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读流军的《在森林和原野》

31/07/16

作者/来源:刘 云 / 流 军

重大历史题材的尝试
——读流军的《在森林和原野》

文学作品可以成为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我与流军先生的相熟就是源于他的长篇小说《海螺》,那还是2004年,百年新马华人移民史被流军先生用起伏的情节、鲜明的形象、逼真的细节、生动的语言浓缩进这部小说中,读后使我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看法发生很大转变,也使我对东南亚华文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评论《海螺》的文章发在了《华文文学》上。我因了《海螺》而对流军先生印象深刻,流军先生也因了我的评论开始认识我。但是,我们一直未能有机会当面交流。直到2010年在武汉召开的第十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们才第一次见面,言语并不很多,但是彼此都感觉很熟悉,这大概就是文学的力量。流军先生在会议间隙特地给我送来了他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在森林和原野》,捧到手里,依然很厚重的感觉,如《海螺》一样。

看到后记里流军先生特地介绍了这部小说书名的来由,感觉很有意思。《在森林和原野》本是一首轻快的芬兰民歌,表达了人们自由快乐的生活态度,然而这样一首好听的歌竟然会被当年的新马英国殖民政府列为禁歌,这样荒唐的事情自然阻止不了人们对歌曲的喜爱,因为强权压制不住人们对自由快乐生活的向往,这首原本毫无政治色彩的歌曲在充满斗争热情的人们那里被演绎成向往自由的反殖民统治的革命歌曲。由此,这部小说的书名也就具有了多重意义:森林和原野是我们美丽的家;在森林和原野上原本应该拥有的是自由幸福的生活,但是殖民统治却使普通百姓沦为被剥削、被压迫的阶层;人们向往自由幸福的生活;反殖民斗争在森林和原野进行得如火如荼;马共是活跃在森林中的一支勇敢的反殖民武装力量。由此,小说的主题也基本可以在书名中得到体现。

这部小说主要描写了抗日战争之后,马共武装力量转战森林中继续进行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那段历史,时间跨度大概在1945至1954年间。马共斗争是马来西亚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段,在抗日战争时期,马共游击队配合英国军队打击日军,取得辉煌战绩,对于马来西亚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反抗英国政府的殖民统治,马共再次拿起武器走上斗争道路,在森林中与殖民政府和后来的马来亚政府持续抗争了许多年。这段历史因为牵涉到多方面问题尤其是华族问题,多年间一直是当地社会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也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知道真相的人很少。但是,这段历史既然曾经真实地存在过,就应该以真实的面目出现,不能始终一片空白,特別是在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的独立运动中,华人们曾经浴血奋战,为实现自由平等的社会而抛头颅、洒热血,即使他们在某些时候曾经在政策上出现某些失误,甚至重大错误,但是对于他们的历史功绩,他们对于马来亚民族解放和独立战争所做的贡献我们也不应该全盘否定,我们应该以正确的态度面对历史,给予当年的马共以正确的历史评价。面对模糊的甚至混淆的历史,流军先生基于一个作家的责任感,认为自己有责任用文学的形式去反映这段历史。他说:“马共的地下活动和武装斗争这段历史延续了数十年,曾经对新马社会的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曾经对新马人民的生活和命运产生重大的影响,但这段历史的真相仍然令人觉得扑朔迷离,不够清晰。历史学家有责任去厘清这段历史,作家有责任去反映这段历史。但我们的文坛仍然缺乏能够比较全面、比较深入地反映这段历史的小说。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我觉得我有责任向这方面努力,把这种小说写出来。” 2008年,这部小说出版了,其在选题上的重大价值自是不言而喻的。巧合的是,2008年,前马共总书记陈平也出版了回忆录《历史的另一面》,以历史当事人的视角梳理了马共从建党到抗日战争乃至后来在森林中的抗争以及后来走出森林实现和平转变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事件。这两部著作一部是小说、一部是纪实文学,互相呼应,各有侧重,为我们重新审视那段历史提供了很好的文本。

当然,触碰这段历史是需要勇气的。一方面这是一个敏感政治题材。流军先生在这部小说的后记里曾经提到,“这样的题材在新、马社会极度敏感,一般的华文写作者是不愿碰也不敢碰的”,尤其是小说中涉及许多马共左倾错误以及负面人物形象,在带有浓厚政治意识传统的新马文坛肯定会掀起波澜,引起一些人的非议。但是,面对这段历史,流军先生选择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的立场是什么?对此他曾有清楚的说明:“我的立场是小说家的立场,文学家的立场,人民的立场。我站在文学的立场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过去的那段历史。用小说来反映历史的真实,把历史的真实转变为艺术的真实。作为小说家,我不需要完成什么政治任务,我的任务就是把具有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小说写出来。” 归结一句话,就是用小说去反映历史的真实。”流军先生认为一个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具有正义感的作家在面对政治题材时,在面对是非黑白这样的关键问题时,一定要站在客观的立场、真理的立场挺“是”反“非”,挺“白”反“黑”,而不是首先看它涉及什么政党。正是本着这种态度,作者在小说中不是一味表现马共成员的勇敢和机智,也表现了愚蠢和错误,乃至马共内部的权力斗争;不仅塑造了正面的马共成员形象,也塑造了一批反面的马共成员形象,甚至包括一些叛变的高层领导。使读者对当年那段历史能够有较为公允的认识。

另一方面,历史题材小说创作本来就是比较难以把握的。之所以称为“历史题材小说创作”而不是“历史小说创作”是因为这部小说在严格意义上并不能算作历史小说,而只是反映了一段特定的历史或者说只是以一段特定的历史作为题材进行的小说创作。而历史小说要有真实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做基础。这部小说在选取利用历史材料的基础上虚构了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是对历史的一种再加工和再创造。但即使如此,历史题材小说也要遵循基本的历史真实,并且还要在有限材料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作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种想象力和创造力还不能过于天马行空,必须要能还原历史感、创造真实的历史情境、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所以,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中对于真实与虚构的度的拿捏是很考量作者的能力的。《在森林和原野》在对历史材料的处理和组织上很下了一番功夫。作者按照时间为序,以马共历史进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作为线索贯穿始终,虽然主要人物以及大部分情节都是虚构的,但是因为故事背景和线索始终没有脱离那段历史,所以仍带给读者强烈的历史真实感。比如在这本书的内容提要中所列举的基本都是曾经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小说一开始叙述的前马共总书记莱特叛变革命,陈平接任总书记一职等都是当年真实发生的重大事件。尤其是作者在多年走访的基础上,积累了大量的马共斗争故事以及人物原型的素材,这些故事和人物原型被有选择地运用到作品中,增强了作品局部细节上的真实感和可读性,仿佛把我们重新带回了在森林中斗争的残酷岁月。

虽然都是表现历史,这部小说的历史感与作者上一部长篇小说《海螺》的历史感是有较大不同的。《海螺》以仙鹤镇的发展变化表现新马华人百年奋斗历程,折射新马社会政治历史变迁。小说对马来半岛包括新加坡一系列社会重大历史事件都一一展示,比如地主买办对南来猪崽( 中国移民) 的欺压与剥削,英殖民主义者的搜刮豪夺,日本法西斯三年零八个月的血腥统治,马共的武装斗争,马来亚脱离英国独立以及成立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独立等,以此来营造深厚的历史感,但是这种对历史的表现是与小说传奇性的故事情节紧密交融的,是在曲折的故事情节的营造中反映历史。《在森林和原野》就不同了,也许是因为题材的重大,这部小说对历史的表现更为谨慎和贴切。如果说《海螺》是以故事包裹历史,那么《在森林和原野》则是在历史架构中设计和填塞故事,小说情节基本上是围绕历史架构展开并铺设细节。这一方面尊重了历史事实,可以更真切地还原历史,另一方面也束缚了作者的创造力,使故事情节、人物形象都多了些按部就班的味道,少了些《海螺》中人物的丰满、灵活与生动。也就是说,作者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全部都要服从那个大的历史架构的需要,不能过分强调情节的曲折、离奇或者突出人物个人色彩。作者所要表现的是一段真实的大历史,以及参与这段历史进程的一群人。

这部小说涉及人物众多,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人民群众,一类是马共党员。马共的生存与劳动人民的支持是息息相关的,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对这种鱼水关系做了深刻描绘,我认为这也是这部小说较为成功和深刻之处,它从一个方面揭示了马共后来失败的重要原因和教训。在抗日战争时期,马共深得马来西亚人民的支持和喜爱,在物资、人员上都提供无私的帮助。小说一开始就描写了袁松林、藿香一家人救治抗日军的故事。袁松林、藿香一家就是那时无数劳动群众的典型代表,他们拥护马共,视他们为亲人,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为他们提供各种帮助。但是当抗日战争结束,马共走进森林开展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时,却采取了极左政策,他们一方面不顾群众生活,毁坏胶园,一方面为了解决财务问题,强行向群众征收钱财,并且擅自提高征收额度,极大损害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形象,受到群众强烈反对。这时,再加上殖民政府的恶意宣传和挑拨,马共在人民群众中就丧失了其原先的地位,变成匪徒一样的人。有一张殖民政府1954年散发的传单上就这样写道:

问:谁努力工作,赚取其每日的生计?
答:人民。
问:谁毫无生产,并不从事建设性工作,而依然希望人民去供养?
答:共产党人员。
问:谁向人民要求获取金钱,接受款项而不给什么报答?
答:共党组织人员。
马来亚共党并没有协助或解放人民。
马来亚共党唯有损害人民的利益。

当然,这还只是一方面,英国殖民政府一方面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实行“新村政策”,切断马共游击队的物资来源,另一方面则加强对马共的招降政策,用金钱做诱饵,促使部分意志不坚强的马共成员转变为叛徒。每一个马共的投诚和叛变,都会牵涉一批一直暗地支持马共的无辜的百姓受灾,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马共组织在人民心中形象的恶化。小说对于这些方面都有细致表现。

在塑造马共形象的时候,作者坚持了客观的立场,既塑造了一批有勇有谋、意志坚定的民族解放战士形象,如沈瑞扬、黄镖、刘新运、蓝云天、阿花等,也塑造了一批马共内部的投机分子形象,如何鸣、夏志康。总体来说,正面形象以沈瑞扬为代表,反面形象以何鸣为代表。小说也围绕这两个人、两种人格和境界、两种路线展开了一系列矛盾冲突和斗争,由此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

沈瑞扬出身小康,博学多才,受进步思想影响投身抗日战争,并成为马共的一名领导干部。在抗日战争之后,他敏锐地意识到英国殖民者不会善罢甘休,积极支持保存马共武装力量,将民族解放战争进行到底。成立象牙山第九分队后,在工作中,他运筹帷幄,有勇有谋,胸襟宽广。在马共推行极左路线时,他一直站在人民的立场暗中拖延,为此遭到何鸣的打击和排挤。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他打了几个漂亮仗,大大震慑了英国殖民政府,凸显了马共的力量,在组织受到包围时,他带领同志艰苦奋斗,坚持战斗在森林中。与沈瑞扬相对立的形象是何鸣。何鸣刚出场时就是马共高层干部,他出身富裕,投身抗战加入马共后更是一路得到重用,30岁左右即成为星洲候补市委。他受到中央委派来柔佛州重新组织马共武装力量抗击英国殖民政府。在木炭山监狱他与沈瑞扬相遇并成功实施越狱,逃进森林,成立象牙山第九分队。何鸣的职位又一次高升,成为候补州委。不断提升的职位并没有使何鸣意识到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反而加剧了他的教条主义、官僚思想和个人主义作风。他排斥异己、安插亲信,他是马共内部左倾路线的积极推行者。左倾政策遭遇重大挫折后,何鸣被中央严重批评并被要求书面检讨,他很不服气,但是他仍然写了一份情真意切的检讨书,此事过后,他不仅没被降职,反而升为中央候补委员。尽管如此,他对党的不满已经深深埋在心底,并直接导致他后来私自冷冻中央转移军队的命令,在残酷的斗争环境面前,他感到胆怯并最终投降叛变。他的叛变给马共带来重大灾难,柔佛州地下党组织被全面摧毁。

沈瑞扬和何鸣两个人物一正一反,一个是不畏艰险、一心求民族解放的坚定的战士,一个是投机革命、见风使舵的伪党员,都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他们不仅代表了马共组织内两种不同类型的成员形象,也代表了马共内部两种不同的政治权力、政策导向。小说由这两个人物的斗争反映出马共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且从这两个人的冲突出发安排人物和情节,线索清晰,矛盾突出,深刻揭示了马共内部不同权力之间矛盾斗争的状态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严重后果,这也是小说所揭示的马共最终失败的又一个根源之一。这样由小及大,就在叙事上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如前所述,这部小说所涉及的是一个重大而敏感的历史题材,要充分把握好这个题材有相当的难度,从这个意义来说,作者对这一题材的尝试其思想价值和认识价值都是不言而喻的。另外,这部小说在塑造典型人物、营造故事情节、描绘环境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颇有可圈可点之处。总而言之,这部小说还有许多可供我们进一步开掘和认识的空间,值得继续关注。

刘云 安徽大学学报《学习月刊》2014年 0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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