般粗,高三四十米,树头长满刺,末梢内层白玉可生吃。鲜嫩可口不亚于竹笋。山行者称之为“藜望心”。

以上百科全书式的行文,跟叙事语调没有关系。它出现在小说文本中,即显得非常突兀。这些技术性问题可以在书末另立词汇表(glossary)作解释。

因此,有一些空间还有待改写和补充发挥,如加强细节描绘,写景状物因照顾明快的节奏而无法做到更细致的描绘,以及在介绍人物时避免故事化,而应小说化。另外一个问题是,人物介绍与性格的勾勒往往在出场时便一口气把它介绍完毕。其实,这些都可以借情节的铺陈或在行动中进行点染、勾勒。此外,叙事者需要自我克制,小说情节发展以第三人称全知全能叙事进行,在某些情况下难免出现叙事者跳出来解说,这些瑕疵,都需要改写或补强。

小文学与试写

笔者更愿意把《林海风涛》看作是一部试刊本。无论新华或马华文学,文本的试写与试刊是一个小文学系统(minor literature)的操作方式之一,是一种常态。试写有起点,重点却不在终点,而是过程。易言之,作者在实践过程中,无论在美学或思考上有些什么收获。正如《林海风涛》情节中的马共北迁路线的争执与選擇(是霹雳通道,还是罗铁砂路线?),经历了争论与自省、试探、实践、检讨,最终作了辩证与选择。试写与试刊也是一种辩证与扬弃的过程。但这个过程(而非目标)透露了什么讯息?

笔者觉得除了把重点放在北迁途中面对官兵的追剿以及面对粮食问题,另外一个重大的问题是,马共各层级对北迁的反应如何?有哪些不同声音?这是作家需要关照的另外一个问题。

对于北撤的决定,作者虽然在文中略有提及,但分量微不足道,全文的重点放在北迁的艰险、内部背叛与粮食问题上。 例如第六章沈瑞扬问起刘新运对“这次战略北迁有何看法”,后者即提起出了颇不一般的看法:“可不乐观哪,”刘心运沉下脸语气加重,“马来半岛没多大,地理形势也不好,敌人的新村政策就弄得我们元气大伤,所以战略北移是对的。不过雾边山是国界,缓冲一下可以,长久就不行!”

对于在那里建立根据地的说法,他不屑笑道: “边界没多大地方,人口也少,而且多半是三教九流的人物。这样的地方立足都难,甭说建根据地了。”

当沈瑞扬进一步问他对联合边区兄弟党反抗资本阶级,打到帝国主义的看法时,刘新运却以“没接触过泰共,对他们一无所知,不敢妄下结论”而转移话题。

实际上,这样的矛盾性与纠结正是文学的精髓所在,是小说需要着力发挥的地方,一篇现实主义小说的思想性与批判性也就在这里。而小说家的任务是准确掌握问题核心,结合思考与艺术手法进行铺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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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